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社會學和政治文化視角下的國家建構

摘 要 政治發展理論學術史通常認為，阿爾蒙德和其學術繼承者白魯恂提出了政治現代化理論;而亨廷頓在1968年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強大政府論”，終結了前者的主導地位。實際情況是白魯恂的危機與序列理論不僅不是對阿爾蒙德理論的繼承，反而和亨廷頓的理論有著較強的親緣關系，兩者一道終結了“經典現代化理論”。白魯恂的政治發展理論認為：經濟社會現代化破壞了政治發展——民族國家的建構，造成五項政治發展危機，不同的危機到來順序構成了不同的政治發展道路，需要從提高國家能力和政治文化入手解決危機、實現民族國家建構和政治發展。白魯恂的政治發展理論也可以被視作是一種宏觀的歷史社會學理論，對于學術研究和當前世界政治的觀察都有一定的助益。

關鍵詞 白魯恂，政治發展，現代化，政治文化，認同危機

中圖分類號 K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457-6241（2021）10-0054-11

在梳理政治發展理論創生期學術史的時候，學界通常認為有兩位最有影響的大師，即加布里埃爾·A. 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薩繆爾·P. 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阿爾蒙德和其學術繼承人白魯恂（Lucian W. Pye）開創的是一種“政治現代化”理論，認為所有國家都會從“傳統社會”經過普世的現代化道路過渡到全新的“現代社會”，而經濟發展會自發和自動地帶來社會變遷和政治發展（民主）。這里面隱含著美國社會科學和政治文化中“好東西一起來”的觀念，即政治系統是更大的社會系統的一部分，現代性的經濟增長、社會公平、政治民主、政治穩定具有內在的不可分割性。這種觀點被亨廷頓極大地顛覆了。他在1968年出版的《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變遷不會自動帶來政治發展;相反，由于動員了群眾極大地參與熱情，會帶來政治不穩定，乃至“政治衰朽”。所以亨廷頓提出“強大政府論”或曰“政治秩序論”，認為衡量政治發展的標準是秩序而不是民主，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政府是可以抑制政治參與的、有強大控制力的政府。只有實現了政治秩序，才能帶來順利地社會變遷和政治發展。①

傳統習見中對這段學術史記述是一筆“糊涂賬”，對于諸位理論家的基本學術觀點并沒有搞清楚，在這個錯誤的基礎之上誰是批判者、誰是被批判者也是張冠李戴的。如此重大學術史源流問題，理應正本清源。本文將重新梳理這段學術史，還原白魯恂在美國政治發展理論學界的位置和重要性，也是向讀者介紹這位國內學術界尚不了解的理論大師。

一、阿爾蒙德政治學：結構-功能方法與有保留的兩分法

政治發展理論主要是在社會科學理事會（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SSRC）下屬比較政治學委員會（Committe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CCP）中被孵化出來的，該委員會是戰后1950、1960年代發展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學的大本營，其出版的重要著作是該領域的核心文獻。①而阿爾蒙德和白魯恂是該委員會先后的兩任主席，其政治發展理論的萌發、形成也是以該委員會為舞臺展開的。

1960年，阿爾蒙德出版了《發展中地區的政治》，②其中的導言部分是發展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學學科的綱領性文獻，被稱為“阿爾蒙德的綜合”（Almonds synthesis），學界有定論認為整整一代人在這個范式的指導下開展比較政治研究。③

這個研究范式有兩個要點。第一，橫向比較方法：建立在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社會學概念之上的結構-功能比較政治方法。

阿爾蒙德把不同政治系統之間履行的相同的功能作為比較政治分析的基礎。他認為要穿透時空和文化的差異、穿透正式的政治制度和機構的表象，抓住普遍存在的、實質性的政治學分析單位——政治系統，即一個可以與外界進行要素交換、自我繁衍的有機體，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是系統，部落也是系統;而無論是國家、部落或叫著何種名字的機構和制度都要履行相同的功能。

這些所有系統都要履行的相同的功能分為兩大類，其一為輸入功能，即政治系統是如何把更大系統的人和要素吸收進政治系統的：政治社會化（兒童和青少年對該系統的政治規則形成認識和政治認同）和政治征集（成年人參與政治運作、表達對政治的看法）、利益表達（向政治系統提出要求）、利益凝聚（把對政治系統的要求匯聚成為有實際意義的政治訴求）、政治溝通（政治系統和其他社會系統交換對于政治的看法）。其二為輸出功能，即政治系統是如何把自身的規則和要素輸出到更大系統中去的：規則制定（政治系統制定該系統政治運行的規則）、規則應用或執行（政治系統執行政治規則）、規則裁判（當執行規則遇到麻煩時，政治系統要履行評判是非的功能）。④

以上述方法作為研究工具，同時代的不同社會是可以比較的，甚至古代的政治單位和現代的政治單位也是可以比較的。⑤

阿爾蒙德這套理論是用社會學方法研究政治現象的典型，而且正如很多評論說的，以阿爾蒙德研究為代表的發展政治學把正式的和經典意義上的政治現象諸如權力、制度機構的問題踢出了政治學，⑥這種政治學認為政治系統只是社會系統的附屬物。

第二，縱向演變理論：研究新興國家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是其從傳統到現代性的變遷。

上述結構-功能論是在探討橫向的比較方法，阿爾蒙德和比較政治學委員會的其他同事們還提出了一個縱向的歷時性的進化序列。阿爾蒙德認為一個國家先進與否主要在于其履行功能的結構分化的程度，⑦比如說有兩個政治系統，前者由一個機構來履行全部的規則制定、規則執行和規則裁判的功能，后者由不同的機構分別來執行不同的功能，阿爾蒙德認為后者顯而易見存在更為細化的分工，所以更先進，所以在政治上是“發展或現代化”的。①

一旦按照不同的結構履行相同功能的程度把各個社會納入歷時序列加以排列，則傳統到現代的各個結構都可以被用以確定各個社會在發展道路上的相對進步程度。②但是，對于現代化理論中最常見的“傳統與現代性截然對立、互不相關”論點，阿爾蒙德持保留意見，他明確指出要超越兩分法，因為在政治領域，傳統和現代性常常是混合起作用的。③由此阿爾蒙德認為自己創制了比較政治學的基本概念和范疇，可供后輩學者以此為基礎展開經驗研究和地區政治的研究。

總的來說，阿爾蒙德的理論大體上是一橫一縱兩個維度，但是兩部分的分量是不一樣的。阿爾蒙德重點著眼的是政治比較，創制出普世的、嚴格的、通約的概念以便對不同地區政治發展進行統一研究和比較研究。其縱向變遷的理論也是基于其橫向理論的，毋寧說是比較政治學的一個附屬成果。實際上阿爾蒙德的理論本質上并不是一個研究政治從傳統到現代化發展變化的理論，所以這導致其關于傳統為什么、如何演變到現代化的論述不甚明了清晰，也遠不如橫向理論有價值。④

由于阿爾蒙德的政治學采取的是“現代化理論”創始人帕森斯的話語和概念系統，其學說就被歸類為“政治現代化”理論，但實際上屬于現代化理論的成色并不太高，他主要關注的是比較而非變遷，對兩分法也明確有所保留?，F代化理論有兩個基本要點，一是經濟社會現代化導致政治民主化（“好東西一起來”）;二是傳統-現代兩分法。盡管阿爾蒙德認為政治系統是更大的社會系統的一部分，盡管他采取的是高度社會學化的概念和話語，但是基本并沒有講過經濟社會現代化會自動帶來政治現民主化這一觀點。阿爾蒙德的理論本不是一個闡發充分的關于變遷的理論。另外阿爾蒙德對傳統-現代化兩分法實際上是持保留態度的，并不相信傳統和現代的決絕區分。所以沒理由把阿爾蒙德政治學說成是“現代化政治學”。

學術傳統習見描述的現代化理論和現代化政治學的刻板印象，更多的是沃爾特·羅斯托（Walt Rostow）等經濟學家，弗朗西斯·薩頓（Francis Sutton）等人類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卡爾·多伊奇（Karl Deutsch）、西蒙·李普塞特（Simon Lipset）、丹尼爾·勒納（Daniel Lerner）等社會學家的觀點。他們主張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兩分法，經濟社會的現代化會自動導致政治民主化，各個地區沿著共同直線式道路從傳統邁向現代化，這被稱為“經典現代化理論”。⑤而這并非阿爾蒙德的主要觀點和主要研究的內容，也就是說傳統習見從一開始就弄錯了批判對象。其實現代化思想運動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眾多，其內部有很大的多樣性，20世紀60年代末現代化理論受到各方面猛烈攻擊后迅速衰落，學界一股腦地指責其核心假設，分不清楚也不愿意細分阿爾蒙德和羅斯托等的觀點一樣還是不一樣、其有什么獨到的見解。

阿爾蒙德認為比較政治學委員會接下來的任務就是從理論和經驗上闡發自己的這套雄心勃勃的理論。于是他向福特基金會申請到了27萬美元來進行深入研究，并與普林斯頓大學簽訂協議準備出版10卷的“政治發展系列叢書”，把整個學科推向縱深。⑥1963年，在主持了若干次重大研討會并定下前6卷叢書的題目之后，①阿爾蒙德表示自己已經完成了比較政治學理論的創建工作，并推薦白魯恂為比較政治學委員會的主席，很顯然，他希望這位最杰出的學生能繼承自己的衣缽，把阿爾蒙德范式切實地應用到第三世界的政治研究中去。

白魯恂于1963年接任比較政治學委員會主席并掌舵10年，直到1973年該委員會解散。一開始，白魯恂確實是嚴格按照阿爾蒙德既定的學術路線展開工作的，從1963年到1966年，比較政治學委員會出版了先前阿爾蒙德主持研究的若干題目的著作，分別是《傳播與政治發展》《官僚制與政治發展》《土耳其和日本的現代化》《教育與政治發展》和《政黨與政治發展》。其中白魯恂還是《傳播與政治發展》主編。

二、政治發展的定義和矛盾

——白魯恂理論的分析起點

但從1965年主編《政治文化與政治發展》②開始，白魯恂越來越體現出與阿爾蒙德不同甚至相左的學術觀點了。1966年，白魯恂出版了個人最重要的政治發展理論著作《政治發展的諸方面》，③首次提出發展綜合征、政治發展的危機與序列論的宏觀理論命題，該書還探討了很多諸如法律、民主、傳播、政治文化等政治發展的方方面面，在政治發展理論學界擁有巨大影響。1971年在白魯恂的主持下《政治發展的危機與序列》出版，④這本書是白魯恂個人宏觀政治發展理論的進一步闡發。在上述后兩本書中，一套與阿爾蒙德范式很不相同的政治發展理論框架出現了。白魯恂的觀點除了來源于上述的3本著作之外，還來源于其著名的作品《政治、個性和民族國家建構：緬甸對認同的尋求》，盡管是地區研究的名作，該書的第一部分全部用來討論理論問題。⑤

（一）以往理論的缺陷

白魯恂在多本著作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學界缺乏真正的政治發展理論。這是因為，第一，根本上忽視對于第三世界政治發展的研究，因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點：殖民地一旦獲得獨立，政治上的民主就會自動實現。⑥這里隱含的意思是政治發展是一個需要專門研究的問題，并非其他因素或事態的結果。顯然白魯恂并不完全把政治系統看作是更大的社會系統的產物，而是賦予了其獨立和主動的地位。

第二，缺乏關注變遷過程的、動態的政治發展理論。白魯恂指出這主要是因為政治學界盛行兩分法，只關注傳統和現代的特征，而對于轉型社會（transitional societies）變遷的動力和變遷的方式卻鮮有研究。⑦所以白魯恂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動態的、關注變遷的政治發展理論。這就具備了歷史理論的基本特征。上述提過，阿爾蒙德的結構功能論集中關注橫向比較、集中在描述傳統現代兩端政治系統的特征，對于如何變化的卻關注不多。⑧所以，白魯恂從一開始努力的方向就并非沿著阿爾蒙德的路徑走，而是在糾正和補充阿爾蒙德不足的基礎上開展自己的研究。

（二）政治發展的定義

白魯恂政治發展理論的出發點是論述社會經濟現代化和政治發展之間的關系。他認為第三世界正在經歷兩個層面長期的、但未必是和諧相處的歷史變遷過程。一是現代化，這是個基礎的社會變遷過程，即以傳統的起紐帶作用的村落或部族為基礎的社會回應現代化的壓力，轉變成現代的、工業化的、城市為中心的社會。白魯恂特別明言，這個過程既是基本的客觀變遷過程，也是主觀的理念和態度的變遷過程。他用“世界文化”（world culture）的擴散來形容這個主觀過程：基于先進技術和科學精神的、基于對待生活的理性觀念的和社會關系世俗化的和公共事務的正義感的、基于接受民族國家是首要政治忠誠單位的世界文化。①

二是基于民族國家為主要單位的國際系統。這里白魯恂的用意不在國際系統，而主要指的是民族國家這個國際系統中的主體行為單位。②白氏論述道，所謂“政治發展”的實質就是復雜的人類組織——民族國家的建構。③政治發展有三項特征，或曰民族國家建構的最終標志是：平等（equality）：大眾參與、法律系統和法律程序、雇傭官員的成就標準。能力（capacity）：政府擁有廣泛的和觸及社會方方面面的能力、效力與效率、理性與世俗定位。分化（differentiation）：機構制度有明確和特定的功能，機構制度有復雜的結構，政治過程又有整合。④可以看得出來，三項指標中只是“分化”繼承了阿爾蒙德理論，有些結構-功能論的影子，“能力”和“平等”都是非常傳統的范疇?？偟膩碚f，白氏對于政治發展的定義主要不是從結構-功能論入手，而是分析一個具象的歷史問題——民族國家建構及其相關問題。

（三）政治發展的困難和矛盾

白魯恂明言，這其中存在著兩個深層次的矛盾。第一，現代化和民族國家構建兩個歷史過程并不是和諧相處的：社會經濟的現代化過程破壞了人們建立和維系民族國家這一現代組織的能力。第二，政治發展的三項特征本身之間也有張力。所以白魯恂干脆把這三項特征稱為“發展綜合征”（development syndrome）。關于第二個矛盾，白魯恂明言，平等、能力、分化三項特征并不一定和諧相處，相反，從歷史發展的趨勢看，三者之間有著尖銳的張力，要求更大的“平等”的壓力常常挑戰政治系統的“能力”，“分化”也可以通過強調素質和專門知識的重要性來削弱“平等”。所以，“發展綜合征”會造成民族國家建構的困難。⑤

我們重點來看第一個矛盾。社會經濟現代化本質上孕育著不穩定，這在很多學者那里都做過相關論述，而白魯恂卻另辟蹊徑，主要從人們對待政治的主觀心理層面，即政治文化的層面探討社會經濟現代化削弱政治發展的道理。

白魯恂的政治文化概念指的是：“一系列的態度、信仰和情感，這些主觀傾向給政治過程以意義，并且給人們在政治系統的行為提供潛在的假設和規則;政治文化包含政治理念和一個政治組織的運作規范;政治文化是政治的主觀和心理維度聚合起來的顯現;政治文化既是一個政治系統的集體歷史的產物，也是這個系統中成員的生命的歷史，這樣，政治文化主要根源于公共事件和個人經歷?？傊?，政治文化之于政治系統就好比文化之于社會系統?！雹薨佐斺J為，與政治發展相關的政治文化包括三個內容：一、理性精神;二、變革的動機;三、移情，即自己與他人的聯系性情感，合作精神、互相信任。白魯恂把第三個內容稱作“政治認同”，認為這是政治發展，即民族國家的建構最重要的和最需要的政治文化，因為這關乎復雜組織的建立和維系，認同于民族國家是建立民族國家的前提。這樣，白魯恂把與政治發展相關的政治文化問題集中在了人們對待民族國家認同與否的問題上。⑦

接下來，他論述道，穩定的政治系統有相對同質性的政治文化，就是說人們對政治的限度和功能有比較一致的看法，這便于形成民族國家的認同。而轉型社會沒有一種占主導性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常常是分裂的，人們對政治的理解和期待不盡相同，無法形成一致的國家認同。⑧而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最主要是在“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過程中形成的，所以這個問題就成了分析的焦點。這個概念是阿爾蒙德依循結構功能論思路提出的，①這給了白魯恂終生的學術出發點?！罢紊鐣^程”指的是在兒童和青少年時代發展出對政治世界的認識，整合進所屬的政治文化并形成政治認同的過程。按照阿爾蒙德的話講，這是個政治系統的輸入功能，即政治系統向該系統成員輸出政治理念，把他們從主觀態度上整合進政治系統。白魯恂認為，轉型社會的政治社會化過程顯然是扭曲的和不正常的，因為經濟社會的現代化帶來了劇烈的變遷，引起了社會的普遍動蕩。所以這種情況下進行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就會有多重張力作用：不同的政治社會化機構會給兒童以不同的政治觀念（比如傳統的農村和現代化的城市的政治社會化過程顯然有很大差別）、此時形成的政治觀念未必適應彼時（因為社會變遷太快）、在此時形成政治觀念的人群和在彼時形成政治觀念的人群對待政治的看法也會非常的不同（比如獨立運動領袖和前殖民地官員），而且轉型社會混亂的政治形勢本身對形成穩定的政治觀念也不利。②

這樣，白魯恂就用政治社會化形成政治文化的分析工具，把社會經濟變遷和政治發展這兩個過程建立起了聯系，即宏觀的社會經濟變遷過程影響微觀的人們對政治的觀念，進而影響宏觀的政治發展。正如白魯恂自己所說，政治文化的概念有助于整合當代政治學的巨大鴻溝：以心理解釋為基礎的微觀分析和依據政治社會學的共同變量的宏觀分析之間的裂痕。

就上述這兩點矛盾而言，白魯恂實際上是在直接挑戰和顛覆現代化政治學的范式。他顯然不認為經濟社會現代化和政治發展之間有正相關關系，并不認為“好東西一起來”。相反，他指出兩個過程是互相充滿矛盾的進程，經濟社會的現代化恰會造成政治發展的困難。

三、危機與序列：白魯恂的政治發展理論

以上述分析為出發點，白魯恂和比較政治學委員會的同事們建立起了一整套分析框架——政治發展的危機與序列理論（crises and sequences）。

（一）政治發展的危機

白魯恂認為正是由于上述政治發展或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的兩個深層次的矛盾造成了轉型社會普遍存在五大類的危機，即認同危機、合法性危機、貫徹危機、參與危機、分配危機。③

認同危機（The Identity Crisis）。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民族國家的集體自我認知變得不能接受時，即出現身份認同的麻煩。主要有兩方面的表現：一是在大多數新獨立的國家，部族、種族的身份認同與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構成沖突;二是世界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沖突，即普世的現代化價值觀和反映民族與本土特性的傳統價值觀之間的沖突。

合法性危機（The Legitimacy Crisis）。這關乎政府的表現和人們對政府權威的情感態度。人們對權威的正當性和什么是政府應該擔當的責任提出質疑時，而且是在挑戰憲政層面、挑戰總體權威的時候，合法性危機就出現了。比如，中央權威和地方權威應當是一種什么關系？在政治生活中，官僚機構或者軍隊應該擔當什么角色？國家應該承擔的發展目標是什么？白魯恂指出，在轉型社會中合法性危機主要不是多個權威競爭合法性的問題，而是權威不足的問題，所以在轉型社會合法性危機主要表現為“權威危機”。

貫徹危機（The Penetration Crisis）?，F代民族國家政府行政能力的標志性指標之一，就是具有直接影響基層的政策執行能力?？墒窃谵D型社會存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精英和大眾的疏離，使得政府決策無法到達基層，這就是貫徹危機。

參與危機（The Participation Crisis）。此項危機與貫徹危機有關，政府為了可以貫徹政策，就必須打破舊有的參政模式，釋放出參政空間讓人民和新的利益團體進入決策系統。但當參與的進度變得不確定和新的參與行為給既有的政治制度帶來嚴重張力的時候，參與危機就出現了。

分配危機（The Distribution Crisis）。分配的問題指的是政府的權力應該如何影響產品、服務和價值（榮譽）的分配。人們會問：誰將是政府政策的受益者？政府應該做什么以給社會的各個部分帶來更大的利益？有的政府靠直接干涉財富的分配來解決分配危機，有的政府則傾向于給弱勢群體以更多的機會和發展潛力來解決分配危機。①

（二）五項危機的關系

白魯恂認為克服這五項危機對于政治發展或民族國家建構的實現并不是同等重要的，其中認同問題最重要，直接影響合法性問題，只有合法性問題解決了，才能順利地解決貫徹的問題和參與、分配的問題。②也就是說認同問題決定合法性問題能否得到解決，合法性問題決定其他三項危機的解決。白魯恂的意思是只有人們對集體身份（所屬的民族國家政治單位）和個人在集體或國家中的定位有清晰地認識和認同的時候，才可能產生對待政治系統一致的看法，才會對政府權威有相同的期待;而在這種情況下建立的政府權威才具有合法性，才被人們所認可;只要建立起人們認可的政府權威，那么貫徹執行政策就不成問題了;相應地，一旦掌握了貫徹能力，政府權威在如何對待參與和分配的問題上就有了主動權，可以有權力在不影響社會穩定的前提下加速或放緩參與和分配，而且人民因為對待政治系統有基本的認同、對待政府權威的合法性有基本的認可，所以也愿意配合政府在參與和分配問題上的政策。

白魯恂的同事維巴（Sidney Verba）也指出，按照認同危機、合法性危機、貫徹危機、參與危機、分配危機的順序，后面的危機也會對前面的危機造成影響。如分配和參與問題會影響人們對政府合法性的態度，會影響政府的貫徹能力等。但他斷定，基本上還是前面的危機傾向于對后面的危機有更大的影響力和決定作用，而不是相反。③

所以可以清楚地看出白魯恂的論證思路。認同問題和合法性問題主要指的是人們對待政治和政治權威的主觀看法，所以是屬于政治文化的范疇。鑒于白魯恂把認同和合法性問題看作是整個危機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對其他危機的解決起決定作用，可以看出他實際上把轉型社會的政治問題更多地看作是人們主觀的心理問題，把政治文化在政治發展中的作用看得極其重要。

（三）危機的序列

接下來白魯恂用英美政治和歐陸政治不同的歷史經驗來闡發，五項危機的出現順序（序列）和解決程度造成了不同的政治發展道路，并且指出了這種經驗對亞非拉新興國家（第三世界）政治發展的歷史和現實意味著什么。

白魯恂指出，英國是現代民主國家的樣板，是政治發展最成功的國家之一。五項危機按照上述順序依次、分別到來，問題也是一個一個按順序解決的。英國政治史就是按照這種順序發展的，英國最先開始發展出了一種民族認同，而在擴大群眾參與的壓力到來之前，君主制和政府的合法性便已經很好地建立起來，最后分配的危機才出現。美國也差不多遵循同樣的危機出現和解決的順序。相反，歐洲大陸國家的發展經歷了一個五種危機同時或顛倒順序到來的、混亂得多的政治發展過程。比如，在意大利和德國，民族國家建構的過程中并沒有完全解決國家認同的問題，導致日后發展過程中認同危機長時期和其他危機一起發作;而在法國，政府合法性的問題和政府機構整合不足的問題持續地削弱著國家能力，并且惡化了分配危機。確實，歐洲大陸國家的危機更多是同時爆發和積累性的久拖不決，這和英美政治的差異顯著。白魯恂指出，亞非新興國家危機出現的情況更多的是與歐洲大陸相似，而和英美有很大不同，即在大多數新興國家五項危機幾乎同時出現。比如，政府努力解決分配問題來樹立國家認同，但是會有麻煩：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的認同感僅僅是與某項提高生活水平的分配政策密切相關的話，這個國家如何實現真正的穩定？④

既然危機的順序在所有政治系統的歷史演進中起決定作用，就可以先搞清危機有哪幾個主要不同的順序，之后基于這些不同的順序就可以搞清楚政治發展情況（道路）的若干種類，這樣就可以構建出政治發展的類型學，這種類型學的分類基礎是不同的動態模式（危機的順序），而不是靜止的特征。⑤白魯恂明言，這種類型學是比較分析（比較政治學）的新起點。⑥所以白魯恂在另一本書中也明言，所有國家的政治發展模式主要取決于危機出現的順序和這些國家解決危機的方式。⑦

至此可以看出，一套綜合了橫向的政治因素、結構性因素（認同、危機等）和縱向的歷史要素（危機的次序和時間）的“危機與序列”論，就這樣大體上搭建出來了。這是一套典型的歷史社會學理論。①

（四）危機的解決之道

在大體搭建了一個分析框架之后和開展進一步的理論研究之前，白魯恂實際已經按照他對政治發展的基本看法提出了種種危機的解決之道，正如他自己所言，最終有用的政治發展理論是能夠解決上述種種問題的。白魯恂的答案是民主的政治過程、權威結構和政治文化三方面。

民主。白魯恂明言，以上危機的正確解決方法從長遠看非民主莫屬。他這個觀點基于幾個考慮：從長遠看民主對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民主可以促進精英與大眾的交流從而穩定政治秩序，民主有助于融合世界文化與本土文化進而形成國家認同。民主還有實際的功能：凝聚和表達利益從而形成更切合實際、合民意的公共政策。以白魯恂自由派的身份，提出民主乃是政治發展的終極價值和解決政治發展諸問題的最終方法并不稀奇。

但是白魯恂話鋒一轉，認為不應總執著于民主的理念，而是對民主是什么、民主的標準要有現實主義的考慮，認清促進民主增長的任務的限度在哪里。第三世界的民主是個很漫長、困難的問題，盲目簡單地打開參與之門會摧毀秩序。堅強的統治和有效的行政不是民主的反面，建立現代國家的過程中權威和參與應該攜手并進。在民族國家建設的問題上，把大眾參與置于優先性地位不切實際，更應該關注權威。民主發展不應僅僅解決參與問題，為了有個民主政府，先有個政府和權威很必要。②

權威政府。所以，白魯恂在論述危機的解決方法的時候把焦點放在了權威政府的能力上。事實上，五項危機的提法也正是從政府決策、解決問題的能力的角度定義的。③白魯恂多次論述，五項危機的解決終究要歸結到建立一個有權威的政府上面。④白魯恂甚至認為某種程度上政治發展就等同于政府能力。白魯恂和同事們非常重視三項發展目標中的“能力”，認為這項特征與政治發展關系最為密切。他曾明白地指出，“如果把能力視為與發展最為密切的話，那么政治發展實質上就是指的政府機構決策和執行能力的增長”。⑤

正如前述所言，鑒于五項危機中認同危機與合法性危機的重要性，靠政府能力解決危機最主要也是從這兩方面下手。正如上面已經介紹過的，白魯恂認為第三世界的合法性危機更多地表現的是權威不足的“權威危機”，⑥所以在轉型社會建立一個權威的政府是當務之急。但是，白魯恂論述政府權威的著眼點不是分析政府權力如何運作、如何制定政策、如何靠強力維持政治秩序，而是關注人們對權威的態度如何促進政府的建立，即關注權威建立的心理基礎。如何才能在轉型社會建立有效的權威呢？白魯恂的回答是先建立政治認同，就回到五項危機中最重要的認同危機上面了，便又歸結為政治文化的問題了。

有必要提及的是，白魯恂對合法性問題的研究有著明確的學科方法論自覺。白魯恂認為政治學的傳統就是研究權威和合法性的問題，但行為主義方法興起之后，政治學家紛紛關注政治行為的研究，現在他把危機序列理論中對合法性危機的解決當作全部五項危機的解決樞紐，算是對傳統政治學的一種回歸。⑦

政治社會化與政治認同。上面在介紹五項危機的關系的時候，已經大概敘述了白魯恂的思路，他把政治發展中人們面臨的問題主要看成主觀的、政治文化的問題，即人們對集體和個人的政治身份確定與否問題（認同）和人們對政府和權威的正當性認可與否的問題（合法性），而前者是最主要的，解決了認同問題才能解決合法性問題，進而解決其他三項更“客觀”的危機。

從這個意義上講，白魯恂所謂的“能力”“權威”“政府”主要意義上講的是政府和權威解決轉型社會中人們主觀心理問題的能力，即通過促進對政治系統（民族國家政治單位）的認同進而加強對政府權威的合法性的認可，再由政府來解決其他危機。所以白魯恂所言的能力，是政治文化意義上的能力。

那么，政府究竟如何解決認同這個基本的政治文化問題呢？前面已經講到了，經濟社會現代化使人的政治社會化過程紊亂，從而削弱了認同的形成，進而阻礙了民族國家的構建。所以白魯恂解決政治文化問題的著眼點也是如何靠各種方式影響和塑造政治社會化過程，進而形成一致的認同。

白魯恂在《政治發展的諸方面》當中論述了若干方面與政治發展的關系，其中反叛亂、軍隊和傳播（傳媒）這三個問題與政治發展關系的三部分論述在業內極為有名，白魯恂在這三章中主要是從政治社會化的角度著手論述如何克服第三世界的混亂政治形勢的。白魯恂的核心思想就是靠權威結構和其他社會化機構對業已成年的、已經形成自己政治觀念的人們進行“再次政治社會化”，從培育和塑造新的國家認同來解決問題。

以這種思路解決問題的話，面對“叛亂者”，①政府不僅應該從長遠的角度加強民主和經濟改革、短時段之內嚴厲鎮壓，更應該聚焦在如何靠樹立政府強大穩定的政治形象以克服叛亂者內心的不安和滿足其追尋認同的需求來著手解決問題，要對叛亂者的政治理念進行“再教育”、對其政治認同進行“再培育”。②

軍隊則是轉型社會培育政治認同的最好組織。軍隊不僅本身就是最復雜、先進的、最現代的政治組織，而且最主要的是一個士兵入伍當兵的過程本身就是個政治社會化的過程，這個過程會給他穩定的心理安全感，會讓他形成以能力取向的現代世界觀，會形成他對于民族國家的忠誠。③

政治發展中的“傳播”大致指的是政治系統與社會之間的交流，白魯恂指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該積極行動起來宣傳自己的形象和加強人們對國家的忠誠，而專業的傳播階層——大眾傳媒所起的作用更是至關重要的，它們可以起到訓練公民的作用，可以溝通政府與民眾、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政治觀點，幫助政府進行“再次的政治社會化”。④

政府、軍隊、大眾傳媒都是轉型社會有益的“政治社會化”機構，通過訴諸影響人民觀念的形成過程，可以培育新的政治認同和政治文化。

在論述政治文化的時候，白魯恂很重視傳統的作用。白魯恂不止一次論述過，經濟社會變遷的研究很容易得出的結論是：現代化就是傳統消逝、現代性確立的過程，但是政治領域這個結論恐怕不成立。政治行為實在是一個與經濟社會變遷非常不同的領域。⑤按照帕森斯的說法，“現代”的行為模式應該是個人利益取向的，應該是專一性的角色關系，應該是情感無涉性的。政治發展的本質是建立組織和合作的機制，是人類群體性屬性的表現，是要求人和人之間建立互動關系的過程。所以，恰恰集體取向的、情感性的、擴散性的“傳統”行為模式是有助于建立政治組織的和政治發展的。白魯恂后來總結到，政治發展應該求諸集體認同和共同的歷史經歷。⑥所以，白魯恂指出，政治學中關注的不是如何削弱傳統、確立現代性，而是如何利用傳統助力于政治發展。⑦這里也可以看出，白魯恂反對兩分法的態度甚至比阿爾蒙德更加的徹底。

四、白魯恂與阿爾蒙德理論的分疏及其與亨廷頓理論的親緣關系

（一）白魯恂與阿爾蒙德學術理論的分疏

可以看到，盡管白魯恂繼承了阿爾蒙德的一些學術思路，諸如結構功能論的某些分析因素（分化）、政治文化進路等，但是并沒有按照阿爾蒙德政治學開創的路徑做進一步闡發，而是另起爐灶，進行了頗為不同的理論建設。白魯恂和阿爾蒙德主要分疏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歷史-理論、變化-靜止、心理文化進路-社會結構視角。

首先，阿爾蒙德的政治學是一種從概念出發的社會科學理論，白魯恂的政治學則更多從經驗出發，采用的是比較歷史方法。①

其次，阿爾蒙德更多關注的是不同政治體的橫向對比，②白魯恂則主要關注縱向變化，即政治體為什么變化和如何變化的問題。

再次，阿爾蒙德主要采取社會結構視角，白魯恂則應用文化心理進路。在阿爾蒙德龐大的概念體系中看不到個人動機、主觀心理、人的能動性的影子，在他的觀念中政治單位是個規律性的、高度模式化運行的、與外界交換要素的大系統;而白魯恂體認到的政治運行與經濟現象的內在機理并不相同，③他顯然更注意從人的主觀性（政治文化）來解釋政治現象。

由此可見，盡管兩個人在師承上和學術組織職位上的確有承繼關系，白魯恂的一些觀點也受到阿爾蒙德的影響，但學界傳統習見所認為白魯恂是阿爾蒙德理論的繼承者和闡發者是不大合適的。不僅白魯恂的理論和阿爾蒙德的理論不一樣，而且把白魯恂的理論算成“現代化理論”某種程度上也算得上是錯上加錯。如果說阿爾蒙德多少帶有“現代化政治學”的影子的話，諸如結構-功能論、有保留的兩分法等，那么其實白魯恂的理論是連這兩個都反對和顛覆的。相反，白魯恂的理論還和現代化理論的終結者亨廷頓有一定親緣關系。

（二）白魯恂與亨廷頓理論的親緣關系

1968年，亨廷頓發表著名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④該書主要的觀點是：第一，就經濟增長和政治發展的關系而言，經濟發展（現代化）會帶來政治的不穩定甚至政治衰朽、而非民主。而且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是兩個目標交錯的運動，并不是一個事物上嚴絲合縫的兩個互相依存的部分，政治有其自身運行的邏輯。有評論說亨廷頓重視研究政治本身，把政治因素重新帶回到政治學當中。第二，就政治發展的前景和目標而言，并非是民主化，而應該是秩序。面對可能的政治衰朽的情況，變化中的社會應該建立強大的、具有控制力的、制度化的威權主義政府來抑制不穩定的政治局勢、維持政治秩序。從這個意義上，亨廷頓根本拒絕使用“政治現代化”，甚至“政治發展”這樣具有明確目的論色彩的概念，而是改用“變化”這個不預設任何演變結果的詞匯。這就徹底終結了傳統-現代兩分法。⑤

我們可以看到，白魯恂和亨廷頓的政治發展理論的核心精神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

第一，白魯恂與亨廷頓一道顛覆了“經典現代化理論”中經濟社會現代化會帶來政治現代化（“好東西一起來”）的觀念，而且強調政治學應該重視對政治現象本身的分析。

與亨廷頓一樣，從一開始白魯恂就不認為經濟和社會變遷和政治發展可以“一起來”，他的分析起點正是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會造成政治發展（民族國家組織的建構）的困難。⑥

而且和亨廷頓一樣，白氏也強調政治有其自身的邏輯，并非由社會經濟因素決定的。因為社會經濟的現代化主要是個客觀的變遷過程，但政治領域充斥著太多主觀性，其變遷機理往往與經濟社會的變遷不甚相同。所以，白魯恂也主張政治學應該加強對于傳統范疇——權力和制度的研究，他更強調權威、合法性、制度化、決策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和“權力”牽涉的、政治學原本關注的研究對象。⑦而且他還把政治發展提高到與經濟和社會現代化同等重要（也是相矛盾）的位置，認為如果民族國家建構問題解決不好的話，現代化是無法順利實現的，這也賦予了政治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極高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位置。

第二，白魯恂和亨廷頓都認為政治發展的目標和前景不一定是民主，也一道顛覆了政治發展研究中傳統-現代的二分法。白魯恂理論和亨廷頓最突出的一個相同點是其對于政治秩序和政府能力的強調，白魯恂對政治權威和軍人政權的正面意義的論述與亨廷頓的主張非常一致。當然，白魯恂不像亨廷頓那樣立場鮮明地排斥民主化，但他主張至少政治秩序和民主一樣重要。

亨廷頓和白魯恂在反對兩分法方面的觀點也是驚人的一致。一方面，白魯恂主張傳統和現代往往混合起作用，要利用傳統幫助達到現代化的目的，①亨廷頓認為現代往往是對傳統的補充而不是取代。②另一方面，白魯恂其實也不是按照傳統和現代的概念來組織政治發展研究的，在他的理論視野里，自現代化變遷的大潮沖擊世界以來，在政治領域就只有危機和解決危機的問題了，政治發展優劣的分野是危機的順序和解決方式，而不是傳統-現代。亨廷頓也認為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政治特征的區分上，更有意義的范疇是政府的效率和效力問題、政治參與和政治制度化之間的關系問題，而并非是傳統或現代的問題。③

所以白魯恂認為，不宜把政治發展說成政治現代化，實際上他說的“現代化”指的是經濟社會領域，涉及政治問題只用“發展”。白魯恂在這里的意思是說，本質上政治發展是解決經濟社會現代化帶來的問題，政治發展本身并不（或更少）涉及傳統和現代的問題，換句話說，“現代化”只是政治發展的背景，而不是其內容。這樣，白魯恂就把傳統-現代二分法還原給了經濟社會領域。亨廷頓則比白魯恂走得更遠，甚至連“發展”都不用，而只用“變化”。但兩者都拒絕現代化這個學術用語，這點是一致的。

而且亨廷頓和白魯恂也互相承認他們的學術共同點和互相的影響。白魯恂曾論述，對于“好東西一起來”，亨廷頓和自己的觀點是一致的，并不決絕地認為發展道路平順;④亨廷頓也很推崇白氏在政治發展定義所做的工作，并認為兩者是一致的。⑤亨廷頓也非常欣賞白魯恂的歷史比較方法。⑥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與傳統學術習見相反，是亨廷頓與白魯恂一起顛覆了經典現代化理論。

五、結 語

現代化理論是一場浩大的思想運動，內部充滿了復雜性和差異性，其“硬核”的部分就是“經典現代化理論”，但是這種觀點具體應用在其他學科領域（尤其是政治學）過程中，產生了很大變化，這通常是學界較少注意的面相。其實確定白魯恂和亨廷頓誰是真正的經典現代化理論的終結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到因為其研究對象不同于經濟現象的特殊性，政治學家群體（包括阿爾蒙德）整體上對經典現代化理論的核心假設是比較疏離的，并近乎一致地采取了抵制態度。

就現實意義而言，重新“發現”白魯恂的“強大政府論”、在社會變遷中重視政府能力的學術取向，回應了近年國際政治中的突出現象——過度“民主化”導致的國家能力衰弱進而引發政治衰敗、“強人政治”興起等現象，有助于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形勢下更好地理解和提出政治秩序和國家建構的正當性，為國家與政府能力正名。⑦而且，在世界范圍內國家分離運動愈演愈烈的新形勢下，重新重視國家建構中的認同危機與認同塑造問題也恰逢其時，白魯恂的理論和觀察很大程度上提供一種理解該問題、甚至解決該問題的思路。

【作者簡介】翟韜，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美國對外關系史、社會科學史。

【責任編輯：王向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