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假新聞”到“信息失序”：新視野下MIL教育的挑戰

摘 要 信息失序概念框架的提出始于對“假新聞”術語的反思與批判，通過了解其“三類型”“三要素”“三階段”，對框架建立基本認識，理解創造、傳播和消費錯誤信息、誤導信息、不良信息的復雜動機網絡與多重構面。以對抗信息失序為目標，當前復雜信息環境下MIL教育面對兩大挑戰：從以信息核查能力為重心的技能式培養向提高自我認知、突破認知偏見跨越;建立系統性MIL教育評價體系。

關鍵詞 信息失序 MIL教育 評價體系

分類號 G250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1.02.001

From Fake News to Information Disorder： the Challenge of MIL Education in the New Vision

A Ga-er

Abstract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disorder” begins with the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term “fake news”. By understanding its “three types ” “three elements”and “three phases”， we can establish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framework， and understand the complex motivation network and multiple aspects of creating， disseminating and consuming 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and malinformation. Aiming at counteracting information disorder， MIL education faces two major challenges in the current complex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moving from skill-based training focused on information verification to improvingself-cognitive leapfrogging， and seeking ways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c evaluation system for MIL education.

Keywords Information disorder . MIL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0 引言

“假新聞”的相關研究在2016年美國大選之后出現爆炸式增長。根據2017年10月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顯示，43%的美國人從互聯網上獲得新聞，約67%的人從社交媒體獲得新聞，但只有5%的人相信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獲得的信息[1]。后真相時代對信息真實性的考察成為全球面臨的挑戰。在此背景下，以新聞傳播學界為代表的全球各領域、跨學科的組織機構對于假新聞的影響、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已有相當成果。而引申出的重要議題之一，就是提升公民媒介與信息素養（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MIL）。圖書館是實施和推廣MIL教育的重要主體之一，我國圖書館在相關領域的研究尚處于初級階段，目前研究以對后真相視野下國外各機構參與打擊虛假信息的經驗引介與總結為主。隨著相關的研究廣度與深度的進展，國外學界開始不滿于“假新聞”概念本身的模糊性與局限性，嘗試探索更為科學全面的框架，以便更準確地揭示當前信息環境的復雜性。新框架的構建，也有助于包括圖書館在內的教育主體在MIL教育的過程中對抗信息失序。

1 “假新聞”：被濫用的熱詞

根據柯林斯詞典的調查，從2016到2017年，“假新聞”（Fake News）的使用率增長了365%[2]。這一概念在特定的政治語境中成為網絡熱詞，但它并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概念，對于何為“假新聞”存在著廣泛的分歧，它在公眾和學術話語中被賦予了多重涵義。以樸雅卡·梅爾（Priyanka Meel）等為代表，將“假新聞”定義為“打著真實新聞的幌子散布的虛假信息，目的是在政治或經濟上獲取利益，增加公眾偏見”，與謠言（Rumor）、錯誤信息（Misinformation）、誤導信息（Disinformation）、標題黨（Clickbait）、諷刺作品（Staire/Parody）、陰謀論（Conspiracy）、垃圾意見（Opinion Spam）等共屬于“虛假信息”（False Information）的概念之下[3]。佩蒂亞·吉維（Pedia Kiwi）認為“假新聞是一種惡意或故意傳播錯誤信息的方式，無論是通過傳統新聞媒體還是通過社交媒體傳播”[4]。假新聞其“假”不僅意味著“虛假”（Falsity），還更多地涉及意識形態和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上的爭論[5]。政客或某些團體常常將異于自己的意見、批評貼標簽為“假新聞”，由此假新聞成為一種“污名化”的指認。但是在特定討論語境中，依然傾向于使用“假新聞”。如《科學》在《假新聞的科學》 一文中就指出，“假新聞”詞語的使用有被當做政治武器的危險，但其附帶的政治特性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議題[6]?？傮w來說，“假新聞”有時被用來特指新聞媒體領域的一種新聞失范現象，有時又被指代一種不實的、不受信任的信息總和。

“假新聞”一詞常常被寬泛使用，與相近概念混用。一項研究曾統計2003—2017年間34篇研究“假新聞”的學術論文，結果顯示，這些論文中的假新聞被用來描述一些不同的現象，包括新聞諷刺與戲仿、捏造信息、操縱內容、廣告和宣傳[7]。2017年3月，耶魯法學院的信息社會項目組織舉辦主題為“打擊假新聞”的研討會[8]，與會者均認同“假新聞”術語含義混亂、不夠嚴謹的問題，但研討會沒有花費過多的時間來為“假新聞”建立更精確的定義，而將主要精力放在確定“假新聞”的危害性與解決方法等問題上。汝緒華指出，相較于研究假新聞的發生與影響機制、危害與治理等方面，明確區分假新聞、錯誤信息與謠言的界限在假新聞研究的價值序列上并不具有優先性[9]。

眾多學者和媒體平臺都曾呼吁，警惕“假新聞”被濫用在不同語境中。臉書2017年4月在報告《信息操控與臉書》中試圖摒棄“假新聞”的說法，提出信息操控（Information Operations）、虛假新聞（False News）等概念[10]，但和之前的多數學者一樣，臉書實質上只是從操作化定義、實踐形式等角度對虛假信息進行了分類。2018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發布《新聞業、假新聞與虛假信息：新聞教育與培訓手冊》（Journalism， 'Fake News' and Disinformation： A Handbook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Training），該手冊主編之一，牛津大學研究員朱莉·波塞蒂（Julie Posetti）在解釋為何在封面的標題“假新聞”字上帶刪除線時稱，新聞應該是為實現公眾利益而分享的可證信息，當一個信息為虛假的，那它就不是新聞;此外，假新聞這個詞已經成為用來攻擊和詆毀合理批判性報道的武器?！斑@個術語以最具破壞性的方式傳播開……我們需要找到探討這場危機的新形式”[11]。

“假新聞”一詞的使用目前處于“擦抹”（Under Erasure） ①的狀態，甚至已成為一種“空洞的能指”[12]，但由于慣性和意義的累積而依然廣泛使用。不同的個人和組織使用包括“假新聞”在內的各種各樣的詞語，來描述當前信息污染的復雜現象。這些名詞具有不同的文化聯想和歷史含義，并且在不同的語境中可以有不同的含義。這些差異看似很細微，但是對它們的分辨十分重要。因為術語會影響人們對信息傳播方式、傳播者和接收者等問題的假設，而這些假設又會決定什么樣的干預措施或解決方案才是適當的。為了更好地認識、分析當今信息污染現狀的復雜性，也更有益于人們應對未來新的挑戰，學界亟需一個更為清晰嚴謹的概念框架。

2 “信息失序”：新框架的嘗試

2017年9月，受歐洲委員會委托，哈佛大學索倫斯坦中心發表報告《信息失序：面向研究和決策的跨學科框架》[13]，哈佛大學教授克萊爾·沃德（Claire Wardle）作為第一作者，正式在報告中提出一種以“信息失序”（Information Disorder）概念為核心的新框架?！靶畔⑹颉辈⒉皇且粋€全新的自造組合詞匯，但沃德從方法論的層面對它的內容進行了更為學術和嚴謹的檢視，豐富了其內涵。概括來說，信息失序是指信息環境受到污染的多種方式，包括誤導信息、錯誤信息、不良信息。而通過審查信息失序的“三要素”和“三階段”，有助于理解創造、傳播和消費信息失序現象的復雜動機網絡。

2.1 信息失序的“三類型”

以惡意性和錯誤性為維度，信息失序可以如圖1所示，分為三種類型：①誤導信息（Disinformation）：故意創建/分享虛假信息并造成傷害，在信息共享過程中，受分享人動機的影響，誤導信息常常會轉變為錯誤信息;②錯誤信息（Misinformation）：沒有意圖造成傷害的虛假信息;③不良信息（Malinformation）：基于現實，意在對他人或團體造成傷害的信息，比如一些個人郵件、照片泄露事件，以及針對宗教信仰的仇恨言論。

圖1 信息失序的3種類型

信息失序往往表現為7種具體形式，以危害性從弱到強為序：①戲仿諷刺，如“洋蔥新聞”;②虛假聯系，如“標題黨”;③誤導性內容，如斷章取義式引用;④虛假語境，如“看圖講故事”，往往利用圖片或短視頻，配以不符事實的描述;⑤冒名頂替內容，如冒充某專家發言;⑥操控內容，真實的內容被修改，如利用軟件合成虛假圖片或視頻;⑦編造內容，內容全部為捏造，意圖欺騙和造成傷害。

與傳統普遍對“假新聞”的分類相比，信息失序有著更為廣泛的光譜，有助于更好理解信息污染現象的復雜構面。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如何界定“惡意”和“有意圖的傷害”，這種惡意程度在信息傳播的不同階段又如何評估？沃德自身的表述有時并不明確，甚至猶豫。尤其是關于“不良信息”，如何定義仇恨言論？仇恨言論和自由言論的邊界在哪里？這些本身也都是非常復雜的課題。部分還不夠準確的表述與概念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一些灰色區域，還亟待修正。沃德也指出，目前還處于對信息失序了解的初級階段，其定義依然是流動的，還有待進一步的豐富。

2.2 信息失序的“三要素”和“三階段”

分析信息失序現象時，可以通過以下三個要點考察其意圖、內容與目標：①行動者（Agent）：創造、生產和傳播訊息的行動者;②訊息（Message）：訊息的類型、形式、特點;③解釋者（Interpreter）：訊息被接收后，如何被解讀、重釋。當解釋者再次分享訊息時，其也同時成為新的“行動者”。各要素考察要點詳見表1。

信息失序的過程包括三個階段：①創建（Creation）：訊息被創建;②產品化（Production）：訊息進入媒體環境，成為媒體產品（如訊息創建后發至微信朋友圈）;③分發（Distribution）：媒體產品被分發（如發至微信朋友圈的訊息被轉發至推特或微博）。第3階段和第2階段可反復，具體如圖2所示。

對信息失序要素與階段的解析有助于思考信息失序傳播的特性與過程。訊息有可能只是個人的一條微博，也可能是有組織的長期宣傳策劃，它可能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也可能是視頻、音頻等形式。訊息可能在廣泛的敘事框架內被賦予一定意義，不同階段的行動者很可能具有不同的特點（類型、動機等），一旦一條訊息被分發，它就可以被許多不同的行動者無限地重新分配。解釋者對訊息的解讀或再次分享的意愿，除了與訊息本身以及創建與傳播訊息的行動者有關外，常取決于自身的知識結構和態度等。當事件不斷變化時，解釋者的立場往往也會隨之變化與流動。通過對要素細節式的剖析，考察訊息傳播的路徑、情境邏輯，才有助于理解信息失序的機制，也有助于重新審視其多重構面和類型界定。

2.3 信息失序框架的應用

鑒于信息污染問題的規模和復雜性，對于建立一個能解決所有問題的框架的討論還處于初級階段。但是像沃德這樣的探索是必需的，她嘗試擺脫對“假新聞”這樣內涵混雜術語的依賴，批判性地思考訊息的創建與傳播、參與者的動機與類型，對于理解信息失序的形式、動機、傳播提供了思路。信息失序及其相關概念自提出即獲得相當的認同。如前文提及的UNESCO手冊《新聞業、假新聞與虛假信息》，以及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與部分國家與地區學者合作的《亞太地區信息失序概覽》聯合研究報告中，眾多學者均采用了信息失序的概念[14];哈佛大學索倫斯坦中心還于2018年5月啟動了“信息失序項目”（Information Disorder Project， IDP），建立“信息失序實驗室”[15];此外，英國下議院數字、文化、媒體暨運動委員會在2018年的一份報告中，也有意不再使用“假新聞”，并引用了沃德的意見[16]。這一概念框架對于揭示當前信息環境復雜性的價值得到了肯定。

3 信息失序視野下MIL教育的挑戰

遏制當前信息失序現狀的措施可分為強化個體，以及基于平臺的檢測與干預?！皬娀瘋€體”措施主要通過教育提高個人媒介與信息素養（MIL）來實現。后者一般包括兩個路徑，其一是包括政府在內，各組織團體、科技公司等主體，通過數據挖掘、人工智能、模型建構、調整算法等途徑，監督、干預信息失序，已取得一定成效;其二是事實核查新聞（Fact-checking），承擔了信息污染環境中的“清道夫”角色，旨在通過設立專門的事實核查機構和專業的事實核查員，對媒體的內容生產進行嚴格把關和管控[17]。我國目前僅有如騰訊“較真”欄目這樣的核查信息聚合平臺，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事實核查機構。

201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定義MIL是一個將媒體素養、新聞素養、ICT素養等包括在內的各種數字能力的集合概念，指公民能夠以批判、道德與有效的方式， 運用多種工具去存取、檢索、理解、評估、使用、創造和分享各種形式的信息與媒介內容，并融入個人、職業、社會行動的綜合能力[18]。歐美眾多國家都開展了從小學到大學的MIL課程項目，這些課程往往在新聞素養或媒體素養的項目下展開，目的是幫助公眾了解信息的消費、生產、發現、評估和共享，培養批判性思維。本節旨在跳出“假新聞”的窠臼，在信息失序視野下重新審視當前MIL教育面對的挑戰。

3.1 從有限的技能向提高自我認知跨越

美國著名媒介素養學者蕾妮·霍布斯（Renee Hobbs）曾撰文指出當前的新聞素養項目將過多精力放在了基礎新聞知識的教授上[19]。詹妮弗·弗萊明（Jennifer Fleming）在2010年考察石溪大學的新聞素養課程教學方法后也指出，教學重點被過多放在教授如何評估新聞信息的真實性上，這種強調發展信息核查能力的做法很可能與課程老師多為新聞專業背景有關。受眾似乎獲得更多的是新聞評估能力，而不是批判性思維技能[20]。從當前的培養方式來看，以信息核查能力為課程重點可能會存在以下問題。

其一，按照目前的信息核查能力培養邏輯，主要從來源與內容判別信息真實度，而其中的主要方法是將信息與相對可靠的信息源進行比對，即需要確定與“假”對應的“真”。但首先，事實的發展和演變是一個過程，人對事實的認知也是一個過程。很多時候，尤其在面對一些較大的事件時，這種真假的二元論與“事實”本身的紛繁復雜會構成矛盾，通常將主流媒體報道視作真實性標準的做法近年也在西方輿論界引發異議[21]。其次，這種邏輯有簡化信息失序復雜性的傾向，僅考慮錯誤性而忽略惡意性的維度，容易忽視“事實”在傳播過程中被嵌入或者提取的語境。

其二，受眾可能會通過課程增加對信息傳播的理解，同時獲得一定的信息核查技能，但課程在實際生活中對個體抵抗信息失序的效果受到一定質疑。以大衛·貝金漢姆（David Buckingham）為代表，他認為在一個即時獲取信息的時代，很少會有人在實際生活中采用課堂上所教授的核查步驟來評估信息來源的可靠性，并反復核對信息[22]。另一方面，技能的提升并不一定意味著加深了個體對自身局限性的理解。個人的興趣、背景、知識和偏見都會影響其對信息的識別和處理，瑞秋·莫朗（Rachel R. Mour?o）等就認為受眾對信息的判斷與自身能力素養無關，更多地與身份認同有關[23]。俄亥俄州立大學2019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錯誤信息并不都來自外部，個人會并非故意地自己編造錯誤信息。比如在得到一個有爭議話題的相關統計數據時，個人很容易記錯信息，從而支持其先入為主的信念和偏見。人們需要意識到，內部的錯誤信息來源可能和外部的錯誤信息來源一樣重要，甚至比外部的錯誤信息來源更加重要[24]。

信息失序本質上是更深層次問題的表征，是人性、社會結構、技術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MIL教育應在打擊信息失序的探索中調整思路，在教授學生基本信息核查技能、了解媒體傳播特性的同時，致力于培養一種認知能力，了解認知偏見的普遍性，將解答“人們為什么會受信息失序裹挾”放在首位，幫助公眾認識到所有人都身處一個信息失序的時代，不良信息、虛假信息、錯誤信息橫行，很多時候面對的不是兩極的黑與白，而是大量的灰色區間?；谛畔⑹?，我們每個人首先應承認并誠實面對自身認知偏見，并對不同的觀點持開放態度。其次，受平臺媒體算法技術的影響，尤其是在媒體信息服務的方法不透明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可能被“過濾氣泡”包圍而不自知。MIL教育應幫助公眾了解、識別算法技術中隱藏的意識形態和各種動機。

3.2 建立系統的MIL教育評價體系

“接受過MIL教育的人比未接受過的人有更好的媒介與信息素養”，似乎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判斷，但這其實涉及非常重要的課題——MIL教育評價。

美國石溪大學新聞素養中心是較早開展相關課程的機構之一，該中心曾對其新聞素養課程做過兩次結果不盡相同的調查。2010年，該中心對613名修完一學期該校新聞素養課程的學生（實驗組）和389名未修課程的學生（對照組）進行了調查，并在一年之后再次測試，以了解課程是否有效，調查涉及學生評估信息可靠性以及對媒體消費、公民身份和公民參與等一系列問題的認識[25]。研究發現，實驗組對媒體在民主進程中作用的認識，評估信息可靠性和新聞公平性的能力都有所提高，但在1年后，參加課程的效果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所下降。更意外的是，對照組一年后能力反而有所提高。林賽·拜爾斯坦（Lindsay Beyerstein）認為此次調查方法為受訪學生自陳式報告，可靠性值得商榷。她還指出，素養教育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下降并不奇怪，因為如果不加以鞏固加強，大多數教育形式的影響都會如此，更何況是一學期的大學課程[26]。

2017年，亞當·馬克斯（Adam Maksl）等學者聯合發布論文，再次對石溪大學新聞素養課程作出評價[27]。結果顯示與對照組相比，實驗組（修過課程的學生）的新聞媒介素養水平明顯提高，而且課程效果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該課程有助于幫助學生理解和解讀新聞信息。和2010年度調查不同，這次研究方法采用了馬克斯2015年的研究成果“新聞素養量表”[28]，并考慮到統計控制，如學生被要求至少回答一名家長的最高學歷，這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該生的社會經濟地位。

兩次調查的結果從側面說明MIL教育評價的不易之處。首先是缺乏被廣泛認同的評價工具，拜爾斯坦認為需要花費更多的精力來研究類似“新聞素養量表”這樣的工具，并促使之成為科學范式，這樣相關數據、證據基礎才會隨著MIL教育發展而增長[26];其次是應考慮如何解釋被調查個體文化或社會經濟差異等因素，比如伊斯特·哈吉坦（Eszter Hargittai）就指出，在同一所學院的學生中，網絡技能的差異與社會經濟地位和父母的教育水平有關[29]，為MIL教育帶來了額外的復雜性;最后是缺乏更有深度和廣度范圍的數據，目前考察對象多為單一課程。這就需要政策層面的參與，一方面將MIL教育逐漸納入學校常規教育體系中，另一方面設立機構并有足夠的資金來牽頭。英國的通訊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 Ofcom）是一個較成功的例子，其開展的年度研究通過大范圍調查，考察新興的媒介素養議題、媒介素養水平，建立追蹤調查，為媒介素養的提升提供了寶貴的基礎資料和支持[30]。

4 結語

信息失序概念框架擁有著比“假新聞”更廣泛的光譜，通過對其要素和傳播階段的考察，有助于研究不同類型信息失序的傳播擴散機制，以及參與創造與傳播過程中的各類型行動者、解釋者的復雜動機網絡。信息污染的興起源于失序造成的真空，信息失序既有人性的內在需求，也有算法技術的推波助瀾，還與社會結構和機制息息相關。雖然目前面對諸多挑戰，但產生憂慮之時，也是迎來進步之時，MIL教育應有信心擔當信息失序迷霧中的導航。教育者應不斷調整與探索，為公民賦能，幫助他們在信息社會中明晰對自我和他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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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嘎爾 內蒙古工業大學圖書館館員。 內蒙古呼和浩特，010051。

（收稿日期：2020-05-15編校：陳安琪，左靜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