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革命根據地法制史學者方克勤教授*

劉全娥

一 方克勤教授與西北政法大學法史學科

方克勤教授是1950 年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第一屆畢業生。據方教授的大學同班同學林榕年教授回憶，“人民大學法律系的教學計劃就是按照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的教學計劃進行的，人民大學法律系的教學體制也是模仿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的體制”。①黃樹卿、林晶晶：《曼曼求索六十年——林榕年教授訪談錄》，載曾憲義主編《法律文化研究》第4 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第437 頁。因此，方教授大學時的法學課程主要是以維辛斯基“階級斗爭范式”為核心的蘇聯法學理論及法律體系，法律史方面的課程主要有“蘇聯國家與法權歷史”“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等。從人大畢業后，方老師被分配至西北大學法律系任教，1963 年調入剛成立的西北政法的前身——西安政法學院。自此，從圖書資料、教師梯隊、課程體系、學科發展到碩士招生等，從無到有，從薄弱到壯大，方老師不僅與西北政法的法史學科一起成長，還立了奠基之功。

（一）發展教師梯隊 建設課程體系

西北政法學院的前身西安政法學院正式成立于1958 年8 月，由西北大學法律系與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合并而成，1963 年8 月經國務院批準命名為西北政法學院。西北大學法律系的方克勤、楊永華、李文彬等老師均轉入西安政法學院任教。方老師說，他們把該系存放于生物樓地下室的圖書資料用大卡車全部轉到西安政法學院，加之首任圖書館館長任林到各地買來的一些線裝書，其中包括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期的一些文獻等，學院的圖書資料在當時已經算是很豐富了。①參見邱春艷、倪建軍《紅色搖籃里孕育的法律夢想——西北政法大學建校七十周年記》，《檢察日報》2007 年10 月12 日，正義網，http：//www.jcrb.com/n1/jcrb1442/ca643297.htm。這些書刊成為政法學院法律資料的最初基礎。

法制史教研組的成立。1960 年，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的趙文潤被分配至西安政法學院任教。據其回憶，1962 年下半年，法制史教研組成立，方老師為組長，教師包括西北大學歷史系畢業的林劍鳴、張永祿、屈玉祥、高景明等，法制史教研組與法理教研組合在一起，馬朱炎老師為主任。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1971 年8 月，政法被解散。②參見趙文潤《求學讀史生涯 圓夢陜西師大》，載王雙懷、賈云主編《漢唐史論：趙文潤教授八十華誕祝壽文集》，三秦出版社，2015，第16～24 頁。1978 年8 月，政法復校，法史教研室除方老師外，還有楊永華、李文彬、張繼孟、林劍鳴、③參見《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大會文件》中的會員名單，中國法學網，http：//iolaw.cssn.cn/xx/200406/t20040605_4590916.shtml。齊力任、韓凱等諸位教師。當時方老師已52 歲，最年輕的是楊永華老師，時年42 歲。

復校時，法制史教研室教師的平均年齡超過50 歲。為教研室的長遠發展考慮，方老師開始著手師資力量的補充和年輕化。1981 年2 月，申請調入畢業于陜西師范大學、時在甘肅某中學任教的胡留元、馮卓慧老師。之后，胡老師夫婦很快成為教學和研究的骨干力量。嗣后，法制史教研室先后補充了王寶來（1982）、王志剛（1982）、陳濤（1982）、張飛舟（1982）、周健、李遷西④王寶來日記中提到“周健、李遷西為我室外法史老師”，參見褚宸舸整理《1980 年代西北政法學院青年法史教師的教學研究生活——王寶來教授日記摘編》，載霍存福、呂麗主編《中國法律傳統與法律精神——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30 周年紀念大會暨2009 年會論文集》，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第44 頁。、侯欣一（1983）、蒙振祥（1984）、李淑娥、許曉瑛（1991）等一批畢業于蘭州大學、北京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西北大學及西北政法的年輕教師，雖有進退，但十多年的發展，至方教授1993 年退休時，教研室已形成一個平均年齡40 余歲的老中青結合的教師梯隊。

方教授積極支持年輕教師外出參加學術研討，開闊眼界。馮老師回憶說：“很感謝我們西北政法學院法制史教研室的方克勤老師，她那時任教研室主任，聽到我每次參加完外法史年會激動慷慨滔滔不絕地說著我們年會的討論，她和她的先生周柏森老師立即明白了，這是一個真正的純學術的研究會，于是那年她力挺讓我們三位講外法史的老師：張繼孟、我、張飛舟全去參會?！雹蓠T卓慧：《一九八四年廈門大學年會瑣記》，載何勤華主編《外國法制史研究》第17 卷《羅馬法與現代世界》，法律出版社，2015，第61～63 頁。方老師對教研室年輕教師外出進修亦全力支持。王寶來日記中提到，他在北大進修期間，方老師為其寄錢寄信，經常溝通。周健、李遷西等外法史教師也同時獲得在北大、人大法律系進修的機會。

西北政法法律史課程體系的建設步履維艱。西北政法的淵源之一為政法干校，以干部培訓為主，課程突出政治與政策，法史專業資料缺乏。為講好法制史課程，方老師曾專門去人大備課。趙文潤教授回憶說，他當時教中國法制史，1964 年又停課下鄉一年多，1965 年4 月才復課。當時林劍鳴、趙文潤等講授先秦法制史、漢唐法制史、宋元明清法制史等。但很快，教學活動又被“文化大革命”再次打斷。

1978 年復校后不久，方老師立即著手課程體系的建設和課程質量的提高。當時的主要課程為中國法制史、外國法制史。相對中國法制史，外法史師資力量較為薄弱，僅有張繼孟老師講授。馮卓慧教授回憶說：“教研室主任方克勤老師看了她的大學成績單后，發現她俄語成績很高，便說‘你們夫妻二人不能都教中法史，你的俄語好，你教外法史吧！’ ”①馮卓慧：《從羅馬私法到中國古代民法——我的法史研究之路》，載何勤華主編《孤寂的輝煌》，商務印書館，2012，第469～470 頁。王寶來日記中提及，初到教研室時，方老師也曾安排其教外國法制史，但隨后根據其意愿調整為中國法制史。為盡快提升青年老師的教學能力，方老師安排新進的年輕老師聽課學習、撰寫提綱、準備講稿、輔導答疑、反復試講等。馮卓慧教授回憶中提及，她憑著張繼孟老師從會議上帶回的一份外法史大綱，遍搜西安各高校及當地圖書館，準備外法史講稿，注重在豐富史實的基礎上剖析并得出結論。方老師曾把馮老師的講稿拿給北大由嶸教授評閱，得到由教授的高度肯定，“這樣的人北大都很需要”。王寶來日記記述了他教學的起步，在教學中非常注重學生的反饋，與學生及時溝通交流，不斷提高自己的教學能力?？梢哉f，教研室中外法制史課程的平衡及扎實認真的教學風氣，是與方老師的嚴格要求和努力促動分不開的。

方教授在學科建設思路上既兼顧學科體系的完整，又突出學科特色。法律史課程設置中，除中國法制史、外國法制史兩門法制通史課程外，還開設有羅馬法、中國刑法史、考古與法制、陜甘寧邊區法制史、中國獄政史、蒙元法制史等課程，深受學生歡迎，曾求學于西北政法的著名法學家謝暉教授在30 年后的回憶中還提及法史對他的影響。②參見謝暉《母?？M懷無絕期》，載西北政法大學校友總會組編《青春都在西北政法》（第一季），知識產權出版社，2017，第9～16 頁。另見謝暉《我心目中的嚴存生先生——在嚴存生先生法社會學思想研討會上的發言》，“第十屆全國民間法、民族習慣法學術研討會暨嚴存生先生法社會學思想研討會”，https：//m.sohu.com/a/200029745_800146。該文曾被轉載于“隴籍法學家”微信公眾平臺。

方教授先后開設、講授過多門課程。王寶來教授曾提及，方先生為法律系本科生、刑法專業研究生開設《中國刑法史》選修課、專業課，尤精通近現代部分?！吨袊呒墝I技術人才辭典》中亦載，方教授開設的課程有“蘇聯法制史，中國法制史，中國刑法史，中國近代法制史，中華民國法制史，陜甘寧邊區法制建設”等。①參見段展樣主編《中國高級專業技術人才辭典》（下），中國人事出版社，1996，第857 頁。

方教授任教研室主任期間，教研室彌漫著追趕歲月、努力奉獻的濃厚氛圍，不僅楊永華、方克勤、胡留元、馮卓慧四位教授的科研成果突出、享譽全國，教研室其他教師在教學方面亦成績斐然，獨立或參與編寫了多種教學資料。1980 年，方教授、楊教授參加了司法部組織的全國高等學校法學教材《中國法制史》的編寫，方教授撰寫了第十四、十九章。②參見張晉藩主編《中國法制史》，群眾出版社，1982。另參見張晉藩《但開風氣不為先：我的學術自述》，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第5～6 頁。該著1988 年6 月獲司法部頒發的“優秀教材證書”。楊永華教授、王志剛教授主編有《中國法制史教程》，馮卓慧教授主編有《外國法律制度史教程》（方立新、周健副主編，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專著《羅馬私法進化論》（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等。李文彬副教授著有《中國古代監獄簡史》（1985 年西北政法學院科研處編印，后于2011 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楊永華、方克勤老師著有《邊區獄政》（西北政法學院科研處編印，1982 年11 月），韓凱副研究員編寫有《唐律疏議（名例篇）注釋》（西北政法學院教材科編印，1985），陳濤老師編輯有《中國法制史資料選輯（1—3 輯）》（西北政法學院法制史教研室編印，1985）等。20 世紀80 年代堪稱西北政法教學研究的繁華時期，編寫的教材與教參門類豐富、體例新穎、史論結合。以《中國法制史教程》為例，該著采用縱橫結合的體例；改變了“以刑為主”的傳統編寫模式，增設民事、經濟、訴訟專章，豐富了中華法系的內容；下限延至80 年代；增設臺灣地區法制一節；突出了陜甘寧邊區法制內容；等等。該著不僅創新了體例，且將中國法制史課程的地域特色與學科優勢凸顯出來。③參見楊永華、王志剛主編《中國法制史教程》，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序，第1～7 頁。這一編纂方法和嚴謹態度，對于當下中國法制史教材的編寫亦具有啟示價值。

（二）明確科研方向 營造努力氛圍

方教授說，她走上陜甘寧邊區法制的研究之路與朱嬰的影響有關。1954 年畢業后，作為優等生的方老師原本有機會留在北京，她的兄弟姊妹六人都在北京或河北，但為支援大西北，她跟周柏森老師一起到剛恢復的西北大學法律系任教。畢業于朝陽大學、曾為陜甘寧邊區政府審判委員會秘書的朱嬰時任西北大學黨委副書記兼法律系主任，教授中國法制史，方老師作為助教協助朱嬰寫板書。方老師說：“朱老當時住在一個獨立的小院，我們老去他家。他常跟我們談到陜甘寧邊區，印象深刻，接觸得多了，覺得陜甘寧邊區很值得研究?！贝送?，與楊永華老師的建議不謀而合。楊永華老師有次曾跟筆者談，他“很長的時間就想搞。在北大時，對根據地法制感興趣，可是沒有機會?？茖W的春天到了，去找方老師?！娟兏蕦庍厖^法制】①【】 內文字為筆者補充。是一個大項目，個別人，一兩代人都完不成，方老師也樂意合作”。隨后，經王云院長介紹，方老師與楊永華老師一起到陜西省檔案館抄錄尚未整理的邊區司法檔案資料。他們早上騎著自行車去，中午隨便在外面吃點，也沒地方休息。因為復印太貴，只能靠手抄。歷經數年，積累了豐富的資料。1979 年在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大會上，方老師與楊永華老師、李文彬老師合作提交了西北政法第一篇關于陜甘寧邊區法制研究的論文。隨后兩年，方老師與楊老師合作連續發表了四篇以檔案文獻為基礎的研究論文，在革命根據地法制史研究領域嶄露崢嶸。正是這一影響，催生了方老師關于學科發展的思考。

關于學科發展，方老師提出了教學與科研并重、教學與科研相長的思路。她說，“搞好教學，提高教學質量，必須進行科學研究，確定研究方向，才能提高教學水平。當時就是這樣做的。跟當地的文化傳統與資源優勢結合起來”。她的考慮是，“既然是在西北，就應當因地制宜。一是要研究一下邊區的法律，一是要研究出土文物中的法律思想。我們這邊出土文物特別多，過去的考古學家很少研究出土文物中的法律”。②方堃、張偉：《方克勤 周柏森》，載何勤華主編《中國法學家訪談錄》第1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第25 頁。據馮卓慧教授回憶，1982 年有次教研室會議上，“方老師說，每位老師要選定一個自己長期的、穩定的科研方向，科研與教學并進”。胡留元老師將中國古代法制史尤其是出土文物中的先秦法制作為研究方向。因為胡老師的緣故，馮老師選定了中外法制史比較兼中國古代法制史方向，因為她具有扎實的古漢語及民法（羅馬私法）知識，認為從比較的視野出發，才能“洋為中用”，同時可以在研究中與胡老師相互切磋、共同成長。馮老師說，這是她“30 年未變的方向”。③余濤：《“教師身后有座無字碑”——馮卓慧教授訪談錄》，《法學教育研究》2014 年第2 期。不僅馮老師如此，當初的選擇，也是方老師、胡老師、楊老師30 年未變的方向。

那時的教研室亦彌漫著互相關心支持、努力奮斗的濃烈氛圍。王寶來日記中記述，1982 年9 月8 日（周三）下午，例會學習并與教研組老師見面。有兩位老教師都表示“生命不止、戰斗不息”；李文彬老師建議他“及時訂出規劃”，不能倉促上陣，免得被學生轟下來；段秋關老師則建議史學出身的他，“第一要盡快地補法學課，第二要盡快地上講臺。如果不補就永遠是法盲，課堂上必然笑話百出，講得再繪聲繪色，也是歷史加法制，而不是法制史。寫講稿、上講臺的過程也是學，不要等學好了再上，那樣太慢。不要指望一鳴驚人，第一次講不砸鍋就是成功”。④褚宸舸整理《1980 年代西北政法學院青年法史教師的教學研究生活——王寶來教授日記摘編》，載霍存福、呂麗主編《中國法律傳統與法律精神——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30 周年紀念大會暨2009 年會論文集》，第42 頁。胡老師、馮老師提醒他盡快申請科研課題、確定科研方向等。

方老師注重教學與科研并進的學科發展思路，確立中國古代法制史尤其是先秦法制史與陜甘寧法制兩大科研方向，不僅深藏底蘊和遠見，而且對西北政法法史學科的發展影響深遠。因為科研方向直接影響到課程體系的特色，進而影響人才培養與學術梯隊的發展，而前輩學者們的扎實作風、奉獻精神、學術成就以及教研室努力奮發的濃厚氛圍，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輕教師和研究生，奠定了西北政法法史30 年發展的基礎和西北法史的重鎮地位。

（三）爭取學位授權 致力教書育人

方老師任職期間，經過教研室教師的共同努力，尤其是方克勤、楊永華、胡留元、馮卓慧諸位教授的突出成就，西北政法法制史專業在1985 年獲得碩士學位招生權，次年開始招生，方向為中國法制史、中國刑法史及中外法制史比較。①參見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編《全國研究生招生專業介紹》，1990，內部資料，第831 頁。1989 年獲得碩士學位授予權，是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審批準的我國第四批學位學科授予權學科之一。②參見《中國法律年鑒》編輯部編《中國法律年鑒1991》，中國法律年鑒社，1991，第107 頁。至方教授1993 年退休時，法制史學科已經培養了14 名研究生，有魏秀玲、蒲忠發、賀嘉、雷玉波、劉國正、汪世榮、孔璋、許曉瑛等，其中不少人成為著名學者或政法部門的骨干。方老師親手指導碩士論文的有魏秀玲、孔璋、汪世榮、許曉瑛等。

從1954 年大學畢業到1978 年復校，除了斷斷續續的法制史教學之外，方老師的青春年華也在歲月的動蕩中流失了，但復校之后，方老師將全部精力用于教書育人，如她自己所言，“全部心思都撲在學生身上了”。

汪世榮教授1988～1991 年在西北政法學院的法史專業攻讀碩士學位，他在《我與西北政法大學的三十年》（2017 年10 月31 日）中專門講述了方老師培養碩士研究生教學能力的方式，讓他“受到了扎實的教學訓練”。研三時，方教授帶他到她的本科生課堂聽課，兩周后開始講課，方教授和學生一起聽課，長達三個月之久，課前課后經常一起討論教學的方法、技巧和評價教學的標準。有一次課后討論完，他回家了，方老師繼續與學生討論。兩天后，方老師向他介紹了討論情況。方老師組織同學們歸納出他講課的幾個特點，把書面的記錄原汁原味地讀給他聽，并轉達了同學們希望他繼續授課的愿望，并不無幽默地說“你一定要滿足同學們的要求哦”。汪教授說，方老師對于學生成績的欣賞、成長喜悅的分享、進步的點點滴滴的關懷，成為他永不停息的動力。③參見汪世榮《我與西北政法大學的三十年》，搜狐網，https：//www.sohu.com/a/201381821_800146。

方老師慈母般的愛護與嚴師般的教誨在對待年輕教師身上同樣體現出來。1982 年，畢業于蘭州大學的王寶來進入西北政法學院法制史教研室，他的日記可謂80 年代西北政法法史教師生活的真實寫照。他說，“方老師熱情、認真，像個老媽媽”。1984 年底至1985 年，王寶來立志考研，方老師先后兩次向上級打報告爭取。1985 年9 月，王寶來被西北政法刑法專業錄取，方老師夫婦為其指導教師，其畢業論文題為《試論元朝懲治官吏犯贓》（1988）。王寶來說法史教研室對他事業與生活上的支持，讓他深感“春天對我如此厚愛”“愛，是不能忘記的”。①參見褚宸舸整理《1980 年代西北政法學院青年法史教師的教學研究生活——王寶來日記摘編》，載霍存福、呂麗主編《中國法律傳統與法律精神——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30 周年紀念大會暨2009 年會論文集》，第47、48、49 頁。

對學生無私的愛，在學生心目中留下無法磨滅的深刻記憶，也銘刻在西北政法的歷史上。1986 年，方克勤教授獲評校優秀教師。②參見陜西省高等教育局編《陜西地區高等學校高級知識分子人名錄》（1），西北大學出版社，1989，第35 頁。

二 方克勤教授與陜甘寧邊區法律史研究

（一）學術歷程

西北政法復校的1978 年時，方老師已經51 歲了，歲月的動蕩耗去了她那一代人的黃金年華，但年逾50 歲的她開始追趕歲月，開啟學術歷程。1979 年9 月，“全國法制史、法制思想史學術討論會”在長春舉行，方老師率教研組5 位老師遠赴長春參會，并作為第一作者提交了論文《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的選舉制度》。③中國法學網，http：//iolaw.cssn.cn/xx/200406/t20040605_4590916.shtml。后該文發表于《人文雜志》1979 年第1 期，并被收入曾憲義教授主編的《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國》一書。④參見曾憲義主編《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國》（第2 卷上冊 當代大陸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這是方老師也是西北政法法史學科在復校后的第一篇學術論文。

不久，中國法學界開展關于人治與法治問題的大討論，拉開了法學界思想解放的序幕，方老師夫婦積極參與了這場討論并撰寫了《談談法治與人治》一文，主張摒棄人治、健全法制。該文1981 年獲得陜西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⑤參見《法治與人治問題討論集》編輯組編《法治與人治問題討論集》，群眾出版社，1980，第187～198頁。獲獎信息參見陜西省高等教育局編《陜西地區高等學校高級知識分子人名錄》（1），第35 頁。

同時，方老師與楊老師開始查閱、摘抄檔案，研究陜甘寧邊區法制。方老師跟楊老師首先關注到馬錫五審判方式與黃克功案件，1980 年發表了《陜甘寧邊區審判方式的一個范例》一文，闡述了馬錫五審判方式的特點與產生土壤；⑥參見楊永華、方克勤《陜甘寧邊區審判方式的一個范例》，《現代法學》1980 年第3 期。圍繞黃克功案件及毛澤東復信，發表了《當年延安一件兇殺案的審理》一文，為當時社會各界關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大討論增添了新的重要史實，①參見方克勤、楊永華、馬朱炎《當年延安一件兇殺案的審理》，《民主與法制》1980 年第10 期?！蹲x者》1981 年第2 期轉載，有刪節?！蹲x者》1981 年第2 期轉載了該文的刪節版，7 月11 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毛澤東給雷經天的復信。自此，黃克功案及毛澤東復信成為新中國法制史上常談常新的話題。該文獲1981 年陜西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②參見陜西省高等教育局編《陜西地區高等學校高級知識分子人名錄》（1），第35 頁。1982 年，兩位老師合作發表《指導陜甘寧邊區民主法制建設的光輝文獻》一文，揭示了毛澤東復信對總結工農民主法制建設的經驗和教訓、奠定革命根據地民主法制的理論基礎及法制建設方向的重要歷史價值。③參見《西北政法學院學報》1982 年第1 期。該文獲當年陜西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④參見《1982 年以來西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獲獎成果目錄》，載賈宇主編《人權論衡特刊》（2016 年特刊）總第1 期，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第446 頁。相關的論文還有登載于《法律史論叢》上的《陜甘寧邊區民主政權的刑法原則》和《陜甘寧邊區嚴于執法一例——談談黃克功案件的處理》，⑤該兩文作者均為楊永華、方克勤。分別見中國法律史學會主編《法律史論叢》第2 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第116～129 頁；中國法律史學會主編《法律史論叢》第3 輯，法律出版社，1983，第285～293 頁。前文闡述了陜甘寧邊區的刑事立法與司法實踐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輕刑原則、反對威嚇報復實行感化教育、保障人權四項原則；后文闡述了黃克功案件審理及其歷史意義。

和睦鄉鄰、看重調解是中國久遠的傳統。方老師跟楊老師在陜甘寧邊區司法檔案文獻的研究中發現了邊區在調解制度方面對傳統的繼承與創新，1984 年連續發表了《陜甘寧邊區調解原則的形成》⑥參見《西北政法學院學報》1984 年第1 期。、《陜甘寧邊區調解工作的基本經驗》⑦參見《西北政法學院學報》1984 年第2 期。兩篇論文，對邊區調解制度的法律地位、法律原則及經驗進行了理論總結。同年，撰寫并發表了《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司法工作中貫徹統一戰線政策的幾個問題》一文，指出：“陜甘寧邊區在總結根據地法制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批判地吸收國民黨政府某些法治經驗和立法技術，對于逐步建立日趨完善的新民主主義法律制度，也是有益的?！雹鄥⒁姟段鞅闭▽W院學報》1984 年第4 期。這是最早且迄今為止寥寥無幾的討論根據地法律與“六法全書”關系并揭示其積極價值的論文之一。

1987 年，方老師獨立撰寫并發表了《陜甘寧邊區懲治貪污罪的立法與實踐》一文，從貪污罪的主體、客體、主觀、客觀四方面闡述了陜甘寧邊區懲治貪污罪的法規與司法實踐，指出厲行廉潔政治、嚴懲貪污行為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的優良傳統之一。①參見《西北政法學院學報》1987 年第4 期。此外，1997 年，與丈夫周柏森教授合作發表了《正當防衛立法的修改與完善》一文（《法律科學》1997 年第5 期）。

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方教授還參與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小組批準的“六五”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中國革命法制史》的編寫。該著采用專題史結構，方教授撰寫了第二章“政權機構及其組織法的創制和發展”，約11 萬字。該著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關于中國革命法制史的專著，1999 年9 月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二等獎。②該著初版分上下冊，上冊1987 年出版，下冊1992 年出版，2007 年再版時合為一冊，共719 頁，計72.5萬字，方克勤教授撰寫部分為第62～172 頁。參見張希坡、韓延龍主編《中國革命法制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再版說明”及版權頁。方教授與楊永華教授在革命法制史領域的成就，帶動和影響了教研室的年輕教師，陳濤、侯欣一、蒙振祥等諸位老師均參與了《革命根據地法制史》（1994）、《中國法制通史》第10 卷“新民主主義政權”（1999）的編寫，侯欣一教授后來亦成為陜甘寧邊區法制史研究領域的重要人物。

方教授最著名的成果當屬與楊永華教授合著的《陜甘寧邊區法制史稿（訴訟獄政篇）》。該著的交稿時間是1986 年4 月，但他們的前期積累是從70 年代末開始的，無論寒冬酷暑，一有空就前往檔案館抄錄資料，堅持了六七年，積累了大量資料。方老師說，他們對抄錄的資料進行“分類，整理，研究。我與楊老師面對面坐著，一邊商量一邊寫，我執筆，意見一致就寫上去”。1982 年11 月，初步成果由西北政法科研處編印，名為《邊區獄政》。③參見趙建學《中國勞改法學總論》，附注：本文依據的主要文獻和參考資料，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522 頁。歷經8 年，終于完成了《陜甘寧邊區法制史稿（訴訟獄政篇）》。該著于1990 年10 月獲陜西省第三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1995 年12 月15 日獲國家教育委員會頒發的“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2008 年11 月15 日獲第一屆中國法律文化研究成果二等獎。該著梳理、闡述了陜甘寧邊區的訴訟與調解制度，尤其是邊區法制的輝煌之處——獄政制度的發展歷史和經驗。該著的出版，被認為是“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填補了革命根據地研究的空白”，日本學者坂宏教授在日本法制史學會上介紹了該項研究成果，并給予高度評價。④參見李永興《對我院復校以來科研成果的分析與思考》，載西北政法學院科研處、西北政法學院學報編輯部編《西北政法學院科研論文集》，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第443 頁。

隨后，方教授與楊教授對邊區獄政成就進行深入挖掘，撰寫了近兩萬字的長文《陜甘寧邊區的獄政建設為改革舊中國的獄政管理奠定了基礎》，總結了邊區獄政建設的突出成就，指出這一成就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充分貫徹群眾路線，不斷總結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找到了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新民主主義法制建設的規律，創立了符合中國國情的法制，形成了一整套優良的法制傳統，標志著新民主主義法制到了成熟階段”。①全文詳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編《中國監獄史料匯編》，群眾出版社，1988，第393～425 頁。

1993 年，66 歲的方教授退休了，但一直心系陜甘寧邊區法制研究。2009 年中國法律史學會在長春召開30 周年紀念大會及學術年會，82 歲高齡的方克勤教授應邀出席并提交了論文《陜甘寧邊區三三制政權建設的主要經驗》，②全文詳見霍存福、呂麗主編《中國法律傳統與法律精神——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30 周年紀念大會暨2009年會論文集》，第603～608 頁。為她的學術歲月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二）學術貢獻

從1979 年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到2009 年的最后一篇學術論文，方克勤教授的學術生涯持續了30 年，其中絕大多數著述集中在20 世紀80 年代，參與了國家“六五”社科基金項目、國家教委“七五”重點科研項目，發表論文20 余篇，③參見段展樣主編《中國高級專業技術人才辭典》（下），第857 頁。前后獲得國家教委、司法部、陜西省政府等頒發的科研獎項七項、教學獎一項。其學術貢獻大致可歸納為如下方面。

首先，正本清源，從實踐出發認識革命根據地法制的歷史與價值。新中國成立后頻繁的政治運動導致學術停滯，關于根據地法制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也讓一些學者產生了根據地沒有司法的錯誤認識。根據地法制史上極為重要的文獻——毛澤東關于黃克功案件給雷經天的復信，直到80 年代初由于楊、方兩位老師的發現和研究才重新被認識，就是最為典型的例子。在筆者與方教授的接觸中，無論是訪談、會議發言，還是短至一兩分鐘的視頻寄語，方教授話題的主旨都在闡明陜甘寧邊區法制的重要價值。20 世紀90 年代初期，方教授就從自身的研究感受出發，指出“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治與法制建設，是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時期民主與法制建設最好的時期，較之建國后30 年，也有其獨到之處，應予重視研究”。④王玉明主編《中國法學家辭典》，中國勞動出版社，1991，第83～84 頁。20 年后，她自己仍然堅持她的看法：“改革開放了，去看陜甘寧邊區的司法檔案，就覺得那簡直好得很，比建國30 年強多了。因為群眾運動跟法制是對立的。我的感覺是從工作30 年的親身經歷中來的，而且我是學法律的，教法律的?！雹莘娇饲诳谑?、劉全娥整理《方克勤教授談〈新中國司法制度的基石〉 》（未刊稿），2010 年6 月21 日。這一認識，是她不僅基于親身感受，還基于對陜甘寧邊區司法檔案資料的長期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在談到《新中國司法制度的基石》書稿時，方教授說這樣的書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她認為，我們應當從史料、從事實、從實踐來看待陜甘寧邊區以及革命根據地的法律，認識其價值。

其次，開辟了陜甘寧邊區法制史這一新的研究領域。方教授與楊永華教授合作了十多年，致力于陜甘寧邊區法制的研究，慧眼獨具，抓住了邊區司法史中的重大問題和閃光點，即由黃克功案件所確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馬錫五審判方式的創舉、調解制度的提倡、廉政法制建設、以人為本的獄政制度等，發表了數十篇厚重而有創見的學術論文，尤其是在1987 年出版了《陜甘寧邊區法制史稿（訴訟獄政篇）》，開辟了陜甘寧邊區法制史這一全新的研究領域，并使陜甘寧邊區法制成為革命根據地法制研究中具有領先作用、占據中心地位的研究領域，為后輩學者的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為正確認識革命根據地的法制歷史起了重要作用。

最后，史料扎實，文風質樸，觀點信實，影響深遠。方教授的研究結合了“論從史出”的史學規訓與法學理論，以史料扎實、文風質樸、觀點信實為特點。方教授最重要的學術成就是與楊永華教授合著的《陜甘寧邊區法制史稿（訴訟獄政篇）》。這本1987 年2 月出版的專著，25 萬余字，32 開本，不太厚，灰紫色基調的封面上有木刻畫風的太陽、云彩、寶塔山與延河，裝幀十分樸素，卻影響深遠。僅據知網的部分檢索看，從王立民教授1994 年《試論抗日根據地的人權法》一文的征引開始，①參見王立民《試論抗日根據地的人權法》，《政治與法律》1994 年第3 期。該著迄今仍不斷為期刊論文及學位論文所征引。一部專著的生命力逾30 年而不衰，正是由于其選題獨到、資料豐富、文風質樸沉穩以及結論信實。

（三）方教授與法律史學界

從參加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大會迄今，方教授情系法史、貢獻法史已逾40 年。1979 年8 月，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大會在長春舉行。馬朱炎老師帶隊，方老師率法史教研組的林劍鳴、楊永華、張繼孟、李文彬老師參加。其間，方老師參加了中國法制史、法律思想研究會章程的起草，并作為第一作者提交了論文。1983 年8 月14～17 日，“中國法律史學會首屆年會”由西北政法學院主辦，在西安空11 軍招待所召開，方老師參與了會議的籌備組織工作。會上就中華法系的特點、儒法思想、法史教學等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胡留元、馮卓慧、王寶來等老師都有發言。②參見褚宸舸整理《1980 年代西北政法學院青年法史教師的教學研究生活——王寶來教授日記摘編》，載霍存福、呂麗主編《中國法律傳統與法律精神——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30 周年紀念大會暨2009 年會論文集》，第42～43 頁。會議上提交的專著、論文共88 種，反映了當時最新的研究成果。大會委托西北政法學院科研處編輯會議論文集《法史研究文集》（上中下三冊），在多位法史法理教師的協助下完成編輯，方老師是其中之一。論文集中收入了其中的55 篇論文，分為中國法制史、外國法制史與法律思想史、中國法律思想史三部分，其中收入西北政法馮卓慧、胡留元、陳濤三位老師的論文。①詳見西北政法學院科研處編印《法史研究文集》（上、中、下），1983 年12 月。1984 年12 月，在西北政法學院召開了有20 余人參加的全國法制史研究會西北西南片會，方老師、楊老師參與籌備并參加了討論。②2009 年4 月24 日，筆者翻拍了方老師提供的照片（后面備注時間為1984 年12 月），照片的人們穿著棉衣，女士們多戴著圍巾。

1986 年5 月，司法部在西北政法學院舉辦“全國法律專業師資進修班”（第七期），來自全國各高校的30 余名法史教師參加。院長穆鎮漢兼任班主任，方老師為副班主任。師資進修班專門邀請了張晉藩先生講授《中國法制史》。③張中秋、李鳴主編《未已集：張晉藩先生教研五十周年紀念》，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第395 頁。張先生還專門作了一次關于中國古代民法問題的報告。④徐忠明教授文章中曾提及，參見徐忠明《建國以來中國法制史研究的主流范式——張晉藩〈求索集〉 讀后》，載徐忠明《思考與批評：解讀中國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0，第18 頁；徐忠明《從西方民法視角看中國固有“民法”問題——對一種主流觀點的評論》，“期間，張晉藩先生曾經專門作過一次中國‘古代’ 民法問題的報告”，載何勤華主編《法的移植與法的本土化》，商務印書館，2014，第624 頁。方克勤教授說，課程內容安排中，民國法史部分無人承擔，她自己承擔了。

1987 年8 月，方老師參加了邊區政府成立50 周年學術討論會。1990 年3 月參加了在湖南長沙舉行的中國法律史學會第四屆年會。2009 年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30 周年之際，方克勤教授作為法律史的“一大代表”受中國法律史學會執行會長霍存福教授特邀，以82 歲的高齡出席了在長春舉行的年會及紀念會，并提交了論文。

2010 年6 月，筆者等撰寫的《新中國司法制度的基石——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1937—1949）》書稿出版前夕，曾邀請方老師座談。方老師認真閱讀了書稿，談了她的看法。方老師說，該書稿“內容新穎、豐富，資料扎實，特別需要，花了很多心血”“這本書非常好，如果商務能出版，能把一些認識正本清源”。方老師詳細回憶了新中國成立后30 年間法制遭破壞的沉痛歷史，“這個大躍進的時候，實行教育大革命，法律專業的所有課程取消了，就只剩下了‘大躍進中的政法工作’，政治課的教學占百分之六十。我是學法律的，關心法律，但教不成法律，實際上用不上。文革中，砸爛公檢法，政法學院的院系撤銷”。談到陜甘寧邊區法制，方老師認為有許多值得研究，她指出“中國的調解有傳統，尤其在農村”“邊區時提倡調解，李木庵最主張調解”。方老師還指出了一些對“馬錫五審判方式”過于簡單化、公式化理解的片面性，“對馬錫五審判方式，我有一點看法，說馬錫五審判方式就是‘就地審判’，我覺得沒有解決它的實質，只是形式上的，馬錫五審判方式重視證據，能夠確實為民。還是王子宜的總結比較好……我的總結是‘一心為民，公正執法’ ”。⑤方克勤口述、劉全娥整理《方克勤教授談〈新中國司法制度的基石〉 》（未刊稿），2010 年6 月21 日。寥寥數語，展現了一個學者的真知灼見。

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40 周年之際，方教授已92 歲高齡，應學會執行會長呂麗教授之邀，在杜平老師的幫助下，為大會制作了短視頻，殷殷囑托中仍是對陜甘寧邊區法制研究的掛念。2019 年元旦，方教授因其對西北政法法律史學科的創始之功及對革命法制史領域的突出成就被授予“西北政法大學功勛教授”榮譽稱號，以永志方先生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