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敘事”建構“歷史記憶”：解讀日本戰爭文學的證言書寫

〔摘要〕 證言書寫是戰爭文學的一種特殊存在，它依靠戰爭親歷者對自身體驗的記錄和回憶，“還原”碎片化的微觀戰爭場景。因此，它具有展示真實歷史片段的“實證性”。同時，對戰爭的反思亦反映了書寫者對人類以及人類社會復雜性的深刻洞察。在日本，根據時空轉換以及創作主體的不同，我們需要關注文人與庶民在戰爭前線、戰爭大后方以及戰爭結束后的證言書寫。但無論是哪一種類型，它始終沒有模糊歷史與文學、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避免讓讀者陷入虛構化、文本化歷史的境地。證言書寫記錄的雖然是個人的、零碎的體驗或回憶，但卻是宏大的、權威歷史敘事的有效補充;它雖然是民間的，但既有與官方記憶相一致，也有不同或是相反的內容，而這部分“反記憶”恰恰是證言書寫的最大實踐價值——對國家歷史編纂學科權力的挑戰。

〔關鍵詞〕 戰爭文學;證言書寫;戰爭記憶;戰爭認識;反記憶

〔中圖分類號〕I3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21）02-0066-07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近代日本報紙涉華報道研究（1912-1931）”（18BZS102） ;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基金項目“近代日本報紙中的中國形象研究（1912-1931）”（2020SYB21）

〔作者簡介〕李彬，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副教授，四川成都 610064。

引言

“戰爭”這一客體的特殊性給民眾這一主體的“戰爭認識”帶來了不同于一般活動認識的復雜性。戰爭原貌已經不能直接呈現在眾人面前供其觀察，以獲得對戰爭性質的直接認識。人們只有通過對形式客體——語言、文字、圖片、影像等的解讀，盡量地接近原本客體，即歷史本體。

在試圖“還原”戰爭的各類形式客體中，以“文字敘事”為主體的戰爭文學毫無爭議地占據著重要地位，這是因為與其他媒介相比，戰爭文學具有閱讀的大眾化、傳播的親和性以及藝術代入、引導式思維等人們容易接受的特質。此外，在敘事內容上，戰爭文學不可避免地同“民族”“國家”“共同體”等“集體記憶”概念交織并行，可以說，作品一經誕生便自然而然地擔負起歷史記憶的“存儲器”和“發生器”角色。例如日本的國策文學，在戰爭進行時便開始了對日本后方民眾戰爭記憶的構建。直至今日，當戰爭親歷者逐漸逝去、活體記憶素材漸趨枯竭的時候，這類文學作品憑借其特質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在建構戰爭記憶的“文字敘事”中，一個獨特的成員——證言書寫深受人們青睞。證言書寫，顧名思義，就是以“戰爭證言”為基礎的文字敘事。戰爭證言是體驗者用親眼目睹的“證據”為戰場上發生過的歷史事件“作證”，從狹義角度上，可以理解為戰爭親歷者對戰爭體驗的口頭講述;從廣義角度來說，則包含了戰爭親歷者在戰爭時期留下的戰地日記、往來書信以及在戰后撰寫的回憶錄等?！白C言書寫”既具備了歷史的實證性，又充滿了作品的文學性，本文將證言書寫納入戰爭文學范疇，從構建歷史記憶的角度進行探討，無論是對日本戰爭文學還是對戰爭記憶研究而言，都將使其立體性和學術性得到更為深入的展示。

一、戰爭證言書寫的特性與敘事張力

證言書寫與傳統的以戰爭為背景、作家發揮主觀能動性而虛構出來的戰爭文學作品不同，它有著獨特的寫作特性和敘事張力。證言書寫依靠戰爭親歷者的體驗、記錄和回憶，“還原”碎片化的微觀戰爭場景，為讀者講述真實事件發生的歷史片段，強調作者的“在場”，這是其“實證性”的突出體現。同時，在親臨感十足的戰爭情境下，證言書寫以其真實人物塑造的形象化、作品中豐富的戰時心理活動以及字里行間宣泄出的為死者代言、為生者提供洞察機會的堅定心態等，可以給讀者帶來強烈的情感性沖擊，這凸顯了其“文學性”特質。

證言的書寫者是戰爭的觀察者、體驗者或記錄者，依托的是戰爭的現場親臨，強調的是親眼目睹。因此，它并非是宏大的戰爭敘事，而是一種碎片化的呈現，一種微觀戰爭場景的再現，側重的是對歷史事件的細節描述，這一點不僅僅是日本，對于世界范圍內的證言書寫都是共通的。例如，揭露德國納粹黨罪惡的《安妮日記》便是猶太小女孩安妮·弗蘭克在二戰中，遇難前兩年藏身密室時的生活和情感記錄，安妮的書寫讓我們直觀地“目睹”了當時的情景，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證言”，如：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三

外面變得很可怕。白天夜里任何時候，都有可憐無助的人被拖出家門。他們只準帶一個背包和一點現金，就是少少這些東西，在路上也會被搶光。他們妻離子散，男、女和兒童各分東西。小孩子放學回家，父母已經不見蹤影;女人買東西回家，家已經被查封，家人都消失了?；酵胶秃商m人也生活在恐懼之中，因為他們的兒子被送往德國。人人都心驚膽跳。每天晚上幾百架飛機從荷蘭上空飛往德國城市，把炸彈丟在德國土地上。在俄國和非洲，每個小時都有成百成千的人送命。沒有人能置身于沖突之外，整個世界都在戰爭，雖然同盟國比較順利了，但結局還不知道在哪。①

上述日記內容與人們熟知的納粹大屠殺慘況不同，記錄者安妮以鮮為人知的碎片化細節展現了人們生活在恐懼之中的情景。她的證言書寫依托于“實證性”的描寫，通過碎片化的場景轉換，就像一幕幕短片，勾勒出一個真實感強烈的戰爭情境，施加給讀者獨特的心理暗示，能夠極好地使讀者產生代入感。雖然文字所描寫的人物、場景著筆不多，甚至是稍顯吝嗇，但往往令人一讀難忘，“小孩子放學回家，父母已經不見蹤影。女人買東西回家，家已經被查封，家人都消失了?！睂嵶C性的描述讓人物躍然紙上，使場景歷歷在目，正如施蟄存在《域外文人日記抄》中所說：“寥寥數語，實在已盡了闡釋與描寫的能事，對于文體及辭藻也一樣，雖然作者無意于求工，然而在那些簡約質樸的斷片中，往往能感覺到卓越的雋味?！雹?/p>

《安妮日記》的“實證性”不斷地受到人們的肯定，埃莉諾·羅斯福在該日記的美國版序言中寫道：“在我曾閱讀過的書籍中，這是對戰爭影響的描述最為現實和聰慧的記載之一?！泵绹翱偨y約翰·肯尼迪在演說中提到：“在歷史上眾多在重大痛苦和損失之時為人性尊嚴發言的人當中，沒有誰的聲音比安妮·弗蘭克的更鏗鏘有力?！鼻疤K聯作家伊利亞·愛倫堡也認為：“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萬（猶太）人心聲的書，縱使這不是什么雄壯偉大的史詩，只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記?！雹?/p>

安妮的“證言”雖然與雄壯偉大的史詩相去甚遠，但卻是她內心的真切獨白和對那段歷史的真實攝錄，安妮直面時代的悲劇、生存的殘酷，但依然充滿了對生活、社會、未來的理解。對納粹黨罪惡的揭露，對戰爭場景的復刻，彰顯了《安妮日記》獨具的歷史價值，成為了學者研究那段歷史的重要文獻。同時，這個13歲猶太小姑娘對自我、人生、戰爭、苦難的思考，對她真實內心的表達，對尋求自由的渴望，亦展現了《安妮日記》深受世界各國讀者喜愛的文學價值，她的證言書寫極具文學創作中的情感性敘事張力。從1947年至今，《安妮日記》已經被翻譯成65種語言，在世界各國出版了3000多萬冊④，成為了一本“感動全世界的日記”。

我經常心情沮喪，可是從來不絕望。我將我們躲藏在這里的生活看成一場有趣的探險，充滿危險和浪漫情事，并且將每個艱辛匱乏當成使我日記更豐富的材料。我已下定決心要過和其他女孩子不一樣的人生，不想以后變成一個平凡的家庭主婦。我在這里的經驗，是一個有趣人生的一個好開頭。碰到最危險的時候，我都必須往它們幽默的一面看，并且笑一笑，理由——唯一的理由——就在這里。⑤

面對著德國法西斯的種族迫害，面對著隨時有可能丟掉性命的危險，安妮沒有把自己陷入絕望的泥淖，沉淪度日，哪怕生命如待宰羔羊、命運無從掌控，她也盡量在令人窒息的環境中努力地尋求著生命的意義，始終懷抱著一顆善意的心，對未來充滿希望，期盼著和平生活的到來。

就戰爭文學而言，除卻那些歌頌類型，大都可以歸到創傷文學。畢竟戰爭對于人類正常情感而言，殊無歡樂可言。因此，證言書寫往往被人誤解是沒有情感的文字堆砌，僅僅是冷漠的歷史場景記錄，不夸張、不歪曲，不具有文學作品的基本屬性。實則不然，證言書寫恰恰是文學作品中極具感情色彩的文字描寫。在死亡陰影的籠罩下，人類還充滿著對于生的渴望，這種情感性本身就體現了戰爭親歷者為死者代言、為生者照亮歷史的堅決心態，可以說證言書寫具備了文學所具有的最高功能——對人類以及人類社會復雜性的深刻洞察。⑥

證言書寫是一種介于真實歷史與虛構文學之間的非虛構書寫，“實證性”是其重要特質。因此，一部分學者習慣性地將該類書寫納入歷史研究范疇。但此種歸類方式，忽視了證言書寫與一般歷史調查的差異，我們認為后者描述的是“已經結束的事件”，而前者記錄的內容對于證言者來說依然在發生，即：“已經結束了的歷史事件”依然影響著現在。⑦因此，證言書寫的“實證性”不能讓我們忽視對其“文學性”的考察。在日本，無論是以“原爆悲慘”為主題的證言書寫，還是部分有良知的老兵對自己加害體驗的證言揭露，都并非停留在對歷史事件的單純講述與記錄。戰爭親歷者希望為死者發聲，希望宣泄自己的情感，希望與自我心靈展開對話，他們既是證言者，同時又是證言的接受者。證言書寫雖然大都是直白的描述，戰爭親歷者本身或許對文體不感興趣，記錄的內容亦充滿了個人與客觀事物并存或部分混合的特點，但這種類似“未加工狀態的文學”⑧既具有反映歷史真實的“實證性”，又充滿了人類情感的“文學性”，更重要的是證言書寫始終沒有模糊歷史與文學、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能有效避免讓讀者陷入虛構化、文本化歷史的境地。

二、日本戰爭證言書寫的時間維度、空間架構與創作主體

對于日本戰爭證言書寫的界定不能局限于狹義的為歷史事件提供“證據”或進行佐證，而應從更寬泛的角度出發，將作品中帶有證言性質、反映歷史真實的非虛構書寫均納入考察范疇。因此，有必要對復雜且交織在一起的證言書寫進行分類梳理。首先，從時間維度來看，日本的戰爭證言書寫跨越了兩個階段：發端于戰時，發展于戰后;其次，從空間架構來看，主要體現了戰爭親歷者身處戰爭前線與大后方的差異;最后，從創作主體來看，可以分為文人書寫與庶民書寫。根據時空轉換以及創作主體的不同，我們需要分別關注文人與庶民在戰爭前線、戰爭大后方以及戰爭結束后的證言書寫特質。

文人書寫最早可以追溯至中日甲午戰爭時期。當時日本國內還沒有收音機，人們只有通過報紙和雜志來了解前方戰況。為此，各大報社紛紛向戰場派遣特派員，目的是觀察和記錄戰事進展，向日本國內發回最新的實時報道。據統計，當時日本全國66家報紙和雜志社共向戰場派遣114名記者、11名畫家和4名攝影家。⑨此時的證言書寫空間大都集中在戰爭前線，留在日本本土的作家無法對戰爭進行直接描述。為了“踏上不曾見過之山河”，為了“觀察異域之風情”⑩，竟出現了不少主動請纓者，甚至有人在身染肺結核的情況下，還熱烈期盼著能夠從軍上戰場。B11在接下來的侵華戰爭以及太平洋戰爭中，日本政府為配合武力戰，向戰場派遣了“筆部隊”作家、南方征用作家等近百余名文人，開展了一系列的“思想宣傳戰”。這些作家無論是主動參與還是被迫征用，大都從前線發回了數量龐大的戰爭文學。B12其中，除了虛構的小說之外，還有不少戰地日記、從軍記錄、往來書信等，這些非虛構的證言書寫均源自作家真實的戰爭體驗。

那么，這些戰時證言書寫是否真實地反映了客觀的歷史事實？能否將其理解為作家情感世界的真實投影？關于這一問題，我們可借鑒魯迅先生在《馬上日記·豫序》中的觀點，即：“寫給自己看的”日記是正宗嫡派，能夠反映作者的真實面目，讀者也會覺得“格外有趣”;而非正脈的“著述性”日記是可以給他人看的，因此，所記內容不免帶有“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成分。B13同樣，日本作家的戰地日記如果是以發表為目的而“創作”出來的，記錄內容則大都順應時代潮流，多少都會帶有作者的文飾或隱諱之處。佐谷真木人在論述甲午戰爭日本從軍知識分子的“從軍心得”時指出，不少從軍記者在沒有軍隊要求的情況下，依然竭力地找尋戰場上的“忠勇事跡”。B14他們既沒有凝視戰爭帶來的悲慘現實，又沒有暴露戰爭的本質B15，最終走上了“蔑視鄰國、排外的忠君愛國主義”道路。B16

而另一類作品是寫給自己看的、“非意圖發表”的戰地日記，它們在戰爭期間并未公布于眾，而是在戰后甚至在作者去世后方被人知曉。這類戰爭證言書寫大都真實地反映了作者的心路歷程。例如，日本著名小說家、軍旅作家火野葦平在1944年以陸軍報道班成員身份從軍時，留下的記錄英帕爾戰役的《從軍手帖》，該手帖是火野長子在父親去世50周年之際捐贈給北九州市而公開的，手帖中記錄了火野葦平南方從軍之前堅信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占有優勢，到從軍之后聽聞“超乎想象的苦戰”，親眼目睹“日本沒有飛機、大炮”等軍事裝備以及由此產生的心理變化過程。B17

戰爭期間，除了從軍作家的戰地日記，在日本大后方的知識分子也留下了數量眾多的戰爭體驗記錄，如日本著名小說家、文藝評論家伊藤整的《太平洋戰爭日記》。該日記起始于1941年12月1日，終止于1945年8月24日，總計18冊，由伊藤整的次子伊藤禮在父親去世后發現并公開。該日記在1983年被新潮社出版發行，共三卷1000余頁。菅原克認為伊藤日記是罕有的“質高、量足”，真實地記錄了作者當時對于戰爭的認識，“珍珠港襲擊后，由于初戰告捷而發自內心的喜悅，擔心我方部隊，敵視英美，對支持戰爭的天皇威嚴表示贊美”，菅原指出，“像這樣的敘事口吻切合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的真實想法?！盉18另一部備受人們關注的戰時證言作品是《暗黑日記》，作者為日本著名外交評論家清澤洌，他書寫的目的是“將這一段愚蠢而悲慘的歷史留給后人”。B19因此，全文都立足于自由與和平，是一份批判時局的報告。清澤洌從1942年12月開始記錄，一直堅持到了1945年病逝。由于這份記錄的細節性與真實性，被學界評價為史無前例的“現代戰爭史史料”。B20

戰爭期間，日本作家無論是否有過從軍經歷，在日本軍國主義政府高壓政策以及新聞管制下，他們中除了少數人外，大都主動或被動地加入了日本文學報國會，發表了一些經過作者文飾而無法反映內心真實世界的作品。而一少部分作家根據自己的戰爭體驗，撰寫了“不以發表為目的”的人生記錄，這些珍貴的文字既讓我們看到了作家內心復雜而多變的情感世界，又成為后人了解戰爭的重要史料，甚至有歷史學家在編撰歷史教科書時，直接對其內容進行了引用。B21還有學者贊嘆道，“永井荷風、高見順、伊藤整等知識分子留下的真實日記不僅是了解戰爭的寶貴資料，還是優秀的文學作品?！盉22

戰爭結束后，證言書寫空間由前線轉移到了日本本土。經過戰后初期短時間的沉寂，日本作家再次登上歷史舞臺，創作了數量眾多的以“批判戰爭”為主題的體驗文學，包括戰場體驗、戰敗體驗、戰俘體驗、原爆體驗、被占領體驗、歸國體驗等。但這些作品大都是作家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以及個人對戰爭理解的基礎上，以藝術表現手法呈現戰爭場景的虛構小說，主要表現的是戰爭給日本士兵、平民的精神以及肉體所造成的傷害，具有強烈的自憐性，而缺少了證言的客觀性與實證性。此時，證言書寫的主體開始由文人向庶民轉變，庶民證言開始登上日本的歷史與政治舞臺。

庶民的證言書寫主要源自戰爭期間的真實記錄以及戰后的回憶，前者以日本士兵的戰地日記以及與家人、朋友的往來書信為主，還包含了戰爭大后方庶民對當時日常生活的記錄;后者是戰爭親歷者在戰后對戰爭體驗的回憶。

日本普通士兵在戰爭前線留下的戰場記錄在當時是無法發表的。戰爭結束后，一部分人出于對自己行為的懺悔或是擔心戰爭記憶的風化而選擇將之公布于眾。例如，在日本國內外產生較大影響的《東史郎日記》，該日記收錄的是侵華士兵東史郎于1938年10月至1939年9月在戰地寫下的原始記錄，雖然文字潦草，雜亂無章，但卻是作者親眼目睹的戰爭狀況，是親身記錄下來的戰爭證言，非常有說服力。京都府立大學教授、近代史專家井口和起對此進行了高度評價，他指出：“老兵公開自己的日記，并以此為證言（揭露戰爭罪行），這樣的做法非常珍貴?！盉23《東史郎日記》真實記載了當時淪陷區中國百姓的慘狀，它的“實證性”讓更多日本人了解了戰爭的真相，了解了日軍在中國的暴行與殘虐。也正因如此，東史郎等證言者不斷遭受日本右翼勢力的恐嚇與謾罵。B24

除了“實證性”之外，《東史郎日記》還是一部可讀性較強的文學作品。記錄者東史郎雖然是一名普通士兵，但尚有一定文化，喜歡思考，他的字里行間常流露出對戰爭與人性的反思：

我們每天都站在死亡的邊緣。明天的性命，總在危險中，沒有絲毫保證。我們今天身在槍林彈雨中，瞬間可能成為支那土地上的一抔黃土，但卻帶著對明天的生的期望，背負著征用來的沉重負荷，死到臨頭還不忘物欲，淺薄而愚蠢的人??！人就是這樣，即使在死亡的瞬間也不忘物欲。有的戰友，帶著征用品人卻死了。B25

身處戰場，生命朝不保夕，但他的戰友卻無法克服物欲，“帶著征用品，人卻死了”，表面上這是對戰友愚蠢的嘲諷，但實際上卻點出了這是他們還“帶著對明天生的期望”。這段描述雖然沒有華麗的語言和高明的寫作技巧，但從中我們能深刻地體會到作者對戰爭的無奈和憎恨。戰爭期間，東史郎雖然受到了軍國主義洗腦，但內心卻充滿了矛盾，這或許是他戰后敢于站出來告訴世人真相的動力。

戰爭結束后，隨著時間的遠離，人們腦海中的戰爭記憶越來越淡薄。為銘記歷史，為吸取教訓，一部分戰爭親歷者希望在有生之年將心中隱藏多年的“秘密”吐露出來，讓更多人知曉。此時，證言書寫的主體范圍不斷擴大，書寫方式亦由傳統的出書立傳發展到在網絡、博物館等虛擬與現實的空間留言。例如，沖繩縣和平祈念資料館就公開了這樣一段證言：

如此眾多的美國大兵令我們嚇得魂飛魄散，腦海里唯一的念頭就是尋死。父親先用粗硬的繩子勒住我們四人的脖子，但好像怎么也死不了。這樣拖下去可不行，剛好父親從南洋帶回來了剃須刀，于是我們又用它來割喉自殺。割喉的順序最先是母親，然后就是我。剛感覺到好像有東西劃過喉嚨的時候，一股腥熱的血流到胸膛，我意識到我應該已經被割喉了。接著就輪到弟弟妹妹了。突然，母親說道“好像還死不了，再割一刀吧”，父親聽到后再次往母親的喉嚨割了下去。B26

這是沖繩縣民在戰役末期“集體自決”的一段證言，堪稱沖繩人戰爭記憶中最慘痛的一環。在大量平民集體自殺事件中，有的是因為害怕美軍而走上絕路，但更多的是被日軍以“效忠皇國”等名義強迫自盡的。日軍將手榴彈、毒藥等分發給平民，逼迫平民自殺，這段證言反映的就是手榴彈無法引爆的情況下，一家人集體自殺的慘劇。

對于上述“割喉”場景的描述，如果換作寫作技巧高明的作家，或許更加生動，更加催人淚下。但證言者只是一名普通人，只是如實地描述了當時的場景，他的敘事極其平靜，但背后蘊含的絕望卻是如此地令人窒息，是怎樣的一種心死，才能做到如此“心甘情愿”的自殺？其實，對讀者來說，文字越是平靜，帶來的沖擊就越是強烈。因為這是證言者活生生的回憶，它既是真實的，又帶有濃烈的情感。

無論是文人還是庶民，他們在戰爭期間對于戰場情景的記錄，都是在“非日?！敝杏涊d“日?！?。因此，這樣的證言書寫需要我們在戰爭的“非日?！敝衼韺徱?。戰爭結束后，戰爭親歷者的證言書寫則變成了在“日?！敝谢貞洃馉幍摹胺侨粘！?，這便需要我們對戰后“日?！钡耐獠凯h境進行觀察。但無論是哪一種證言書寫，都對日本人戰爭記憶的建構有著深遠的實踐價值。

三、證言書寫對日本人戰爭記憶建構的實踐價值

在戰爭親歷者接連逝去、戰爭記憶不斷風化之際，證言書寫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它能夠最大限度地保存戰爭證言，建構戰爭記憶。

二戰結束后，戰爭親歷者將自己的戰爭體驗與后人分享，雙方通過口頭流傳實踐不斷地在小范圍內建構起群體記憶，這種代際間以證言傳承的方式建構的群體記憶屬于“交往記憶”。這種記憶一旦形成就非常牢固，正如法國歷史學家哈布瓦赫所言，“家庭成員不斷交流著彼此的印象和觀點，這會加強他們相互之間的關系紐帶，而一旦他們試圖要斬斷這條紐帶時，他們便會感到這條紐帶竟是如此堅韌?！盉27還有學者認為，“（任何媒介）無論是雕塑的還是建筑的表現，無論是繪畫還是圖片形成的回憶，都比不上人們的交往溝通?！盉28然而，這種來自戰爭親歷者的“活生生的回憶至多也只能回溯到八十年之前?！盉29根據日本人口統計局調查顯示，截至2020年6月，8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約為5%B30，按照日本戰時征兵規定，年滿17歲方可志愿參軍。那么，以戰爭結束的1945年為參軍時間來推算，日本健在的最年輕的老兵也已經92歲高齡了。

隨著代際傳承的斷裂、交往記憶的消逝，戰爭證言已經無法再通過人與人之間的口口相傳延續下去了，其影響首先反映在了日本的教育界。以廣島市教委2016年的問卷調查為例，廣島市中小學生有高達60%左右的人不知道原子彈投下的具體時間B31，可見學生們掌握的戰爭知識非常貧乏。學者村川治彥在講述自己繼承戰爭體驗時，也感受到了同樣的危機，他指出：“就我自身來講，在盧溝橋、南京、珍珠港、廣島、長崎發生的事情僅僅是作為知識了解了一些，但并沒有感受到這與自己有什么直接關系。我也不會像記憶大化革新、鐮倉幕府成立的年號那樣，去記憶1937年12月13日、1941年12月8日或者1945年8月6日這些日子。提起過去的戰爭場面，頭腦中浮現出來的都是歷史劇中關原之戰和戊辰戰爭的情節。我也去過原爆資料館，看過珍珠港膠片和南京的照片。但是，這些都沒有改變我的生活。祖父母、父母那一代經歷的戰爭完全無法與我本人、日本社會的暴力性以及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戰爭建立起任何聯系?！盉32

日本歷史學家吉田裕告誡我們，“日本如今有戰爭體驗的人不足1%，戰爭記憶的延續岌岌可危?！盉33然而，面對這樣的危機我們卻無法阻擋，正如哈布瓦赫所說，“回憶不僅使團體穩固，團體也能使回憶穩固下來，”但是，“團體一旦解散，那部分使大家作為團體相互確認、相互認同的回憶將從個人的記憶中消失?！盉34德國歷史學家賴因哈特·科澤勒克也指出：“隨著代際更迭的發生，觀察的對象發生了變化。幸存者充滿了個人體驗的當下的過去（gegenwrtigen Vergangenheit）變成了缺乏個人體驗的純粹的過去（reine Vergangenheit）?！貌涣硕嗑?，說話的就會只剩下檔案，加上圖片、電影、回憶錄作為補充?！盉35

現如今，日本的“戰爭證言團體”隨著成員的老齡化大都走向了解散，戰爭體驗的口頭流傳實踐即將落幕。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證言書寫起到了最大限度保留并傳承戰爭證言的作用。文字證言雖然與鮮活的口頭證言無法比擬，但也有其獨到之處。文字作為記憶媒介，因其抽象性成為人類思維的載體，它“不僅記錄外部世界，還記憶人的內心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字是“最適合個體表達的媒介，通過文字，個體可以最大限度地表達自我，探索自我?！盉36證言書寫與虛構的戰爭小說不同，它沒有對素材進行加工，也沒有發揮作者的想象力使描述得到更進一步的升華。證言書寫只是用文字將流動的、不固定的鮮活證言保留下來，讓讀者走進戰爭親歷者的內心世界，重新認識戰爭場景，建構新的接近歷史真實的戰爭記憶。

除了保存戰爭證言之外，證言書寫的另一實踐價值是具有強烈的“反記憶”特質。證言書寫雖然記錄的是作者個人的體驗或回憶，但它并不封閉，而是通過傳承不斷地影響著讀者的戰爭認識;它雖然是零碎的，但確是宏大歷史敘事的有效補充;它雖然是民間的，但既有與官方記憶一致的部分，也有不同的或是相反的內容，而這部分恰恰是證言書寫建構戰爭記憶的最大實踐價值——對國家歷史編纂學科權力的挑戰。法國哲學家、思想史學家?？聦⒛切┎煌诠俜降?、來自民間的記憶稱為“反記憶”，并指出它們的基本特征就是區別于統治話語和挑戰統治話語。

1971年?？略凇赌岵?、譜系學、歷史》一文中提出了“反記憶”一詞，用于解釋他所理解的尼采的歷史感，即“戲仿（parody）”“分解”“獻祭”對抗“柏拉圖式”的歷史學模式，“要以一種完全擺脫了形而上學和人道主義化記憶模式的方式來使用歷史，要使歷史成為反記憶——從而也就展開了另一種時間的形式”。B37“反記憶”的“反”，?？乱庵浮霸旆础?。但這種“造反”在歷史記憶上，并不是對歷史真實的否定，而是“使那些局部的、不連貫的、被貶低的、不合法的知識運轉起來，來反對整體理論的法庭，后者以真理認識的名義，以控制在幾個人手里的科學權利的名義，把那些知識都過濾掉了，對它們進行分級、整理?！盉38然而，那些被過濾掉的、被官方否認的知識無論在哪個時代、哪個社會，總會有人記得，甚至對它們進行系統化整理，并一代又一代傳承下去，這就是“反記憶”。它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解放歷史知識，使其擺脫奴役，是為了補充不同于權威渠道的、零散的、非連續的史實，是為了完善官方提供的“權威”歷史。

然而，人們對于某一歷史事件，發現其問題所在并試圖建構“反記憶”的過程是極其復雜且困難的。因為普通人在權力面前幾乎無法占優，在挑戰統治者話語權時，其自身所呈現的弱勢地位也是無法扭轉的。因此，要想達成如此高難度目標，首先必須將建構“反記憶”所需要的、被權力者舍棄的記憶素材從素材庫中提取出來，然后進行整合、梳理，使其有理有據;其次，將有說服力的證據以出版物或展示物的形式呈現給群體，推動群體就該問題達成共識，進而形成集體記憶中的有效組件;最后，在這一過程中，還必須得抵抗住“官方記憶”的壓制?？傊?，要想將“反記憶”晉升為大眾集體的權威記憶絕非易事。

在日本，關于戰爭的“反記憶”內容大都是官方企圖遮蔽的日軍加害史實。在右翼勢力的攻擊下，“反記憶”建構異常困難，但日本有良知的民間人士卻一直沒有放棄。在他們的眾多嘗試中，影響較大、最為有效的就是戰爭親歷者的證言書寫，因為它的“實證性”可以讓讀者更加信服，它的“文學性”可以讓讀者的理解更加深刻。戰爭親歷者將那些被權力者舍棄的歷史素材，如慰安婦、南京大屠殺、三光政策、七三一部隊等，通過片段化的描述、零散的敘事，為后人了解戰爭情景提供證據，再以更加立體、更加真實的展現，為讀者建構接近歷史真實的“反記憶”，進而形成客觀的戰爭認識。如此一來，戰爭真相也就不會被湮沒到歷史長河當中了。當然，這樣的“反記憶”很難達到像官方記憶那樣指引民眾認同的示范性作用。但是，也能夠在與官方的記憶搶奪過程中留下痕跡，甚至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① ⑤ 安妮·弗蘭克：《安妮日記》，彭淮棟譯，?？冢汉Ｄ铣霭嫔?，1996年，第83、289-290頁。

② 施蟄存：《外國文人日記抄》，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8年，第2頁。

③ ④ 李婷：《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經典戰爭電影大紀錄》，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210、208頁。

⑥ 南谷覺正：《歴史と文學におけるヒロシマ》，《群馬大學社會情報學部研究論集》2010年第17號。

⑦ Horace Engdahl， “Philemeras Tongue：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Witness Literature，” in Horace Engdahled， Witness Liter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Nobel Centennial Symposium， Singapore： Mainland Press， 2002， p.5.

⑧ RalphRainer Wuthenow，Europische Tagebücher： Eigenart，Formen，Entwicklung，Darmstadt： WBG，1990， p.IX.

⑨ 丁貴連：《もう一つの〈少民史〉――國木田獨歩と日清戦爭》上，《外國文學》2011年第60號。

⑩ 遅塚麗水：《陣中日記》，東京：春陽堂，1894年，第3頁。

B11 前田登美：《正岡子規の生涯》，福田清人編：《人と作品正岡子規》，東京：清水書院，1991年，第62-67頁。

B12 僅在1937年至1945年間，光單行本就出版了一千種以上。參見王向遠：《“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前言第5頁。

B13 魯迅：《魯迅全集3》，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308-309頁。

B14 佐谷眞木人：《日清戦爭 國民の誕生》，東京：講談社，2009年，第74頁。

B15 末延芳晴：《森鴎外と日清·日露戦爭》，東京：平凡社，2008年，第13-15頁。

B16 西田勝：《近代日本の戦爭と文學》，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07年，第98頁。

B17 佐々木亮：《インパール作戦、火野葦平が克明に記録 現地の暮らしも》，《朝日新聞》2018年1月22日。

B18 菅原克也：《脅威と驚異としてのアメリカ日本の知識人·文學者の戦中日記から》，《アメリカ太平洋研究》2008年第8號。

B19 B20 佐藤明夫：《太平洋戦爭末期における――庶民の日記：戦爭への異議と遂行論とのはざま》，《愛知県史研究》2004年第8號。

B21 日本歷史學家黒羽清隆與家永三郎撰寫《新講日本史》時，非常重視作家的戰爭日記，他引用了《木戶幸一日記》、清澤洌的《暗黑日記》、廣津和郎的《作家日記》、高見順的《敗戰日記》、永井荷風的《斷腸亭日乘》、河上肇的《晚年生活記錄》。參見八耳文之：《家永三郎·黒羽清隆共著〈新講日本史〉（1967年）について》，《歴史教育史研究》2019年第17號。

B22 曾根博義：《戦前·戦中の文學――昭和8年から敗戦まで》，《昭和文學全集·別巻》，東京：小學館，1990年，第393-394 頁。

B23 《〈南京事件〉日記15冊と手記6冊 三人の元兵士が公開》，《読売新聞》東京朝刊，1987年7月7日，第26頁。

B24 山內小夜子：《歴史を尊重するものは歴史から尊重される――東史郎の南京裁判 （侵略戦爭と罪責2）》，《障害児と親と教師をむすぶ人権と教育》2000年第32號。

B25 盧海鳴、鄧攀編：《金陵物語》，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423頁。

B26 沖繩縣民宮平初子的證言，筆者在沖繩縣和平祈念資料館實地調研所得資料，調研日期：2019年1月 31日。

B27 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6頁。

B28 哈拉爾德·韋爾策：《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季斌、王立君、白錫堃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7頁。

B29 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5頁。

B30 総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2020年（令和2年） 12 月報》，2020年12月21日，https：//www.stat.go.jp/data/jinsui/pdf/202012.pdf，2021年1月5日。

B31 《平和意識調査：原爆の知識低下顕著平和教育研、県內小中生を調査/広島》，《毎日新聞》（地方版/広島）2016年5月27日，第24頁。

B32 村川治彥：《一人稱から歩み直す〈戦爭體験〉――體験心理學に基づく歴史·平和教育の構築に向けて》，《共同対人援助モデル研究》2012年第3號。

B33 楊汀、王可佳、鄧敏：《喚醒記憶防止風化――日學者談歷史教育及傳承》，2017年12月1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2/13/c_129763939.htm，2019年7月16日。

B34 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潘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43頁。

B35 賴因哈特·科澤勒克：《夏洛特·貝拉特〈夢幻的第三帝國〉后記》，第117頁。轉引自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潘璐譯，第5頁。

B36 張宇慧：《文字與圖像： 記憶媒介視角下的詩與畫》，《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18年第 5 期。

B37 杜小真編選：《?？录?，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第161-162頁。

B38 米歇爾·?？拢骸侗仨毐Ｐl社會》，錢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頁。

（責任編輯：潘純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