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政大學粵籍學生考論

宋水英，曾志靈

（1.廣東培正學院外國語學院，廣東廣州510830；2.廣東技術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廣東廣州510665）

庚子事變后，清政府搖搖欲墜，為了挽救土崩瓦解的封建王朝，當政者積極推行新政。于是， “ （1901年）八月初五上諭各省派遣學生，加以獎勵與限制的督促，自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五六年間，留日學生達萬余［1］” 。文中 “ 獎勵 ” 是指 “ 學成領有憑照回華，即由該督撫、學政按其所學，分門考驗?！绻麑W成得有優等憑照回華，準照派出洋學生一體考驗獎勵，均候旨分別賞給進士、舉人各項出身，以備任用，而資鼓舞 ”［2］。清政府在兩年時間里修訂了考驗章程，并于1905年7月進行了第一場留學畢業生考試。金邦平等14人被授予進士、舉人出身，同時被賜予官職［3］772。同年9月，科舉制被廢除，學部設成。自1906年起，留學畢業生考試分為每年10月進行的學成考試（授予進士、舉人等出身）及翌年5月進行的入官考試（授予官職）。據統計，學成考試專業分為政法、醫科、理科、工科、農科、商科、文科等7科，順利通過考試者共1252人，其中法政科有813人，約占總人數的65%，為首位［4］?？梢?，留日學生中法政科為熱門學科。

當時在開設法政科的學校中，日本法政大學極富盛名。 “ （1904年）四月，（法政大學）為清國留學生特設法政速成科，乃應清國人之請，并與駐日清國公使協議之結果。該科為清國留學生提供華語通譯，教授法律、政治和經濟等科，修學期限為一年，已于五月七日舉行開講式，且停廢暑期假期［5］6” 。

法政速成科于1904年5月7日開班。到1905年12月底，法政速成科獲批分設法律部和政治部。1906年3月，清廷開始限制速成科，要求 “ 習速成科者或政法或師范，必須中學與中文俱優，年在二十五歲以上，于學界、政界實有經驗者方為合格，否則不送 ”［6］3。受之影響，法政速成科5月班未開班。另 “ 特為卒業生設補修一科，以一年修了 ”［5］18。補修（亦記作 “ 習 ” ）科修業各學期自十月到第二年四月，自四月到九月。是年8月，清廷認為習速成科者已足以解決急需問題，于是下令停派速成師范、法政生［6］105。1908年法政速成科停止辦學。

為系統研究法政速成科的粵籍留日學生，本文以該群體為切入點，通過深入挖掘相關史料，考證法政速成科粵籍留日生的名單信息及活躍情況，并以此為依據，考察他們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和影響。

一、法政速成科粵籍留日生的基本情況

法政速成科存續的時間雖不足四年（1904.5.7-1908.4.26），但入學人數超過1868人，且順利畢業者有1215人?？甲C當中粵籍留日學生的人數，將有助于掌握粵籍留日學生的基本情況及生源特征。

（一）粵籍留日生的名單

《法政大學史資料集第11集》［5］137-167上記錄的名單如下：

“ 第一班（1904.5-1905.6）畢業生1名 ” ，為 “ 嘉應人鐘銑，官費生 ” ；此外，同班還有從化人自費生謝汝霖［7］3。

“ 第二班（1904.10-1906.6）第一學期修業生41人，分別為南海人孔昭焱、張澍棠、曹受坤、陳慶貢、章若衡、陳融、鄒永譽、杜之杖、劉學毅、陳天球、陳文、潘元敉、黃軒佐、陶汝霖、李文范；番禺人汪兆銘、金章、朱大符、胡衍鴻、古應芬、張樹坍、姚禮修、何湛霖、呂達英；東莞人祁耀川、崔斯哲、莫鴻秋、張福照、張伯楨；?？等藚翘鞂?；順德人蘇啟元、黎慶恩；花縣人駱鴻翔、駱鴻年；歸善人陳熾昌，以及州府不明者章仲希、陳百東、柴起標、倪敏敷、李鳳威、張萬梓。 ”

“ 畢業生36人：孔昭焱、汪兆銘、金章、朱大符、張澍棠、曹受坤、李文范、胡衍鴻、祁耀川、張樹坍、吳天寵、姚福修、陳慶貢、黎慶恩、崔斯哲、章若衡、陳融、鄒永譽、蘇啟元、杜之杖、駱鴻翔、章仲希、劉學毅、駱鴻年、陳天球、張伯楨、陳百東、陳文、潘元敉、黃軒佐、柴起標、莫鴻秋、倪敏敷、陳熾昌、梁秉鈞、李鳳威 ” 。

比較修業生和畢業生的名單可發現，順德人梁秉鈞不在第一學期修業生名單上，卻出現在畢業生名單中，不排除有以下兩種可能：一是中途入學，一是他沒有參加第一學期的考試，因暫無史料可證，留作日后進一步研究。古應芬的籍貫標注了兩種，分別是廣東和福建，姚禮修標注為 “ 姚禮修 ” 和 “ 姚福修 ” 兩種［5］139，148， “ 福建 ” 為誤標， “ 姚福修 ” 為誤寫，因此第二班畢業生多一人。另日方名冊記錄的 “ 杜之杖 ” 和《東方雜志》［8］以及章宗祥［7］4記錄的 “ 杜之杕 ” 是同一人，因此本文遵循中方的史料，標記為 “ 杕 ” 。

此外該班還有3人：一是高明人崔通約［7］7，一是金福保［8］；一是番禺人呂存誠［9］。因此，第二班粵籍畢業生的實際總人數是38人，同一班的金福保、張福照、陶汝霖、呂達英、張萬梓、何湛霖、崔通約并未畢業。

“ 第三班（1905.5-1906.11）畢業生4名 ” ，分別為潮州人鄭浩，嘉應人何天翰，以及州府不明者李玉林、黃祖詒。此外，同班學生還有瓊州府人林文英［10］53。

“ 第四班（1905.10-1907.5）畢業生13名 ” ，分別為東莞人陳官桃、葉衍華；番禺人黎祖??；嘉應人邱心榮；恩平人陳天輔，以及州府不明者蘇敬、區樞、陳瑞麟、呂存晟、蘇緯綸、廖云藻、鄭典、邱樹人。

“ 第五班（1906.10-1908.4）法律部畢業生10名 ” ，分別為南海人黎湛枝；順德人岑光樾、陳國鏞；東莞人張景宗、葉毓侖（亦記作 “ 崙 ” ）；番禺人陳道華，以及州府不明者石述彭、張烜、嚴光第、袁體經 ” 。

“ 第五班（1906.11-1908.4）政治部畢業生4名 ” ，為州府不明者衛作忠、區桐、謝兆榮、周鏘銘 ” 。

“ 補修（習）科（1906.11-1907.11）畢業生13人 ” ，分別為清遠人朱汝珍；番禺人商衍鎏；東莞人陳高第、陳官桃、葉衍華；新會人陳啟輝、李翹燊；南海人李慶萊、區大原；恩平人陳天輔，以及州府不明者蘇敬、呂存晟、區樞。

雖然清廷于1906年8月明確下令停派法政速成科留學生，但為了維持科舉廢止后進士館的運營， “ 學部奏定變通進士館辦法，甲辰科內班三十余員送入日本法政大學補修科，其外班、及未經到館之學員送入日本法政大學第五班速成科 ” ，其中，送入法政大學補修科的粵籍學員有 “ 區大原、李翹燊、陳啟輝、商衍鎏、朱汝珍、李慶萊 ” 等6人，選入法政大學速成科的有 “ 黎湛枝、江孔殷（南海人）、岑光樾 ”［11］等3人。這9人，除了商衍鎏、朱汝珍是編修外，其余7人均是庶吉士的身份。補修（習）科13人中陳官桃、蘇敬、呂存晟、陳天輔、葉衍華、區樞均是第四班畢業生。另外，由于補修（習）科只招速成科畢業生入學，因此班內學生陳高第應是該校畢業生，畢業生名單沒有登記在案，是否漏登，有待進一步考證。

綜上所述，目前名字可考的粵籍畢業生人數為77人，入學者87人。由于當時去日本留學無需辦理護照，不少自費生繞過學部備案直接入學，所以實際人數多于此數字。

（二）粵籍留日生生源地分布

粵籍留日生的生源地具體分布如下：廣州府53人，其中南海19人、番禺13人、東莞10人、順德5人、花縣2人、清遠1人、新會2人、從化1人；嘉應州3人；惠州府1人；潮州府1人；肇慶府2人；雷州府1人；瓊州府1人。另有25人暫無據可查。

如前所述，法政速成科于5月開班，楊樞呼吁各省派學生入學，廣東8月便考選學生，在這短短三個月內，除了身處省城廣州府的人能夠及時了解粵督發出的通知并備考，其他州府的人獲知信息相對滯后，因此第二班入學的粵籍學生便有35人（或以上）來自廣州府。加之廣州府是廣東省的經濟中心，教育條件較為發達，生活相對富庶，具備自費的經濟條件，且易得風氣之先，廣州府自費生亦相對較多。另外，張伯楨、陳官桃、黎祖健、葉衍華、陳國鏞、孔昭焱曾在萬木草堂師從康有為，而這些人亦都是廣州府出身。清廷銳意憲政改革，作為當時維新變法的召集人康有為也抓住此機遇，呼吁弟子前往日本學習法政，而法政速成科的成立正好為其提供了學習的機會。

二、粵籍留日生的畢業去向

清末粵籍留日學生在法政速成科畢業后，有人繼續升學亦有人選擇回國?；貒邚氖陆逃?，培育新式人才。此外，也有人通過學成考試、入官考試，踏入仕途。

（一）升學深造

陳官桃、陳高第、吳天寵、崔斯哲、葉衍華、陳國鏞、葉毓侖（崙）、張景宗畢業后，考入法政大學專門部法律科，鐘銑考入法政大學專門部法律科又研究科，祈耀川考入中央大學，鄭浩、陳天輔、張伯楨考入法政大學法律科，區樞考入法政大學，邱心榮考入早稻田大學專門部政經科，周鏘銘則考入明治大學專門部法律科。他們之所以選擇升學深造，與速成教育效果多少有些關系。由于法政速成科重在速成，所以短期內無法掌握到系統的法律知識。加之清廷鼓吹立憲，僅習法政速成科，難以為厘革立法行政效力。他們審時度勢，認識到自身法律知識的局限及不足，遂做出如此選擇。

（二）執教廣東法政學堂

1906年5月廣東法政學堂開學，初期教學對象為本省官吏士紳，以培養推行新政人才為教育宗旨。成立伊始，需材恐殷。適逢法政速成科第二班畢業生學成回國，因此張樹坍、莫鴻秋、金章、姚禮修、張澍棠、曹受坤、朱執信、駱鴻翔、陳融、鄒永譽、陳慶貢、杜之杕、李文范、黎慶恩等人皆執教于此。另劉學毅任總監學官、章若衡任監學官、姚禮修任總務長、古應芬等人任文案官。區大原畢業后，亦加入教習隊列。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內，該學堂為粵省培養了225名法政人才［12］，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法政人才短缺的局面。此外，黎慶恩編述的《地方自治制要論》對地方自治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另該學堂為普及法政教育，還刊行了《法政叢志》。該雜志刊錄的金章撰文《占有為一種意思表示否耶》、張澍棠譯文《英律原理》、張樹坍譯文《代理權之發生》、黎慶恩譯文《論行政裁判》等，起到了普及外國法律知識的作用［13］。

（三）參加學成考試和入官考試

在1906-1911年（1906、1907沒有法政速成科畢業生獲舉人出身）的學成考試中，獲得法政科舉人出身的粵籍法政速成科畢業生有16人：鄭浩、區樞、陳官桃、陳高第、祈耀川、陳天輔、邱心榮、吳天寵、崔斯哲、張伯楨、葉衍華［3］813，832，838，841-843，陳國鏞、鐘銑［14］，葉毓侖（崙）、周鏘銘、張景宗［15］。且在1909-1911年的入官考試中鄭浩、陳官桃、崔斯哲獲內閣中書補用，陳高第、區樞以七品小京官按照所學科目分部補用［3］884-885，914。祁耀川任法部主事，吳天寵任外務部小京官，葉衍華、張伯楨、陳國鏞任法部小京官，陳天輔任大理院小京官，邱心榮任學部小京官［10］146-147，150，鐘銑任安徽知縣［10］152。

以上歷屆學成考試、入官結果表明，從法政速成科畢業后選擇繼續深造的粵籍留學生都參加了學成考試和入官考試，被賜予進士舉人出身者16人、被賜予官職者13人，約占粵籍畢業生的20%和16%?？梢?，追求名利或幻想通過入職官場來挽救清廷的粵籍學生不在少數。與此同時，亦不難發現，優等生汪兆銘、李文范、朱大符等人卻不在列［5］147。至于具體原因，是否與其政治立場有關，尚待挖掘史料和進一步研究。

三、粵籍留日生的政治對立與論戰

由于法政速成科的學生 “ 有為貴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貧寒來自田間者，有為秘密會黨之領袖以亡命來著，有已備有官紳之咨各來此為仕進之捷徑者……而其政治思想則可大別之為‘革命’與‘?；柿棥瘍膳?”［16］22。政治思想的不同，使得他們加入不同的團體，并因此引發了兩場論戰。

（一）?；柿椗?/h3>

張伯楨等人曾是康有為的弟子，加之第五班學生多是官紳，思想陣營上多傾向于?；柿?。他們接受的知識及個人見聞，以及赴日前的出身使得他們在立憲團體中發揮著一定的作用。

1.政聞社。1905年10月9日，梁啟超等人在東京發起政聞社。其宗旨為：確立立憲政治，使國人皆有參與國政之權；對于內政外交，指陳其利害得失，以盡國民對于國家之責任心；喚起國人政治之熱心，及增長其政治上之知識與道德。因此，加入該組織的人，皆有推動立憲改革的志向。在政聞社，有不少粵籍法政速成科的學生身擔要職。如：

陳高第，任庶務科員；陳國鏞，任書記科員；陳官桃，任會計科員；葉衍華、張伯楨、鄭浩、黎祖健、陳高第、陳官桃，任編纂科員。其中，陳高第、陳官桃等還負責東京社務［17］351-352。該組織積極鼓動立憲，曾拉攏民間團體，一同參與簽名運動，請愿速開國會。此次國會是由上海 “ 預備立憲公會 ” 發起，除了政聞社的成員外，還有 “ 粵商自治會 ” 成員及其他省份的人員參與［17］356。由于康、梁在聯合海外二百埠僑民上請愿書中，提到遷都江南，及改大清國號為中華民國等內容，犯清廷之大忌，政聞社于1908年8月25日被查封。

2.廣東地方自治研究社。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后，各地立憲團體應運而生。廣東地方自治研究社成立于1907年11月，由推崇憲政的士紳和廣東省法政學堂的教習莫鴻秋等人發起，社長為梁慶桂，以忠君愛國為首務，以研考憲法為宗旨。該研究社刊有《廣東地方自治研究錄》，張樹坍任總編輯。不久，張病亡，莫鴻秋替任?！稄V東地方自治研究錄》秉承該社宗旨，以研究立憲政體，宣傳和普及地方自治知識為己任?？橇舜罅坑嘘P憲政、地方自治的文章。主要撰稿人有張樹坍、杜之杕、黎慶恩、莫鴻秋、張澍棠，曹受坤、駱鴻翔、駱鴻年等人［18］。他們在該研究錄發表文章，通過介紹日本戶籍法、地方行政機構特征、提議設立羊城市會私議，向社會民眾普及地方自治相關的法政知識，以此加深人們的認知。

3.粵商自治會?；浬套灾螘霈F在廣東地方自治研究社之后，它是由七十二行商人設立的商界立憲團體。 “ 參與新政，興商富國 ” 是其口號。江孔殷是該商會的主要人物之一，曾師從康有為。由于康、梁派人從中暗中操持，自治會追隨政聞社活動的頻率越來越多［17］358。該商會為協助城鎮成立自治會、鼓動爭取實現立憲，還創辦了自治研究所，舉辦立憲政治講習班。

（二）革命派

1.加入同盟會。新式知識分子到日本接受西方法政知識后，思想受到極大沖擊和影響，汪精衛因 “ 留學法政，從憲法學到了國家觀念及主權在民觀念，從前所謂‘君臣之儀’撇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興，與新得的民權思想會合起來，便決定了革命的趨向 ”［19］。胡漢民亦曾在個人自傳中寫道： “ 余尤與汪精衛、朱執信、張伯翹、李君佩、古湘芹、陳協之契洽，與共晨夕，為學問道義之切嗟。汪、朱固有民族革命思想，余尚氣敢言，而汪、朱器量之宏遠，心思之精密，皆足以匡余不逮，則交益深 ”［16］17。受汪、朱的影響，胡漢民等人的革命思想益發強烈。1905年，胡漢民返粵巧遇廖仲愷，并聽聞孫中山先生抵達日本，組織革命黨，胡漢民于是急返東京。未至，同盟會已成立。同盟會成立當日，汪兆銘、朱大符、李文范、張伯喬、古應芬、金章、杜之杕、張澍棠、姚禮修9人一同加入［20］。后胡漢民亦加入。胡任秘書，保管秘密文件，汪任評議部長，朱為評議部評議員兼書記。胡、汪二人因職務關系，與孫中山也日漸親近。不久，胡漢民辦《民報》，該刊成為同盟會的喉舌。

2.與?；柿椗傻膬蓤稣搼?。1906年，《民報》與 “ ?；柿?” 派的《新民叢報》展開了激烈的首場論戰。其導火線為康、梁等人借追悼戊戌庚子烈士之名，吸收新成員，恰逢胡漢民在場。為此，胡漢民登臺力說三小時，抨擊?；逝傻奶搨涡袕?，并將演說稿載于《民報》，另印小冊子廣而告之。對此，?；柿椗山枇袕姽戏种袊異盒幸源搜曰蟊?，言革命必生內亂，導致國家被瓜分。后汪精衛撰文《革命不致召瓜分說》力駁之，胡漢民、朱執信、李文范則詮釋民生主義之真理，駁斥梁啟超等人對革命本質的污蔑。梁亦毫不示弱，竭力反擊。由于 “ 革命黨從民眾利益立場，于客觀事實無所隱蔽；?；庶h則反之，其言僅代表新官僚之利益；兩者相形，已足使人聽取其是非，而為公正之評判 ”［16］29。最終，《民報》大獲全勝，1907年《新民叢報》停版。通過這場論戰，胡漢民、汪精衛、李文范等人打擊了留日學界?；蕜萘Φ臍庋?，并宣傳了孫中山提出的 “ 三民主義 ” ，讓外界對革命有了較為客觀的基本認識。

1907年8月，主張 “ 開啟民智，使華僑愛國愛種 ” 的《中興日報》刊行于新加坡，主筆為汪精衛和胡漢民等人。當時，新加坡早有康有為等?；逝伤l行的《南洋總匯新報》，不明外界形勢的華僑多信康有為的言論，反對革命。為掃除?；蕜萘?、發展華僑革命力量，1908年6月，《中興日報》刊行文章向《南洋總匯新報》發起論戰。徐勤在《南洋總匯新報》上重提?；逝膳f調，謂革命足致列強瓜分。汪精衛奮起力駁，在《中興日報》上發文《申論革命決不招致瓜分之禍》?！赌涎罂倕R新報》繼而反駁汪精衛，并刊行文章渲染革命必致列強瓜分之說。胡漢民發表《駁總匯報懼革命招瓜分之說》，汪精衛亦以《革命可以杜絕瓜分之實據》一文正面反擊，這場 “ 革命、?；手搼?，幾若在日本之所為 ”［16］50?？?、梁自上次論戰失敗后，元氣大傷，第二場論戰更是表現遜色，短時間內便敗下陣來。此場論戰 “ 筆槍墨炮，此來彼往，殺聲四起，把南洋昏聵的同胞，從夢中驚醒起來，不論反對革命的或支持革命的，多要爭讀中興報 ”［21］。華僑逐漸認識到革命的宗旨，南洋的革命風氣亦由此開拓起來。

通過以上兩場論戰，革命派將?；逝傻?“ 革命招致瓜分詭論 ” 駁斥得體無完膚，革命主張受到廣泛推廣及認同，為革命實踐提供了巨大的宣傳效果。

3.發起革命。同盟會的粵籍留日學生時刻不忘宣傳革命。朱執信在廣東法政學堂、兩廣方言學堂任教時，利用課余時間向學生介紹西方民主政治學說、灌輸革命思想，以此發展革命種子。據同事張次溪回憶： “ 學生之加入同盟會者甚多，皆執信為之介也 ”［22］。其中，鄒魯、陳炯明便是他在法政學堂執教時的高足。1908年，光緒和慈禧相繼死去，朱執信認為時機大好，和鄒魯等人策劃廣州起義。但由于中途走漏了風聲，廣州起義失敗。接著，朱執信和李文范等同盟會成員積極籌辦新軍起義，盡管接連受挫，朱執信并不氣餒，與李文范等人繼而發起了震驚海內外的黃花崗起義。起義雖敗，卻深入民心，激發了人民擁護革命的情緒。1911年，武昌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全國各地革命黨人紛紛響應。朱執信帶領廣東革命黨人迅速進軍廣州，胡漢民成功說服掌握廣東軍事實權的水師提督李準棄暗投明，1911年11月廣東正式宣告獨立。廣東的獨立，彰顯著革命軍的階段性勝利，為之后辛亥革命的勝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此外，?；柿椗珊透锩山杂腥思尤霃V東咨議局。廣東咨議局成立于1909年10月。該局91名議員半數來自廣東地方自治研究社，可以說，研究社基本掌控了咨議局。這些議員的政治傾向大致劃分為三派：占多數的封建頑固派，其次是資產階級立憲派及少數革命派。書記長古應芬、議員朱執信都是同盟會的成員。革命派進入當時言論最高機構是為了爭取決策權。1909-1911年間，議員們提出議案147件，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丘逢甲、古應芬等提出的禁賭議案。通過激烈的斗爭，他們成功促成該議案的通過，為廣東摘除了阻礙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毒瘤。雖然其為廣東當時稅收的第一大來源，經濟暫時受到影響，但以長遠目光來看，有百利而無一害。咨議局的出現，打開了知識分子參與政治的先河，它成為當時傳遞民意的重要機構。然而由于重大事件的裁定權仍在督撫［23］，為朝廷服務之性質始終沒有改變，廣東獨立后，咨議局也退出了歷史舞臺。

綜上所述，持?；柿椝枷氲幕浖畬W生加入各種立憲團體，爭取實現立憲；持革命思想的粵籍學生在掃除?；蕜萘Φ耐瑫r，利用各種途徑宣傳革命，壯大革命力量，并為辛亥革命的勝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四、結語

法政速成科的入學人數超過1868人，而名字可考的粵籍學生共有87人。這87人多出身于相對富庶的廣州府，觀念上更易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在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前后，曾師從康有為的粵籍學生積極加入立憲團體，宣傳地方自治及立憲相關的法政知識。而朱執信、胡漢民、汪精衛等部分學生接受民族、民主共和思想后，選擇追隨孫中山。他們積極宣傳革命，并打擊?；柿椗傻膭萘?。為培養更多革命苗子，同盟會成員到法政學堂、兩廣方言學堂執教。待時機相對成熟后，朱執信、李文范等人毅然發起起義，實現了廣東獨立，并為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統治做出了偉大的貢獻。

在晚清的最后幾年時間里，粵籍留日生的身影遍布廣東法政界、教育界、商界。他們共同喚起了青年知識分子對參與政治的覺醒，促成民主革命運動的最終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