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歷史邏輯與鑄牢路徑研究

姚賤茍 于恩洋

[摘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黨的十九大寫進黨章的重大決策，是黨和國家與時俱進的政策創新，并有其深刻的歷史與現實的眾多根據。而在這眾多根據的背后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根本利益。在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的百年以來的各個階段，始終伴隨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政策利益與政策認識的互動的邏輯：橫向表現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政策利益的物理空間與政策認識的思維空間的辯證統一，縱向表現為政策利益與政策認識為一致的自生、共生至同生的交叉并存的歷史特征與趨勢。這種歷史特征與趨勢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和探索、反右擴大化和文革、社會主義建設等時期得以逐步完善，并發展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民族政策新戰略。為實現民族政策新戰略，應從人民本位上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根本利益，從政治團結上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利益聯結，從經濟合作上健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利益互動，從文化交融上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利益實現。

[關鍵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政策利益;歷史邏輯;鑄牢路徑

中圖分類號：C95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391（2021）02-0023-08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課題“邊疆民族地區公共服務均等化中的政府責任研究”（16XZZ006）、廣西師范大學珠江—西江經濟帶發展研究院研究生創新項目（ZX2020041）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姚賤茍（1976-），男，漢族，江西吉安人，廣西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府管理與公共服務;于恩洋（1992-），男，漢族，山東沂源人，廣西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地區公共服務。廣西桂林 541009厘清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過程對于做好新時代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價值。中華民族是一個客觀存在且具有廣泛同一性的民族實體，也是一個擁有獨特的統一原則、形成發展歷史和明確歸宿感的命運共同體[1]。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來，中華民族相關理論不斷豐富和充實，而今更是上升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新高度。已有文獻從縱向歷史脈絡、橫向類別關系、國內國際認同層次三個維度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展開大量的探討，成果頗豐。

首先，從縱向的歷史脈絡來看，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種逐漸積聚而成的意識，此類文獻通常以時間軸為線索，運用追溯歷史的方式展現其發展過程。有學者以時間脈絡考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過程，并將其分為自在、自覺、自為三個階段。

其次，從橫向的類別關系來看，在既有研究中，將費孝通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作為理論基礎，把中華民族共同體解構為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共同體，每一部分構成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線索。

再次，從國內國際維度來看，學界認識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西方民粹主義思潮高漲的背景下，我國的民族工作仍任重道遠。從國際來看，西方敵對勢力助長了的“臺獨”“港獨”“藏獨”“疆獨”分子并以“人民的名義”的旗號破壞社會秩序、擾亂民族政策貫徹執行;從國內來看，近百年來，在黨的領導下我國各少數民族地區較之以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較之于發達地區仍有差距，這種經濟和社會的差距容易轉化為各個民族民眾尤其是內地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心態失衡。正如周平（2009）所說，此種失衡心態倘若指向國家或政策，便會對國家認同造成某種侵蝕或消解，對國家認同產生負面影響[2]。除此之外，王鑒（2018）從民族團結、祖國統一、海外華僑三各層來闡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群體差序認同層次[3]。新時代，為維護中華民族共同利益，增強民族凝聚力，習總書記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論斷，這與政策利益相得益彰。應當指出的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種不斷積淀而成的文明高地與漸進感知[4]，并厚植于百年來黨的民族政策的土壤中，因此，深挖其歷史邏輯具有重要意義。

一、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特征與邏輯

一部中華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團結凝聚、共同奮進的歷史。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從救亡圖存和民族獨立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進過程中，產生了具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諸多民族政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譜寫新篇章。從百年來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來看，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歷經以下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改造和探索時期、文革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

（一）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萌芽（1921-1949）

近代以來，反抗西方列強的侵略與實現民族獨立意識的高漲，進一步激發了中華民族萌生了各民族團結共同的心理意愿，但因國內缺乏統一的先進的領導階級，致使包容各族人民利益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相關政策，在救亡圖存的這個土壤之中未能及時出臺和未能有效貫徹。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由于力量薄弱尚未成為社會的權威力量，早期的民族觀念及認同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民族獨立、分離、建立聯邦或區域自治等方面去闡釋[5]。十月革命前后，列寧針對俄國資本主義殖民環境下的民族壓迫、殖民統治和俄國實際，提出了“民族自決”的思想[6]，包括兩種含義：一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對于帝國主義的自決，二是俄國內部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對于大俄羅斯民族的自決。李大釗等共產黨人早期受這兩種“民族自決”理論的影響，提出兩種含義的中國“民族自決”：一是中華民族之于帝國主義的自決，二是少數民族之于漢族的自決[7]。盡管第二種含義與中國的具體國情背道而馳，應指出其局限和錯誤，但一開始就肯定中國境內民族的多樣性，為中華民族認同打下根基。

紅軍長征初期，中國工農紅軍按照黨中央推出的無條件認可少數民族自決權的政策，運用單一的工農蘇維埃政權形式，在長征途經地區建立了少數民族政權。然而，這種“一刀切”的政權形式脫離民族實際利益，帶有“左”的傾向。此后，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開始制定和實施符合革命道路與中國民族實際的綱領性政策，把民族問題與長征相結合，開辟了一條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民族問題相結合的探索之路。包含但不限于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做好堅實的統戰工作。1935年5月，在毛兒蓋以南的沙窩會議提出“上層階層顯然還帶有革命的作用，”認為少數民族上層分子有爭取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8]。其次，首次提出民族區域自治的構想。1936年5月，《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堅持民族平等原則，回民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政府”[9]。最后，建立少數民族地區革命根據地。1936年2月，《川滇黔邊區革命根據地行動綱領》，少數民族團結起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現民族平等，發展民族文化教育，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和信仰自由，反對大漢族主義，反對各民族之間相互歧視，反對剝削和壓迫，各民族人民團結有愛和睦共處，互相幫助，共同努力建設和保衛革命根據地[10]45。紅軍在長征途中的少數民族綱領政策的探索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乃至新中國成立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奠定基礎。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民族綱領政策與國民黨大漢族主義，形成鮮明的對比。第一，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成立中央組織少數民族委員會，研究和總結工作經驗。1938年10月15日，《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的組織問題》爭取少數民族，在平等的原則下同少數民族聯合，共同抗日，多找少數民族中的開明知識分子，給予教育使之成為少數民族工作的干部，反對大漢族主義，改善國民政府與少數民族地方政府的關系。第二，樹立民族自信心。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澤東《論新階段》，全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高度的發揚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堅持抗戰到底，克服悲觀情緒，反對妥協企圖，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團結中華各族，一致對日;1939年4月4日，《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的施政綱領》中提出，高度發揚邊區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反對一切悲觀失望、妥協投降的傾向，實現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與漢族平等權利，依據民族平等原則，聯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第三，對統一多民族國家基本國情的認識不斷深入。1939年12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闡述中華民族的基本內涵：中國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為漢人。此外，還有蒙人、回人、藏人、維吾爾人、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鮮人等，共有數十種少數民族，雖然文化發展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長久的歷史。最后，建立省級民族之治區。1947年5月1日，黨領導建立了我國第一個省一級的內蒙古自治區，為以后在其他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指明了方向，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二）在社會主義改造和探索中初步發展（1949-1966）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民族政策的初步探索為社會主義改造和探索時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明確民族政策：“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1951年5月，政務院發布了《關于處理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匾聯的指示》要求“對于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加于少數民族的稱謂及有關少數民族的地名、碑碣、匾聯等，如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意思者，應分別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薄耙磺猩⒕拥纳贁得褡宄煞?，無論在社會上，在工廠、學校、團體、機關和部隊中，均有自由保持或改革其民族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權利，別人不得干涉，并須加以尊重和照顧”。1952年2月22日，政務院通過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地方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實施辦法的決定》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數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權利的決定》，規定：“人民政府應切實保障境內各民族的民族平等權利，教育各民族人民互相尊重其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提倡民族間的團結和互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和壓迫及任何煽動民族糾紛的行為”[10]961952年底，在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擴大會議上，李維漢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政策，不僅在于保障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平等權利，而且在于幫助各少數民族發展其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的建設事業，使能逐步地改變其落后狀態，逐步地達到事實上的平等。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重申：“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p>

1957年8月4日，周恩來在《關于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中強調：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根據中國歷史、經濟、文化的發展采取的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而不是民族共和制度，民族繁榮是我們各族人民共同的事業，對此不能有任何輕視。

（三）在文革左傾思潮影響中艱難發展（1966-1978）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并發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特別是同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之后，“文化大革命”全面動亂的局面迅猛發展。林彪、江青一伙點名批判以李維漢為首中央統戰部執行所謂的“投降主義路線”，誣蔑統戰、民族、宗教部門是“資產階級復辟部”，完全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民族工作，一大批民族部門的干部被攻擊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并遭受殘酷迫害，各級民族工作機構被造反派破壞乃至被撤銷，黨的民族工作處于全面癱瘓狀態。更可怕的是，在民族工作指導思想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推行極“左”思想，將國內民族問題混同為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根本否定社會主義時期還有民族問題存在，堅決否認民族之間存在的事實上的不平等，從而使新中國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區推行的其他各項特殊政策被全部推翻。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族干部、群眾對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堅決地抵制和斗爭，從一定程度上維護了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區的穩定。

（四）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逐步完善（1978-2012）

從改革開放到十七大是黨的民族政策的逐步完善階段。在這一階段歷經文革時期民族政策的反思、加強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和民生、少數民族精神文化認同的再強化等過程，為培育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打下物質和精神基礎。

改革開放初期，就國內各民族而言，則是內地與少數民族聚居區特別是邊疆民族地區的差距異常明顯。當整個國家開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候，國家已充分認識到民族地區的落后、貧困成為一個突出問題。黨的民族政策有兩個方面的特點：一方面，充分落實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成為民族地區改革開放的一個先導。1979年2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做了《關于建議為全國統戰、民族、宗教工作部門摘掉“執行投降主義的路線”帽子的》請示報告，在許多民族地區，特別是西藏、新疆、內蒙等比較大的民族聚居區，均以全面落實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為改革開放開啟的標志性事件，1979年5月，國家民委在天津召開了恢復后的第一次委員擴大會議。會議指出，民族工作部門也要相應地把工作的重心轉向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堅決貫徹執行新時期黨和國家對國內民族工作的任務而奮斗。這意味著黨和國家重新認識到民族地區利益的復雜性，正視民族地區文化與宗教等隱性利益因素，這一做法調動了民族地區少數民族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另一方面，資源配置上大規模向民族地區傾斜。黨和國家對邊疆民族地區實行幫扶和優惠政策。這一政策使少數民族在時代大潮中得以與時俱進并獲得很大顯性實惠，使少數民族群眾有切實的獲得感和幸福感，開啟了中國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良好局面。

然而，在當時，我們曾簡單地認為，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是國家民族問題的癥結之所在，認為突出的民族問題僅僅是漢族和各少數民族之間、內陸和邊疆民族地區之間存在較大差距造成的，只有努力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逐步縮小經濟和社會差距，民族問題癥結才能化解。然而，事實證明上述觀點是片面的，并不符合民族發展的客觀規律。這導致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一些地區出現了民族分裂分子煽動、制造騷亂的事件，其意圖所指正是民族和宗教政策的諸多措施。在此之下，黨和國家又一次意識到民族政策問題的復雜性，逐漸認識到在民族工作中不僅要保障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利益，還需加強中華民族文化軟實力建設。至此，在持續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保障民生基礎之上，維護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穩定，加強中華民族思想文化認同也被提到重要位置。

《關于民族工作幾個重要問題的報告》是指導這一時期黨和國家民族工作的綱領性文獻。隨后，黨和政府相繼發出《關于加強進入內地城鎮經商、旅游的邊疆少數民族人員的工作的意見》、《關于在宣傳報導和文藝創作中防止繼續發生丑化、侮辱少數民族事件的通知》、《關于少數民族地區扶貧工作有關政策問題的請示》、《關于進一步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若干問題的通知》等一批文件，從不同領域、不同方面，完善和充實了黨的民族政策，展現出改革幵放的鮮明時代特征，保證了少數民族各項事業的快速發展。1999年，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江澤民指出：“要用團結、教育和疏導的辦法，正確處理各民族和民族地區的人民內部矛盾，及時解決出現的利益糾紛，防止不尊重民族風俗習慣、傷害民族感情的事件發生”。

新世紀以來，黨和國家始終堅持改革開放、堅持以經濟社會發展和改善民生為中心的方針、政策和發展方向，亦未改變對民族地區實行長期援助、幫扶和優惠的政策，2000年6月，江澤民同志做了關于西部大開發問題的論述，繼續加強在資源配置上向民族地區傾斜力度。2000年，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少數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見》指出，“文化藝術院校幵辦少數民族班，是培養少數民族文化藝術人才的有效辦法”?！爸醒牒偷胤轿幕囆g院校要根據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需要，繼續開辦少數民族文化藝術班，定向為少數民族地區培養人才”。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點、難點是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2003年3月，胡錦濤在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少數民族界委員聯組討論時，第一次明確提出：“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這就是我們新世紀新階段民族工作的主題”。在2005年5月召開的新階段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具體論述了我國民族工作主題“兩個共同”的科學內涵，他強調指出：“抓住了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這個主題，就抓住了新形勢下正確處理民族問題、切實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就能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中不斷開創民族工作的新局面?！薄皟蓚€共同”主題的提出，明確了新世紀新階段我國民族工作的重要地位，揭示了新形勢下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根本原則，指明了新階段我國民族工作的前進方向，是中國共產黨民族工作綱領的又一次與時俱進。

2007年4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少數民族事業“十一五”規劃的通知》：大力改善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發展基礎條件，著力解決少數民族群眾特困和特需問題，努力提高少數民族教育科技水平，扎實推進少數民族醫療衛生事業，大力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逐步健全民族法制體系，不斷完善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繼續營造各民族和諧發展社會環境。只有堅持各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的政策，使各少數民族及地區的經濟、文化、民生均等化發展，獲得感和幸福感逐漸提升，社會面貌欣欣向榮，才能培育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打下堅實的物質和精神基礎。

2009年，國務院組織召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全國少數民族文化工作會議。會后，專門下發了《國務院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若干意見》?！兑庖姟氛撌隽松贁得褡逦幕ㄔO的特殊重要性，系統闡述了今后一段時期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目標任務以及具體措施，強調要通過加強和改進領導、完善和創新體制機制，不斷開創少數民族文化工作的新局面?？梢哉f，這些綱領性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體現了黨中央對于少數民族文化問題的高度重視，表明了黨和國家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堅強決心，有效促進了新世紀新階段我國少數民族文化工作的開展。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必須保護“重要文化遺產和優秀民間藝術”，“扶持老少邊窮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文化發展”。黨的十七大報告將“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列為黨和國家重要工作，提出了“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歷史任務，并要求“加強對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護”，“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開發利用民族文化豐厚資源”。2011年10月，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新世紀新階段促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發展的重要文獻—《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稕Q定》對于少數民族文化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開展少數民族特色文化保護工作”，“維護民族文化基本元素”。2012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大，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作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重大戰略決策，并明確提出，要“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

二、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政策新戰略（2012年至今）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先進的社會意識推動社會歷史向前發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形成，首先需要充實并認同“中華民族”這一共同體的核心理念，有了我國各族人民的廣泛共識，才真正具備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基礎、最核心的前提條件。十八大以來，以習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客觀分析國內外兩個大局，對新時代民族工作進行了整體部署，推動了民族工作創新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培養”到“鑄牢”體現著豐富的哲學內涵，是黨和國家在新時代從各民族人民利益角度出發的民族戰略思想，也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11]，更是習近平新時代民族工作思想創新發展的集中體現，對于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具有理論指導意義[12]。

（一）“五個認同”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要求

2014年5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在各族群眾中牢固樹立正確的祖國觀、民族觀，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各族群眾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從“四個認同”到“五個認同”的論述，增加一個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具有重要意義。2014年9月28日，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提出，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就是堅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維護祖國統一，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堅持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堅持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基礎，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13]

（二）樹立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大家庭的格局

習近平總書記用“中華民族大家庭”來形容團結和睦的國內各民族。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大家庭，是一體包含多元，多元組成一體的辯證統一。大家庭引領的方向和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大家庭的各個成員則要凝心聚力、相向而行為實現這個目標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要認識到，多元一體大家庭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家庭成員之間是榮辱與共的血肉關系。大家庭以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親情呵護每一個家庭成員，每一個家庭成員要和睦相處地交往、和衷共濟地交流、和諧發展地交融共同維護大家庭的統一、熔鑄大家庭的一體。所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一筆重要財富，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重要優勢，也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創新發展的本土資源。

（三）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起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轉化，中國共產黨又確定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藍圖，更加堅定了制度和道路自信，進一步破除了西方世界對中國道路的曲解，部署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程中的民族工作戰略，把“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寫入新修訂的黨章[14]。

中華民族寫入憲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培育”到“鑄牢”的凝聚，中華民族走向全體自覺，符合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基本原理，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新時代民族工作的創新論述，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一方面，從國家宏觀層面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價值體現在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民族團結與凝聚“中國夢”力量上[15]，為家、國、民族三方面的利益統一提供了相互間認同的價值坐標”[16]。另一方面，就民族地區微觀層面而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可以引領各民族人民尊重彼此差異、形成價值共識，滿足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17]，且對于“一國兩制”地區、邊疆地區各族同胞的國家認同、情感認同具有重要促進作用[18]。

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路徑探索

雖然大多數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都涉足了鑄牢路徑的思考，但由于缺乏相應支撐，易造成鑄牢路徑的泛化，表現為諸如堅持黨的領導、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與文化、保護民族地區生態環境等通用對策，針對性和操作性不足。而黨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政策的主客體整體性、多層次性、多樣性的特征，且利益選擇、整合、確認、實現全過程需要考慮的要素繁多。文章將從人民本位、政治團結、經濟合作、文化交融四個方面進行探討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牢效果。

（一）從人民本位上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根本利益

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進的偉大歷史是由中華民族人民共同創造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應從人民本位上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根本利益。中華民族前進的路線科學與否根本在于是否遵循了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而規律的本質在于是否滿足各族民眾的正當性期許與利益訴求，牢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意味著國內各族人民在共同生活中存在內心的自覺使命感。這種自覺使命建立在大家對美好愿景與實踐方案的認可與贊同基礎上。在鑄牢路徑上，始終將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時也離不來各族人民的共同智慧，也即一種行為上的務實創新，這是價值信念的具體操作化，借助國家總體規劃、方針路線、政策體系體現出來，唯有從人民本位上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根本利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夠真正地維系起共同體本身。

（二）從政治團結上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利益聯結

當前的民族政策與民族理論符合現階段中國國情，新時代以來，民族工作出現了許多新特征，民族工作要與時俱進，從實際出發完善頂層設計。首先，繼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做到統一和自治相兼顧，依據法律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權益和平等地位，使各兄弟民族都可以共享祖國的發展成果。其次，加強民族團結，重視各民族間的關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離不開各族人民的共同參與，應高舉各民族大團結的旗幟，在各民族中牢固樹立國家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大限度團結依靠各族群眾，使每個民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共享祖國繁榮發展的成果。最后，重視民族和階級間的關系，中華民族是不同階級成員所構建的命運共同體，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階級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中國共產黨是帶領中華民族與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無產階級政黨，處理好階級和民族的關系，是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利益聯結的核心。

（三）從經濟合作上健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利益互動

民族地區受到地理環境、歷史等客觀因素的影響，經濟發展相對緩慢，習總書記曾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征程上一個民族都不能少，因此應從經濟合作上健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利益良性互動。首先，要精準施策，有針對性地加大扶持力度，實現民族地區跨越式快速發展。其次，要加大與民族地區經濟合作力度，擴大經濟合作范圍，創新民族地區經濟合作方式，在共建共享的改革和發展中有更多的“獲得感”。最后，在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前提下，保障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過程中實現，新時代從經濟合作上健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利益互動，扎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物質根基。

（四）從文化交融上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利益實現

文化對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是至關重要。中華民族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利益的實現就應在加強中華文化交融上下足功夫。首先，深化愛國主義教育，樹立正確的國家觀，增強少數民族對民族與國家的認同感與歸屬感，促進民族文化交融。其次，充分鞏固中華民族文化的民意基礎，培育和激發民族文化發展活力，補充中華民族文化教育缺位，保護民族語言、歌舞、作品、風俗、節日、服飾等寓意著民族之“源”與“魂”的民族文化。最后，培養中華文化傳承人，加強青少年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教化，培養青少年對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價值共識與精神特質，從文化交融的過程中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利益的實現。

四、結語

中國共產黨從來都是致力于真理和實踐相統一的行動者。正如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所指出的那樣，我們要堅持不懈開展馬克思主義祖國觀、民族觀、文化觀、歷史觀的宣傳教育，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基礎[19]。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走具有中國特色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在這條道路的指引下，中國的民族問題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不斷提高，經受住了歷史檢驗和實踐考驗，凝聚了中國各族人民鑄牢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共識和意志，為世界范圍內民族問題的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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