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拓展國際輿論空間的歷史經驗

● 劉 揚

中國共產黨在百年發展歷程中，始終堅持有策略、有針對性地抗爭，打破封鎖，積極拓展國際輿論空間，在此過程中磨煉意志、增強能力、不斷壯大，積累起寶貴的歷史經驗。

戰略上，以大歷史觀形成科學判斷

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時期都始終堅持大歷史觀，“以歷史視野、國際視野、知識視野來認識把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并指出其發展必然趨勢”，[1]進而形成科學性和前瞻性預判，提高了對外傳播的吸引力、公信力、影響力。

1938 年，毛澤東從對歷史規律與世界形勢的把握出發，深刻認識并分析了抗日戰爭的性質、敵我力量對比轉換，寫就了《論持久戰》，精準預見了抗日戰爭必經的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進攻三個階段，并提出了具體的戰略戰術方針。其科學論斷不僅在抗日革命根據地產生了巨大反響，也得到了大后方國民黨軍政要人的認可?！墩摮志脩稹繁环g成俄文和英文等在海外發行，毛澤東以“抗戰與外援的關系”為題給英文版單獨作序，用“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喚起世界各國彼此團結，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該書在西方世界產生了一定影響，國際社會普遍給予其很高評價，[2]說明任何科學準確的判斷都會得到國際的認可。

1946 年，在敵強我弱，雙方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毛澤東秉持著大歷史觀，在與美國記者斯特朗的談話中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引導人們跳出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和個人主義的一時之利，以歷史正義的宏大視野去審視發展，不僅鼓起了中國人民奪取革命最終勝利的勇氣，而且在此后許多年中，也成為亞非拉國家推翻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信心來源。

新中國成立后，歷屆領導人始終堅持以大歷史觀的視野看待世界發展?！叭齻€世界”的劃分與“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的判斷，不僅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發生改變，而且因為其判斷的準確性和對實踐的指導意義，吸引了各國人士主動予以關注，成為在國際上一種強有力的話語。為此，我國一直注意對外加強思想傳播。外文出版社對外譯介中國主要領導人思想的工作一直延續至今，不僅滿足了各國人士了解中國的需求，而且為他們更加深刻地認識歷史與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機制上，以專業運作加強統籌協調

“西強我弱”的輿論格局有其歷史積累因素，至今仍未改變，這就更需要我國在對外傳播中形成高效的協調機制，更加有效地調動資源、形成合力，強調以專業化的機制加強各部門的統籌協調。早在延安時期，無論是邀請斯諾來革命根據地采訪還是安排美軍觀察團的到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都在事前進行了集體商議和精心策劃，形成周全的方案，最終都取得對外傳播中國共產黨抗戰主張、樹立革命根據地良好形象的效果。1940年10月，為了加強對外傳播的專業化水平，中共中央委員會還專門成立了國際宣傳委員會，負責對外傳播工作。

1949 年10 月1 日，主管對外新聞報道和出版工作的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伴隨著新中國一同誕生，以打破帝國主義對中國封鎖，向世界人民介紹人民共和國作為己任，[3]早于美國對外宣傳機構——美國新聞署的建立。1952 年，根據對外傳播專業性較強的特點，國際新聞局的職能又被進一步劃分給更加專業的部門。

改革開放后，1980 年4 月，中央對外宣傳小組成立。1988 年，中央對外宣傳小組在精簡機構中被短暫撤銷，但隨后出現的情況說明了其在指導和協調對外傳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90 年，中央對外宣傳小組恢復設立，并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其專業化的組織協調下，實現了上世紀90 年代初我國在國際輿論場中的“融冰”“架橋”“突圍”的三部曲。1993 年，中央對外宣傳小組改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4]更加明確了其職能，推動中國媒體向世界說明中國，指導協調媒體對外報道，協助外國記者在中國的采訪，廣泛開展與各國政府和新聞媒體的交流、合作，專業性與效率不斷提升。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新聞署于1999 年被撤并，直到“9·11 事件”的發生又喚起美國對對外宣傳機構專業化運作的重視。

立場上，以人民之力獲取充沛活力

真誠地依靠人民、為了人民、面對人民是我國對外傳播不懼外部壓力的底氣來源。一方面，早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建立了與根據地人民群眾的密切關系，一心為民贏得了民眾的真心擁護。黨與人民群眾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形成了認知、利益、行動的一致。在這樣的背景下，斯諾等外國記者可以自由而廣泛地與革命根據地民眾、指戰員進行交流，目之所及，耳之所聞，都與黨的追求、主張相一致，只要記者如實報道，便自然呈現出革命根據地軍民同心、充滿希望、富有生機的形象。因此，內部的凝心聚力、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是有效拓展國際輿論空間的堅實基礎。

同時，中共領導人在國際問題表態上，以人民為先，將落腳點都放在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有效區分了各國統治者與人民群眾，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胸懷團結各國人民。例如，毛澤東的《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斗爭的聲明》《支持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斗爭的前途》《日本人民斗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等多篇有關國際問題的文章和談話都以各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主要落腳點，牢牢把握了國際話語的道義高點。為了支持日本人民抗議美日安保條約的運動，我國在自己的媒體上辟出空間，供日本人民表達在其國內媒體上無法表達的心聲。美國黑人領袖甚至主動請求中國領導人發聲支援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這使得全世界反對壓迫、愛好和平的人民都希望聽到來自中國的聲音，也讓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都重視來自中國的聲音。人民的支持成為我國拓展國際輿論空間、獲取對外傳播工作充沛活力的重要力量來源。

支撐上，以廣泛網絡構建形成保障

我國始終重視對外傳播實踐中的新技術應用，以建設更加高效的傳播網絡，拓展國際輿論空間。在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歷經曲折，將共產國際援助的蘇聯制造的廣播發射機運至延安，發出新華廣播電臺的新聲，并于1941 年和1944 年，在國際友人的建議和幫助下，分別實現了日語和英語的對外廣播，以無線電波沖破物理空間上的封鎖。

新中國成立后，在物質極其匱乏的情況下，1950 年4 月，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發布了《關于建立廣播收音網的決定》，通過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主動參與，調動他們的聰明才智，很快就形成了助力鞏固新生政權基礎、取得抗美援朝勝利的網絡化傳播體系，在我國沖破外部圍堵、穩定內部團結上發揮了關鍵作用。順應技術的發展趨勢，我國積極主動應用衛星直播和互聯網傳播技術，不斷更新能夠覆蓋全球的傳播基礎設施網絡。1997 年1月1 日，在中央外宣辦的建議下，經中央領導批準，以向世界介紹中國為功能定位的中國網正式上線，揭開我國面向全球網民直接傳播的新篇章。1999 年5 月，為表達廣大網友對以北約為首的美國襲擊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野蠻行徑的強烈憤慨，人民網開通“強烈抗議北約暴行BBS 論壇”，標志著互聯網逐漸成為對外發聲和與全球民眾直接交流的重要渠道。

在建設信息傳播技術網絡的同時，我國積極發展國際人脈網絡。1964 年1 月，毛澤東會見以弗朗索瓦·貝納爾為首的法國議員代表團時說，“我們做個朋友，做個好朋友。你們不是共產黨，我也不是你們的黨；我們反對資本主義，你們也許反對共產主義。但是，還是可以合作?！北局@一精神，我國始終采取靈活而多樣的方法加強國際傳播人脈建設。一方面，以個人交往為引導，融入對方市場網絡，如，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出版機構便通過友華人士在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設立書刊社，銷售中國出版的書籍、刊物、報紙。另一方面，抓住關鍵人群，融入對方社會網絡，如，我國歷來重視外國記者群體作用，主要領導人都曾以開放的姿態接受外國記者采訪，通過與記者真誠互動，塑造并傳遞中國良好形象。上世紀90 年代，主管對外傳播工作的朱穆之同志也曾特別強調：“做好外國常駐記者的工作……因為他們的報道是他們所屬國家關于中國情況的主要消息來源……要跟他們多接觸，多交往?！盵5]

歷史說明，我國始終在戰略上重視對外傳播，依靠人民，通過專業化的運作，在堅守原則底線的基礎上，不放棄任何機會和可能性，廣交朋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不斷擴大傳播網絡，拓展國際輿論空間。其中的經驗值得當下與未來繼承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