福建省旅游流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研究

張洋

引言

2012年起，福建省旅游局開始著力打造“清新福建”旅游品牌，并于2017年4月成功注冊該品牌商標。隨著“清新福建”品牌內涵的拓展和深化、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改善，福建省國內外游客接待量亦逐年提升。福建省旅游局統計資料顯示，2006-2017年福建省接待國內外旅游人數持續增長；2017年上半年，福建省共接待國內外游客1.61億人次，同比增長20.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4.4個百分點。本文基于福建省旅游流不斷增長、生態環境備受關注的現實，進行福建省旅游流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研究。2016年即有學者對入境旅游流、區域經濟和生態環境的三維耦合關系進行探索性研究，論證了生態環境和旅游流是耦合關系的交互體，然而仍缺少對生態環境和旅游流二者耦合關系的重視和持續研究?；诟＝ㄊ　扒逍赂＝ā钡穆糜伟l展重點和當前對生態環境和旅游流耦合關系的研究現實，本文進行生態環境和旅游流的耦合協調度探討，以期進一步闡述生態環境和旅游流的耦合關系，并為福建省的旅游發展決策提供參考。

一、耦合內涵

耦合，源于物理學，指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體系或運動形式相互作用后彼此影響的現象，交互體之間可產生相互利好的良性耦合和相互消損的惡性耦合，而描述交互體之間彼此的影響程度的即為耦合度；為判斷城市化和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程度，即判斷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劉耀彬、李仁東、宋學鋒（2005）提出了耦合協調度。

旅游流，廣義上指發生在客源地和目的地或者不同目的地之間，單向、雙向的旅游客流、資金流、信息流、物質流、能量流及文化流的集合；狹義上指旅游者出于相似性的旅游需求在一個或大或小區域空間內的集體位移。董亞娟、馬耀峰、李振亭等（2013）研究西安入境旅游流與區域環境的耦合關系時表示：城市旅游發展已不再只依賴于旅游資源，區域環境逐步成為重要的旅游吸引要素。近年來，國內學者對生態環境與旅游經濟、旅游開發、生態經濟、區域經濟的耦合關系亦著墨較多。其中，Tang（2015）通過建立旅游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模型，引進信息熵權法，確認調查要素的指標比重，進以揭示旅游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關系；宋炳華（2016）作碩士論文，以北京、上海、廣州、西安、成都、昆明六大旅游城市為研究對象，作入境旅游流、區域經濟和生態環境的三維耦合關系研究。

本文以探討旅游流與生態環境耦合關系為目的，進行旅游流與其他系統的耦合關系、生態環境與其他系統的耦合關系的文獻回顧。其中，旅游流與其他系統的耦合關系研究中，研究筆力主要集中于入境旅游流，而對于境內旅游流的研究則相對較少；雖有學者撰文對入境旅游流、區域經濟和生態環境的三維耦合關系進行探索性研究，其研究主體為入境旅游流，忽略了對境內旅游需求的關注，并缺少對旅游流和生態環境二者耦合協調關系的深入探討。本文在宋炳華（2016）已確認旅游流和生態環境是耦合關系交互體的基礎上，借鑒Tang（2015）的研究結構，以福建省為調查區域，采用狹義的旅游流，即以旅游客流為主要指標，進行旅游流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研究。

二、耦合指數計算模型

通過厘清旅游流和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關系及遴選二者的代表性指標，明確具體研究方法的運用。

從供需角度看，旅游流和生態環境，分別處于旅游消費的需求方和供給方。旅游流，反映旅游需求；生態環境是旅游目的地重要旅游資源供給的體現。良好的生態環境供給，吸引旅游需求并支持和帶動持續旅游消費；而有限的、被破壞的生態環境供給，不僅無力吸引旅游消費，亦限制旅游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同時，旅游流進入旅游目的地的生態環境，會推動目的地生態環境的建設和完善；而超出生態環境容量的旅游規模又會對目的地的生態環境造成威脅和破壞。誠然，旅游流和生態環境存在著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耦合關系?；诖?，相關人員可建構旅游流和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模型，并借鑒國內學者對于旅游流和生態環境已建立起的指標體系，充分考量指標的代表性和指標數據是否可取得，確定旅游流子系統和生態環境子系統的具體指標。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2008-2017年《福建統計年鑒》，相關指標數據亦有參考福建省統計局、福建省旅游發展委員會官網統計資料數據。

三、耦合結果與分析

首先，為消除原始數據中數量級、量綱的不同，本研究對原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獲取無量綱化值。其次，運用信息熵權法分別確定旅游流和生態環境子系統的權重。Shannon（1948）首次提出信息熵權的概念，信息熵權法根據具體指標所荷載的信息進行賦值，減少了主觀因素在確認系統權重過程中的影響。再次，建立綜合評價函數，分別計算旅游流和生態環境子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最后，計算旅游流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通過研究結果，可分析福建省旅游流和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水平及耦合協調度的狀況。

（一）福建省旅游流和生態環境子系統綜合發展水平分析

1.福建省旅游流子系統綜合發展水平分析

如表1所示，旅游流子系統的指標所占權重較為平均，國內旅游收入、鐵路旅游發送量和國內游客3個指標影響最大，這3個指標權重占總影響權重的49.2%。其中，所占權重最大的為國內旅游收入（0.172）。國內消費市場巨大，隨著GDP的持續穩定增長、帶薪休假制度的建立和推行，國民旅游消費的時間和金錢也逐漸增多。在交通方式中，鐵路運輸的游客吞吐量所占權重最大。2016年福建省鐵路旅客發送量突破1億人次，是2007年的5.49倍。鐵路旅游發送量所占權重僅次于國內旅游收入。隨著溫福、向莆、廈深、合福鐵路的相繼通車，便利的交通縮短了出行距離，也帶動鐵路沿線站點的人流，高鐵旅游亦大行其道。相較于鐵路吞吐量的逐年走高，公路客運量從2013年開始呈現下降趨勢；民航旅客吞吐量呈現穩定增長趨勢。2016年3月起，三明機場開啟民航客運時代，福建省現有福州長樂、廈門高崎、泉州晉江、武夷山、龍巖冠豸山、三明六大機場提供民航客運服務。

從2007至2016年，福建省的旅游流綜合發展水平t（x）一直呈增長趨勢（見圖1）。其中，相較于2012年，2013年旅游流綜合發展水平沒有明顯增長：從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到，2013年的入境游客、入境國際收入、國內游客、國內旅游收入、鐵路旅游發送量和民航旅客吞吐量的指標數值皆呈現一定程度的增長，而公路客運量指標數值從2012年的75 044萬人下降至2013年的46 895萬人，同比下降37.51%。此外，2013年后，隨著向莆鐵路、廈深鐵路、合福高速鐵路、贛瑞龍鐵路的開通運營，公路客運量的數值逐年下降，鐵路旅客發送量逐年攀升。

2.福建省生態環境子系統綜合發展水平分析

在生態環境子系統中，如表1所示，指標所占權重最大的是工業廢氣排放總量，為0.136，其次為工業固態廢物綜合利用率（0.113）、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0.096）和煙塵排放量（0.09），這4項指標對生態環境子系統具有重要影響，影響比重之和為43.5%。

福建省的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水平e（y）則波動較大（見圖1），分別于2010-2011年和2014-2015年出現較為明顯的下降。2010-2011年，2011年的正向指標中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為68.35%，同比2010年的82.89%，下降17.54%，且其負向指標的工業廢水排放量和煙塵排放量則分別同比增長42.69%和55.52%，致使2011年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水平走向低谷。2014-2015年，2014年的負向指標中，工業廢氣排放量和煙塵排放量皆達到近10年最高峰；2015年的正向指標中，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同比下降13.38%，且負向指標中煙塵排放量雖有所下降，但仍居近十年的第二位，可判斷2015年的生態環境發展水平持續走低。

如圖2所示，2007-2016年旅游流和生態環境綜合評價指數T整體呈增長趨勢，其中，T在2007-2014年間的發展趨勢與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水平e（y）保持一致；而在2015-2016年，T主要受旅游流綜合發展水平t（x）的影響。即在此10年中，其中2007-2014年，e（y）>t（x），即福建省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水平高于旅游流綜合發展水平；2015-2016年，e（y）

（二）福建省旅游流和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分析

如圖2所示，福建省旅游流和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D在2007-2016年間，除2011年有小幅下降外，其整體趨勢呈現穩步增長?；隈詈隙群婉詈蠀f調度的判別標準和分類等級，本文將福建省旅游流和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發展狀況總結為以下3個階段。第一階段（2007年）：旅游流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位處于不可接受區間的失調衰退類，屬于輕度失調衰退類型。第二階段（2008-2011）：旅游流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處于過度類，且耦合協調度介于失調衰退類和協調發展類之間，2011年耦合協調度出現小幅下降。究其原因，結合前文的旅游流和生態環境綜合評價指數分析可知，雖然旅游流綜合發展水平呈穩步上升狀態，但2011年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水平出現大幅波動，下降幅度較大，這種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模式限制了耦合協調度的上升。第三階段（2012-2016）：旅游流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攀升至可接受區間即協調發展類，屬于初級協調發展類，此階段耦合協調度增長較為緩慢。

四、結語

本文運用信息熵權法和耦合協調度模型，立基于福建省2007-2016年旅游流和生態環境發展指標，評估旅游流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程度的動態變化。研究表明：旅游流和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發展態勢向好，但當前仍處于初級協調發展類，具有較大的發展進步空間。自2014年以后，e（y）

（作者單位：信陽農林學院旅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