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交流異化與現代性迷失
——人工智能的精神生態風險

鄧志文

（湖北科技學院 人文與傳媒學院，湖北 咸寧 437000）

以網絡、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后技術時代的來臨，給人們的生活生產方式、思想觀念、精神面貌、經濟發展和文化藝術等帶來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的異軍突起，催生了各個領域的巨變。盡管科學領域的專家們對這一方興未艾的技術贊不絕口，并對其在各領域的應用前景充滿著期待；然而，人工智能在給社會派發豐厚福利的同時，也潛藏著巨大的風險。不少人文學者因此持謹慎和有限的樂觀態度，對這一技術文明可能導致或已經造成的負面影響憂心忡忡。人工智能有超越和宰制人類的可能性，存在著取代人類主體性地位的潛在風險，因而人文社會科學必須在智能時代體現對人的終極關懷[1]125。

已有的研究大多將人工智能看作既定的科學技術事實來分析其應用領域（如醫學、軍事、航天、通訊、教育等）及應對策略①都超飛、袁建紅認為，既有研究多從技術史觀的角度或一般資本邏輯的角度進行的。。在人文領域，學界雖從生態的緯度對人工智能進行了為數不多的研究，但對其引起的主體精神生態危機鮮有論及，從而使之成為研究人工智能的一個新的向度②目前，知網上共有關于人工智能生態研究方面的文章129篇，內容涉及人工智能的媒體（傳媒）生態、新聞生態、廣播生態、輿論生態、生態倫理、商業生態、教育生態、教學生態、出版生態、產業生態、自媒體生態、服務（應用）生態、農業生態、政府生態、家居生態、智慧生態、人才生態、環境生態、就業生態、融資生態、語言生態、云生態及其生態系統（體系）與生態鏈（圈）的建設等方面。關于人工智能的精神生態，尚未有人論及。。

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技術性存在，因其發展的社會性趨勢，還具有深刻的社會屬性?！啊鐣a關系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該物以獨特的社會性質?！盵2]人工智能迫不及待地扎進社會關系網絡，并將自己當做社會成員，甚至謀求對世界的霸權地位[3]。在社會生活領域，人工智能控制人的生物特性和生命特征，社會關系特別是人際交流方式被重塑，導致人類生產和生活的深度異化。人工智能以純粹理性主義的原則對人類生產生活進行滲透，甚至將人的本質排除在實踐領域之外[1]130。智能技術在生產和生活領域中的全方位和深度介入，衍生了一系列精神生態問題。

一、人工智能導致了主體交流的異化

馬斯洛認為，人不是孤立的原子化的個人，他們有社交的需求，不能離群索居。主體的發展完善離不開與他者的交往。沒有豐富的情感交流，主體就毫無歸屬感，空有一副軀殼。長此以往，精神錯亂、孤獨抑郁等精神病態現象叢生?，F代性的一個突出矛盾，是現代化的程度越高、社會化越盛行，人際交流和社會關系的網絡越發達和高效，個體的意識反而變得更加孤絕和對“他人”的無視，焦慮、苦惱和孤獨與日俱增。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現代生產方式的建立及其體系的普遍應用，正深刻地影響著社會的整體認知方式和生活體驗。人工智能正在與各行各業進行深度融合，并對人類的生產生活領域發揮著全方位的影響[4]。人工智能在較大程度上拓寬主體與他者交往的手段與形式，也豐富和深化對主體交往的認知和理解。然而，人工智能同樣導致主體交往的異化，這也成為主體精神生態問題的新面向。

（一）時空壓縮中主體情感交流的缺席

“時空壓縮”的概念是由大衛·哈維在其《后現代的狀況》一書中提出的，在吉登斯等學者那里也有論述，亦有人稱之為“時空的虛化”[5]。作為現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時空壓縮是在現代交通技術和通訊技術進步的背景下，從時間和空間的維度研究人際交往特征變化的理論，該變化乃是由時空變化所引起的?，F代性以時間概念理解進步和發展，卻忽視了空間的重要性。隨著空間障礙的克服和驟減，空間范疇開始壓倒時間范疇。大衛·哈維斷言，時空濃縮的概念暗示著使空間和時間的客觀屬性發生變革的那些進步……使用“濃縮”一詞是因為空間障礙被大大克服，以至于有時覺得世界向內傾塌在人們身上[6]。

在前現代社會，構成和主宰社會生活的空間維度是“在場可得性”很高的地方性活動。進入現代尤其后現代社會后，面對面的“在場”交往不再是社會互動的主要方式，處于不同場所的人們能夠借助各種方式（科學技術提供了可能），如高度現代化的交通和高科技智能通訊工具，與遠在異國他鄉的“缺席”的他者快速地建立起聯系（遠距離互動）。構建場所的主導要素和決定者是隱藏在場所‘可見的外觀’背后的空間的伸延關系，而非在場的事物①吉登斯認為，社會整合在前現代社會中占據主要地位，它以面對面的交流為基本特征；而現代性產生之后，系統性整合占了上風，因為系統性整合超越了社會整合所要求的嚴苛的時空限制，從而能將身處不同時空維度的人群紐合在一起，創造出頗為壯觀的社會互動場景。。人際交流的缺失在這里顯而易見。高速公路上飛速運行的車流將人們從此空間送到彼空間，卻不發生真正意義上的空間和人際接觸；電視媒體在直接面對觀眾講話的偽裝下，單方面地蠶食著觀眾的此時與此在，并代之以超現實的、與觀眾具體情境毫無干系的時空話語[7]。

后現代社會的空間已經被強大的抽象空間（如通訊網絡）所淹沒，成為“極為脆弱層面”上的存在。如今，人們對于社會空間的體驗都是千篇一律的現代化和機械化，體驗的真實性不再與該體驗得以發生的場所精確匹配，導致絕大多數人與生命體驗的結構性條件漸行漸遠。由于主體間的距離限制變得越來越薄弱，全新的時空體驗也就應運而生?！皶r間和空間加劇‘壓縮’導致的后果是：我們在審美感受和表達時空方面面臨著各種新的挑戰和焦慮?！盵8]

科技發展帶給了人們全新的體驗，智能技術為思索和體驗時空提供了“物質基礎”。人工智能使得主體間的交往打破了時空和語言交流障礙，交流成本隨之降低。隨著通訊設備和社交媒介的日益智能化，諸如微信、微博、智能手機、智能視頻聊天軟件等的出現，時空阻隔被成功突破，讓身處異國他鄉的人們數秒鐘之內“見面”和暢聊，創造出新奇的時空體驗。但這種“去現實化”的交往方式，即人的“面對面”交流由于被高科技支持的虛擬交流所取代，往往失去了真切的現場感。較之以往那種來之不易的、同一時空維度的交往，輕松隨意的網絡社交顯然造成了儀式感和意義感的嚴重缺失。虛擬的“在場交流”與親朋好友之間面對面的“握手言歡”和“促膝長談”式交流帶來的親密情感體驗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人們雖然可以通過智能社交軟件中有趣的表情包功能表達自己的情感，甚至還可以根據人們要輸入的文字自動匹配相應的表情包以供選擇，但這些簡單的表情包永遠無法表征人們當時的復雜心緒和深層心理；借助智能軟件，人們還可以足不出戶地任意領略世界各地的風景，甚至可以隨心所欲地PS出一張本人站在一個從未去過的地方（如南極）的風景照。然而，這種圖片式的風光瀏覽，無疑與親自跋山涉水的戶外活動所帶來的酣暢淋漓的真實精神體驗相去甚遠；人們還可以通過智能手機上下載的京東、淘寶、當當、拼多多、天貓等APP進行網購。這種超越空間的購物活動，看似免去了街頭奔波的勞累，節省了時間和體力，但虛擬的網上購物方式與那種帶著三五好友，成群結隊、興高采烈地挨個光顧實體門店所帶來的雖筋疲力盡卻滿載而歸的愉悅體驗存在云泥之別。

（二）人工智能將傳統的“人—人”雙向交流變為“人—機”單向交流

在被賦予有靈的存在后，智能機器人成為人與人之間交流的緩沖器，“但緩沖區的固化也使人與人之間的隔離成為常態”[9]125。與正常的人—人交際模式不同，這種人機交互會使得人類社會更加碎片化。在不少會議報道中，智能媒體大顯身手，充分利用移動互聯、VR等智能技術，與網友實時互動，力圖讓網友能夠近距離接觸與會代表和感知會場氣氛。一些節目躍躍欲試，試圖通過語音合成技術模仿真實主持人的聲音，從而推出智能虛擬主持人。人工智能的這些看似精彩的表現，表面上與人的表演一般無二，但實際上是在事先設定的程序和規則下的一種刻板僵硬的“表演”，并不具有人類那種靈活的應變能力和親和感①哈貝馬斯認為，以技術為代表的工具理性包括了工具性和策略的理性選擇，它深受建立在經驗知識基礎上的技術邏輯的支配。這種技術規則是指對自然和社會世界可觀察事件的預測，以偏好或某種價值系統作命題式的邏輯分析，并將有效的策略性視為可能選擇的行動的正確評估。這種情況顯然也符合人工智能技術。。

人類可以通過設計和編程讓智能機器人理解人類的情感、意志和想法，如幻想中的情感型智能機器人主要為主體提供情感慰藉，彌補主體的情感空虛和損失。但機器人自身并不具備豐富的情感和精神訴求[10]315，也不會主動表達情感，更不會與人類進行親密的情感交流和互動，它充其量只是一個被動的接收器，“智能機器人根本就沒有意向狀態，單純受電路和程序支配，簡單地來回運動而已”[10]83。智能機器人的社會交往依然是一種程序化和事先設定的方式，聊天機器人也不例外，它的出現也只是為人機關系的呈現方式提供了更多想象，依然難以觸及人的內心情感層面。機器人受感應范圍的局限，其感應器只能對設定環境中的某些特定情況做出反應，卻最終無法應對無限開放的世界。真正的人機交互應該是動態和互逆的，即人能在機器人的情感、行為和語言中看到自身的影子，真正的交互是一種共同影響的、共享和模仿的動態過程[11]。那種被程序設計成具有情感性和自我意識的個體，從而能參與到與主體及機器的情感交流中的強人工智能，不過是人們對于未來的美好設想而已。

主體的交往形式日益豐富、聯系也更加密切，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傳統在場的且富有人情味的雙向交流正在逐步被主體與智能機器的冷血交流所取代。這種單向的人—機交流模式意味著精神生態的缺席。智能機器雖然比較擅長計算和識別，但人的感受、情緒等因素卻是無法量化和計算的。在服務等行業，智能服務逐漸取代了傳統的人工服務。人們可以一言不發地根據文字或圖案指令完成各種操作和任務，人際交流蕩然無存，遑論任何情感和情緒體驗了；不可否認，智能技術將帶來電視從業人員角色功能的轉變[12]。在播音主持行業，智能機器人可以增強交互性，能與網友在線互動聊天，并搭檔其他主持人[13]，但這些都是根據既定程序的設置做出的反應，智能機器主持人永遠無法根據現場多變的情況靈活地調整主持策略和技巧，也無法觀言察色，亦不能與觀眾進行眼神交流和心靈溝通，更無法承擔用主持人的情緒來制造現場氣氛的任務。至于在彰顯主持人的個性和魅力方面，智能機器人更顯得心余力絀；當前，在醫療領域流行著由智能機器人護理和照顧病人的做法，這當然可以大大減輕患者家屬的時間壓力[14]。然而機器人護理的弊端顯而易見：它只能從事一些指令性的簡單的體力工作，除了“專注度”更高、更“任勞任怨”外，護理機器人并不能與病人進行深層次的情感交流和對病人進行心理安慰。對于孤獨的患者來說，親情陪伴和心靈安撫才是關鍵。在滿足病人深層精神需要方面，智能護理機器人顯然是力不從心的?？傊?，人類在面對需要有創造力、靈活性、推理能力和共情性的工作任務時，其表現遠遠勝過人工智能，短期內也不可能被后者超越[15]。

在某些領域，智能機器人能比人類更為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務，但在多系統和協同性方面，前者對后者還是望塵莫及的。智能機器人無法具有人類高貴的情感和復雜的心境情緒等體驗，如戰勝了世界圍棋大師的智能機器人并不能從中體驗到博弈的樂趣，更不能收獲勝利的喜悅?！坝捎谌祟惖囊庾R（包括理性、情感和意志等）無法脫離人類身體存在，也當然就不可能在另一種物質基礎上‘出現’?！盵16]由于沒有自我意志，智能機器人只能被動執行人的主觀意志。在遇到特殊情況或未在程序設定內的情況時，智能機器人（暫時？）不能根據客觀情況及時做出反應和進行自我調整。

作為高新技術的人工智能全面“入侵”人類社會生活后，導致主體交往的間接性（交往必須通過智能中介才得以實現）和抽象性，這種缺少精神和心靈交流的生活模式將人類降格為思想和精神的“無產者”。人類對人工智能的依賴程度越高、交流再密切，二者之間形成的“關系”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傳統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建構起來的關系[17]。人機交互只會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日漸疏遠?？缭街悄軝C器人與自然人在心靈和身體之間的鴻溝，是解決人工智能與自然人之間交流互動問題的關鍵。對此，現象學家胡塞爾給出了具體方案，即可以通過生活實踐使自我與他人（包括機器人）之間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系統而達到融合的動態交互狀態[9]128。

（三）人工智能降低了主體間親密交流的可能性

社會日常生活是由眾多因素協同作用的結果，本體的安全感又是每個成員參與社會互動過程的基本條件。這種安全感是“由人的實踐意識所衍生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態度’，由此滋生出一種對生存環境的信任感”[18]329。但本體安全感完全可能被焦慮的洪流淹沒，該焦慮源于對自我、他人及客觀世界的基本問題的質疑，因為這些質疑在社會所能提供的各種話語體系中不能得到有效的解答，因而也不能為人的生存提供有效、穩固的心理基礎?，F代性風險的存在，給主體的本體安全感形成了巨大壓力，人工智能就是根源于人類自身的存在性風險之一[19]。作為主體自身的創造物，人工智能導致了人類對本體安全感的普遍焦慮，并大大降低了其親密交往的意愿。

獲得本體安全感的一個基本途徑是信任，它被視為對生存焦慮的一種情感性預防。在面對周圍社會互動環境所蘊含的眾多風險時，基本信任就像是一層保護繭，為人們制造出一種不受傷害的安全假象。主體與周圍世界建立緊密聯系是其獲得心理滿足和道德意義的基本要素。人工智能的出現，大大降低了人們彼此間的信任感和人際交往的頻率與親密度。

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如數據采集、人臉識別、語音識別和安全監控等，都構成了對人們隱私權的侵犯?，F代文化的一個顯著的特征是，為了對抗混跡在公共空間里的陌生人和形形色色的暴力犯罪，一方面是私人警察力量的激增，各個社區紛紛裝上鐵門和欄桿；另一方面，公共和私人場所都安裝了被戲謔為“街道上的眼睛”的、用于監視的智能監控設備[20]。近年來，安防監控行業已經步入智能監控的時代。人工智能在安監系統中得到廣泛應用，它將自然人的自由個性和激情貶低為完全個人感性的偶然因素，人類成為被放入“全景式監獄”里進行監管的非理性動物。這些星羅棋布的高清攝像頭將人們的活動，無論公開的或是私密的，都盡收眼底。由于嚴重缺乏安全感和彼此間的信任感，導致當事人行為能力徹底癱瘓和崩潰，焦慮和恐懼油然而生，這種無意識層面上形成的情感緊張是一種“內在的危險”。此外，語音識別、人臉識別和數據采集也讓人們產生了對個人信息安全的嚴重關切，語言交流和人際交往因此驟減。

另外，現代人類對手機等智能產品產生了嚴重的依賴。一方面，“手不離機”會導致人類的精神和情緒狀態變差。一旦離開手機，他們就會出現情緒不安和焦慮的癥狀[21]；另一方面，這種依賴癥改變了主體之間原有的相互依存的親密關系和人際交流正常需要，忽視人際交往，因而大大降低主體間交往的可能性。當前的情況是，無論在公共場所還是私密空間（如家庭），隨處可見的“低頭黨”們構成了一幕幕奇特的后現代景觀（如圖1所示）。同樣，在擁擠的汽車、火車、地鐵、輪船等交通工具上，近在咫尺的人們往往因沉浸于手機世界而處于“相對無言”的尷尬境地。長此以往，人們對此習以為常，不再有與周圍的人交往的意愿和沖動。一些有識之士擔心，人類會因此喪失溝通和話語能力。由于情感麻木，缺少交流的人們會就此陷入孤獨無依、萬劫不復的困境。如今的身體被網絡所包圍，在網絡構建的虛擬現實中，人的身體分化為另一個“自我”，充滿生命氣息的血肉之軀幾乎淪為空洞、虛無和飄移的能指[22]148。

圖1 沉迷于智能手機的乘客（拍于長沙和廣州地鐵）

二、人工智能導致了主體的現代性迷失

（一）人工智能時代的自我（身份）認同焦慮

洛克認為，自我的身份之所以顯得尤為重要，乃是因為它是構成道德責任的基礎。他將自我定義為“有意識地思考著的事物……感覺或意識到快樂和痛苦，能夠開心或憂傷，在意識所及的范圍內關心著自己”[23]。萊布尼茨也堅持自我意識對富有道德責任的主體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24]。從笛卡爾到萊布尼茨，單獨孤立的自我主體觀被確立起來。

進入后現代時期，主體問題迅速突顯，甚至到了被稱為危機的地步。一方面是因為新的知識立場占據了統治地位，另一方面是由于社會上越來越快的變化。主體性危機必然被當做身份的危機和自我感的危機來感受和體驗。中心消解或碎片化的身份對應著非一元的主體，這些不同身份、缺少一個連貫的或整合的自我，失去了統一性（全球化、時空濃縮、技術文明等擾亂了人對自我的感覺）。吉登斯尖銳地指出，時空分離、脫出機制以及行動反射性調節，導致了日常生活組織發生了深刻的結構性變化，影響了信任機制和風險環境的變遷，并侵入了自我認同和個人情感的領域[25]。在現代性的生存境況下，個體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中，困惑和焦慮叢生，極易發生各種輕重不一的心理疾?。含F代性與對整體性的徹底懷疑的關系，對個人的精神世界形成了較大壓力；現代生活的反射性特征使人們的心理與精神層面受到的沖擊更為強烈。在現代性這樣一個后傳統的秩序中，“我該怎樣活著”成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決定如何行動、穿戴和飲食乃至自我認同的世俗性展示的核心問題。

在強大的人工智能技術洪流中，人類被裹挾著前進，無力反抗（人們對各種智能產品的依賴）而只能“專制式順從”。人類完全放棄了自我，全盤接受智能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類型，與其他人變得毫無二致。如此一來，虛假的自我占據了統治地位，它將代表個體真實動機的思想、情感和意愿一掃而空，只有在其他人認可他的行為屬于適當得體或合理的情形下，人們才會獲得心理上的安寧。有專家就嘗試將機器與自然人進行合體來制造出所謂的“賽博人”。不管愿望能否實現，一個現實的問題是，“賽博人”是否是一個完整的人？它高于人類或者低于人類，抑或是與人類一樣的物種？而此時的人類是在“缸中”還是在“腦中”？“我是誰”的身份問題將再次被激活。當機器被嵌入人體時，機器身份和自然人的身份合體所形成的新身份，讓人類對自己的新身份產生嚴重懷疑，人機的身份邊界也因此變得模糊難辨[9]125。

現代人個體面對大規模的人工智能技術時，普遍產生深深的無能為力之感。馬克思的異化觀念便是對人們這種不幸境遇的真實描述。個人越來越失去對他自身生活狀況的控制，在處于占統治地位的人工智能的影響和操控之下愈來愈無力自拔。人發生了異化，感到被外界無法抗拒的力量剝奪了自主性，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面對無孔不入的人工智能，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不確定感愈加嚴重，懷疑成了一種普遍化的精神狀態。在強大的人工智能面前，理性、思維和意識都將不再是人類所獨有的本質特征了。人機之間的界限也不再顯得清晰可辨?？档铝D在由自然法則規定的世界體系中尋找人的尊嚴與自由的努力，也面臨著合法性危機。各種試圖超越人類立場的全新觀念不斷產生，對既有理論體系和處事原則構成巨大的威脅，并直接將人類置于不確定性和風險之中。

（二）主體地位與尊嚴的虛無感

進入工業社會后，人的尊嚴和價值得到充分的維護和肯定。人文主義高擎理性主義大旗，人類的主體性地位終于得以確立?，F代哲學的身份觀堅信，人類存在著一個自我或內核。雖然身份將會有不同的發展可能，但在人的一生中，它的本質基本保持不變，人們的連續感和自我認知也由此得以產生[26]。笛卡爾“我思故我在”和康德“人為自然立法”充分體現了人的主體性存在特征。馬克思強調，只有現實的人，才是社會實踐的主體。正是主體性原則，現代世界才得以建立起一套不同于傳統的規范，才能被合理的籌劃推向前進?，F代人在社會中的主體性主要表現為人的現代性身份認同感和尊嚴感。但在后現代意象中，情感和主觀性都消失了，以往作為中心的主體或精神出現了去中心化[18]91。

在具有一定的自主意識和人類智慧的人工智能出現后，一個病態的現象也隨之產生，即人工智能對人類主體性的蠶食和消解。人類在其強大的記憶和計算功能、深度的學習能力的“映照”之下，毫無優勢可言，甚至是劣勢盡顯。盡管一些學者對人工智能是否能超越和主宰人類持懷疑和否定態度①目前，對于人工智能是否會超越人類而成為人類的統治者，國內外有兩種態度：一種觀點認為，人工智能不會取代人類，人類不會成為它的奴隸，如楊富斌和黃欣榮等；另一派則持人工智能將會終結人類的“機器末世論”，如A·丘奇、德雷福斯、約翰·賽爾、普特蘭、雷·庫茲韋爾等。，甚至還有傾向于將人工智能技術視為一種能維持生態平衡、趨近自然而非遠離自然的反生態技術[27]，但理論上，還是存在著人類成為智能機器的奴隸以及陷入精神生態困境的風險，從而使人類徹底喪失隱私、自由與尊嚴。鮑德里亞指出，不同于過去，現在的主體再也無法控制客觀世界，主體的位置變得岌岌可危了?，F在輪到客體掌握控制權，“客體常被認為比主體更聰明、更玩世不恭、更足智多謀，它埋伏在每個角落處等著主體落網?？腕w的變形、策略和計謀勝過了主體的理解力”[28]。

首先，人的主體地位與尊嚴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這使得一向以“人類中心”自居的人們可能感到嚴重不適甚至危機感?！白鳛樾袆釉?，人類在當代這個聚合性的世界網絡中的介入能力正在不可避免地被迅速地邊緣化”[29]。表面上看，人類發明的人工智能得到廣泛應用，應該是對人的主體性的一種確認。事實是，隱藏在背后的乃是去主體化，因為人類在這個過程中喪失了無數可能的主體實現方式。在更本質層面上，它表現為對人的存在方式的操控和侵占[30]。主體開始淪為虛無的存在或形式上的傀儡。人工智能特別是超人工智能竟然成為人類為自身制造的“勁敵”，對人類與生俱來的優越性、主導地位和尊嚴形成嚴峻挑戰和巨大沖擊。人工智能的誕生徹底地動搖了人為“萬物之靈”的主體地位，窘迫萬分的人類不得不開始思考“人是什么”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定位問題。這也構成了現代性的深層悖論。于是，人類的自信心在人工智能的驚艷表現前開始動搖，主要體現為對自身勞動能力的不信任以及對自我價值的懷疑。人在整個社會價值體系中的份額和權重也隨之降低，從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自我價值迷失的困境[31]。

其次，人工智能對自然人的控制不僅體現在身體層面，還深入到自然人的心靈、智力和情感之中，從而徹底地掌控自然人的整個生命。在就業方面，因為大量的工作崗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工人們不再是死機器的活的附屬物，而是面臨著一種形式上的可有可無的尷尬處境。而一旦離開其工作領地，人們就進入了被人工智能控制的生活領域，于無奈之中受人類發明的產品的奴役和擺布；在生活領域，人們的認知方式和生活體驗被今日頭條、微博、熱搜、抖音等智能軟件所綁架。一旦脫離了它們，人們立即會被一種無處釋放的焦慮感、疏離感和虛無感所包圍、吞噬。

（三）智能技術壓力下的主體的精神困擾

在高度智能化的現代管理系統面前，人們（包括科學家和專家們）往往顯得既“呆”又“笨”，不僅難以主導其運作過程，甚至連輔助性參與也存在著困難。人類一直引以為榮的大腦愈來愈力不從心、難以為繼，“并因為自動化、智能化的快速發展，自身缺乏足夠的實踐機會而導致‘技能退化’”[32]。大多數人在發達的智能技術面前難逃“落伍”的厄運，完全淪為后者的“附庸”或“零部件”，或成為“智能機器的奴隸”，并出現智能機器人對自然人的排斥、代替、控制、奴役等新的異化現象[33]。

人工智能為人們的工作、生活和學習提供了無數便利的機會和條件，人們也獲得了深刻認識和提升自己的機會，但學習并掌握這些復雜而高深的人工智能技術（如各種軟件的操作流程等）會給很多人帶來嚴重的心理壓力。這種情況在中老年群體中則更為常見。這就是“技術壓力”和“技術不安癥”[34]，指不會使用（或不適應）高科技設備，卻由于單位或周圍環境的原因，而不得不強迫自己學習并使用這些智能產品而產生的嚴重心理壓力和情緒不安。這種現象在人工智能高速換代的情形下尤為普遍。

為此，黃凱鋒等學者指出，發展人工智能應該以不讓人們因為學習困難而產生技術壓力為前提。當代人工智能發展的方向之一，是降低使用者的技術門檻，讓操作簡單化、便利化。人工智能產品的升級換代應該是循序漸進，而不是對之前的操作環節進行全盤否定[35]。

（四）人工智能剝奪了藝術活動中主體的審美情感體驗

當人工智能開始涉足詩歌、繪畫、作曲和編劇等文藝創作領域時，人類最后一塊精神領地就徹底宣告失守了。人工智能在藝術領域的介入，對傳統藝術創作和欣賞中的審美體驗構成了沖擊和挑戰。眾所周知，傳統的藝術審美體驗及評價是與人類的感性或情感密不可分的，藝術家對外部環境具有選擇的能動性，藝術創作關系到作者本人的思想情感、生活經歷和體驗、所處時代和社會文化等方面，藝術作品凝結了藝術家個體獨特的生命體驗，“藝術創作與人的身體有密切聯系”①藝術創作與人身體的聯系體現在三個方面：藝術家的身體對外界的感知是藝術創作的不竭動力；藝術家的身體狀態也影響著藝術創作的過程和結果；藝術家創作還改造著包括身體在內的整個自身。[36]。柏拉圖認為藝術家創作時會進入極度狂喜的“迷狂”狀態，這是只有人才具有的情緒狀態。人工智能顯然不具備這些素質，它試圖通過“可見”或“可計算”獲得意義，依據設定程序從數據庫中提取數據，按照某種預設的模型進行藝術創作?！啊膬热荨?，即作為人的‘經驗內容’而言的‘生命’被邏輯結構無情拆解?！盵37]136人工智能的藝術創作只是在操縱沒有溫度和意義的冰冷符號及編碼[22]144，不具有情感上的體驗和身體上的接觸，亦不能將主觀的情感體驗融入到作品中?！耙哉Z言乃至形式邏輯所逼近的人的感性活動的嘗試，在面對具體的人及其所表現的那些意向性的審美體驗時不免顯得羸弱?！盵37]136而審美體驗恰恰強調的是“語言”“符號”背后蘊含的普遍性的情感體驗，美的感性指向應該是語言符號與經驗之間構筑起的某種模糊性體驗。人類藝術創作更多的是內心情感的宣泄和升華。人工智能藝術目前卻（暫時？）停留在數據推算和模型運用的階段，它嚴重違背了美感經驗是形象的直覺、美具有不可分析性的規律。

此外，從美的欣賞方面來說，人工智能對審美體驗也有其不利影響的一面。人工智能由于提供了大量雷同的藝術體驗而易使欣賞者產生審美疲勞，并導致欣賞者的情感體驗和感官體驗趨同化和單一化[38]。

三、結語

強人工智能僅僅存在人們的想象或科幻文學和科幻電影中[39]，作為先進的技術文明，一切現代科技所具有的弊端在它身上亦不能幸免。需要努力營造一種關注人工智能發展的社會氛圍，深入全面地考慮人類整體的利益，“處理人機關系的關鍵仍在人際關系”[40]。對人工智能進行合理限制和良性的籌劃，乃是思考其未來發展和出路的重頭戲。漢斯·喬納斯就鼓勵發展一種預防性、前瞻性的責任意識，通過提高設計主體的責任來規約人工智能的發展[41]。應該采取“底線思維”，以預防為準則，以防止和化解未來不可預知的風險，而不是單純考慮將倫理價值與道德標準程序化為道德符碼，置入其算法和程序中[42]。這需要對人工智能進行社會治理，應當以生態文明的理念來引領和規約其發展，將其形塑成能促進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新形態。

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關系是辯證的，二者共同服務于人類社會實踐，二者的失衡正是現代性風險產生的根源。就本質而言，后技術時代的隱憂源于工具理性的擴張和價值理性的缺失。為了避免人類“役于物”而造成本質上的異化，人工智能應當避免其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重視其價值理性的一面。健全的人工智能能深化人類對宇宙的認識和理解，使人的主體地位得以呈現和突出，人的精神境界和精神關懷也更加具有終極色彩。人工智能必須能夠重振頹廢和空虛的人類主體精神，竭力營造出心靈契合、人際和諧和情感豐富的健全的精神生態環境，讓主體徹底走出孤獨冷漠、緊張和疏離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