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輪制陶器的再思考

□陸青玉

制陶技術作為古代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重要體現，從中國現代考古學產生之初就受到老一輩學者的關注，現在已經基本厘清了各文化區域不同發展階段的制陶技術發展框架。 從成型技術上來說，一般認為，史前陶器可分為手制、模制和輪制三類。 其中手制陶器又分為捏塑、 泥片貼塑和泥條盤筑[1]2，但是， 對于輪制陶器卻缺少具體的界定而籠統稱之。 這種概念的模糊，影響著對區域及區域間社會生產發展問題的深入探討。 下面結合制陶工藝的人類學調查和考古學視野中對典型陶器標本的觀察，就何為“輪制陶器”進行進一步的探討和界定。

一、人類學視野中的輪制陶器生產

輪盤在陶器成型中的應用，具有慢輪和快輪之分。 其中慢輪制陶多以輪盤為載體，實際采用泥條盤筑的方法塑造胎體，因此通常被歸為手制陶器的范疇，不少人類學調查案例對此有詳細的描述[2-3]。輪制陶器通常指快輪制陶，即陶輪不僅作為泥料的載體，更在胎體成型過程中起著塑形的作用。 早先的人類學調查資料中，有不少涉及對輪制陶器生產工藝的描述。 而這些所謂的輪制成型技術，從具體操作上又可以分為兩類。 其一，如山東和云南存在的部分傳統制陶術，在輪制陶器的成型過程中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即先用泥條在輪盤上盤筑出毛坯，此后借助快速旋轉的輪盤產生的離心力，將盤筑的毛坯提拉成型[4-5]，有時候在輪制之后還有后續的拍打成型環節[6]，此類成型方式在其他的制陶技術調查資料中也多有發現[7-9]。 其二，則以湖北枝江市傳統制陶技術為代表，其輪制陶器成型過程中不存在泥條盤筑毛坯的環節，而是采用快輪進行一次性拉坯成型[10-11]。 本文分別稱以上兩類技術為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和一次性拉坯成型。

由此可見，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技術處于陶器成型技術發展的過渡階段，泥條在胎體成型過程中的作用在逐漸減弱，而輪盤的作用則逐漸凸顯。 相比于單純的泥條盤筑成型，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生產的陶器， 在器壁厚度和整體形制方面都更加規整，同時由于省去了部分泥條盤筑環節，生產效率也應有所提升。 但論效率，一次性拉坯成型技術則達到了史前陶器生產效率的頂峰，有力地推動著以交換為目的的規?；a。

二、考古學視野中的輪制陶器

考古學從實物資料出發，結合人類學調查成果，驗證了輪制陶器生產技術的存在， 并提出了相應的判定標準。 以李文杰先生為例，他認為“快輪制陶簡稱輪制，是指利用輪盤快速旋轉產生的慣性力，直接將泥料拉坯成型的制陶技術”[1]163，“螺旋式拉坯指印是快輪制陶的直接證據，將它與偏心渦紋聯系起來，便可斷定輪制……”[1]19可見， 李文杰先生對于輪制陶器的界定，僅限于一次性拉坯成型。 而以欒豐實先生為代表的主流考古學者，則將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和一次性拉坯成型制作的陶器統稱為輪制陶器[12]，而其判定標準，則同樣采用李文杰先生的“螺旋狀拉坯指印和偏心渦紋”。 如此，李文杰先生對輪制陶器的狹義性界定低估了輪制技術的應用范圍和起始時間， 同時也割裂了以泥條盤筑技術為主的陶器生產與以輪制技術為主的陶器生產之間的過渡，使輪制技術的突然出現在技術史的角度顯得極為突兀。 而以欒豐實先生為主的學者的廣義輪制陶器的界定，則由于不能具體提出輪制技術的內部差異，極易混淆該技術內部長時段的細節演變， 從而錯失從技術細節解讀生產和社會變化的能力。

因此，從考古資料出發，對輪制陶器中的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 一次性拉坯成型技術進行區分，并找到各自的判定標準，對于從制陶技術的細部變化探討古代社會發展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三、輪制成型技術的內部差異和判定方法（來自丁公遺址的證據）

丁公遺址包含大汶口、龍山、商周和漢代遺存，其中以龍山文化遺存為主， 尤其是龍山文化城址、陶窯和“丁公陶文”的發現[13]，為探討海岱地區文明化進程提供了重要資料。 該遺址的陶器標本，涵蓋了捏塑、模制、泥條盤筑和輪制技術，其中，以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和一次性拉坯成型為代表的輪制成型技術在出土標本中的應用最為廣泛。

1.一次性拉坯成型技術

它是利用高速旋轉的陶輪產生的離心力，將泥料一次性拉制成型的技術。由于受到輪盤旋轉過程中陶工在胎體內外施加的擠壓、提拉力，因此在胎體修整、裝飾不完全的區域，可以見到成型過程中留下的螺旋式拉坯指印痕跡（圖1-1），這就是李文杰先生判定輪制陶器的證據之一[1]19。 當然，對于有些夾砂陶， 為了避免拉坯過程中泥料中的砂粒傷手， 陶工有時還會使用濕布或動物毛皮作為內襯，這樣輪制成型的陶器殘留的就不僅只有拉坯指痕。陶坯制作完成以后，為了快速且安全地將其從輪盤上取下，陶工通常會用繩子緊貼著轉動的輪盤進行割坯，從而在修整不完全的器體底部會殘留出偏心渦紋（圖1-2），這是李文杰先生判定輪制陶器的另一個證據。這兩方面的證據在丁公陶器中的泥質陶杯、豆、盒、罐以及夾砂陶鼎、罐等器形中均可見到。

另外，拉坯之初，陶工在插入泥料的手指并攏不緊的情況下， 會在器底中央留下圓錐形的泥凸（圖1-3）；對于圓錐形或圓筒形器，如袋足、豆柄等，在拉坯成型過程中會因器壁內外受力不均而在內壁留下麻花狀的褶皺，也可作為輪制成型技術的重要標識。

但是，以上特征只是證明了輪制技術參與了陶器的成型，包含以上特征的陶器產品，還有可能是采用泥條盤筑后再拉坯成型的。

2.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技術

從人類學調查資料可知，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的操作步驟為：首先拍打或輪制圓形的器底；然后再在器底邊緣依次盤筑泥條，直至一定高度；最后快速轉動輪盤， 將盤筑的毛坯提拉成最終的陶器。欒豐實還根據盤筑和拉坯間隔次數的差異又對其進行了具體區分[12]，但仍未突破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的工藝范疇。 相比于一次性拉坯成型的陶器，采用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技術生產的陶器，在胎質上多為夾砂陶， 形制上多為器形較大的陶器， 如鼎、罐、鼓腹盆、鬲等。 由于在拉坯程度足夠的情況下，此種成型方法與一次性拉坯成型制作的器物極其相似，加上后續的修整和裝飾環節對其制作痕跡的破壞，致使兩種成型工藝極難區分。 但從部分拉坯程度不深、修整和裝飾不完全的陶器中，仍可看到拉坯之前陶胎的泥條盤筑痕跡。如圖2 中的夾砂陶鼎所示， 內外壁上下均可見細密的螺旋狀拉坯痕跡，胎體形制規整、器壁厚度均勻。 單從外壁看，很容易做出一次性拉坯成型的判斷。但仔細觀察器體內壁會發現， 陶片下段存在兩道明顯的泥條縫隙，可見胎體在最終的拉坯成型之前，存在著泥條盤筑的環節。

當然，修整裝飾后的輪制陶器中，即便采用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制作，殘存泥條痕跡的現象也是極少的。 這時陶器巖相學分析則能為識別這種生產技術差異提供幫助[14]。 像兩城鎮龍山文化陶器一樣[15]，圖2 陶器標本的縱向切面可見包含物和胎體紋理呈扁環狀分布（圖2-2），正是胎體中的泥條在盤筑和輪制過程中變形的結果。 因此，對于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工藝，除了對胎體表面進行細致的觀察外，還可通過陶器巖相學方法對其進行識別。

圖1 傳統輪制陶器的判定依據

圖2 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制作的陶器表面及胎體巖相特征

圖3 丁公遺址龍山文化陶器中的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工藝和一次性拉坯成型工藝

四、丁公遺址陶器輪制技術的應用特征

在對輪制成型技術內部差異進行界定的基礎上，重新審視丁公遺址陶器的生產工藝，可以發現以下兩個特征。

其一， 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與一次性拉坯成型技術之間，并不存在時間上的替代關系，兩者在整個龍山文化時期始終共存。 以圖1 為代表的薄胎泥質陶單把杯，其存在于龍山文化各個階段，采用一次性拉坯成型工藝為眾所周知[16]。 而在這期間，龍山早期的泥質高領罐、夾砂鑿形足鼎，龍山晚期的素面陶鬲， 則均存在采用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工藝生產的證據。 （圖3）

其二， 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與一次性拉坯成型技術的應用，并不存在特定陶器的適用性。仍以素面鬲為例， 龍山文化晚期既存在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工藝（圖3-2），也存在一次性拉坯成型工藝（圖3-3），但通常來說，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工藝多用于那些形體較大的器物。 這很可能是因為一次性拉坯成型技術受陶工拉坯技藝及陶輪轉速的影響所致。

可見， 兩類輪制成型技術在丁公遺址各個階段的陶器生產過程中均有采用， 不同陶器生產技術的選擇似乎是受陶工技術水平和生產設施的影響，并不包含特定的社會含義。

五、結論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發現， 當前考古學研究所認為的輪制技術存在著內涵不清的現狀。 根據陶輪及泥條在陶胎成型過程中的貢獻， 陶器的輪制生產工藝可以分為一次性拉坯成型和泥條盤筑加拉坯成型。其中，前者可以根據陶器中螺旋式拉坯指印痕跡和偏心渦紋、部分陶器器底的錐狀泥凸、麻花狀褶皺來判定；后者則除了以上判定標準外，還要對器體厚度變化以及是否存在泥條痕跡來做出推測， 必要情況下還可借助巖相學切片進行驗證。 根據以上分類和標準，丁公遺址的陶器生產，自始至終存在著兩類輪制成型工藝， 且兩種工藝不存在特定的器形偏好。

附記：此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鄒平丁公遺址發掘報告（12&ZD194）”、中原與海岱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2020YFC1521602）、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2020M672041） 和山東省博士后創新項目（202002002）的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