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楊生茂美國史學史研究思想的探討

朱佳寅 楊令俠

摘 要 楊生茂先生從20世紀60年代初就開始從事美國史學史的研究，并反復強調中國的美國史研究者要通過鑒別吸收的方法，觀察、總結美國歷史發展的潮流與規律。他以美國史學史中3個重要學者特納、威廉斯和班克羅夫特為研究對象，闡述了他的歷史哲學觀點，以及對美國史學史發展脈絡的理論思考。

關鍵詞 楊生茂，美國史學史，弗雷德里克·杰克遜·特納，威廉·阿普曼·威廉斯，喬治·班克羅夫特

中圖分類號 K09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0457-6241（2021）10-0065-08

自20世紀50年代初，楊生茂（1917—2010年）先生活躍在中國的世界近代史和美國史學界?！懊绹穼W史”是他的兩大主要研究方向（美國外交史和美國史學史）之一，也是其研究成果最多的領域。從中國學術的視域看，楊生茂先生研究美國史學史的過程、內容和論點都是值得總結的。

一

“史學史”不是拈來可做的課題，其特別講求研究者本身及其所處環境，二者都達到一定的學術水平方可行之?！懊绹穼W史”的研究亦然，需要研究者具有美國史及世界史專業的學術積累與修煉，也需要已有美國史研究成果的托舉。作為一個研究者，做美國史研究和做美國史學史研究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同時只有其所在國家或地區的美國史研究總體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也才有可能去做。

中國的實際情況是，直至1979年中國美國史研究會成立前，中國的美國史研究成果還是鳳毛麟角。對此楊生茂先生比喻說，“我國美國史學者是在一塊磽薄的沙磧上，把美國史研究開展起來的”。①這種情況下楊生茂先生開展美國史學史研究的確是非常困難的。他說，在美國史研究中，“我的興趣在美國史學史和美國外交史。②我在這上面多花了些力氣”。③可興趣畢竟是興趣，真正開展研究則非易事。

1941年楊生茂先生從燕京大學肄業后于9月赴美，開始了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研究院的學習，1946年底回國，自1947年始一直服務于南開大學，直至2010年去世。④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雖然在美國學的是美國史，但是楊生茂在回國后30年里，幾乎沒有機會研習美國史。

第一個原因是，1946年之后，南開大學雖然名義上已經改為國立，但依然蹈常襲故于原來私立時期的辦學模式。重建的歷史系規模小、課程少，且課程體系也是舊的。從1947年秋入職歷史系至1949年1月天津解放，楊生茂先生講授的課程是“西洋史”。眾所周知，西洋史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幾乎不包括歐洲之外的歷史。

第二個原因是，1949年之后，國家高等教育委員會廢除了此前的“西洋史”課程，指示高等院校開設“世界通史”課程，但是中國從來沒有過“世界史”這個學科概念。世界通史究竟該怎么講，體系和內容為何，對于百廢待舉的新中國來說，一時間還沒有具體的規劃;對于那些從“舊社會”過來的，教育背景各異，無論是留美、留法、留日還是留英的高校教師來說，更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他們面對的任務不是課程轉變、教材更換這么簡單的事情。但是那一代學人責無旁貸地承擔起“世界史”這門新學科的籌劃與建設。從此，中國的“世界史”學科從無到有、從薄到厚地發展起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楊生茂先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世界史教學與研究的各種學術活動上，其中包括：1949年6月始，作為1949年后南開大學歷史系第一屆（代理）系主任，在歷史系建立“新史學”教學體系;1951年聯合李光璧、傅尚文、張政烺、孫作云、關德揀、丁則良共同創辦《歷史教學》雜志;20世紀50年代末，始聯合主編中國第一部大學教科書《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以及草創與艱難維持世界史研究等。①今天反觀他們的工作內容，這一代知識分子所承擔的學術創造實際上是時代賦予他們的歷史使命。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學術界的狀況，楊生茂先生只能義無反顧地投身世界史學科的建設中去，而對美國史的研究則無法即時開展。

第三個原因是國外環境的掣肘。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就處于嚴峻的國際局勢中。美國的對華封鎖、明目張膽的侵略行徑，以及朝鮮戰爭危機等外部因素，都不利于中國學界進行深入的美國史研究。

第四個原因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20世紀60年代初中央提出加強外國問題研究的指示。毛澤東指示教育部開展研究三大宗教和地區國別史。1964年教育部批準南開大學成立美國史研究室、日本史研究室和拉丁美洲史研究室。美國史研究室以楊生茂為主任。教育部給予資金等方面的支持，不經過南開大學財務處，不定期直接撥款（美元）給美國史研究室的資料室以購買英文書籍或訂購英文雜志。南開大學的美國史研究室②是教育部直屬單位，也是當時我國最早成立的三個美國史研究基地之一。對楊生茂先生來說，南開大學美國史研究室這個學術平臺的建立，簡直是久旱逢甘霖。然而，正當他秣馬勵兵、建設研究室的硬件軟件，摩拳擦掌、準備開展美國史研究的時候，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到“文革”結束時，他已經60歲了。

楊生茂先生雖然從30歲開始在南開大學執教到60歲之間的大多數時間從事的是世界史學科的籌劃與建設工作，但還是見縫插針地做了一些美國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他說：

我對美國史的研究可以說始于1951年。朝鮮戰爭時候，美國人就過不過鴨綠江問題也爭論。麥克阿瑟要求過鴨綠江，打到中國東北來，杜魯門不敢這樣做。當時中國剛剛解放，經濟上沒有基礎，美國艦隊開到臺灣海峽，說臺灣不是中國的了。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在《開羅宣言》上是見諸文字的，杜魯門也這樣說過，可是戰爭一起來就推翻他先前所說的話。美國對中國所做的事就如同美國、英國、法國在一戰后對蘇俄所作的事，趁你未起來，將你扼殺。那時候，美國在中國影響很大，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影響很大，所以反對崇美是一個思想解放。③

1958年，我開始講授美國史，恐怕是（中國）解放后第一個講授美國史的人。1958年，連北大也沒有美國史，解放以前有，是齊思和先生開的。那時候我為什么開美國史呢？也許是研究生課程的需要吧，但問題是也沒講完。我記得上了幾個禮拜的課就下鄉了，就完事了。④

1966-1976年，我們的教學和科研活動完全中斷了。⑤

1978年，我開始招收美國史方向的碩士研究生。第一個想到的是，現在我招收美國史研究生，先要做打基礎的工作?！抑饕谴蚧A。我有一篇文章說，我這一輩子，我們這一代人就是要搞基礎工作。換句話說，我希望后來者從我們的“人梯”爬上去，到更高的研究層次，我們處在底層。⑥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美國史研究極其薄弱，很難成為研究美國史學史的沃土。顯而易見，如果中國的美國史研究整體水平得不到提升，美國史其他分支領域的研究就如無本之木。

1979年，南開大學作為創始單位之一，楊生茂先生作為創始人之一，與其他高校和學者共同創辦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全國性的美國史研究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研究會成立后，同仁們即一起開創性地編撰中國第一部多卷本《美國通史》（6卷本）。作為主編之一，楊生茂先生親擬全書寫作大綱、體例、規范，通稿并修改6卷本中的大多數卷本。1986年始，楊生茂先生主編《美國外交政策史》，從寫作大綱、體例規范到修改全書，亦是不遺余力。①

在上述繁忙工作之余，楊生茂先生念念不忘“美國史學史”一域。他說“美國外交史和美國史學史是我特別有興趣的，我愿意研究”。②1992年，楊生茂先生申請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研究項目“美國史學史研究”獲批，為期3年，經費2000元。這是當時南開大學為數不多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所獲經費也是文科中較高的。

二

20世紀90年代，國內研究美國史的硬件建設剛剛起步，加之美國史學史所具有的獨特性，對中國學者來說，美國史學史這項研究仍占據著學術的高地。在這雙重困難之下，中國學者研究美國史學史的意義究竟何在，又如何創新，是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

誠然，在美國，美國史或美國史學史的著述多如鴻毛，但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前后，中國學者能了解和接觸到的仍少之又少。那時，甚至南開大學藏有的關于美國史的英文書籍都非常有限，擁有個人電腦的教師也屬少數，收發電子郵件都要去圖書館“電子信息服務部”，互聯網的使用更未普及。楊生茂先生說，“咱們關于美國史的研究很貧乏，知道美國的東西很少，資料也很少，近況也不知道，需要做扎實的基礎工作”。③

“史學史”是探究史學自身發展歷史的研究，具有其特殊之處。它的任務不是講述歷史，而是闡明史學發展的過程，探索史學思想的源流與派別以及史學本身的發展規律，從而揭示史學與社會的關系，為后人提供史學成果和借鑒，促進歷史科學的發展。

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對美國學者來講，傳統史學史所研究的歷史編纂和歷史文學，④以及修史工作和修史制度的發展等內容，都不是其主要研究對象。因此，美國史學史研究中的歷史觀點，即史學家對歷史進程的看法，就顯得尤為突出。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流派、不同的學者各有側重，比如有的關注地理環境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有的研究社會經濟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有的則以樸素民主思想和憲政為敘事主軸。美國的歷史學家們在對美國歷史發展中的決定因素表達看法時，會將其歷史觀點闡釋得淋漓盡致、精彩無比，極盡標新立異、推陳出新之能事，于是才會有像弗雷德里克·杰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和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等史學大家被載入史冊。

對中國學者來說，要想做好美國史學史研究，就得先通于美國史，然后精于美國史學史。通于美國史需假以時日，精于美國史學史更需連年累月、集腋成裘，如此方能一窺美國歷史進程之萬一。況且，即便有書可閱，美國史學史研究也絕非書籍的堆砌和介紹。

20世紀60年代初，楊生茂先生就計劃并反復強調中國人要自己撰寫美國史學史。這大約是基于以下幾點考慮。

（一）觀察美國歷史發展潮流：鑒別吸收

鑒于史學史，尤其是美國史學史的上述特點，楊生茂先生說：

鑒別吸收，也可以叫做批判吸收。不過“批判”這兩個字在“文化革命”中用得太濫了，現在好像大家不愿意聽，實際上文藝復興就是批判，借復興希臘文化之名批判中世紀。中國儒學也有批判，“寓褒貶，別善惡”，也是批判的，是從道德方面進行批判?！度纸洝防锩婢瓦@樣說了。所以，“批判”并不是一個壞名詞，不過在“文化革命”中這個詞給弄臭了。我說鑒別吸收，其實也就是批判吸收。不但外國文化要鑒別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也有糟粕，也要鑒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①

我研究美國史學史的目的就是要分析其得失，作我們的借鑒。史學史比歷史還高一個層次。歷史是說具體問題;史學史是說美國史學家對美國社會發展的看法，它是觀點性的。

所以，我搞史學史不研究具體的東西，只研究輪廓性的、總的東西。每一代史學家根據社會發展、社會需求有他的看法?？此难葑?，從中看出點得失，作為我們的借鑒。這是我搞史學史的主要目的。②

我寫美國史學史。我認為，美國總的歷史有一個發展潮流。這股潮流是美國社會發展到不同階段而出現的，都是適應當時社會要求的。所以，我從大的方面研究美國史學史?！艺J為，史學史不同于歷史著作史，應是令人信服地用理論去解釋歷史的發展現象。③

（二）中國人必須研究美國史學史：學以致用

對此，楊生茂先生說：

學以致用，學是為了“用”。用要用在好的地方，對社會進步要有促進作用，用在壞的地方，那不是用，是破壞。我主張學不脫離實際，不脫離社會。用好、用壞或真用、假用，在實踐中才能辨別出來，光說不成，要看實際效果，在實踐中檢驗。

我不主張翻譯外國歷史就解決問題了。中國人學外國史，必須有中國人自己的看法。④

當時有一個美國大學歷史系教授跟我說，你們研究美國史干什么呢？他說，你們翻譯點美國文章著作就成了，何必研究美國史呢？我對此非常反感，說：我們研究美國史，當然比不上美國人。美國人搞很細的題目，很細很細的題目，書出了那么多，學派那么多。我們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在這兒搞，怎么能跟他們比。但我們不能跟著美國人跑啊，我們中國人要自己搞。我還同那個人辯論，我說，你的說法不對。我說，我們得研究呀，我們不起步哪成。這是起步工作呀，一步一步地來。⑤

（三）注重比較研究的方法：洞察中美史學之異同

楊生茂先生多次強調在研究美國史學史時運用比較研究法。

我目前正在研究美國史學史，特別注意中美史學比較研究法。當然社會發展階段和情況不同，史學發展也不相同，史學研究也有不同或不可比較之處。找出可比較之處甚而不可比較之處，鑒別吸收，用以改革提高（中國史學傳統中也有糟粕）和弘揚光大我國史學的研究。中國史學傳統中也有偉大杰出之處，不然一個民族文化無理由屹立世界之林達幾千年之久。這樣悠久不衰的文化誠為世界嘆服。研究外國史學史不是為研究而研究，而是為了外為中用，吸收其有價值的東西，包括方法論，提高和宏大中國史學。落腳點還在于積極參與和提高世界文化。不然，沒有研究美國史學（史）的必要了，美國人自己研究就可以了，何勞中國學者去照本宣科甚而鸚鵡學舌呢？而中國學者又何必研究美國史學史呢？這個道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推及美國學。⑥

美國史學史也是我多年喜愛寫作的課題，收集了許多資料，作了許多筆記，還是下決心集中精力整理出來為好。史學史是學習歷史的基礎，其中不只在于研究治史的方法手段和史家的精神為人，更重要的是研究史學的功用。歷史學家千千萬萬，而成為偉大的（或有名氣的）史學家恐怕為數不及數掌之指?！皞ゴ蟆痹谟谀芸偨Y過去文化的精粹，在于適應當代需要，在于推動（或估計，不是占卜）社會發展之趨勢。學以致用，永遠是脫離妄想或主觀臆測的利刃。另外，學以致用中，還需要比較學，若能結合我國史學發展去研究美國史學，成效更大?！安豢杀取币彩且环N比較。若做到這些，也不容易。自愧中國史方面學力不足，但無妨試一試。試一試，方知天高地厚，新儒學大師們用意可嘉，但其致命弱點在于脫離母體太遠。美國史學史也許是一個不大時髦的問題。這點無可疑慮，所疑慮的還是功力不足。⑦

楊生茂先生預設的這種縱通古今、橫逾中外的研究格局使其研究視域遼闊、氣度高華。

三

楊生茂先生在美國史學史這個研究領域披荊斬棘、拽耙扶犁30余載，雖成果不過六七份，但整個寫作過程艱辛而漫長。

楊生茂先生對美國史學史的研究并不是按照學派出現的時間順序寫作的，而是從美國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遜·特納及其邊疆學派開始的，共有三份成果。第一份是《“新邊疆”是美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政策的產物——兼論美國“邊疆史學派”》。①對這篇文章，楊生茂先生自己評論說：

說實在的，“文革”結束前有點分量的文章就這一篇。我們是1978年后才開始搞學問的，都60來歲了?！靶逻吔边@篇文章代表了我的美國史學史研究的一個階段。②

確切地說，這篇文章是1966年“文革”開始前楊生茂先生發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標志著他的美國史學史研究的開啟，同時也是當時中國學術環境的真實寫照。文章對美國仍襲1949年后的叫法，稱“美帝國主義”。③楊生茂先生在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朝鮮戰爭結束不過10年。同時，60年代初，中國人民支持美國黑人運動的呼聲很高。而當時，中國大眾對美國、美國歷史、美國這個國家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了解并不多。楊生茂先生選擇特納作為他的第一個研究對象，不僅因為特納是美國傳統史學之東部文明起源說的挑戰者，其“邊疆假說”是美國版圖形成的一種學說，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美國向西打張的特性。

雖然特納的邊疆學說從1893年至20世紀30年代初在美國史學界產生過巨大影響，但是中國的學界對此知之甚少。楊生茂先生說：

弗雷德里克·杰克遜·特納在美國史學界影響很大，我是第一個把他的思想較為系統地介紹來的。他是擴張主義。美國的發展是從東向西，印第安人一步一步地后退，最后印第安人被搞到居留區。特納解釋此為文明的勝利。我認為特納的學說是帝國主義擴張理論的基礎之一。

特納的觀點影響了美國一代的人，教科書也跟著變。特納1931年退休，1934年逝世。以后特納學派就衰落了，又有一個新的學派興起。史學史總觀美國歷史的大勢，是總的看法，不像美國黑人運動史、美國工人運動史那樣談具體問題。它是通的，是理論性的，里面談的具體東西是為總的概括、總的觀點服務的，例如英國湯因比有他的看法。他談歷史循環論，春夏秋冬往而復返，談歷史的根基，最后歸納到基督文明對馬列主義的挑戰，落腳點落到這個地方。④

《“新邊疆”是美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政策的產物——兼論美國“邊疆史學派”》這篇文章的學術價值很高，文中提出的特納的學說是帝國主義擴張理論的基礎之一的觀點令中國的美國史學界耳目一新。楊生茂先生通過對邊疆學派產生的原因和美國拓疆歷程的闡述，將美國史研究中的史學史這一“高大上”的領域引介進中國，并引用史實說明邊疆史學派是怎樣為美國各種侵略活動提供理論根據的。楊生茂先生的這篇文章既不失高標準的學術水準，又達到有“用”之目的，也為他后來研究美國外交政策史奠定了扎實的學術思想基礎。這在20世紀60年代初是個很難拿捏的尺度，楊生茂先生成功地做到了。

1982年發表的《試論弗雷德里克·杰克遜·特納及其學派》是楊生茂先生研究特納學派的第二篇學術論文。⑤處在改革開放的學術春天里，這篇論文從題目到內容都有了一個質的飛躍。文章對特納在歷史編纂學上的地位、邊疆學派的思想淵源、邊疆學派的中興與消落，以及后特納時期美國史學發展情況等進行了詳盡的考察，洋洋灑灑3萬字，引用英文論著86種，做注釋165個。當時發表學術論文一般對字數的要求是不得超于六七千字。幸得當時《南開學報》偏照，該文得以刊出。

楊生茂先生對特納研究的第三個成果是《美國歷史學家特納及其學派》⑥這本書。這本書實際上是一本有關特納及其學派的論文翻譯集，其中節譯特納本人撰寫的文章7篇，外國歷史學家紀念特納及評介其學說的文章6篇。這本書的價值在于，除了對當時英文資料短缺的補益，還帶著那個時代的學者們對這個領域問題的自我理解和翻譯風格，是集體智慧的結晶。1993年5月4日，楊生茂先生應邀把這本書的初譯底稿捐給了南開大學圖書館文庫，并在封包上寫下數語：

此系《美國歷史學家特納及其學派》一書的初譯稿審閱存底。因系初譯稿，字跡雜蕪，且用鉛筆審校，日久字跡更不清晰，但挑燈鏖戰，嘔心瀝血之辛苦，均躍于紙上。故特贈南開大學圖書館文庫保存，期寄雪泥鴻爪之意。

澹泊惜陰齋主楊生茂識

南開大學圖書館沒有辜負楊生茂先生厚意，將這些手改稿恒溫恒濕認真存于特藏部。①

楊生茂先生對美國史學史研究的第二個側重點是美國外交史學史，是從威廉·阿普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入手的。

在《試論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國外交史學》②一文中，楊生茂先生通過分析威廉斯的史學觀點，闡釋了美國新左派運動和新左派史學以及美國外交史學史的特點。他認為，威廉斯之所以卓越，是因為他提出了美國對外政策中的擴張主義因素和兩個基本特點。文章盡是旁征博引，有些頁的注釋竟占2/3頁面。這篇文章發表于1980年初，應該是寫于20世紀70年代末，但楊生茂先生資料積累卻用了幾十年之工。更難能可貴的是，其引用的資料最新截至1978年。這篇文章引用了1978年出版的、當時美國研究威廉斯的最新的前沿新著，同時還介紹1978年美國歷史學家組織舉辦的第71屆年會對威廉斯觀點的點評。楊生茂先生身體力行，示范高標準學術水準，可謂苦心孤詣。

《論喬治·班克羅夫特史學——兼釋“鑒別吸收”和“學以致用”》③一文是楊生茂先生生前寫的最后一篇關于美國史學史的文章。他自我評價這篇文章時說：

比較重要的是班克羅夫特那篇文章。他們要6000多字，我寫了一萬多，因為停不下來。他們不要那么多，后來又刪。刪也費事啊，刪到6000字交給他們。班克羅夫特等于美國的司馬遷，是創始人。兩人時間雖相差甚遠，但我還是將兩人做了一點比較。中國封建社會是長期的，美國是一個年輕的資本主義國家。本來我還想拿中國史學發展與美國作比較，比其間的不同。我經常注意對比。比較，這才能鑒別吸收??！但是，我不是死搬硬套地去比較，因為不同社會，不同年代，狀況各不相同。司馬遷是什么時候啊，兩千年以前;班克羅夫特是百年以前。所以，我警惕死搬硬套。為了中國學生理解美國史學，我愿意做點比較。通過這些人，我表達出了對美國史學史的看法。④

無論從哪個方面講，20世紀90年代末都是楊生茂先生最怡然的時光，令他史學創作噴薄而出，筆觸筆調充沛旺盛，盡無年暮之氣。在班克羅夫特游走的歐洲和美國的學術走廊中，楊生茂先生幫助讀者從班克羅夫特的歷史語境中勾勒出美國史學史的發展脈絡，并將其“鑒別吸收”的學術關懷折射進中國的美國史研究的現實理境。

自1822年從歐洲學成回美后，班克羅夫特通過對歐洲文化的鑒別取舍，終借英法文史傳統和德國民族主義，還原了美國歷史的化境。很難否認楊生茂先生沒有受到班克羅夫特等美國歷史學家氣勢磅礴的歷史推論的震撼或者感染，但是他并沒有隨著他們的思路走，而是站準中國學者的立足點，把這些研究個案措置裕如，作為其一貫倡導的鑒別吸收理念的典型案例，向中國讀者鮮明地詮釋了自己的觀點，并通過冷靜思考，展現了恢宏的美國史學史場景。這篇文章氣勢如虹，揮灑自如，游刃于歐美之間，迸濺出激情澎湃的歷史浪漫主義色彩，彰顯了楊生茂先生的歷史國際主義的風范，是他寫作的最高境界。

總結楊生茂先生這幾篇研究特納、威廉斯和班克羅夫特的文章的寫作過程可以看出，他立意研究美國史學史很早，然其研究則進行得斷斷續續，甚至被中斷10年之久。他的第一篇相關論文發表于1965年，最后一篇發表于1999年。這其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各種客觀原因外，楊生茂先生還始終本著先做合作的集體項目的原則。

楊生茂先生在進行美國史學史的課題研究的同時，還是其他美國史研究項目的領軍人物。為使中國的美國史年輕學者早日出成果、為中國的美國史學界早日建成成熟的學術隊伍，他寧可停下手中的美國史學史的寫作。

僅以改革開放到20世紀末這20多年的時間為例，楊生茂先生為中國的世界史學科和美國史學科做了諸多奠基性工作，如參加“七五”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會議、南開大學教師職稱評審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會議，聯合主編《簡明外國人物詞典》（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合著《美國史新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合主編《美洲華僑華人史》（東方出版社，1990年），合編《美國歷史百科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等等。楊生茂先生甘愿在這些研究課題中做搭橋設徑、鋪路奠基的工作。對于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他無怨無悔，自甘其樂?？上r間留給他有效的工作時間太短，還有許多翻譯成盒的卡片最后也無力整理。楊生茂先生原計劃寫“單篇文章，以人系史，集人成書”①的愿望最終也沒能實現。

四

楊生茂先生的美國史學史研究雖然最終沒能完成他最初的計劃，但從內容講，其研究體系和思想已比較完整和系統，并且他的歷史哲學觀點擴展到對歷史學和對歷史學家的觀察與分析。

（一）關于歷史

關于歷史，他認為：

首先我認為歷史認識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對秦始皇的認識現在就不一致，何況別的。隨著社會發展，對歷史的認識是相對的、無窮的，逐步逐步接近于正確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②

我寫美國史學史。我認為，美國總的歷史有一個發展潮流。這股潮流是美國社會發展到不同階段而出現的，它都是適應當時社會要求的。所以，我從大的方面研究美國史學史。我不愿意搞具體的美國工人運動史、美國農民運動史……我認為，史學史不同于歷史著作史，應是令人信服地用理論去解釋歷史的發展現象。③

（二）關于歷史學家

楊生茂先生認為歷史學是有“用”之學，歷史學家是有“用”之人。他說：

文人有張口、有支筆，除非你不說話，只要你說話;除非你不寫字，只要你寫字，不管你有意識、無意識，就有“用”的問題。因為你要用說話去影響別人，寫文章去影響別人，這就有“用”的問題?！坝谩北苊獠涣?，學就得用，關鍵要用在有用的地方，對社會有好處的地方。你的“用”若是為反動派服務，就是錯誤的了……

我認為，一個好的歷史學家，一個杰出的歷史學家，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個條件是能對歷史上的事情的優點、缺點進行綜合的分析，指出過去歷史的優缺點，能繼承優點。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能應答當時社會發生的問題，空談不成。我說考據學很重要，是歷史學很重要的一個部門，是輔助歷史學的。光考據沒用處，但是歷史學發展必須有考據。例如說，這件事發生在哪年哪年，這很重要，弄錯了就沒有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了。光考據出來了，不是歷史學，歷史學得有觀點，得解釋，而且這種觀點解釋不能是反動的，能起推動社會作用的。有許多反動的歷史學家，不起好作用，例如，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后復辟時期的歷史學家，維護波旁王朝的利益，就不起好作用。真正的歷史學家，能發揮影響，梯也爾啦、米什萊啦、路易·勃朗啦、馬提埃啦，這些人影響很大，不止影響法國，還影響法國以外的歷史研究，因為他們能夠應答當時社會提出的問題。不要求你應答得很完全，但要盡量應答。第三點，你能指出未來的發展大趨勢。歷史學家不是占卜學家，不是算命的，誰也算不出究竟怎樣，也不能在試管檢驗，但是盡量根據你的研究，指出或啟發別人思考未來社會發展。這三個條件就是杰出歷史學家必須具備的。④

（三）關于美國史學史的分期問題

楊生茂先生認為，美國史學史分三個時期?！拔艺J為，17世紀和美國獨立前的18世紀不應納入美國史學史的組成部分，只可視為美國史學發展的背景。美國史學史應從獨立戰爭開始計起?！?/p>

美國史學分三大時期，一個是開端時期，從立國到19世紀末，可說是發軔時期，代表人物為班克羅夫特等業余史學家。從19世紀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本土化時期，代表人物為特納、比爾德和魯濱遜;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是繽紛林立時期，反美國中心主義與反霸權主義，代表人物為新史學派威廉斯和古特曼等。其間兩個過渡人物為亨利·亞當斯和丹尼爾·布爾斯廷。我是根據這三大時期、三大美國社會發展階段來研究美國史學史的。

發軔時期主要是19世紀，即18世紀末至19世紀80年代以前。我主要抓一個班克羅夫特研究。他的思想是怎么一個來源、他的史學著作對當時社會發展有什么影響、為什么他那樣寫。

當到第二時期即本土化時期（1890-1945），我主要抓一個特納。他怎樣拋棄了英國人對美國史的解釋方法，而用美國人的觀點來解釋美國史，為什么他的影響很大。同時，我把他同羅賓遜、比爾德和帕林頓聯合起來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時期，我就研究新左派史學，即威廉斯?；旧线@三個人代表三個時代，但是中間還有過渡時期，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還出現了一個亨利·亞當斯;二戰前夕至戰后初期還有一個丹尼爾·布爾斯廷。他是一致論史學最有影響的學者。我在研究三個代表人物的同時，也研究了這兩個過渡性人物。我寫了文章，沒寫整個的美國史學史。我有這個計劃，沒有實現，但是架子、框架就是這樣。目的就是研究美國史學如何發展的，史學流派是怎樣適應社會發展要求、作為政治經濟的反應而出現的，史學流派起了什么作用，以此為鑒來研究中國。①

（四）關于美國史學史的著名學者

1992年4月楊生茂先生在本子上草記如下：

幾個美國史學家需要首先研究：班克羅夫特、特納、亨利·亞當斯、比爾德、布爾斯廷和威廉斯，除特納和比爾德同屬“進步”時期外，其他人各代表一個美國歷史時代。

班克羅夫特——第一個寫美國通史，但只到制憲、共和制初生、商業資本、加工業資本初期。樂觀自得，（認為美國）經濟發展前途遠大。（其中）沒有黑人、印第安人地位，其中有（白人）“避難所”神話。上帝之驕子，撩動民族主義精神方法，基本上是謳歌，以文治史：浪漫主義，業余史家。

亨利·亞當斯——過渡時期，自由資本向壟斷資本過渡：矛盾叢生，但向往18世紀、19世紀初，包括約翰·亞當斯和約翰·Q. 亞當斯;不同于弗朗西斯·亞當斯，也不同于布魯克斯·亞當斯。書中（表現）時代彷徨感，悲觀。教歷史，搞歷史（九大卷），不信歷史，信社會的自然規律，未找到思想出路，悲劇在此。時代鏡子，但未指出歷史方向。

特納——擺脫過去美國史的成規，重西部史，別開生面，打開亞當斯所受的桎梏和彷徨，指向海外擴張;強調謳歌民族特性;強調西部運動中看歷史;土生土長的歷史;社會動力中的矛盾性（Section未結成效）：為一大進步，謳歌進步改革。

比爾德——進步運動中史壇主將。經濟史觀、矛盾史觀（農、工業），受Muckraker（揭發者）的影響。憲法經濟解釋之功過，文明興起之得失，引起30年代思想大震蕩。特納勢頭已下，帕林頓已逝，比爾德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相對主義、孤立主義走向反面，由戰士到衛士，江河已下。

博恩斯坦——一致論學派：二戰后時代反應和要求。

威廉斯——外交史上奮斗出來，遭圍攻，但后繼無人，好景不長，收縮主義是對的，但為何？為何無人響應。②

楊生茂先生對自己的美國史研究有個總的評價。他說：“雖然學習美國史近四十五年了，但博與約、通與專的問題解決得還不好，還不滿意，還不感到心安理得?！雹?/p>

在中國的美國史研究中，楊生茂先生研究美國史學史的經歷是獨特的，其學術論點是中國的美國史研究學術史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作者簡介】朱佳寅，南開大學圖書館館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信息檢索與文獻利用。

楊令俠，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育部國別與區域研究（備案）基地南開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加拿大史。

【責任編輯：王向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