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度視角下社會組織的農村反貧困效應

梁土坤

（華東政法大學 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上海 201620）

2021年是中國“十四五”開局之年，新時代反貧困工作進入新階段，其重心由生存型貧困向發展型貧困轉變[1]，反貧困的具體工作和核心任務將更加繁重。反貧困工作的成效有賴于社會各方的參與和支持，而促進社會力量參與反貧困工作是現代社會的通用做法。黨和國家一直都相當重視專業社會工作等社會力量及社會組織在反貧困工作中的參與機制和作用發揮。2016年12月2日，國務院印發《“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國發〔2016〕64號），明確指出，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幫扶，支持社會服務機構等各類組織從事扶貧開發事業，健全社會組織參與扶貧開發的協調服務機制，構建社會扶貧信息服務網絡[2]。這些相關政策法規為中國社會力量參與反貧困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內容框架，對于促進社會力量參與反貧困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F實中，社會組織等社會力量的反貧困實效將直接影響新時代反貧困工作的成效和進程。然而，目前國內關于這方面的定量研究甚少?；诖?，本文從社會服務可及性、主觀貧困、未來生活信心等三個維度對社會組織的農村反貧困效應及其作用機制進行實證研究，以期為增進社會組織反貧困實效提供參考，促進新時代反貧困工作可持續發展。

一、社會組織參與反貧困相關文獻簡要述評

國外關于社會組織參與反貧困的相關研究文獻數量眾多，內容涉及領域和范圍較廣。1993年，Drakeford和Hudson[3]對貧困、社區經濟發展與社工機構等社會組織干預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了分析。在全球經濟結構調整進程中，社會組織所提供的社會工作等各種社會服務對提高各地區弱勢群體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4]。歐洲福利國家一直將消除兒童貧困作為減貧戰略的一個關鍵目標，其政策框架以社會投資范式為核心，而兒童和家庭社會服務在消除貧困及其代際傳遞的斗爭中被賦予了關鍵作用。在社會投資范式下，社工機構等社會組織從激發兒童和父母潛能等方面來解決貧困問題，社會組織確實在消除兒童貧困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現實作用[5]。而孟加拉國、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的研究也表明，社會組織有潛力和責任為解決南亞貧困問題作出貢獻，要實現該目標，必須做出重大協調努力，并對社會工作者等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相關教育課程的性質等內容進行重大調整，以適應反貧困工作的現實需要[6]。關于立陶宛的研究也說明，社會工作者及專業社會組織的相互協作在立陶宛減貧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7]。這些相關研究為我們探究社會組織及社會服務的反貧困效應提供了重要參考。

相對而言，國內關于社會組織、社會服務、社會工作參與反貧困的相關研究起步相對較晚，文獻數量也較少。程勝利[8]提出，個案社會工作、小組社會工作、社區社會工作等專業社會服務方法都可以在城市反貧困中發揮重要作用。相對于政府和市場而言，社會組織在反貧困工作中具有獨特優勢，能夠通過自下而上范式提高貧困群體識別精準度，點對點賦權以增進貧困個體脫貧的實現[9]。因此，必須不斷發揮社會組織在反貧困工作中的作用和效能，促進新時代反貧困工作的持續推進。

從研究范式來看，國內目前關于社會組織、社會服務及社會工作參與反貧困的相關文獻主要是基于理論分析和個案研究的質性研究，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方面，從宏觀視角對社會組織及其服務參與反貧困的必要性、內容、領域、困境、政社關系等進行理論分析，為社會組織參與反貧困提供參考。例如，李紅波[10]認為，專業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社會工作者等在反貧困中以需求評估者、專業增能者、資源聯結者等角色介入反貧困行動，能有效提高反貧困政策效率。社會組織能夠為反貧困提供專業價值觀指引、優勢視角借鑒、專業技術支持等[11]。社會組織幫扶有助于增進扶貧對象對扶貧項目的了解、接受、參與，社會工作者等社會組織服務人員的適當參與能夠提高貧困人群的主體性、積極性、參與度，從而有利于提高反貧困現實效果[12]。農村社會組織參與反貧困的策略包括能力建設、社區建設、文化建設等多個方面[13]。劉風和向德平[14]還對中國貧困治理發展歷程中的社會組織與政府之間的關系變遷進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對稱式互惠”是其未來走向等。

另一方面，一些學者通過對具體個案的深入剖析，對社工機構等社會組織介入反貧困的具體實踐、現實路徑、相關經驗等進行歸納分析。例如。岳天明和李林芳[15]通過對民族村寨的分析，指出精準扶貧可以借鑒社工組織服務的人本視角、文化視角、發展視角、優勢視角，以其理念和方法推進民族地區反貧困工作。王三秀和芮冀[16]通過對某縣的調查，從對象識別、項目選擇、資源整合等方面深入分析了社工機構等社會組織介入農村扶貧的具體路徑。蔣國河等[17]通過對江西省某縣農村婦女互助儲金會項目案例的分析，具體剖析了社會組織及社會工作服務介入項目的兩個階段和具體歷程，并對其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困難和相關經驗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發展性社會工作等社會服務在推進農村反貧困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社會組織和社會服務重視能力建設和賦權增能，能夠形成內生發展動力，增強扶貧項目可持續性，提高反貧困效率。然而，社會組織在反貧困中的定位不明、機制不完善、服務能力不足等問題較為突出，制約著社會組織及其社會服務反貧困效果的提高。這些相關研究為深入了解社會組織及社會服務等參與反貧困的具體過程、主要領域、存在問題、促進對策等內容提供了重要參考和借鑒。

綜上可見，中國社會組織參與反貧困相關研究的文獻數量相對較少?；诶碚摲治龊蛡€案研究的質性研究是其主要研究范式，甚少見到相關的定量研究文獻，這使得其研究深度、分析范式、作用路徑等方面內容相對缺乏，未能為解析社會組織和社會服務的反貧困效應及作用機制提供更加具體、全面、深層次的立體式框架和全景式描畫。因而，在新時代背景下，社會組織參與農村反貧困相關議題有待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實際上，社會組織及其所提供的服務是否具有反貧困效應，除了質性研究外，還可以基于問卷數據對其進行定量研究，以進一步拓展相關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诖?，本文將從社會服務可及性、貧困人口主觀貧困、未來生活信心三個維度對社會組織的農村反貧困效應及其具體作用機制進行定量研究，以期為新時代反貧困工作提供參考。

二、社會組織反貧困效應的分析框架

（一）效應測量的三個維度

首先，根據《關于支持社會工作專業力量參與脫貧攻堅的指導意見》等相關政策法規，社工機構等專業社會組織參與反貧困工作的主要內容包括為社會救助對象提供心理疏導、社會融入、團體互助、宣傳倡導等服務[18]。因此，貧困人口能否獲得相關社會服務，是社會組織能否發揮反貧困效應的現實前提，故設定社會組織反貧困效應測量的第一個維度?社會服務可及性，即實際上有多少貧困人口獲得了相關社會組織所提供的各種社會服務。

其次，社會組織參與反貧困的核心服務對象是貧困個體及其家庭，因而，能否降低貧困個體貧困程度是測量社會組織反貧困效應的核心。然而，社會組織大部分相關服務并不能直接提供經濟支持和物質援助，因而，以經濟收入等客觀指標來測量社會組織反貧困效應并不一定符合實際情況。實際上，除了收入等客觀貧困指標外，主觀貧困也是現代社會測量貧困的重要指標，廣為國內外相關學者所采用[19]。因此，本文用主觀貧困來測量社會組織的反貧困效應。以此設定社會組織反貧困效應的第二個測量維度?社會組織所提供的相關社會服務能否降低個體主觀貧困程度。

再次，社會組織參與反貧困的重要任務是提高貧困人口的積極性和動力，則能否提高貧困人口的未來生活信心也是考量其反貧困效應的重要方面[20]。所以，將個體未來生活信心作為考量社會組織反貧困效應的第三個維度?社會服務獲得能否提高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同時，由于貧困程度是影響個體未來生活信心的重要因素[21]，由此可推而廣之，社會服務獲得可能會通過降低貧困人口主觀貧困而間接提高其未來生活信心。即社會服務獲得可能對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具有直接和間接的雙重影響效應。

此外，貧困家庭因人口結構等因素而存在異質性。實際上，社會政策效應會因家庭特征不同而存在差異。例如，小額信貸政策對非殘疾家庭消費能力的提升效應大于殘疾人家庭等[22]。因此，社會服務對不同類型家庭貧困人口反貧困效應也可能存在差異，故將家庭類型納入分析框架，考察社會服務獲得對不同類型家庭減貧效應是否存在差異。根據社會服務可及性、主觀貧困、未來生活信心三個維度和家庭類型因素，形成社會組織反貧困效應的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并采用數據建構實證模型，對其具體效應和作用機制進行實證研究，為新時代反貧困工作提供參考。

圖1 社會組織反貧困效應的分析框架

（二）數據來源與模型設定

本文采用2017年度全國低收入家庭調查微觀數據進行實證研究。該次調查由民政部委托中民社會救助研究院和南開大學等單位具體實施，采取多層次隨機抽樣的方法，在六個省的18個地市開展，收回問卷3 260份。本文主要分析社會組織在農村反貧困中的現實效應，依此對數據進行再處理，最后的分析樣本為1 892個。分省份來看，江蘇省346個（19.3%），湖南省224個（11.8%），吉林省223個（11.8%），云南省421個（22.3%），甘肅省325個（17.2%），山西省353個（18.7%）。在此不對樣本進行描述性分析。

本文實證模型的被解釋變量主要有兩個：（1）主觀貧困，用貧困人口對其生活貧困程度的主觀評價和總體感受來測量，將貧困程度由低到高分為五個層級并賦值；（2）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用其對未來家庭經濟狀況是否會改善的主觀評價來測量并賦值（如表1所示）。核心解釋變量為貧困人口是否獲得社工機構等社會組織所提供的各項社會服務，并進行賦值。將性別等相關控制變量納入框架，建構實證模型。

表1 變量賦值

除了采用頻數等描述性統計方法對社會服務可及性進行分析（如表2所示）外，由于主觀貧困和未來生活信心均為有序多分類變量，故采用有序Logistic回歸模型（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建立實證模型（SPSS22.0軟件）。兩個被解釋變量的取值水平都是5，故建立四個累積Logits（Cumulative Logits）模型。兩個被解釋變量相應取值對應概率為π1、π2、π3、π4、π5，擬合四個模型。

表2 社會服務可及性的區域差異

采用逐步將相關變量納入模型的方法，以觀察模型的穩健性。分別得到社會服務影響主觀貧困的實證模型1～模型4（如表3所示）。同理，得到社會服務、主觀貧困對未來生活信心影響機制的實證模型5～模型9（如表4所示）。各個模型平行線檢驗（Test of Parallel Lines）結果顯示，其SIG值均大于0.1，符合模型適用條件。而且，各個模型擬合優度和效度相對較好，具有統計學分析意義。

表3 社會服務對主觀貧困的影響機制

續表3 社會服務對主觀貧困的影響機制

表4 社會服務對未來生活信心的影響機制

續表4 社會服務對未來生活信心的影響機制

三、貧困人口社會服務可及性分析

（一）“雙低困局”：社會服務可及性的總體特征

社會服務可及性是社會組織具有反貧困效應的基本前提，也是社會組織在農村反貧困工作中參與狀況的現實反映。從表2所示的調查情況來看，具體考察了貧困人口是否獲得社會組織提供的日常生活、生活照料、孩子上學、安排就業、殘障康復、醫療保健、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服務支持。具體來看，獲得社會組織提供的殘障康復服務的貧困人口人數最多，為549人，占調查人數的29.0%。其次，分別為醫療保?。?4人，2.9%）、精神慰藉（49人，2.6%），都不足3.0%，遠遠低于殘障康復的人數比例。除此之外，其他社會服務獲得人數比例分別為：日常生活18人（0.95%），家庭照料10人（0.53%），安排就業10人（0.53%），孩子上學17人（0.90%）。由此可見，除了殘障康復、醫療保健、精神慰藉外，貧困人口獲得其他種類社會服務的人數占比均不超過1.0%?？梢哉J為，社會組織在介入農村反貧困工作中，大部分社會服務開展情況不容樂觀，存在服務種類較少的現實問題。由于這些社會服務可及性較低，樣本量較少，下文僅對殘障康復、醫療保健、精神慰藉三種社會服務的反貧困效應進行研究?？傮w來看，社會組織在農村反貧困工作中提供的社會服務種類相對較少，絕大多數社會服務均沒有推廣，殘障康復服務的人數比例也沒有超過30%。所以，社會組織參與農村反貧困工作過程中，存在社會服務種類相對較少和社會服務可及性相對較低的“雙低困局”，嚴重制約著其反貧困效應的發揮。

（二）“發展失衡”：社會服務可及性的區域非均衡

分區域來看，殘障康復、醫療保健、精神慰藉等三種社會服務的Pearson卡方檢驗值分別為792.926、101.182、5.316，SIG值分別為0.000、0.000、0.070，可見，三種社會服務可及性均存在顯著區域差異。具體來看，東部地區貧困人口社會服務可及性相對較高，其殘障康復、醫療保健、精神慰藉等社會服務可及性的人數比例均遠遠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例如，東部地區貧困人口殘障康復服務可及性高達89.6%，為中部地區的4倍，為西部地區的11.2倍。而中部地區農村貧困家庭社會服務可及性也略好于西部地區。西部地區貧困人口殘障康復服務可及性僅為8.0%，不足10%，僅為中部地區的36.36%。而醫療保健和精神慰藉服務可及性，西部地區與中部地區的差距相對小一些，但仍然存在一定差距?？梢?，貧困人口社會服務可及性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呈現東部、中部、西部順次降低的發展態勢。社會服務可及性存在明顯的區域非均衡特征，中部和西部地區社會服務可及性相對更低，不利于新時代反貧困工作的持續推進。

整體來看，農村貧困人口可獲得社會服務的種類相對較少，服務可及性相對較低，呈現“雙低困局”的基本特征。并且，社會服務可及性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呈現東部、中部、西部順次大幅度降低的發展態勢，西部地區貧困人口社會服務可及性相對較低，區域“發展失衡”問題較為突出。因此，著力提高貧困人口社會服務可及性，并且重點提高西部地區和中部地區貧困人口社會服務可及性，應該成為新時代反貧困工作的重要任務和關鍵議題，以進一步促進社會組織參與反貧困實效的提高。

四、社會服務對主觀貧困的影響機制

（一）社會服務對主觀貧困的直接影響

社會組織作為現代社會介入反貧困工作的重要手段，廣受世界各國重視和廣泛應用。例如，盡管澳大利亞是一個富裕國家，但仍然存在貧困問題及貧困地區，澳大利亞政府采用收入保障制度等政策積極應對貧困問題，并將社會組織及社會工作服務定位為其社會政策的一項關鍵議程，將社會組織及社會服務作為政府應對貧窮的核心。事實上，社會組織為澳大利亞減貧做出了重要的現實貢獻[23]。不僅如此，社會組織還能夠緩解貧困人群心理等問題。關于柬埔寨的研究表明，社會組織所提供的服務干預能夠顯著緩解柬埔寨難民心理困擾等系列問題[24]。本文結論與這些研究基本一致，社會服務能夠顯著降低貧困人口主觀貧困程度。

社會服務能夠直接地顯著降低貧困人口主觀貧困程度。從模型1可知，殘障康復、醫療保健、精神慰藉三個指標的系數均為負（0.01顯著性水平顯著）。將相關控制變量加入模型后（模型2），三個指標的系數情況變化微乎其微，且其系數顯著性仍然不變。這不僅說明各種社會服務的支持能夠顯著降低貧困人口主觀貧困程度，而且，也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模型穩健性和結果可信度。因而，從主觀貧困視角來看，社會組織及其社會服務的反貧困效應顯著，發揮了重要的現實減貧作用。

同時，盡管社會服務能夠顯著降低貧困人口主觀貧困，但不同類型社會服務的影響效應不盡相同。從模型2可知，系數絕對值由大到小依次為殘障康復、精神慰藉、醫療保?。?.429>1.146>0.797），其對應的OR值分別為0.239 5、0.317 9、0.450 7。由此可知，獲得相對應的社會服務支持，能夠使得貧困人口主觀貧困程度更低的發生概率（OR值?1）分別為76.05%、68.21%、54.95%。因此，社會服務的主觀貧困減貧效應由大到小分別為殘障康復、精神慰藉、醫療保健。則社會服務的減貧效應具有類型性，不同類型社會服務的減貧效應不同，故應該根據具體社會服務的效應特征，有重點地繼續推進社會組織及社會服務反貧困效應的提高，更加重視殘障康復、精神慰藉等相關社會服務。

（二）社會服務對主觀貧困影響的類型差異

社會服務對不同家庭類型貧困人口主觀貧困的影響不同。從模型3和模型4可知，殘障康復、醫療保健、精神慰藉三個指標系數在各個模型中仍然顯著（0.01顯著性水平），說明即使區分家庭類型，社會服務對貧困人口主觀貧困的顯著影響仍然一致，凸顯社會服務影響的顯著性。但是，從各對應系數的絕對值來看，社會服務對不同類型家庭貧困人口主觀貧困的影響效應不同。具體而言，殘障康復和精神慰藉兩個指標的系數絕對值，殘疾人家庭模型均大于非殘疾家庭模型（1.812>1.212，1.797>0.729）。即殘障康復和精神慰藉兩項社會服務對殘疾人家庭貧困人口主觀貧困的減貧效應都遠遠大于非殘疾家庭（83.27%>70.24%，83.42%>51.76%）。與此相反，醫療保健對非殘疾家庭貧困人口主觀貧困的減貧效應大于殘疾人家庭（1.070>0.689），即獲得醫療保健服務支持會使得非殘疾家庭貧困人口主觀貧困較高的發生概率降低65.70%，遠高于殘疾人家庭（49.79%）。由此可見，不同類型社會服務對不同家庭類型貧困人口主觀貧困的減貧效應存在較大差異，凸顯社會服務對主觀貧困影響的家庭結構性。因此，必須根據家庭類型和社會服務種類的具體特征，因事制宜，采取有針對性的服務措施和策略，進一步降低貧困人口主觀貧困，增進社會組織及社會服務反貧困效應的持續發揮。

（三）社會服務對主觀貧困作用機制的理論解釋

社會服務之所以能夠顯著降低貧困人口主觀貧困，是與社會組織及其社會服務的工作方法、主要特征和具體功能分不開的。阿瑪蒂亞·森[25]指出，貧困主要是由于個體可行能力不足導致的?？尚心芰κ侵競€體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總和，包括免受困苦（如饑餓、疾病、過早死亡等）的基本可行能力、接受教育和政治參與等各個方面的自由。社會組織介入反貧困工作能夠顯著提高貧困人口可行能力，從而能夠有效地降低其主觀貧困。關于津巴布韋研究指出，貧窮問題與社會可持續性匱乏互為因果，社會組織及社會工作作為一種尋求促進社會公正的職業，應優先考慮社會可持續性，以減輕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弊病。事實上，社會組織及所提供的各項社會服務確實能夠促進社會可持續性發展，從而促進貧困問題的解決[26]。社會組織主要通過其專業理念和技術方法以增能賦權范式提高貧困人口可行能力，增強貧困人口可持續發展能力，從而降低其主觀貧困。社區社會工作方法能夠提高貧困人口社會參與等方面可行能力；小組社會工作方法則能夠改善貧困人口社會支持，提升其人際交往等方面可行能力；而個案社會工作方法具體從個體層面以賦權增能，改善貧困人口心理健康，提升個體行動能力，發展個體生存技能，從而提高其各個方面可行能力[27]。殘障康復、醫療保障、精神慰藉等具體社會服務都能夠有效提高貧困人口人力資本，緩解其心理壓力，提供必要情感支持，都是提高貧困人口可行能力的有效途徑，從而使得貧困人口主觀貧困程度顯著降低。因而，社會組織通過增能賦權范式提高貧困人口可行能力，使得其主觀貧困顯著降低。所以，社會組織及其社會服務是降低貧困人口主觀貧困的有效方式，應該成為新時代反貧困工作的重要方式和核心手段。

五、社會服務對未來生活信心的影響機制

（一）社會服務對未來生活信心的直接作用

社會服務不僅對貧困人口主觀貧困具有顯著作用，也對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具有顯著影響。社會服務及社會工作一直都是心理健康和情緒干預的重要方法，能夠改善服務對象的心理健康，并增強其生活積極性，以及提高其主觀幸福感水平等[28]。關于中國深圳市和廈門市的實證研究表明，社區效能感對居民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影響，而社會組織、社會服務、社會工作相關方法能夠有效提高社區效能感，從而促進居民主觀幸福感的提高[29]。實際上，社會服務也能夠有效提升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一項來自中國云南省的社會組織行動研究表明，2005年相關社會組織在當地開展了一項社會服務項目，鼓勵當地婦女組成一個手工藝品小組，生產、保護和發展可供市場消費的土著文化工藝品和手工藝品。該項目促進了貧困婦女能力建設，提高了貧困婦女收入，增強了貧困婦女對于當地文化的認同度，并提高了貧困婦女未來生活信心[30]。本文研究結論與此基本一致，社會服務確實能夠顯著提高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

從模型5可以看出，社會服務中的殘障康復、醫療保健、精神慰藉等三個變量的系數值均為正，而且都顯著（0.05顯著性水平）。即使將個體特征和家庭經濟相關變量加入模型后（模型7），三個變量的系數仍然顯著。這說明，社會服務確實能夠顯著提高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從未來生活信心視角看，社會服務也具有顯著的反貧困效應。同時，不同類型社會服務對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的影響也不同。從系數值來看，呈現殘障康復、醫療保健、精神慰藉服務順次下降的趨勢（0.443>0.380>0.277）。則貧困人口獲得殘障康復、醫療保健、精神慰藉等社會服務，能夠使其未來生活信心更高的發生概率分別提高55.74%、46.23%、31.92%（OR值?1）。所以，社會服務能夠直接地顯著提高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然而，殘障康復、醫療保健、精神慰藉等社會服務對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的影響效應呈現逐步降低的趨勢，不同類型社會服務對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的影響效應不同，凸顯社會服務對其影響的類型性。因此，應該根據不同類型社會服務的現實效應，有側重點地推進社會組織在反貧困工作中的服務方式和服務內容建設。

（二）社會服務對未來生活信心的間接影響

社會服務不僅對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具有直接影響，也會通過主觀貧困的中介作用而間接影響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從模型6可知，主觀貧困系數為?0.296（0.01顯著性水平），其OR值為0.743 8。即主觀貧困程度的提高會使得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更高的發生概率下降25.62%。主觀貧困對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具有顯著的直接反向影響。即使將其他變量納入模型后（模型7），主觀貧困對未來生活信心的直接影響仍然顯著。再結合模型1～模型4可知，因社會服務能夠顯著直接降低貧困人口主觀貧困，故社會服務確實能夠通過主觀貧困的中介作用而間接影響其未來生活信心，其間接效應的具體影響路徑為：社會服務→主觀貧困→未來生活信心。具體而言，社會服務會使貧困人口的主觀貧困程度顯著降低，從而間接提高其未來生活信心?？梢?，社會服務對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具有直接影響和間接作用的雙重影響效應，凸顯社會服務對未來生活信心影響的顯著性。

實際上，社會服務之所以能夠顯著提高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也可以從可行能力的視角來進行解釋。能力方法在引入社會服務后，更加需要強調評估個人在現實生活環境（能力）中能夠做什么，而不是其能力不足或功能狀態，這種方法能夠幫助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制定適當的干預措施，促進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能力發展，從而有效提升其未來生活信心[31]。殘障康復和醫療保健等社會服務，能夠直接改善貧困人口身體機能，促進其健康重建，從而提升其身體素質和發展能力；而精神慰藉等社會服務能夠改善貧困人口心理狀況，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提高其生活積極性，能夠有效提高其內在心理發展能力。即社會服務方法能夠提高貧困人口各個方面可行能力，從而使得其對未來生活充滿信心。因此，能力提升和能力建設，是社會組織及其社會服務介入反貧困工作的核心要義。

（三）社會服務對未來生活信心影響的家庭類型差異

社會服務對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的影響因家庭類型不同而存在差異。就直接影響而言，從模型8和模型9可知，兩個模型中，殘障康復、醫療保健、精神慰藉的各個系數仍然顯著（0.1顯著性水平），說明即使區分家庭類型，社會服務對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的影響仍然顯著。但是，社會服務對不同家庭類型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的影響效應存在差異。從系數值來看，殘障康復、醫療保健、精神慰藉等社會服務對殘疾人家庭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的影響效應都大于非殘疾家庭（0.778>0.211，0.893>0.277，0.486>0.389）?？梢?，社會服務支持對殘疾人家庭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的提升效應都顯著高于非殘疾家庭。從未來生活信心的視角來看，社會服務的反貧困效應存在家庭類型差異。同時，殘障康復和醫療保健對殘疾人家庭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的提升效應大于精神慰藉服務。與此相反的是，精神慰藉對非殘疾家庭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的提升效應卻大于殘障康復和醫療保健等社會服務。因而，不同類型社會服務對不同類型家庭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的現實意義是不同的。殘障康復和醫療保健等能夠幫助其重建身體機能和提升人力資本的社會服務對殘疾人家庭貧困人口具有更加重要的現實意義，而精神慰藉等心理關懷類型的社會服務的重要性則相對較低。而對非殘疾家庭貧困人口來說，則正好相反。所以，社會服務對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的直接提升效應因不同家庭類型而不同。而且，不同類型社會服務對殘疾人家庭和非殘疾家庭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的直接影響效應也完全不同。

就間接影響來看，由于社會服務對主觀貧困的影響效應，以及主觀貧困對不同類型家庭未來生活信心的直接影響均不同，使得社會服務對不同類型家庭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的間接影響效應也不盡相同（如表5所示）。殘障康復對殘疾人家庭和非殘疾家庭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的間接影響效應基本相同，而醫療保健的間接效應，非殘疾家庭大于殘疾人家庭；精神慰藉的間接影響效應，殘疾人家庭大于非殘疾家庭。因而，社會服務對不同類型家庭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的間接影響效應也不盡相同。然而，可以看到，各種社會服務的間接效應遠遠低于其直接效應，致使其對總效應的影響相對有限。各種社會服務對不同類型家庭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的總效應與直接效應態勢一致。一定程度上而言，直接效應構成其總效應的主體。

表5 社會服務對未來生活信心的影響效應（分家庭類型）

綜上所述，社會服務對不同類型家庭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的直接影響、間接作用、總效應等均不盡相同，凸顯社會服務對未來生活信心影響的家庭結構性，故必須根據社會服務和家庭類型的具體特征，采取相應對策進一步提高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增進社會組織及社會服務反貧困效應的發揮。

六、結論與討論

總體而言，社會組織參與農村反貧困工作過程中，在日常生活、生活照料、孩子上學、安排就業等方面的服務基本沒有開展，存在服務類型相對較少的現實困境。同時，殘障康復、醫療保健、精神慰藉等相關服務可及性也相對較低。社會組織介入農村反貧困工作中存在服務類型較少和服務可及性較低的“雙低困局”，嚴重制約了社會組織在農村反貧困工作中的效能。實際上，殘障康復、醫療保健、精神慰藉等社會服務具有顯著農村反貧困效應。社會服務不僅能夠顯著降低農村貧困人口主觀貧困，而且，也能夠直接地顯著提高農村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并通過主觀貧困的中介作用間接地提高其未來生活信心。社會服務對農村貧困人口未來生活信心具有直接和間接的雙重影響效應。因而，從主觀貧困和未來生活信心兩個維度來看，社會組織及其社會服務在農村反貧困工作中確實發揮了重要的現實效能，凸顯其反貧困效應的顯著性。然而，殘障康復、醫療保健、精神慰藉等不同類型社會服務的反貧困效應不相同，凸顯社會服務反貧困效應的類型性。同時，社會服務對不同家庭類型貧困人口主觀貧困和未來生活信心的影響效應也不盡相同，凸顯社會服務反貧困效應的家庭結構性。所以，必須根據社會服務類型及家庭特征，采取相應對策進一步促進社會組織反貧困效應的發揮，以繼續推進新時代反貧困工作的順利推進。

（一）多維并重，提高農村社會服務可及性

社會服務類型少和社會服務可及性低制約著社會組織農村反貧困效應的發揮，因此，擴大服務類型和提高服務可及性，是增進社會組織農村反貧困效應的首要任務。農村社會組織發展滯后是現實存在的普遍問題。中國社會組織發展盡管已有相對較長時間，但社會組織主要是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發展起來的，存在顯著城鄉發展二元分化問題。在未來反貧困工作中，民政部門及相關部門應該制定具體的支持措施和激勵政策，促進農村社會組織發展，提高社會服務可及性?？梢钥紤]以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等方式，委托專業社會組織開展反貧困相關服務。實際上，更加重要的是，社會組織專業人才不足也是制約農村社會組織發展的重要因素，因而，著力加強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及社會工作者隊伍建設應該成為未來社會組織發展的重要方面，以多渠道提高農村社會服務可及性，促進其反貧困效應的發揮。當然，在社會工作教育中強化社會工作者服務能力也是相當重要的。關于美國的研究指出，在社會福利體制改革初期，很多社會工作教育課程沒有含括反貧困和經濟自給自足有關的技能和知識，不能滿足反貧困工作的現實需要[32]。因而，在社會工作教育中應該注重反貧困相關知識的普及，提升社會工作者等社會組織從業人員介入反貧困工作的知識水平和能力水平，為新時代反貧困工作提供堅實支持。

（二）政策激勵：促進社會組織區域均衡發展

社會服務可及性呈現東部、中部、西部順次降低的態勢，存在農村社會組織及社會服務區域發展非均衡問題。西部農村地區社會服務可及性相對更低，有些省份，甚至幾乎沒有社會組織參與到農村反貧困工作之中。因而，著力推進西部地區和中部地區農村社會組織發展，增進社會組織區域均衡發展，應該成為新時代反貧困工作的重要方面。由于西部農村地區受到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和交通條件等多種因素的制約，發展社會組織難度大。相關部門可以借鑒一些城市引導社會工作者到社區工作的經驗，或者大學生“西部計劃”等政策，制定社會組織及其從業人員參與農村反貧困工作的支持政策和配套措施?？梢钥紤]制定大學畢業生參與農村反貧困工作實施辦法，設置專門的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反貧困工作崗位。既給予參與農村反貧困工作的社會工作畢業生經濟等方面的支持，也給予其未來發展的政策支持。例如，對于服務期達到一定年限（如三年）的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在其報考公務員相關崗位時候，給予一定加分或者在同等條件下優先錄取等配套政策支持。多渠道地鼓勵大學畢業生參與農村反貧困工作，尤其是到西部農村等地區參與反貧困工作，切實提高社會服務可及性，促進新時代反貧困工作的繼續推進。

（三）重點對焦：有效提高社會服務現實效能

不同類型社會服務對農村貧困人口主觀貧困和未來生活信心的影響效應均不同。社會服務對主觀貧困的影響效應由大至小為殘障康復、精神慰藉、醫療保??；而對未來生活信心的影響效應由大至小為殘障康復、醫療保健、精神慰藉，因此，在農村反貧困工作中需要有側重點地推進社會服務的開展。同時，不同類型社會服務對不同類型家庭貧困人口主觀貧困和未來生活信心的影響也不同。殘障康復、精神慰藉等社會服務對殘疾人家庭貧困人口主觀貧困和未來生活信心的影響效應大于非殘疾家庭，故應該以殘疾人家庭為重點服務對象，提高其各種社會服務可及性，從而降低其主觀貧困和提高其未來生活信心。當然，也需要兼顧非殘疾家庭社會服務可及性，從而全面提高農村貧困人口社會服務可及性，促進社會組織及其社會服務在新時代反貧困工作中現實效能的發揮。

貧困人口主觀貧困和未來生活信心的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還涉及年齡、住房、收入等多種因素。所以，新時代反貧困工作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盡管社會組織及社會服務在反貧困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僅依靠社會組織的單方面作用是遠遠不夠的。本文從服務可及性、主觀貧困、未來生活信心三個維度對社會組織的農村反貧困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為促進新時代社會組織參與農村反貧困工作提供了重要參考。然而，作為一項探索性的定量研究，其分析框架等有待進一步拓展，并可以適當增加具體個案輔以質性分析，以進一步拓展研究深度。在未來反貧困工作中，應該在綜合考慮各種因素的基礎上，逐步推進社會組織參與反貧困效能的發揮，并建立社會組織參與反貧困機制與其他相關反貧困政策的銜接機制和協調機制，從而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地推進新時代反貧困工作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