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與城市病評述

□文/ 張欣欣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 北京）

［提要］ 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逐漸顯露的“城市病”問題開始制約城市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并引發學術界對于城市病成因的探討。人口膨脹作為城市病的重要表現之一，對其是否導致城市病，學者們的觀點不一。本文通過回顧相關文獻，對城市病的緣起、概念及表現進行整理，對人口與城市病關系所持有的不同觀點進行比較評析，最后提出現有研究的不足和未來發展方向。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對流動人口限制的逐步放寬，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地涌入城市，在為城市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的同時，一些問題也逐漸顯現。在一些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出現了諸如交通擁堵、人口膨脹、房價高升、資源短缺、環境惡化、貧富差距嚴重等現象；小城市則相應的出現缺乏創新活力、人口流失嚴重、就業艱難、污染嚴重、人才缺失等問題。從時間縱向看，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病”越發加??；橫向比較看，大城市的“城市病”要更嚴重，很容易使人們認為人口數量的增多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那么，人口因素在“城市病”的產生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大城市是否一定會產生“大城市病”？學術界對“城市病”的研究林林總總，但從人口學角度進行研究的較少。本文通過梳理相關文獻，對“城市病”的緣起、概念、表現等進行整理，對人口與“城市病”關系的不同觀點進行比較，最后提出已有研究的不足和未來研究方向。

二、“城市病”緣起

“城市病”一詞最早出現在英國，作為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英國的城市化發展速度之迅速，超出人們的想象，但各種城市問題也接踵而至。經濟學家哈蒙德夫婦曾用“邁達斯災難”來形容這段歷史。簡·雅格布斯（2005）曾就“城市病”問題研究發布著作《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相對而言，國內較晚對城市病展開研究，最早在1980年吳友仁在對城市化問題的研究中提到了“城市病”。早期的研究較少，主要集中于“城市病”的概念、表現、產生原因和應對方案。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病問題”越發嚴峻，掣肘著中國城市的健康發展。政府對此問題的關注度也逐漸增強，“城市病”首次作為官方用詞出現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此后，對“城市病”的研究增多，且開始定量地對城市病進行測度，分不同視角分析城市病的成因和對策。

三、“城市病”概念界定及表現形式

（一）“城市病”概念。到目前為止，“城市病”并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概念。一般認為“城市病”是指人口及其發展所需要素在城市過度集聚所導致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的統稱。各個學科角度的側重點不同，經濟學者們從集聚經濟的角度出發，認為“城市病”是由于城市化進程中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過度集聚引起的效益下降或成本提高，是一種規模不經濟現象；社會學家們認為，“城市病”是指在城市中由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沖突和失調所帶來的城市病態；從地理學上講，“城市病”是指隨著城市化的不斷加快，城市系統方面存在缺陷使城市運行出現錯誤而導致的一系列社會負面影響。不論從經濟學、社會學還是地理學看，“城市病”都會對城市的健康發展產生消極作用，有必要進行有效的預防和治理。

（二）“城市病”表現形式。學者們對“城市病”表現形式認定各有不同，主要通過列舉的方式進行表述，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1、“大城市病”與“小城市病”。根據城市病的不同表現形式分為大城市病和小城市病。但在很多研究中，“大城市病”與“城市病”的概念是等同的，“大城市病”是“城市病”更為復雜性和代表性的表現。一般認為“大城市病”主要表現為人口持續膨脹、交通嚴重擁堵、環境不斷惡化、資源匱乏、就業困難、樓價高漲以及城市貧困等。隨著時間推移，學者分別就“城市病”的表現提出五種問題、六大癥狀、七大病癥。相對于大量的大城市病研究，針對小城市病的研究較少，且大都聚焦于某個小領域，如中小城市房地產、汽車服務、公交車供給問題等，不同城市也很難存在共性的城市病。近幾年才有學者提出城市病不僅大城市有，小城市同樣會有。戴慶鋒（2013）認為受國家政策的影響，中小城市過快的進行城鎮化，城市數量不斷增多，但城市質量沒得到相應的提升，導致小城市病的產生。李瑾將小城市病歸結為“四化”，具體表現為經濟發展能力相對退化、環境惡化、社會無序化以及文化荒漠化。

2、“典型城市病”與“非典型城市病”。按照城市病形成結構的不同，將城市病歸結為典型和非典型性兩大類。其中，前者與上訴“大城市病”表現形式相近，后者主要是指一些與人相關的主要是心理方面的城市問題，如抑郁癥、買房焦慮癥、乞丐問題、手機綜合征、宅男宅女、網戀問題等。

3、呈倒U型發展的“城市病”。有學者依據城市化發展水平及相應出現的城市病嚴重程度對城市病進行階段劃分。周加來在2004年對城市病的發展形態進行研究，認為其呈現出倒U 型的升降規律，分別對應有隱性、顯性、發作、康復四個階段。但楊傳開（2014）認為該劃分不夠合理，又進一步提出非對稱的倒U 形升降規律，同樣劃分四個階段：初始形成期（城鎮化率在30%以下）、逐步發作期（城鎮化率30%～50%）、集中爆發期（城鎮化率50%～70%）以及穩定恢復期（城鎮化率70%以上）。

四、人口與“城市病”關系評述

學界對于人口與城市病的關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病的成因分析中，主要觀點有如下兩種：

一是認為人口因素是產生城市病的重要原因。從人口規模和空間分布兩個方面進行討論。前者認為大城市較高的經濟水平和更多的發展機會，驅使著人們大規模地向城市流動，人口過快和過多的單向聚集，使得大城市出現相對超載現象，人口與資源矛盾激化，隨之城市病逐漸凸顯。如，王桂新（2011）認為城市規模過大會帶來人口擁擠、交通堵塞、住房緊張及環境惡化等問題，但同時也指出，城市病與大城市并沒有必然的聯系。陸杰華（2014）認為人口膨脹是造成“城市病”的根源所在，從而認為應對特大城市進行人口調控。也有學者認為大城市的人口問題不止體現在人口規模上，人口的空間分布問題同樣是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之一。石憶邵（2014）通過計算中心城區人口密度與郊區人口密度的比值，并將國內部分城市的該比值與國際大城市相比較，發現我國城市內部存在空間分布不均衡現象，并認為城市病產生的深層原因是城市內部優質公共資源空間分布不均衡。張洋子（2017）利用客觀賦值的主成分分析法對我國38 個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城市進行城市病的指標測算，分析測算結果，認為城市中心城區的人口規模越大，城市病會越嚴重。

二是認為人口規?；蚣鄄⒉皇浅鞘胁⌒纬傻奈ㄒ辉?，而且大城市并不一定產生大城市病。更多的學者支持這一觀點，并分別從城市建設與管理、政府決策、城鄉矛盾、資源分配不均等不同學科角度分析城市病的形成機制。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如童玉芬（2018）認為雖然人口與城市病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性，但并不是唯一影響因素，大城市病的出現主要由城市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方面的供需不相匹配所致。更有甚者，陸銘（2016）認為城市病與人口增長的關系不大，認為要從供給方面（城市規劃和管理）入手，并指出控制人口規?；蛳拗仆恋毓怯秀Ｓ诔鞘邪l展規律的。

綜上所述，從表面上看，人口規模導致城市病這一觀點更容易得到認可——伴隨著人口的增多，需求增加，從而出現交通擁堵、環境惡化、資源短缺、住房緊張等問題。這種看法很容易使我們陷入“人口決定論”，從而錯失問題的本質，學者們也從多種角度分析證明了城市病與城市規模之間并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大城市病根源不在“大”而在于“大而不當”。人口因素作為影響城市病的重要因素，我們不應忽略其作用，但更不能以偏概全。

五、現有研究不足及展望

目前，學者們基本形成了一個共識，即人口膨脹作為城市病的一個重要表現，并不意味著城市規模大就會產生大城市病。從目前相關研究看還存在不足：（一）研究思路上看，多是針對人口與城市病關系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較少，且多是針對某一大城市的城市病程度測度，從人口學角度出發的很少。定性研究結果缺少數據支撐，很難得出可靠的結論。（二）研究對象上看，多是對大城市病的研究，針對小城市病研究的較少。整理目前的文獻資料可以發現，對大城市病的研究已經涵蓋了城市學、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行政管理等多個角度，但對小城市病的研究目前只有社會學視角。（三）研究方法上看，多是對城市病發展歷程的縱向研究，跨地區或跨國別的橫向比較研究較少。

由于長期以來國家對大城市發展的關注度較高，相對對小城市病不夠重視，但若想真正地了解和治理城市病，就必須雙管齊下，加大對小城市病的研究。同時，也應增多人口空間結構對城市病影響的定量研究，這便于我們判斷人口調控能否減輕城市病。另外，城市群作為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對城市群的規劃和建設在為城市發展帶來機遇的同時能否緩解或解決城市??？同樣也可以成為未來研究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