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中心”建設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

王潤澤 杜愷健

[摘要]近年來，隨著縣級融媒體中心與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地區開始打破以往“兩個中心”建設發展各自為政的狀態，開啟了“兩個中心”深度融合的局面。本研究從新聞傳播學的角度出發，結合社會學、政治學等其他學科理論，試對共同建設“兩個中心”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所具有的作用進行分析，并對建設路徑提出建議。研究發現“兩個中心”建設有著共同的現實指向與目標，那便是面向基層社會治理，促成社會認同，二者相互推動，相互促進。進而在建設路徑上，“兩個中心”的建設應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促進建設工作有序開展，同時深度融合，推進思想宣傳工作的共建共治共享，最后扎根群眾，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實踐話語。

[關鍵詞]中華民族共同體;融媒體中心;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基層治理;社會認同

中圖分類號：C95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391（2021）02-0017-06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新聞史史料整理與研究”（15ZDB140）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王潤澤，女，遼寧大連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新聞史;杜愷健，男，福建廈門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后，研究方向為中國新聞史、文明傳播。北京 1008722018年8月21日至22日，習近平同志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切實抓好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更好引導群眾，服務群眾”，與此同時，習近平同志還強調“要大力弘揚時代新風，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推進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不斷提升人民思想覺悟、道德水準、文明素養和全社會文明程度”[1]，因為“宣傳思想是做人的工作的，要把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作為重要職責”，這也是“兩個中心”第一次共同出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報告之中。

2020年以來，“兩個中心”的建設也開始打破以往各自為政的局面，兩個中心開始陸續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通過“理論+文藝體育+互聯網”的模式，結合時代要求和地方特色積極探索、揚優成勢[2]。北京、蘇州、項城等地也陸續開啟了將融媒體中心與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共同建設工作，“兩個中心”深度融合的局面開始出現。相關研究之中也開始陸續提到要抓住理論宣傳與服務群眾的共通點，將融媒體中心與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相結合[3]。但目前來看，對于“兩個中心”到底該如何融合，如何共同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宣傳思想工作，還少有研究能深入探討，挖掘二者之間的共同內涵。

本文試圖從新聞傳播學的角度出發，結合社會學、政治學等其他學科理論，試對共同建設“兩個中心”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所具有的作用進行分析，并對相關建設路徑進行思考。

一、基層社會治理：“兩個中心”建設中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方法

在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史上，黨報絕不能是一個有聞必錄的消極的記載者，而應該是各種運動的積極的倡導組織者[4]。實際上，將融媒體中心與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工作相互融合并非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嘗試將媒介與社會治理以及群眾文化建設聯合起來進行思考，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便曾經在這方面進行嘗試，那便是《解放日報》的改版以及相應而生的圍繞著報紙建立起來的讀報組。

1947年2月13日，《解放日報》刊載齊心同志一篇名為《讀報組代替村民會議》的報道，報道中說郝家橋模范村的讀報組除了通過組織讀報“提高文化”以外，讀報組還“推動政府工作，發動群眾查租”。此外，讀報組還組織生產活動，發動男性一起拉煤炭，女性一起紡織，是“真正做到文化與生產結合，變成全村教育與組織群眾的一種形式，代替了村民會議”[5]。此時的黨報閱讀，不僅僅只是知識的獲取，更解決了組織人的學習和工作問題。讀報組不僅僅只是作為“提高知識”的讀報組，更是作為“社會治理”的讀報組。

考察讀報組的這種轉變，我們不得不從1942年《解放日報》的改版說起，實際上《解放日報》在改版之前，它的讀者群體非常有限，記者莫艾在采訪中就發現，當時大部分人對于報紙的態度都是“咱一個字也不識啊，怎問咱對報紙的意見來”[6]，即便是黨的干部，也僅僅只是“每天六七個干部中能看的有兩個或三個，除宣傳科長外，都只能大概地看一下”[7]?！督夥湃請蟆吩诟陌媲暗淖x者僅限于黨和邊區的高級干部，基層乃至平民識字的讀者都是少數。

為了應對這種局面，配合“完全黨報”策略的實施，黨中央除了對《解放日報》進行改版，即在報刊內容進行改變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上配合“完全黨報”的推行，胡喬木同志強調“黨報不僅是黨的教科書，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書”[8]，因此黨報不僅要被黨員干部所閱讀，更要為人民所閱讀，毛澤東同志更是希望“在十年之內，我們要使老百姓人人都可以看《群眾報》，有三分之一的人能看《解放報》”[9]，讀報組便應運而生。

在具體操作上，讀報組的建立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有自上而下，即在上級的幫助下成立，如綏德縣;另一種為自下而上，群眾自發建立，如安寨縣馬家溝陳德發讀報組，他們成立了新型的文化組織如冬學、夜校、半日校、識字組等。同時，既有的社會組織也嵌入其中，如變工隊，唐將班子、扎工隊、運輸隊、婦紡組等基層勞動組織之中[10]。

在讀報過程之中，不單單是報紙被作為一種媒介加入到了社會治理之中，讀報員的“聲音”，使書面文本的閱讀轉變成為了聲音媒介的閱讀也參與到了這場治理之中。在實踐中，讀報員逐漸摸索出了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讀報，將新聞故事化、評書化、演義化，在講解的過程中配合以肢體語言或地圖，在聲調上抑揚頓挫，從而使得敵我形象分明[11]。此時的讀報不僅僅是用“語言文字”看，更是“全身體”的多方位參與，是一種融合了文字、聲音乃至影像的多重媒體實踐。

因此，黨報閱讀最大的突破，是將原有的報紙體系中所不存在的讀者，通過多種媒介的共同使用，將他們納入了近代化的媒體使用中，這也是我黨的創舉。它意味著最廣泛的人民群眾可以通過傳播媒介，被納入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之中。此時的讀報組不僅只是一種宣傳，更是一種基層治理在“群眾讀報”的政策中被納入到了我黨的新聞宣傳工作之中，并深化為中國共產黨在新聞宣傳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延安時期的讀報組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在“媒介融合”并嘗試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上一次有力的嘗試。

回看融媒體中心的建設與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的建設，實際上也是我黨在媒介運用上這一創舉的延伸，這也意味著作為一種方法的基層治理將是“兩個中心”構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方法。2020年11月15日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困難的實施方案》，文中提到“不少老年人不會上網、不會使用智能手機，在出行、就醫、消費等日常生活中遇到不便，無法充分享受智能化服務帶來的便利，老年人面臨的“數字鴻溝”問題日益凸顯”[12]。這其中所面臨的基層問題不正與當時讀報組所碰到的識字率問題有著諸多的相似之處嗎？

因此共同推進建設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縣級融媒體中心，是加強城鄉基層精神文明建設、助力鄉村振興的創新舉措，是黨的群眾工作落地落實、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探索[13]。媒體融合不僅是實現各種媒體的融合，更是全面建設現代傳播體系，實現“打造新時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的重要手段[14]。他們都是實現國家社會治理的“媒介”，是一種介于兩個或多個事物之間的“傳遞裝置”[15]。一方面，通過融媒體中心可以將黨的聲音深入基層，解決信息傳遞的“最后一公里問題”，讓黨的理論可以“飛入尋常百姓家”，另一方面，通過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的志愿服務與實踐活動，恰可以實現融媒體中心在融入基層時所遇到的“再嵌入”問題，重建與基層的有機連接，實現強調互惠預期而發生的雙向關系的建立，從而完成結構嵌入與關系嵌入的社會構建[16]。由此，一種作為“社會治理”的融媒體中心與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才成為一種可能。

實現“兩個中心”的建設對于解決當下高度流動、陌生、分化的多元重構的新社區所存在的疏離感與無助感有著重要的作用[17]。通過“嵌入基層”的方式，社會工作者才能與服務對象建立交互主體性，“兩個中心”與人民以對話的形式將他者內化，形塑復雜的互為主體彼此進入對方的生活世界，共同尋找自助與互助的辦法，營造我們可以不同但可以共同成長的公共空間[18]。此時的行政命令不再是剛性的意識形態灌輸，而是一種承載精神形態的物化形態，是一種媒介化的力量，是一種特殊的、后來的和具有侵略性的延伸[19]，“兩個中心”建設從中也能找到跳脫一窩蜂式建設，缺少長期規劃的方法[20]，完成從宣傳過度到組織的工作方式轉換，同時把民眾組織起來參與公共事物的討論，完善基層政府和人民的溝通機制。作為一種方法的“基層治理”將在“兩個中心”構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大有可為。

二、促進社會認同：“兩個中心”建設中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共同目標

伴隨著近代工業革命而興起的民族國家，本質上是一種群體認同的認知傾向，是一種社會心理學上的“社會事實”，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建構，其本身就是在追尋一種共同體的認同[21]?？ㄋ固貏t將民族定義為“藉由共同的歷史及政治目標，以人民的心智及集體記憶所建構的文化共同體”，通過語言以及交流，社會行動者可以基于他們能獲得的材料，建立一個新的認同以重新界定他們的社會位置并借此尋求社會結構的全面改造[22]。因此構建社會認同在中國語境下，其本質就是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樹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而新興媒介則是我們構建這一共同體的重要技術手段，它使得原本難以或根本無法交談的人，通過中介變得相互能夠理解了[23]。

在中國新聞傳播史上，增進群體認同從來都是大眾傳播媒介的重要任務，“梁啟超在《論報館有益于國事》之中就曾言“同舟共艱，念厥孤憤，提倡保護，以成區區，則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盵24]，他試圖用報紙喚醒中華民族的危機意識，塑造中華民族的群體認同。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陳獨秀亦是因為“國勢夷陵，道衰學弊，后來責任，端在青年”而試圖通過報刊獲取青年的認同，《新青年》創辦目的就是“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以成“心理上生理上之新青年”[25]。圍繞社會認同進行話語建構一直都是報刊在中國發展的重要一環?！?/p>

在這種促進認同的思維之下，報人的行動不僅僅是在報紙，更在興辦各項社會事業上，而這當中的翹楚，當屬在抗日宣傳中促進民族認同并將其作為一項社會事業的史量才與他的《申報》。

在史量才看來，辦報與促進社會認同，尤其是中華民族的國族認同乃是“殊途同源”，“一則以史事為經，一則以學藝為緯，俾合力于文化”，只有將報紙與社會事業相結合才能“庶民智因而日進，民德因而日立，以抵于國家富達之域”[26]，辦報與社會事業都是啟迪民智，振興國家的重要手段，二者道并行而不悖。為踐行這一宗旨，史量才不僅創辦了申報流通圖書館，同時也興辦了申報新聞函授學校，申報業余補習學校，婦女補習學校，這“一館三?！惫餐瑯嫵闪耸妨坎旁谖幕逃聵I的重要陣地。與此同時，這些社會機構在淞滬抗戰之中也成為了史量才興辦“為應事實之所需求，補助政府之所未及”的社會事業的核心，為上海在抗戰的文化宣傳以及物資運送上提供了大量幫助[27]?！皥鬄槭芳抑畡e裁，編年之一體，能同其經而不能窮其緯，必也使人民得薰沐文化以盡其長”[27]，史量才不僅培養了大量新一代的新聞工作者[28]，更是通過報刊及其他的社會機構共同促成了上海民眾的覺醒，這也為后來史量才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埋下了伏筆。

回看當下的中國，不同的社會主語境催生的是不同方式的社會認同建構，處于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中國，時代賦予媒介的任務不再像以往那樣僅僅只是塑造一個群體乃至一個地區的認同，而是全中華民族的社會認同。這使得“兩個中心”建設要將客觀社會結構因素與實際語言使用相結合，用來處理新時期的交往和族群關系的問題，通過語言和言語的調整，來改變社會認同和群際關系[29]。

因此促進社會認同就是“兩個中心”構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共同目標，它使得黨的思想宣傳從單向管理轉向雙向互動，從線下轉向線上線下互動，從單純的政府監管更加注重社會協同治理轉變，利用全媒體傳播體系暢通公共服務供需交流渠道，準確把握人民群眾的公共服務需求，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多樣化需求[30]。在這之中，如果說融媒體中心發揮著信息傳播的作用，那么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則有助于擴大民眾表達的渠道，促進社會共識的達成，它與融媒體中心一同實現了網上網下同心圓，讓人民群眾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同成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在構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工作之中，“兩個中心”有著共同的目標與著力點，且二者確實互相推動，互相促進。

三、“兩個中心”建構中國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設路徑思考

綜上所述，促進社會認同是“兩個中心”在構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時的共同目標，面向社會治理則是“兩個中心”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圍繞著目的和方法，作為媒介的“兩個中心”在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要實現黨心民意的同頻共振?；诖?，本研究試提出如下建議：

（一）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促進建設工作有序開展

在近兩年的“兩個中心”建設工作的開展，相關部門也發現各地在“兩個中心”的建設上，若是單單依靠來自基層的力量，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拉進行建設的話是完全行不通的?！皟蓚€中心”的建設問題不僅涉及到機構番號、體制改革、資源分配等多方面的問題，更為重要的關鍵在于它關系到了全國行政體系的上下暢通和文化體制改革的整體規劃[20]，其本質乃是各級政府之間的“交流”問題。因此它需要中央以及省級層面真正落實“兩個中心”建設這一戰略規劃，尤其是省市政府部門需要統一規劃補助“兩個中心”的機構規劃問題，通過規則的建立，為“兩個中心”建設提供長期有效且具有實質的保障。

與此同時，“兩個中心”的共同合作并不是兩個部門的簡單疊加或是粗暴合并，而是從宣傳思想的角度出發，從社會基層治理的角度出發，從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出發，結合各地自身的文化資源與媒體資源進行機構整合和業務融合，自下而上地為“兩個中心”建設提供行之有效的制度支持。

（二）深度融合，推進社會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共建共治共享是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基本要求，對于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具有重要意義。促進“兩個中心”的深度融合有利于發揮“兩個中心”在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對于融媒體中心而言，所謂融合不僅僅是各種新舊媒體之間的融合，更是各種社會機構之間的融合，其本身的中心建設本就是新時代文明實踐的體現。各級單位可以將融媒體中心自身作為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的示范基地來進行推廣。在這方面，《北京日報》率先做出了示范。作為北京市的市級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示范基地，北京日報社除了自身創辦的融媒體中央廚房以外，也通過講座宣講、科技推廣的方式將自身的融媒體建設與新時代文明實踐宣傳結合在一起，將融媒體作為一種新時代文明實踐的方式宣傳給北京市民[31]，在這過程之中，不僅各種媒體融合的手段得到的有效發揮和張揚，使得融媒體自身作為一種文明實踐而深入人心，進一步促進了融媒體中心在市民之中的認可和接受。

而對于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而言，與融媒體中心的深度融合使得文明實踐可以通過“新聞+政務+服務”的融媒體獲取群眾的文明需求，并依據需求制定實踐方案，確保實踐的質量和效果[32]，讓文明實踐“動”起來，“活”起來，對創新新時代文明實踐平臺建設有著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對于解決媒體融合實踐中所存在的報道思路、報道模式、表現手法相對陳舊的問題能夠提供不少的解決思路，不少縣級臺新聞報道的主體至今還是當地領導活動、工作動態、總結性報道等，既缺乏時效性，也不符合基層百姓的實際需求，缺乏吸引力[20]，通過報道這些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的實踐活動，報道人民生活中所喜聞樂見的文化實踐，藝術活動，對于實現基層創新，靈活結合各地區實際情況，解決融媒體中心“為融合而融合”的形式主義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二者在這過程之中早已融為一體，成為了各地區文化建設之中真正的“融媒體”。

（三）扎根群眾，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實踐話語

有傳播學者指出，傳播研究應該直面的是人類因溝通不善而導致的苦難，畢竟社會因溝通而存在[33]。社會機構的存在自身就是為了促進社會能夠有效溝通，中國歷代以來一種都很注重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溝通，“中國”本身就是一種倡導“共生交往觀”的元傳播符號，它體現出一種獨特的文明觀念，那就是兼容并包，和諧共生的觀念[34]。因此，在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營造社會認同之中，社會機構必須發揮它的溝通作用，而這一作用的根源則在于群眾，正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所揭示的那樣，扎根群眾能夠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話實踐話語。

無論是傳播學還是營銷學的研究都明確無誤地指出，受眾而非傳播者才是主導傳播和營銷演變趨勢的力量[35]?！皟蓚€中心”處于機構傳播網絡的最基層，在空間上更接近群眾，這是“兩個中心”的優勢所在，因此兩個中心建設要盡可能發揮立足本地，接近用戶的優勢，踐行群眾路線，為群眾提供高質量、均等化的公共服務。要實現服務于治理的深度融合，為政府部門提供平臺，進一步加強文明實踐的指導力度，在更高層次上整合各部門的公共服務資源。同時，“兩個中心”在為群眾提供公共服務時，也可以通過反饋、協商等手段改善公共服務，以服務完善治理，以治理改進服務提升群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增強人民群眾對政府的認同感，在實踐行動上和思想建設上，共同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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