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播技術發展看科學傳播主體角色變遷

李晨瑜

科學傳播自21世紀初在中國正式提出，發展至今已有20載。技術的升級不僅僅推動科學向前發展，對科學傳播的實踐主體也有參與數量、涵蓋范圍和職責角色方面的影響。如今科學技術同生產生活的滲透愈發深厚細密，在實體性的組織機構和參與個體之外，一個可聯通萬物的中央數據庫正在發展壯大。抓住技術變革脈絡下主體所處傳播鏈條及傳播網絡的位置變遷，以清晰定位5G和人工智能技術發展中科學傳播主體的責任。

1 科學傳播概念梳理

20世紀30年代，英國學者貝爾納首次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一書中提出“scientific communication”。貝爾納雖只在一章里討論了科學傳播，但提出科學知識的出版編輯、傳播對象和通過教育等方式使公眾得以接近科學這些科學傳播基礎性的研究問題[1]。

目前，學界業界對科學傳播的統一概念認定還有分歧。國內學者劉華杰、吳國盛在2000年先后提出“科學傳播”的概念，并就“科學普及”“科學傳播”這兩個名詞的異同進行了批判和反思。在“科學傳播”概念的認定上，有以下幾個典型。

學者劉華杰認為科學傳播是“一定社會條件下，科技內容及其元層次分析和探討在社會各主要行為主體（如科學共同體、媒體、公眾、政府、公司及非政府組織）之間雙向交流的復雜過程，它指除了科技知識生產之外與科技信息的交流、傳達和評價有關的所有過程”[2]。這一概念有意擺脫當時傳播方向單向性的現實束縛，加入了多主體，并強調主體間雙向溝通交流。但此定義將科技生產排除在科學傳播之外，忽視了科學傳播的過程也包含將實驗室中按照流程控制生產的知識，通過技術標準化的方式加以改造，從而適用于更廣泛的地方性情境當中的部分。

學者翟杰全對科學傳播下的定義是：“科學傳播是指科技知識信息通過跨越時空的擴散而使不同個體間實現知識共享的過程?！边@一定義關注將科學知識從科學家的“私有物”轉化為社會的“共享品”這一過程，更接近科學普及。

還有一概念，根植于“德先生”和“賽先生”被轉譯引進中國時的社會狀況和譯者希冀。其被界定為：“在傳統科普的基礎上，強調科學共同體和公眾之間‘平等’與‘互動’，強調科學精神的弘揚和民主理念的啟蒙?！盵3]這一定義在科學知識以外，將精神和理念加入進來，并強調公眾的平等參與，將科學傳播的應有之意表達出來，但因概念中含有“傳統科普”“啟蒙”等抽象名詞，不適合推廣使用。

綜合以上概念，可以得出科學傳播具備兩點基本共性：多主體參與和主體雙向交流互動，這些特點無不表明主體角色和主體素質在科學傳播中的重要性。

2 科學傳播模型

公民理解科學運動是西方科學傳播研究和實踐的重要節點。英國學者杜蘭特提出的“缺失模型”是這場運動早期寫照。因該模型內在邏輯是科學絕對正確，在上個世紀末科學給生產生活帶來一系列問題后遭到民眾的排斥和反感，其后杜蘭特又提出“民主模型”，呼吁科學共同體的平視和公眾的參與，將科學傳播從單向傳遞轉向對話。

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科學研究中心負責人萊恩·溫提出“內省模型”，呼吁對科學祛魅，民眾對科學知識“再地方化”的實踐使得科學共同體也應當接受公眾的批判?？執岢觥盎旌闲哉搲Ｐ汀?，該模型以論壇做比，強調傳播主體間對話磋商，使得專家知識同公眾的信息得以交替互換[4]。西方學者提出的模型，是其在較早完成兩次工業革命的現實條件下，數學、物理學等基礎知識取得重大突破的實踐總結，也是其公民意識浮現，對媒體、科學共同體產生質疑，要求對話和協商的實際需要。

國內學者在對西方研究總結的基礎上，根據我國實際將科學傳播劃分為傳統科普、公眾理解科學、有反思的科學傳播三個階段，并一一對應為中心廣場模型、缺失模型、民主模型。同時還提出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缺失模型正向民主對話模型轉換[5]。從現實狀況參照度來說，這些模型提出的時間比較久遠，雖有一定的預見性和指導性，但對當下技術深度變革、民眾全時全域參與傳播的現狀解釋力還有待驗證。

總結以上模型，雖然對政府、媒體、公眾和其他主體在科學傳播鏈條中處于何種位置有所分析，但從技術變革的角度來看科學傳播主體角色變遷的探討還較少。更重要的是，當傳播由鏈條進化為網絡時，緊密嵌套、深度裹挾其中的主體也需要擴充對其角色的認知。

3 中國科學傳播主體不同階段角色的變遷

3.1 接入互聯網前中國科學傳播狀況

萬維網出現前，人類的傳播媒介沿著口語——文字——印刷——電子的補償過程前進著，這些技術同當時社會的整體生產力狀況相適應，也反過來影響著個體、群體交流的廣度與深度，進而影響社會的發展狀況。中國一直到清朝晚期，都是一個穩固的農業國家。這一性質，一方面表明社會有著深厚的階級劃分，統治階級和受其統治的廣大民眾掌握的知識和資源嚴重不均衡；另一方面，國家到個人都以農業為國庫收入和個人生計的依托，技術的發展就必然以生產實踐為導向。再加上這一社會運行體制過于穩定，使得掌握知識的貴族階層，也沒有將豐富的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的需求和動力。從天文學、數學、醫學這些科目來看，中國古代有精深的理解和影響久遠的著述，但并未在民間傳播。應當說，中國古代不存在科普，更不存在科學傳播。

“科學”和“傳播”都是近代轉譯到中國的詞，較為完善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科研器材、科研方法和科學家組織等概念和科學研究體系也相伴而來。但基于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和社會性質，科學傳播缺乏土壤。有學者分析國內第一本圖文并重的科普刊物《科學畫報》，總結了其在1933到1949年之間與大眾接觸不足的現實狀況：1）定價超過目標讀者的經濟承受能力；2）民眾識讀能力薄弱，到新中國建立時文盲占八成；3）畫報內容不滿足工農的閱讀興趣，與實際生產生活割裂?？梢?，彼時科學傳播的主體出現了政府、科學共同體、媒體，民眾雖然是其規劃中要連接的一員，但實際效果并未達到，科學是屬于專業共同體內部的事務。

新中國成立后，科協、科普廣播、科普電視、科普報紙相繼出現，這一時期的科學傳播不僅僅是中心廣播模型式的宣傳，工農面臨的現實問題受到關注，并將他們的實踐經驗納入編輯報道，比如《科學畫報》上《爛水田的來龍去脈》《怎樣制得比較大的結晶》等發表文章[6]。工農雖然不是媒體的直接所有人，但他們以實踐主體的身份學習、使用甚至發展科學。這一時期的主體是政府主導下的科學共同體、媒體與人民的聯結和有機反饋。

改革開放前，新中國社會科學傳播的主體不包含商業機構，后來在市場化的競爭中，商業機構作為新的主體加入其中。同時，國內發展的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上，這對科學傳播的發展既有使科學產業化的益處，另外也存在人民實踐的主體地位被忽略的現象。

3.2 從Web1.0到Web3.0的科學傳播主體發展

中國1994年接入互聯網，早期的網絡代際發展可簡述為Web1.0、Web2.0、Web3.0，與每一階段計算機技術與外界的聯結程度相匹配，科學傳播也有PGC、UGC、OGC的一系列變遷。

Web1.0時期主要還是人對信息的搜索，內容創作的主體是職業機構，傳播主體是主流媒體。這一時期我們接觸信息的總量與前相比大幅提升，但個人只處于計算機和知識網絡的外圍。政府、科學共同體、媒體、公眾和商業機構幾大主體符合中心廣播模型和缺席模型，傳播方向表現為單向，傳播內容由政府和科學共同體挑選。

Web2.0時代移動網絡和社交媒體開始顯力，受眾在搜索查找信息的同時開始向用戶轉變。信息的雙向交流，使得缺席模型向民主模型轉變。雖然這一時期主體的數量和其所處傳播鏈條的位置未變，但媒體已經出現細分。傳播由鏈條型向網絡狀延展，媒體和科學共同體在科學傳播中的話語權有松動跡象。

在看到技術進步推動科學出圈的同時，我們也應當認識到民眾的科學素養還不高，能接受的科學知識是有限度的。張一馳在其碩士論文中研究了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的議題設置。研究發現，科學家共同體內部關注的話題不一定是用戶喜歡看的，比如2018年推送的《社會學博士錢岳：為什么結婚》獲得10萬以上的閱讀量，從評論區來看讀者活躍度也高于以往，其他關注度和瀏覽量較高的推文是公共衛生方面的內容[7]。因此并不完全是政府對民主模型給予全力支持，主體間的對話就能正常展開，專業知識的壁壘使得科學領域議題的設置和話語的主動權在科學共同體一邊，但同時也不能忽視公眾的選擇性瀏覽、理解和接受。

早在2010年，就有學者預測Web3.0將是一個人與物質世界全面連接的時代。今天，在5G技術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這一景象正成為觸手可及的現實。知識不僅是接入了網絡，它就是網絡本身。用戶，也不是原子式的個體，連同社交網絡和在網絡中搜索、瀏覽、鏈接、創造的痕跡一起，同萬物互聯互通。這一時期，用戶既是網絡群體中的一員，也是接受特殊定制服務的個體。公眾在科學傳播中的主體地位得到進一步提升，媒體細分逐漸完成，一些自媒體頭部賬號在科學傳播中占有重要話語權?？茖W家的身份也有了一定轉變，他們不僅是自己所在學科領域的專家、大家，還是公共專家，知識論層面，與公眾在平臺上是新手與老手的關系[8]。

人工智能牽引下的語音識別、圖像識別、深度學習和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使得用戶的自組織、自學習、自服務變為可能，科學傳播的廣度、精度、效度將進一步提升。技術驅動下的深度交互，或許能讓民主模型變為現實，并進一步匹配專業科學知識的需求與供給，為多方主體對話打造實時在線交流論壇。

同時，5G時代萬物接入，科學傳播同其他傳播系統一樣也經歷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過程。這一中心，就是非實體化的數據庫（圖1）?？梢灶A見這一中央數據庫會以更大的存儲體量和更快的運算速度參與到信息的傳播決策中，就像給所有的科學傳播參與者都安裝上同一個外腦一般，科學知識養料和解讀交流成果將在此集成處理。追溯科學知識和科學實踐，離不開對具體事物的經驗認知，在萬事萬物都可能擁有“智慧大腦”的眼前，這份感性經驗如何經機器計算抽象化，通過生產生活直接向接觸者說明和傳授科學知識，提升科學素養，發揮其主體作用，將伴隨5G應用場景的拓展和落地一一驗證。

圖1 5G時代科學傳播主體與非實體化數據庫關聯

4 結語

從技術變革的角度來看科學傳播模型在中國各階段的映照能有新的啟示?？傮w來說，與用戶接入互聯網的程度保持同步，傳播權力下放到用戶時，科學傳播民主模型的雙向對話就有了現實土壤和實現可能。并且在網絡和數據庫容量進一步加大、時滯近一步縮小，機器學習自主智能的技術條件下，科學傳播的信度和效度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同的科學傳播模型代表不同的權力關系以及主體對話語權的爭奪情況。隨著參與主體在傳播中所處位置的變更，其擁有的話語權力也在相對擴張和減少。中國廣大工農群眾，是以生產生活為實踐導向的，他們對科學和偽科學的一些迷信和曲解不能簡單視為中心廣播模型下對他們接受科學真理權利的剝奪，這也是其捍衛自身權利、規避風險、搶奪話語權的一種表現。

技術的發展固然能滿足各權力主體都想發聲的需求，但我們也要像對“科學主義”保持警惕一樣對“技術主義”也有所警覺。人工智能和數據庫的在線連接確實能打破我們和科學共同體的專業壁壘，做到對話與交流，但當我們離線時，真正能使自己自由發展的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從何獲得？機器的自主學習能否變成人腦的自主學習？這一答案的尋求有待技術和工具的升級，但不要忘記使科學萌生的，是我們的好奇心、意志力以及團結協作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