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與“幸福示范標桿城市”

高水平打造“幸福示范標桿城市”，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幸?！?。

首先，幸福是個體的、主觀的、內在的。這是最為重要的前提，因為它代表著主觀的感受。幸福感是主觀的一種體驗，是逐漸遞進的一個感覺體系，這種感覺體系從愉悅、快樂、欣慰出發，我們把它叫作輕度的幸福感，而當下很多人為此使用的詞語，便是“小確幸”。夏天的第一個冰淇淋、第一塊冰西瓜，它們都代表著小確幸。從輕度的幸福感到相對比較強度的幸福感，是人生一個小目標的實現、中等目標的跨越，而后就是深度的幸福感，一個終極目標的實現和宿愿的完成，這個層次完全不同于前者。它是從一種舒適的感覺開始，到最后實現了人生理想。奧斯特洛夫斯基說的“我無愧于我的一生”，或維特根斯坦說的“我度過了無比美好的一生”，那便是一種深度的幸福感。

其次，幸福感不是完全封閉的，它必須跟外部世界相關聯，它是受到外部世界的激發、誘發和刺激而形成的。絕大多數人在絕大多數時候，幸福感都是和外部條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由此，經濟學家也開始討論幸福感這件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名學者阿瑪蒂亞·森在給聯合國編制的一份人類發展指數的指標體系中，闡述了一個國家如何才算作發展（他當然不是僅針對幸福這件事）。他給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定義，即發展在本質上是人的能力的提升。在此我借用他這個定義——幸福雖然首先是一種感覺，但是可以把它當作是一種能力。然而有些人卻沒有體驗幸福的能力，他們對幸福無感，存在著“生在福中不知?！钡那闆r。這可以說是個大問題。而幸福作為一種能力有多少個維度呢？阿瑪蒂亞·森在研究人類發展指數時舉出了五種類別，即什么才能叫作人的能力：延長壽命的能力、享受健康身體的能力、獲得更多知識的能力、擁有充分的收入來購買各種商品和服務的能力、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

如果按照阿瑪蒂亞·森的觀點，那么幸福作為一種能力，也包含著一些相互的維度。在這些維度上，它和客觀世界結合在一起了。

首先，健康的身體和健全的感性是幸福的首要前提，沒有健康的身體和健全的感性作為基礎，是不可能真正擁有幸福感受的。身體是我們認識世界的工具，例如觸覺給了我們很真實的外部世界的體驗。故此擁抱會給我們帶來幸福，而不是關于擁抱的口號能夠帶來幸福。例如在患了老年癡呆癥后喪失了健全的感性，任何親人所給予的擁抱都是無助無感的。因此，健全的感性，是幸福極為重要的條件。

第二個方面，是豐富而開放的心靈。心靈的豐富才有足夠的內在素養，與外面的世界交相呼應。而心靈的貧瘠則會導致與外面世界交流無感。之所以我們可以和別人談情說愛，是因為自身持有一種愛的欲念和一種愛的可能的思考，才能夠和旁人真正產生共鳴。

第三個方面，是良好的社會交往和人際關系。人作為一種社群動物，有著“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特征，這便是亞里士多德所講的，人是政治的動物所帶來的必然本性。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有一篇《論彼此同情的愉快》，他說我能因為對別人產生同情而感到非常開心。所以，社會的交往離不開良好的人際關系。

第四個方面，是能夠高度和深度參與公共生活的可能性。人際關系不屬于公共生活。例如跟朋友一起打牌不能算作公共生活。真正的公共生活是帶有一定的治理和政治意義的，是關乎大家生活幸福的共同問題的探討與決議。在公共平臺上面形成的各種決定和決議，包括參與人大、政協，各種協商、各樣社區合理化的建議等等都屬于公共生活。

最后一個方面，是堅定的深刻的精神信念。這是幸福感很重要的來源。因為它給予了你在不具備任何外部條件時一個兜底的、保障性的東西。沒有精神信念的人是不幸的。因此，我們如果完全依賴外部世界，是不可能真正稱之為幸福的人的。幸福是需要通過自己的努力與奮斗才能實現的。

我們還需要思考，這樣能夠給人帶來幸福感的五個方面的要求，對于城市而言到底意味著什么？對我們城市的物質、制度和文化方面意味著什么？

最后，幸福是一種品性。這個品性帶有反思性和理性的特點。正如對一個事情性質的判斷，一個有品性的人和一個沒有品性的人看到的方面是不一樣的。例如給政府提意見建議時，一個有品性的學者和一個沒有品性的學者所采取的態度會完全不同，后者會帶偏節奏、以偏概全，缺乏換位思考的能力，不能將心比心，不能從建設性和責任感的全局去提出建議。

杭州提出高水平打造“幸福示范標桿城市”。我的理解這些努力的最終落腳點是培育有品性的公民。如果我們的城市能成為一座全球標桿性的城市，那么我們的教育、文化、精神和道德生活都是要足以成為標桿的。我們城市提供的物質生活的豐富程度、可選擇性、人民的安居樂業，司法和行政過程中的公平正義，以及各種各樣的精神信念，都成為了城市發展和建設中非常重要的問題?？梢蕴嵘腋８械牧炕笜?，是容易達到的。例如人均多少平米的綠地，水干凈到什么程度，每10萬人有多少張病床等，這些都是容易達到的，是相對而言的形而下。而幸福主體的再造是難以真正達到的，就是城市的個體既能夠擁有真正的感受力，又能保持很好的發展性與成長性，并且具有良好的品性。所以，幸福主體的培育是城市應當做的事，我們的城市應該成為一所大學校。

我們的城市能夠讓人學到什么呢？能夠讓進來的新一代主體，尤其是年輕人，獲得什么樣的教育呢？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講城邦生活如何造就公民精神，在如今就成為了現實的問題。我們應該傳播什么東西？我們應該展示什么東西？我們應該教化什么東西？城市各種各樣的藝術品應該怎么擺？各種各樣的文化小景點應該怎么設計？廣告牌上又應該出現什么樣的形象？其中就存在著非常多的細節，有些甚至不是細節，而是一些很重要的問題。

放眼我們的社會生活，杭州實際上是一座社會構建很好的城市，這源于它的工商業比較發達。工商業與契約精神帶來的社會平等交往、去政治化在杭州展現得較好。然而杭州社會生活還存在著需要改善的問題，例如情感紐帶不夠牢固、市域生態環境不均衡等。

如何提升這個城市公民的個體感，讓他們能夠活得很自在、很開心，能夠在此尋到信仰與心靈的歸屬，愿意對這座城市報之力所能及的行動。如果我們每一個個體都有這種動力，我相信這座城市肯定是一座最具幸福感的“示范標桿城市”。

本文根據浙大城市學院校長、杭州發展研究會會長羅衛東在2020生活與發展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