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認同的建構： “ 自主選擇 ” 政策下新加坡華人對華文教育認同的轉向（1956-1987）

周杰城

（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福建福州350100）

新加坡華文教育隨著華南移民的到來，萌芽于19世紀初，在19世紀晚期獲得較快發展。20世紀初到50年代前，新加坡當局對華文教育政策從 “ 自由放任 ” 轉變為 “ 逐步限制 ” 。1956年后，勞工陣線政府聽取《各黨派華文教育報告書》中的意見，頒布 “ 自主選擇 ” 政策，給予四種語言教育（英文、馬來文、中文、淡米爾文）以平等，這意味著賦予家長自由選擇教育源流之權力。新加坡立法院于同年發表《教育政策白皮書》將上述原則法律化。1959年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選舉中取得勝利，亦接受上述《報告書》。然而， “ 自主選擇 ” 的公平、自由政策實施后，華文教育體系卻走向瓦解，華人群體對華校認同趨于淡化。至1987年，新加坡全國學校統一源流后，所有中小學（除少數 “ 華文特選學校 ” 外）一律以英文作為第一語文并以英語作為各科教學媒介語，華文僅僅成為國民教育中的華文科①。 “ 自主選擇 ” 政策的實施雖然破除了政策層面限制華文教育發展的桎梏，但實際上是借 “ 自主選擇 ” 之名，行淡化華文認同之實②，并借此對新加坡國家文化認同進行重新建構③。本文將根據一手資料，對新加坡華文教育認同的淡化及其背后國家認同建構的原因、經過進行比較系統、全面的分析。

一、 “ 自主選擇 ” 前后新加坡華文教育認同的興衰

新加坡的華文教育政策歷經了 “ 自由放任 ” “ 逐步限制 ” 以及 “ 自主選擇 ” 三個階段， “ 自主選擇 ” 政策的出臺始于1956年《各黨派華文教育報告書》。與 “ 自由放任 ” 政策時期任由華文教育自生自滅， “ 逐步限制 ” 政策時期不斷限制華文教育而強化英文教育的政策不同， “ 自主選擇 ” 政策主張平等對待英文、馬來文、中文、淡米爾文等四種語言，家長有權決定讓子女上何種語言源流的學校。1956年前后，新加坡華人對華文教育的認同呈現出明顯的悖論局面?？傮w而言，盡管華文教育被限制，但華人依然對華文表現出了強烈的認同，華校規模發展較快，但此后自由選擇背景下華人對華校的認同卻走向弱化。

（一）1956年前新加坡華文教育認同之興

20世紀之前，新加坡的華文教育政策處于 “ 自由放任 ” 階段，政府對華文教育的干預與資助幾近于無［1］24。各源流教育完全仰賴于個人、僑民團體或傳教機構［2］。盡管 “ 先天不足 ” ，華文教育還是在華人社會的支持下蓬勃地發展起來。據《海峽殖民地年鑒》（《Straits Settlements Annual Records》）記載，到1884年時新加坡已有 “ 五十一所華人方言學校 ” （ “ 51 Chinese vernacular schools ” ），學生總數達708人［3］。

步入20世紀后，因華人社會的政治活動，新加坡的華文教育政策轉向 “ 逐步限制 ” 。殖民政府于1920年出臺了一份只針對華校的政府文件《學校注冊條例》。該條例規定： “ 所有新舊學校、教員及校董一律要注冊。任何學校如果被懷疑從事政治或違反公共利益的活動，總督便有權宣布該校為不法之學校，予以封閉 ”［4］。此外，殖民政府所給予的資金支持也十分有限。據1938年的統計顯示，殖民當局在英文源流學校教育上的支出占總支出的72.4%，而華文教育僅占4.2%［1］64。盡管這一時期華文教育經受諸多排擠，殖民政府所予經費亦為數寥寥，但這并未澆滅華人對華文教育事業的熱忱與支持。學校數量與學生人數的增加便是華人對華文教育認同最好的佐證：1917年初，新加坡有男校15所，1929年新加坡華文學校有204所，至1942年日本占領新加坡時，當地華校數目已有300所以上［5］。

在1942-1945年的日治淪陷期間，絕大多數的華校休學停辦，不少華校的校舍甚至遭受很大的破壞［6］。新加坡光復后，部分華校紛紛復校，新創辦華校也在城鄉地區接二連三成立。期間，因殖民地政府的學校注冊法令并不嚴格執行，華校得以蓬勃發展。至1949年，新加坡的華校共有319所，容納71251名適齡學童。這7萬余名孩童，相當于當時新加坡學生總數的60.25%［7］。至1950年前后，政府推行 “ 十年教育計劃 ” 及 “ 五年教育計劃 ” ，對華校嚴加管制，華校的發展趨勢才受到阻遏。全新加坡華校學生人數從1951年的50.97%，下降至1956年的44.20%［8］。雖然華校生人數有一定數量減少，但從當時的報刊中可一窺華人對華文教育認同之態度。華人希望 “ 華文教育之優良傳統得以獲得注重及保存 ” ，并指出 “ （政府）去年（1954年）支用公幣，占全部教育費的78% ” ，而對華校 “ 支用公幣，僅占全部教育費的14% ” ，華人質疑 “ 只此一端，則過往待遇是否公平？是否合理？ ”［9］。華人通過報章呼吁政府給予華校和英校以公平待遇的方式，恰恰反映了華人對于華文教育認同的堅守。

（二）1956年后新加坡華文教育認同之衰

1955年新加坡大選，勞工陣線獲得多數席位，受命組閣。為徹底解決華文教育事宜，立法會于1955年5月間，通過組織一個九人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華文之過去、現狀及將來可能發展的途徑，以作為制訂新教育政策之參考。經過10個月的調查、研討后，《各黨派華文教育報告書》出爐。報告建議：（1）政府應尊重各民族文化，平等對待四種語言的教育（英文、馬來文、中文、淡米爾文）；（2）對于政府學校及享受政府津貼學校的撥款、對教職工供職所需門檻和教職工薪資須應一視同仁；（3）各語言源流學校，小學時應引入雙語教育，至中學時再引入三語教育［10］47-50。該政策的頒布意味著家長有自行決定子女上何種學校的權利。

1956年新加坡立法院頒布了《教育政策白皮書》，其中政府接受了《各黨派華文教育報告書》中的建議： “ 教育政策的制定應當平等對待且尊重四種文化（英、馬、印、華） ”［11］。自此，政府一改過去對華文教育的 “ 鉗制 ” 方針，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明確給予各民族文化以尊重，對英校、華校的津貼 “ 一視同仁 ” ，這也讓 “ 自主選擇 ” 權經由平等對待四種文化的法律化而進一步得到確認。

1959年，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選舉中取得勝利，組織民選自治政府。7月1日在立法院宣布接受新加坡立法院1956年《各黨派華文報告書》，規定一律平等對待四種語言教育（英文、馬來文、中文、淡米爾文）［12］。自此， “ 自主選擇 ” 政策的基調便得以確立。然而，在 “ 自主選擇 ” 政策實施后，華校招生人數卻不斷縮減。1987年新加坡全國學校統一源流宣告了傳統華文教育體系的瓦解。對此，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甚至在其回憶錄中稱 “ 華校消失了 ”［13］47。

筆者認為華文教育認同的衰落是造成華文教育的頹勢的主要原因之一。彼時，新加坡流傳著這么一種論調： “ 受教育越高的人在社會上越少用華語；成就越大的人越不愿講華語，華語被視為不成功人士的語言 ”［14］。此外，從當時李光耀對華人社會領袖的批評也可見華文教育認同的衰落，李光耀批道： “ 華社領袖一方面捍衛華語華文，一方面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英校讀書，華文大學需要來自華文小學和華文中學的學生作為生源，但就連陳六使這位以捍衛中華文化自居的英雄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英校，南大還有什么希望 ”［13］52？據資料顯示，1961年華校小學入學的一年級新生的人數便只占各語文源流的39.3%，1971年減到29.0%，到了1983年，只剩下區區的2.0%［15］76。在如此現實與輿論下，新加坡的 “ 自主選擇 ” 政策所造成的華文教育認同淡化已不言而喻。

二、 “ 自主選擇 ” 政策下華人華文教育認同淡化的原因

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曾說： “ 當時（20世紀50和60年代）的家長很精明地預見，孩子進入英校讀書，將來更容易出人頭地。因此，他們紛紛把孩子送到英校 ”［13］3。言下之意，就是將自己的子女送往英校而不送往華校，乃父母的自主選擇，并非出于強迫。華人父母緣何逐漸舍棄華文教育認同，其原因如下：

（一）政府層面：對第二語言的鼓勵

自1956年《各黨派華文教育報告書》發表后，便明確倡導在華校中教習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雙語教育。1960年開始，第二語言成了小學生的必修課，所有源流小學都必須學習第二語言（英校是學習母語，印、馬華校則是學習英語），1966年起華校初中生也必須學習第二語言［16］。1968年后，教育部又規定：華校必須使用英語為教學媒介語教授科學與算術這兩門學科。1969年開始，英語就成了華校學生升學畢業的必考科目。1971年各源流學校學生參與 “ 新加坡劍橋普通教育證書 ” 考試時統一使用一張試卷。1972年起，教育部部長又宣布增加各源流學校的第二語言接觸時間，第二語言接觸時間就從當年的18%升到1973年的25%，1974年 又 增 加 到33.3%，1975年 增 加 到 了45%［17］。1974年起，教育部規定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在小學離?？荚囍姓嫉阮~分值。當時政府的教育政策偏向，是顯而易見的，就是鼓勵華校學生能真正學好英文，然而政策變動的另一面也是鼓勵英校，辦好第二語言的教學（對在英校上學的華族學生來說，第二語言就是華文）。在相關政策出臺之前，雖有英校以學生母語作為當地科目之設，但往往因循茍且，未予以認真指導。當學生的母語成為學校里必修、必考的學科之后，英校與華校之間的界限，也許已不再那么涇渭分明，部分華族家長便打消了送子女上英校便會摒棄自己族裔文化的顧慮，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華文教育認同的淡化。

（二）社會經濟層面：發展離不開英語人才，英校生就業前景好、畢業收入高

新加坡是島國，自身缺乏自然資源，其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國際貿易與工業化。在長期的殖民統治時期，英語地位便一直處于其他語言之上，它不僅是當時唯一的官方語言，而且也是主要的政治、法律和商業用語［18］。在新加坡獲得自治到獨立以來，英語一直保持著這種特殊地位。新加坡英校生相比華校生往往能更好地獲取高等教育的機會。此外，政府公務員、銀行職員、貿易等大多數高薪且享有高社會聲望的崗位往往都被英校生所占據［1］177。1894年視學官給出的報告中就曾提到， “ 建立英校的目的就是為殖民地和本土各級政府以及商業中的文職人員培養人才 ”［19］。另據資料顯示：在20世紀60年代前后，接受了8年教育（即初二畢業）后，英校畢業生平均一輩子可掙58，342新幣，而那些華校生只能掙到4，518新幣，其間相差11.4倍！接受了10年教育（即初四畢業）后，英校生一輩子可掙121，557新幣，華校生一生只可掙到43，715新幣，其間也相差了3倍［20］48。1965年新加坡獨立后，為結合外向型經濟實現工業化，新加坡建立了許多出口公司，這些公司大多由外國融資，并由外國人進行管理，英語能力是當時獲取工作機會的 “ 敲門磚 ”［21］110?？偠灾?，父母選擇讓子女上英校，是希望子女有著更加光明的前途。此外，新加坡以英語為核心大力發展工業化與國際貿易的經濟戰略，也使華人家長對華文教育的認同進一步疏遠。

（三）教育體系層面：南大合并后，完整華教體系斷裂

父母為孩子選擇何種體系的教育，首先要考慮到的是其升學前景。馬來亞大學作為馬來亞地區首屈一指的高等教育學府，其前身馬來聯邦海峽殖民地醫學院，早在1905年建立之初，便拒收華校生。1949年與萊佛士學院合并升格為馬來亞大學后，仍不招收華校生。華校學生若想繼續深造接受華文高等教育，只能前往中國［21］128。而1949年以后，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新加坡和馬來亞的教育有諸多限制，不允許華文中學畢業生前往中國讀大學，已赴中國讀大學的學生也無法返回新加坡。因此在1950年，新馬華人社群便萌生在新加坡設立華文大學的念頭。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學正式開學，但1971年后南大逐漸改以英文授課，1975年更是將中文系以外的其他學科的教學媒介語一律改為英語。1980年8月，政府又將新加坡大學和南洋大學合并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以純英文教學。此外，1958年成立的新加坡公藝學院（新加坡理工學院的前身），自其創建以來就是以英語授課。成立于1963年的新加坡義安學院（義安理工學院的前身），原也是華文學校中的高等學府，但它在1971年也全面改用英語為教學媒介語。當地所有大專學府皆采用英語教學，原本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的完整華文教育體系被打破，華校生畢業后如若不通曉英語，其深造機會是十分有限的。華文教育體系的斷裂，無疑對新加坡華文教育認同是一個沉痛的打擊。

（四）家庭層面：父母希望子女獲得更好師資的教育

之前已經談到過，二戰前，殖民政府對華校多采取限制政策，即便有政府資助的華校，那也只是華校中的極少數，所給予津貼也占教育總支出中的 “ 鳳毛麟角 ” 。二戰后，殖民政府雖有意落實免費的全民小學教育，但在政策實施中總是 “ 厚此薄彼 ” ，對英校的資金投入往往大大超過華校。英校在師資力量上，處處強于華校。1947至1951年間，除了 “ 教室過于擁擠 ” 與 “ 校舍衛生條件差 ” 之外，華校最為頭疼的便是學校人員的配備嚴重不足，因為 “ 華校所能開出的教師工資實在太低了［1］155” 。此外，在1949年后，中國的教師無法前往新加坡，且當地所能培養的華文教師也十分有限，華校的人員配備不足的問題也更加凸顯［1］155。盡管1952年，對華校的資助有所增加，但是華校能支付給教師的工資亦難與英校媲美［1］157。1955年即將結束時，有調查顯示，政府對華校的總津貼超過了以往，達610萬新幣，大抵與對英校的630萬新幣津貼持平，但是分攤到每位學生身上，華校每位學生只攤得70.25新幣，英校學生每人卻可獲得218.70新幣，足足是華校學生的3倍還多［22］。即便在1956年后政府承諾規定一律平等對待四種語言教育，在發放津貼時 “ 一視同仁 ” ，可到1957年底也只有18所華文學校獲批受到政府津貼。正如在新加坡寧陽會館負責財政工作的許麟先生回憶自己在20世紀50年代時的求學經歷時所說： “ 在那個年代，英校它師資很好，還便宜，它學費才一塊半，華校要三塊錢 ”［23］。試想，又有哪位家長愿意將子女送往價格相對高昂但師資差的地方去上學呢？

在上述幾點原因的背景下，家長所能做的選擇實際上不是拓寬了，而是進一步被壓縮了。為了子女更好的未來，華人家長只得屈從現實，放下對華文教育的固守，轉投英校陣營。故 “ 自主選擇 ” 政策不但沒能挽救華文教育的頹勢，還進一步打擊了華人對華文教育的認同感。隨著華校入學生源的持續下降，1987年新加坡全國學校統一源流，所有中小學一律以英文作為第一語文并以英語為各科教學媒介語，華文成為華人學生各個教育階段的一個科目。

三、華文教育認同淡化背后新加坡國家認同的建構

新加坡 “ 自主選擇 ” 政策背后其實就是以 “ 自主選擇 ” 弱化族群認同，其目的在于將語言文化與某一特定族群相剝離，避免特定語言文化成為額定族群的符號。新加坡實際上推行英文，本質就是越過主要族群另起爐灶，以新的文化超越多數族群語言文化，旨在緩解多數族群對國家文化的主宰。1958年人民行動黨在建黨四周年紀念特刊上的一篇名為《教育政策問題的國家路線》的文章中亦指出 “ 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則，歸根究底是源于政治目標和立場。 ” 李光耀認為新加坡的教育政策是以國家為本，除了給予英、華、巫、印教育源流平等待遇外，還要拆除各種族之間的藩籬。他看到當時只有在英校，三大種族（華族、馬來族、印族）的兒女才能在同一個教室讀書，在同一個操場游戲，接受同樣的價值觀，各種族學生通過共同語言——英語，溝通感情。語言具有傳播與認同的功能，這也使他看到 “ 大力發展雙語并重的英校，顯然是新加坡未來的趨勢 ”［13］28。事實上， “ 自主選擇 ” 政策不僅反映了族群認同與教育認同的糾葛，也反映了新加坡企圖打造一種超越語言和族群對新加坡的國家認同。筆者對其理解如下：

（一）冷戰背景及地緣政治環境促使國家認同轉向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前后，正值冷戰高峰期，英國和美國是控制東南亞的主要勢力，東南亞國家紛紛倒向西方陣營。此外，五六十年代，隨著東南亞民族獨立國家的涌現，國內民族矛盾成為這些國家的重要矛盾［24］，東南亞對華人的不信任這一大背景使新加坡面臨面向西方還是面向東方，是中國化還是西方化，又或是超越東西自我新生的問題。李光耀談及此處，回憶說： “ 東南亞新興國家政府皆對中國懷有戒心，馬來西亞獨立后排華，印度尼西亞和泰國也排華 ”［13］53。如若此時推崇華文教育，則有可能 “ 落人口實 ” ，使鄰國有借口將新加坡完全孤立起來。對此，李光耀還鄭重警告： “ 如果我們粗心大意，人家就會在國際上孤立我們，甚至污蔑我們是什么‘另一個中國’。如果我們在處理眼前的國內問題，方法不夠精密的話，我們就可能被人家趕上絕路 ”［25］。淡化華文教育認同倡導對英文的學習，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新加坡的工業化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周邊國家對于新加坡這一華人占據75%主要人口的種族敵視與仇視，實際上也逐漸促使華人將原來的國家認同轉向新加坡。

（二）建構超越族群差異的新加坡認同

教育語言政策的設計，和未來國家建設以及國家意識培養，有著不可忽視的關聯［15］69，但二戰前新加坡殖民政府所推行的教育政策實屬零敲碎打，不但不成體系，也未能給生活在島上的各族裔提供具有共同價值與共同語言的課程，這種忽視國民國家認同的政策，造成了新加坡各族裔之間的分裂［1］84。國內學者李志東也曾指出： “ 由于組成一個國家的各個地區、各個民族之間在文化、宗教、經濟地位等方面差異極大，同時它們缺乏為民族利益抗爭的歷史記憶，因而國家認同感極弱，這成為第三世界國家分裂的一個重要誘因，新加坡便是這樣的一個典型 ”［26］8。直至1949年，華校中學生所使用的教科書及授課的教師依然來自中國，教科書中甚至有 “ 青天白日旗或是對三民主義的禮贊 ”［27］。毫無疑問，那時華校所培養的是對中國的效忠與認同。1956年的《各黨派華文教育報告書》中就提出：要想實現種族融合，就必須依靠一種共同語言［10］9，無疑這種語言就只能是英語。1965年獨立后，政府極力通過公民和歷史教育，積極促進新加坡人的國家認同感，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這種認同 “ 建立在講英語之上 ”［1］237。用英語而非使用華族、馬來族、印度族母語作為各民族之間的 “ 通用語 ” ，體現當時新建立國家對于各種族的文化的 “ 不偏不倚 ” 。 “ 具有中立性的語言，對三大民族群人口而言，彼此不占特權優勢，處于平等地位，各個民族之間也就不至于因為語言問題而造成摩擦沖突［15］113” ，從而逐漸構建起超越族群差異的新加坡認同。

（三）執政者個人視野催生新加坡國家認同

1959年，新加坡脫離英國殖民統治，成立自治邦。李光耀出任總理，自此開始他長達31年的總理生涯。李光耀對新加坡的教育政策影響頗深，其認為華人應該接受英文教育的觀點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的個人成長經歷。李光耀是海峽華人后裔，其祖父曾長期在英國軍艦上服役，對英國的東西都非常崇拜，堅持讓李光耀的父親和李光耀本人從小接受英語教育［28］。李光耀8歲就被送入英校讀書，而后又輾轉前往英國劍橋讀書。十幾年英語文化的浸潤，讓李光耀對西方文化 “ 有一種情感上的親近，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審美欣賞 ”［29］120。對于快速實現新加坡的工業化，他曾說： “ 沒有哪個國家愿意奉送辛苦得來的技術秘密……電子計算技術、電子學、宇宙火箭和太空通訊的差距不斷在擴大，歐洲的西方國家對此感到很大的不安……在美國、英國和一般歐洲技術專家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情愿同歐洲集團分享技術時，他們卻比較容易同那些類似歐洲的集團擴大合作。這說明為什么澳大利亞的工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29］306。他認為： “ 我們作為一個依靠國際貿易的國家，只有加強學習英語，才有好日子過 ”［13］29。從李光耀的言論中不難看出，在當時的新加坡，堅守華文教育無益于新加坡的經濟與貿易發展，只有淡化華文教育認同，接受英文教育，培育一種文化上的親近，才能讓歐美這些講英文的發達國家能與新加坡產生共情并與其資本結盟，推動新加坡的工業化。而經濟上的成功，人民生活富裕，亦可反哺華人對新加坡這一國家的忠誠與認可，事實上 “ 新加坡現代化的成功證明了新加坡危機生存認同的有效性 ”［26］51。

根據1970年的一項調查，以四項指標衡量新加坡各族的 “ 國家認同感 ” ：（1）自認為新加坡人；（2）對國家的象征表現敬愛——積極的情操；（3）離開馬來西亞而獨立是合法的；（4）愿意為國犧牲。結果顯示：有67%的受訪華人對國家表示認同，馬來人占70%，印度人占62%。［20］58?？梢娫谌A文教育頹勢背景下，新加坡華人對新加坡國家的感情認同與認可已然建立，一種以新的文化超越多數族群語言文化的認同政策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四、結語

新加坡是中國之外唯一以華人為主的多民族國家，華人占全國總人口的75%。對于新加坡華人來說，華文教育是新加坡早期華人移民對母國的精神寄托，它也是其對于傳承中華文化的一種 “ 文化自信 ” 。華人社會將華文教育視為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每當華文教育遭受不公正待遇或遭受當局打壓時，便有人站出為之發聲，誓立捍衛，為此他們不吝奔波游走，希望政府能夠重視并出力保護。但其后，盡管官方允諾給予 “ 自主選擇 ” 權，但華人族群認同與教育認同形成了悖論關系，越來越多的華人家長將其子女送往英校而非華校。究其所以然，是華文教育認同淡化的結果，這是多重原因造成的。首先，政府為推進各族裔融合，構建國民對新加坡的國家認同，大力推崇英語為新加坡各族裔共同語，英語成為各族 “ 上課必學 ” “ 升學必考 ” 之項目，商業與金融等私人機構，無論是買賣契約，賬目結算、報告通告、來往函件也用英文，一般民眾要和政府打交道，也非用英語不可，華人自是對英文格外重視。其次，華人父母都有一顆 “ 望子成龍 ” “ 望女成鳳 ” 的愛子之心，英校生在畢業后往往能取得更好的升學、就業機會，收獲更高的薪資與社會地位。此外，新加坡各屆政府一直煞費苦心扶掖英校，英校的師資力量與學費優勢往往非華校所能及，父母自然樂意將子女送往英校接受教育。再次，獨立后的新加坡，走的是大力發展高新科技產業與外向型經濟的路子，英語水平的高低是吸收外國先進科學技術與資本的關鍵；最后，在地緣政治與冷戰的國際背景之下，新加坡為了與周邊各馬來民族國家和平交往相處，只得不斷削弱華人的 “ 華族意識 ” ，培育華人的 “ 新加坡認同 ” ，以實現新加坡的新加坡化，避免新加坡的中國化。

注釋：

①新加坡傳統的華文教育指的是華人創辦的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為各科目授課的學校。殖民地時期殖民政府大多稱其為華人方言學校（Chinese vernacular school）。華文教育的發展一直到1987年新加坡全國學校統一源流才停止。雖然之前華人建立的華校如南洋小學、南洋女子中學、華僑中學、中正中學等，仍以 “ 華文特選學校 ” 予以保留，但只招收修讀華文和英文都為第一語文的精英學生（小學離?？荚囎詈玫?%學生），并且這些華校后來的發展趨勢還是轉向以英語為主，在招生和教學中也逐漸降低對華文的要求。

②認同：認同（identity）一詞源于拉丁文idem，意為相同的（the same）。該詞廣泛存在于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諸多科學領域。在不同的領域中認同的內涵也有所不同。根據學者白蘇婷、秦龍、楊蘭在《認同概念的多學科釋義與科際整合》中的觀點（《學術界》2014年第198期80-90頁） “ 哲學中的認同，是對差異之上的同一性的辨證思考，是對事物自身、事物與其他事物之間差異性的同一性確認；心理學領域中的認同是自我對自身同一性、與他人同一性的主觀肯定態度；與心理學從個體的情感、態度、意識等心理機制的角度研究個體如何形成認同不同，社會學是從身份這一社會內容的角度研究個體的認同對社會關系的影響和意義 ” ，本文所涉及的認同主要采納心理學的認同釋義，即個體對某一事物或觀念的認可與肯定。所謂 “ 華文教育認同 ” 具體包括：在認知狀態上對華文教育的了解熟悉程度，在情感態度上對華文教育是否滿意、是否喜歡等主觀感受；行為意向則考慮能否在生活中主動選擇接受華文教育、能否主動維護華文教育等。所謂 “ 國家認同 ” ，就是指個人與國家之間，發生了情感上的結合，在心理上認為個人（自我）是國家的一部分，個人在行為上，愿意為國家的利益而努力、愿意為國家作出犧牲等。

③國內外學者大多以研究新加坡華文教育政策為主。郭振羽著的《新加坡的語言與社會》（正中書局，1985年版），分析了新加坡華文教育政策出臺及其發展；吳元華著的《務實的決策——新加坡政府華語文政策研究》（當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從人民行動黨對華文教育的態度出發，論述了新加坡華語文的政治價值、雙語教育的成效等；阮岳湘著的《理想國民：新加坡華人認同建構》（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圍繞華人的族群、華文認同培養、新加坡華族的提出與踐行展開，論述了新加坡華人認同由 “ 中國化 ” 轉向 “ 新加坡化 ” 的過程。學者們在研究新加坡華文教育時對新加坡的國家認同已有所提及，但在教育認同的專門研究還相對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