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時代國際輿論斗爭的變化與策略

● 葉 俊

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各國和人民都帶來了巨大影響，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人民生命健康受到沖擊，各國的制度、文明、價值觀接受了一次全面檢驗。西方國家抗疫過程中體現出的制度、文明、價值觀缺陷，如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多黨制這些體現民主和自由的所謂“普世價值”根本無法有效應對人類與自然災難的斗爭；好萊塢大片塑造的“蜘蛛俠”“鋼鐵俠”“蝙蝠俠”等大批個人英雄主義的光輝形象，并沒有在疫情來臨時拯救世界，反而出現了一批政客化身的“甩鍋俠”。受到疫情打擊，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嚴重受挫，西方國家為轉移國內矛盾，必然會在其他國家掀起更為兇猛的輿論攻勢。后疫情意味著國際社會的大變局，疫情帶來的現實問題和利益訴求會進入國際輿論場中。作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戰線”[1]，國際輿論斗爭在世界范圍內將出現一系列新變化、新特點、新挑戰。作為抗擊疫情表現出色的國家，中國的制度和價值觀的優越性得到了彰顯，民眾經歷疫情之后也更加自信，但在國際上則將面臨更為嚴峻的國際輿論斗爭形勢。

經濟全球化與市場政治化輿論交織

在全球化進程中，每個國家都有其政治意愿和技術能力等優勢，并會以此對全球化進程施加影響。正因如此，經濟全球化是曲折的，各種沖突不可避免。尤其當國與國正面交鋒之際，經濟全球化必然會遭受來自政治層面的制約乃至阻礙，使得經濟全球化籠罩上政治化的陰影。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上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懼怕來自中國的制度、經濟、文化等全方位的挑戰，掀起了逆全球化思潮，并把中國作為輿論圍剿的靶子。從中芯事件到華為事件，西方國家不斷把經濟議題政治化，對中國進行打壓和遏制。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后，中國抗疫成功與西方抗疫失敗形成鮮明對比，西方備受推崇的制度、價值觀等被無情打臉，更是不斷炒作疫情議題，惡意攻擊抹黑中國。

經濟全球化與市場政治化交織在一起，致使國際輿論斗爭錯綜復雜。一些政治議題披著經濟外衣出現，一些經濟議題則以政治面貌出現。在國際輿論斗爭中，這種現象容易帶來兩個問題：國際層面，這種政治經濟交織的輿論斗爭會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一定的現實困難；國內層面，由于我國目前階段在科技、教育等方面的確與西方國家存在一定距離，圍繞這些議題而展開的國際輿論斗爭往往還會引起國內的輿論撕裂。

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受益，但如今面對逆全球化思潮，我們不能再以傳統的經濟全球化思維思考國際局勢。一方面，我們要轉變思維，不能停留在過去的經濟全球化想象中，要摒棄對傳統經濟全球化的迷戀。后疫情時代，新一輪經濟全球化很可能換種方式進行，中國主張的經濟全球化模式會遭受美國不同程度的抵制，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試圖建立新的經濟全球化模式，我們要警惕這種經濟全球化中的“去中國化”可能。另一方面，我國提出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某種程度上也起到了應對這種國際輿論斗爭的隱性作用，打消西方國家試圖通過遏制經濟全球化、遏制中國技術發展、遏制中國科技企業的方式來遏制中國崛起的企圖。

后疫情時代，不僅是疫情的結束，更意味著因為疫情而發生巨變的國際形勢和國際格局；而這種新形勢和新格局又是由疫情影響下的各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而來。因此，后疫情時代的全球政治問題與全球經濟問題將繼續交織進行，如何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如何打好經濟全球化領域的國際輿論戰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頂層設計和主流媒體應當對此有充分的準備、計劃和策略。

外交戰略與輿論斗爭緊密相連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后，國際輿論斗爭領域一個鮮明的變化是外交擔起了輿論斗爭的重要角色。但以往外交戰略并不會直接、明顯地卷入國際輿論斗爭；而后疫情時代，隨著國際形勢的劇烈變化，外交戰略與國際輿論斗爭將會緊密相連。

從國際層面看，政府首腦或外交事務負責人的言論頻頻成為國際輿論斗爭的導火索。美國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特朗普、彭佩奧，澳大利亞的莫里森等西方國家政要言論不斷挑起國際輿論斗爭的議題，試圖抹黑中國。如，拋出的“病毒源頭說”“隱瞞疫情論”“中國援助贖罪說”“醫療外交說”等，對中國進行甩鍋推責和無端詆毀，屢屢把中國卷入國際輿論斗爭漩渦。

從國內層面看，外交的外宣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外交部新聞發布會、外交部的媒體賬號和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社交媒體言論，已經站在國際輿論斗爭的最前沿，一系列國際輿論斗爭議題在這里得到呈現和回應。外交部新聞發布會直接與來自世界各國的媒體打交道，在國際輿論斗爭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外交部旗下媒體賬號、駐外使節、新聞發言人等也成為正面應對國際輿論斗爭的重要方式。

這種外交與外宣的緊密關系仍將繼續存在。國際上，對中國有敵意、有偏見的人會繼續利用各種機會抹黑中國，在外交領域對中國“發難”；國內，在對外發聲的時候需要考慮國際國內影響等多方面因素，重要議題需要外交發聲。處理外交事務與國際輿論斗爭的關系，需要更多智慧。一方面，外交與外宣有必要形成戰略合作，針對一些國際上敏感的話題或惡意攻擊中國的言論，既需要外交部門嚴正的回應，也需要主流媒體進行態度鮮明、事實詳細的揭露。另一方面，市場化媒體、自媒體平臺可以更大膽一些，往往越是尖銳越能無情揭露。對這類揭露西方政客險惡用心的自媒體，應予以更多包容。

重要媒體與“名人名嘴”持續共振

以“五眼聯盟”國家為代表的西方反華勢力在疫情期間蠢蠢欲動，試圖對通過指責中國、甩鍋中國的方式回避其自身抗疫不力及其背后的制度、價值觀缺陷。這些國家一些重要媒體在國際輿論場上沖鋒陷陣，拋棄新聞職業道德，罔顧新聞真實，披著新聞自由主義和新聞專業主義的外衣頻頻沖在國際輿論斗爭的最前沿，充當國際輿論的先鋒和打手，干預他國內政外交。

以CNN、BBC 為代表的西方重要媒體，對中國持有偏見，選擇性報道、片面性報道已是家常便飯。如BBC在武漢抗疫一周年之際播出的紀錄片，通過選擇性的鏡頭和視頻處理技術，以貌似客觀的方式對中國抗疫進行抹黑。這類媒體的言論既會影響到其所在國家的外交政策，也是對其本國民眾的信息封鎖，誤導本國民眾，使得西方國家民眾對中國的了解十分有限。

國際輿論斗爭中，“名人名嘴”也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勢力。社交媒體放大了個人言論，涌現出一批“名人名嘴”，他們有的罔顧事實、毫無根據地對中國進行指責和抹黑，是掀起國際輿論斗爭的重要源頭，也是國際輿論斗爭的重要對象。同時，西方國家還有意地在中國培養其網絡“意見領袖”，試圖利用這些“大V”在國際輿論斗爭的同時煽動國內網民情緒，動搖國內民眾共識。

社交媒體平臺為國外重要媒體和“名人名嘴”的言論共振提供了平臺基礎。疫情發生以來，Twitter 等國際社交媒體平臺的政治化傾向越來越明顯，他們對攻擊中國的言論一路綠燈，卻對中國澄清的事實采用刪帖、屏蔽、封號等各種手段予以阻礙。如，2021 年初Twitter 刪除了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的關于維吾爾婦女思想解放的帖子，而對抹黑中國新疆政策的媒體報道卻放任自流。

后疫情時代，國外重要媒體與“名人名嘴”的共振還會不斷掀起各種國際輿論斗爭議題。應對這種現象需要我們主流媒體及時迎戰、揭露、批判，旗幟鮮明地開展國際輿論斗爭；也需要民眾自覺，理性客觀看待國內外差異，不被網上錯誤言論帶偏節奏；還需要培養我們自己的“名人名嘴”，在國際輿論斗爭中能夠發出聲音。

標簽化與去標簽化長期共存

標簽化是西方國家開展國際輿論斗爭的慣用手段，其本質是貶低并污名化對方。具體做法是，當對他國產生敵意或想進行破壞時，就對他國的一些做法進行概括、總結，套用或創造一個概念，并賦予其貶義內涵，從而實現標簽化目的。他們通過這種話語霸權，動搖對方政策的正當性基礎，使對方在道義上處于弱勢，以此削弱對方的軟實力。同時，標簽化也是政治化的一種手段。一旦某一事件或現象不符合其利益，某個或某些國家就通過標簽化的方式將普通事件“政治化”，給對方造成政治壓力，從而遏制他國發展[2]。標簽化能夠實現，與一些西方國家長期掌握著國際話語權密切相關。它們憑借語言、傳媒、技術和話語權的優勢，對不利于自身的他國做法或經驗進行污名化。

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把“污名”定義為一種與社會期望不符合的特征，其擁有者在社會互動中常遭遇身份、信譽或價值受損，并產生羞愧、恥辱和犯罪感等情感。在國際關系中，污名化是“國家間圍繞權力博弈進行政治互動時所使用的貶抑性、侮辱性指稱”，而污名化的實質是“競爭和排斥所驅使的話語建構，通常表現為污名主體（施污國）有目的、有意識地向污名客體（受污國）的身份、特征或行為施加貶抑性、侮辱性指稱，并成功實現對污名客體歧視或貶損的動態過程”。[3]對于被污名的客體來說，污名一旦形成，就會產生難以抹去的消極影響。

國際輿論斗爭中，西方國家經常采用標簽化的方式對特定國家進行污名化。這已經成為他們開展國際輿論斗爭的“經驗”和傳統。例如，“冷戰”時期，美國一直試圖通過各種手段向社會主義陣營施壓，給共產主義貼上“紅色殖民主義”、給蘇聯貼上“世界戰爭的販子”、給古巴貼上“極權國家”的標簽?！?·11”事件后，美國又給伊朗、伊拉克和朝鮮貼上了“邪惡軸心”的標簽。如此種種，西方國家試圖用標簽化的方式對與其不同陣營的國家施壓各種壓力，而對被貼標簽的國家來說，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影響了國際聲譽和國家形象。

疫情期間，西方國家延續其習慣做法，采用標簽化方式對中國進行各種抹黑。他們費盡心思給新冠肺炎病毒貼上“中國病毒”“武漢病毒”的標簽，污名化中國；試圖給優秀共產黨員李文亮貼上“殉道者”的政治標簽，以攻擊中國抗疫工作；對中國抗疫的成功經驗卻“選擇性不聞”。而當我國對西方國家的無端指責和惡意抹黑進行駁斥時，被他們貼上“戰狼外交”的標簽，他們試圖以標簽化的壓力迫使中國被動挨打、打不還手、罵不還嘴。

面對國際輿論場中的激烈斗爭形勢，我們要警惕標簽化陷阱，善于去標簽化。對新現象新事物新政策，要善于第一時間命名，縮小被標簽化的空間；對那些誤讀導致的標簽化，要展現出自信、開放和包容的姿態，避免過激反應；對惡意的歪曲、抹黑和攻擊，要敢于“亮劍”，及時予以揭露、駁斥和批判；對主流媒體來說，要善于“化整為零”善于講好中國故事，提高國際傳播能力；對潛在、隱性的輿論斗爭，要善于“亮劍”，當事態尚未激化或緩和之后，要善于做“看不見的宣傳”；對西方國家給中國施壓的集體性輿論壓力，要提供替代性的話語框架，擺脫西方話語陷阱，凝聚國際社會新共識；對疫情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排斥與歧視、社會運行機制的低效甚至失靈等問題”，要采用“及時而有效的新聞發布和公共傳播”[4]。

意識形態輿論斗爭網絡化、隱匿化

意識形態領域的輿論斗爭一直是國際輿論斗爭的核心領域。長期以來，西方國家不斷開展各種意識形態攻勢，試圖把“顏色革命”蔓延到中國。盡管國際輿論斗爭中很多議題并非意識形態問題，但西方國家經常會把實際沖突往意識形態領域轉移，頻繁上演各種輿論攻勢，致使意識形態輿論斗爭形勢更加嚴峻。

后疫情時代的西方國家會繼續加強意識形態輿論攻勢。西方國家制度、價值觀缺陷，抗擊疫情不力，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生命財產帶來了巨大損失，勢必轉移矛盾，“甩鍋”他國，中國則是他們“甩鍋”的重點對象。此時，以意識形態的名義攻擊中國，可以掩飾其背后“甩鍋”、遏制中國的險惡用心，更容易得到其國內民眾支持。

在互聯網時代的大背景之下，后疫情時代的意識形態輿論斗爭將進一步網絡化、隱匿化，轉入隱形戰場。一方面，互聯網已經成為意識形態輿論斗爭的主戰場，大量的意識形態斗爭將轉入互聯網。例如，美國之音已停止中文廣播，專注于中文互聯網傳播。參與意識形態輿論斗爭的美軍投入大量金錢和人力，專門成立網絡司令部，批準大批對華的網絡經費，扶持在華代理人，創作網絡文章、網絡視頻、影視劇以兜售西方價值觀，肆意詆毀中國制度、中國文化。意識形態輿論斗爭也將更加隱匿化。當前，已有很多意識形態輿論斗爭通過網絡視頻、社交媒體、網民評論等形式出現，免費翻墻軟件研發也成為美國對華開展意識形態輿論斗爭的重要形式。

后疫情時代的意識形態輿論斗爭，也會同其他議題同時進行，形成輿論斗爭的聯動和共振，既隱蔽又能產生巨大影響。例如，臺海、香港、新疆、西藏、中印邊界等議題，西方國家基本都有介入，而且已經習慣于借機煽動、抹黑，利用這些議題作為不定時對華發起意識形態輿論攻勢的重要由頭，有時還會在多地同時掀起議題，對中國的國際輿論形勢造成巨大壓力。分裂勢力、反華勢力、周邊國家關系為他們提供了開展意識形態斗爭的華麗外衣，國際輿論斗爭形勢嚴峻。

后疫情時代是國際格局大變動時期，國際輿論斗爭形勢嚴峻，任務艱巨。在國際輿論總體對中國不利的態勢下，我們必須實時關注、密切跟蹤國內外出現的一些重大輿論事件及重要政治人物、重要媒體和社交媒體的言論動向，綜合運用新聞發布會、新聞發言人、記者招待會、主流媒體、社交媒體和專家學者，及時回擊各種攻擊，揭露各種抹黑，回應各種關切，澄清猜疑傳言，糾正錯誤思想。針對較有爭議的國際突發事件，要主動發聲，及時回應和定性，掌控國際輿論的話語權、主動權，當這些事件影響國家安全發展利益的時候，要及時表明態度，亮明底線，快速反應，靈活應對，妥善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