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世界書寫中國哲學史的變遷*
——以Ronnie Littlejohn的《中國哲學概論》為中心的考察

張 淼

(曲阜師范大學 孔子文化研究院， 山東 曲阜 273165)

自1914年謝無量出版《中國哲學史》的一百多年以來，中國學界就如何表達中國哲學、書寫中國哲學史進行了不斷的探索和努力，在此期間，出版了數量眾多有關中國哲學史的著作。這些不同時期的中國哲學史著作反映了中國學者對中國哲學的理解及其變化，形成了中國哲學史構建的基本軌跡。

從英語世界對中國哲學史的書寫情況來看，大致也有與中國學者曾經遇到過的相似問題，具有與中國學界書寫中國哲學史的相似過程。以1952-1953年馮友蘭英文版《中國哲學史》的出版為標志，英語世界也開始關注中國哲學史的書寫，而且自此以后，在英語世界也陸續出版了多部有關中國哲學史的著作。這些英文版的中國哲學史促進了英語世界對中國哲學的整體了解，有助于他們對中國哲學基本內容和精髓的把握，同時，也有助于推動中西方哲學對話的進一步發展。2016年Ronnie Littlejohn(張仁寧)出版了《中國哲學概論》(Chinese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1]一書，該書是英語世界書寫中國哲學史的最新成果，其體系和價值有似于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該書導言對英語世界出現的有關中國哲學史的代表性專著做了簡要述評，這可以看作是對英語世界關于中國哲學書寫歷史的總結與反思，并指出這些成果的成就與不足。在此基礎上，作者從中西哲學對話和哲學的普遍問題的視角出發，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對中國哲學史進行書寫，成為有別于英語世界以前諸多中國哲學史的一部新著作，該書也反映出英語世界對中國哲學史書寫的路徑轉向。以該書為中心，我們可以考察英語世界書寫中國哲學史的變遷歷程，及其所體現出來的對中國哲學的認識。

一、英語世界書寫的中國哲學史

中國哲學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得力于早期傳教士對中國傳統經典的傳譯。隨著越來越多不同時期中國經典的不斷翻譯，越來越多的西方人了解了中國哲學的相關內容，并不斷提高英語世界人們對中國哲學的整體認識。但是，從總體上來梳理中國哲學并系統傳播中國哲學、書寫中國哲學史著作的任務，則首先是由華人學者完成的。

1946-1947年，馮友蘭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的英文講稿，形成了《中國哲學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一書。該書成為影響英語世界的一部重要的中國哲學史著作，時至今日，該書仍不斷再版，顯示出它在英語世界依然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1952-1953年，Derk Bodde(卜德)翻譯出版了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進一步促進了中國哲學在英語世界的傳播，這部著作也成為英語世界書寫中國哲學史的典范。

與馮友蘭促進中國哲學在英語世界傳播一樣，華人學者陳榮捷(Wing-tsit Chan)在美國從事長達數十年的中國哲學的教學、研究，并出版了大量有關中國哲學的著作。他在促進和擴大中國哲學在英語世界的影響成就巨大、居功至偉，他是“戰后北美最著名的中國哲學研究家、50年來美國中國哲學研究的重要推動者和領導者，也是東西文化、哲學溝通的元老?！睔W美學界譽為介紹東方思想最完備的大儒”[2](P347)。除了對中國哲學的專題進行研究外，陳榮捷也從總體上構建中國哲學史，書寫有關中國哲學史的著作。他在1963年出版的《中國哲學文獻選編》(The Source of Chinese Philosophy)[3]，是以中國哲學重要文獻為基礎，以文獻解讀和述評的方式系統書寫中國哲學史，成為以后英語世界了解中國哲學的基本閱讀書目，極大地拓展了中國哲學在西方的影響范圍，引發了英語世界對中國哲學的興趣。陳榮捷“毫無疑問是二十世紀前半期把中國哲學文獻翻譯成英語的先鋒”[1](PPviii-ix)，是對英語世界的中國哲學研究最具有影響力的學者。

此后，英語世界很少有關于中國哲學史的系統的著作出現。直到1985年，Bishop(畢曉普)主編的《中國思想概論》(Chinese Thought: An Introduction)出版[4]。該書以一種思想史的方式來書寫中國哲學史。這部著作由不同主題的論文組成，文章成于眾人之手。從時間上來看，該書按照古代、中古和現代的歷史順序分三部分編寫；從內容上來看，書中挑選了在中國思想史上有重要影響的人物的思想進行編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中國哲學傳統的書寫方式。因此，我們可以說，雖然此書名為“中國思想”，但是其所述內容和書寫方式基本屬于中國哲學史的范圍。

21世紀以來，連續出版了多部關于中國哲學史的著作。2002年出版了成中英等主編的《當代中國哲學》(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5]。該書主要集中對現當代中國哲學家的思想進行研究，包括梁啟超、胡適、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以及張岱年、李澤厚等人。該書分為四個部分，即從西方引進思想的先驅、新儒家精神的哲學化、中西哲學對話和后期新儒家等，內容涵蓋了20世紀中國哲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所表達的思想，屬于我們通常所說的中國現當代哲學的范圍。

2006年，Jeeloo Liu(劉紀璐)出版了《中國哲學概論：從古代哲學到中國佛教》(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Ancient Philosophy to Chinese Buddhism)[6]。該書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古代中國哲學，另一部分是中國佛教，這本書是英語世界書寫中國哲學史的一次新變化。由于該書使用西方分析哲學和比較的研究方法來書寫中國哲學史，在這種方法的指導下，作者引用許多西方哲學家的思想來比較研究和分析中國哲學家的思想。例如，用德里達、亞里士多德、尼采、維特根斯坦和海德格爾等人的思想來解讀莊子的思想。通過分析的方法來思考、解讀中國哲學家的思想。從方法上來看，該書的確有其優點，有助于從西方哲學的角度和具有西方哲學知識背景的人來理解中國哲學，有助于擴大英語世界的讀者對中國哲學的認識，形成一種不同于以往英語世界書寫中國哲學史的范式，具有其獨特的價值。

2008年，Karyn L. Lai(賴蘊慧)出版了《中國哲學概論》(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hilosophy)一書[7]。從結構上來看，該書與Jeeloo Liu的書基本一致，該書也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先秦到漢代的主要哲學流派，一部分是中國佛教的重要宗派。本書涵蓋了中國古代哲學的不同流派，主要集中梳理和研究了這些哲學流派的代表人物的基本觀點、討論的主題、形成的原因以及各流派之間的相互影響等。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本書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但是，作者所選取的“那個時代思想家們討論的比較突出的問題進行深入探討，這些問題一直延續到今天”[1](P1)。

2009年，Bo Mou(牟博)出版了《中國哲學史》(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8]一書。該書是勞特里奇世界哲學著作中的一種，從這一書系包含的哲學著作來看，該書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英語世界已經把中國哲學作為世界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書中梳理了從先秦至21世紀的三千年時間里中國哲學的重要人物、流派、著作所反映出的哲學思想，并且就中國哲學對普遍的哲學作出貢獻的方式、方法進行了探討。其特點是：每一個主題由在該領域有專長的學者撰寫；對研究主題進行解釋和批判性理解；為一些重要的原始哲學材料提供比較可靠的英文翻譯；對方法論的關注成為本書研究的一個重要維度。從內容上看，這是一部比較全面的中國哲學史著作，盡管其成于眾人之手，書寫風格存在差異，但還是能夠從總體上體現出中國哲學發展的基本狀況。

2011年，Bryan W. Van Norden(萬百安)的《古典中國哲學概論》(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9]出版。從時間上看，雖然該書敘述從古代至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但主體部分偏重在先秦諸子，秦以后的敘述偏少，呈現出厚古薄今的寫作態度，這也反映出作者對“經典中國哲學”的理解，即側重先秦諸子經典文本的研究和解讀。就寫作目標來看，作者自認為是使用哲學的方法來介紹中國古代的思想，并希望“讀者能夠在深層次激發起學習中國思想的興趣，而且也能夠輕松地超越它們去學習西方哲學”[9](Pxi)。

2014年，出版了Justin Tiwald (田史丹)和Bryan Van Norden編撰的《后期中國哲學讀本——從漢代到二十世紀》(Readings in Later Chinese Philosophy: Han Dynasty to the 20th Century)[10]。這本書從內容上接續前一本書，包括從漢代一直到20世紀中國哲學的主要內容，選取能夠對中國哲學產生興趣的資料進行翻譯，并對人物及思想進行扼要介紹。

此后，2016年Ronnie Littlejohn的《中國哲學概論》出版，該書以哲學問題為主線，對中國哲學相應的內容進行了分類、剖析和解釋。該書在序言中對英語世界的主要中國哲學史著作進行了述評，特別是對馮友蘭和陳榮捷的中國哲學研究給予了高度評價，同時，他也指出了這些中國哲學著作存在的不足。例如，他評價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時說：“馮友蘭的著作可以被認為是中國哲學史，但不是真正的中國哲學概論?！盵1](P9)這反映出Ronnie 對中國哲學史和中國哲學具有自覺的區分意識。雖然他肯定了馮、陳在中國哲學研究方面的貢獻，但是，他依然認為馮、陳“二人并沒有提供對中國哲學的全景式書寫，不是以一種系統化的方式提出并理解基本的哲學問題。這個任務就成為本書的首要對象”[1](Pix)?；趯χ袊軐W史和中國哲學的明確認識，Ronnie認為有必要從哲學的角度來敘述、描寫和解釋中國哲學，書寫真正意義的中國哲學著作，從而構建新的中國哲學史系統。

此外，對其他中國哲學史的著作，他都有不同層面的評價。他在評價Bishop的書時指出，該書“缺乏對中國哲學的理解”，也更像是一本“中國哲學史的典范”。[1](Pix)同時，他也指出Bishop一書具有濃郁的“史”的性質而缺乏“哲學”的特質。他在評價成中英的書時說，盡管該書有助于西方學者了解中國哲學思想，也盡管該書完成于2002年的當代，但是，就書中的內容來看，該書依然僅僅局限于“經典”時代哲學的討論。[1](Pix)書中討論的內容依然沒有脫離中國傳統的哲學問題，偏重于中國哲學自身的特點，缺少中西哲學對話的敘述。他在評價Jeeloo Liu的書時說：“該書的一個特點是用西方分析哲學的傳統來介紹思想家。這種方法傾向于把理解哲學的追問僅僅局限于討論、邏輯區分和可以用經驗來檢驗的表達?！盵1](Px)他指出了西方分析方法在解釋、研究中國哲學問題時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不能反映出中國哲學的特點。就Bo Mou一書而言，他認為，盡管本書有許多優點，但是該書“對英語世界的讀者而言，沒有提供最基本的中國哲學的概要，這是因為每一部分的作者所選取的中國思想流派所要表達的哲學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作者的哲學視野、知識、范圍、興趣和學術旨趣有關系”[1](Pxi)。由于該書不同作者的自身條件不同，決定了他們書寫的中國哲學存在不能貫通中西的不足。

Ronnie對英語世界書寫的中國哲學著作做了鳥瞰式的梳理和評價，特別是從哲學的角度指出了這些中國哲學著作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礎上，他根據哲學所要討論的主題對中國哲學進行了重新梳理，并按照哲學觀念的不同類別寫成《中國哲學概論》，從而形成了一部與英語世界其他中國哲學史著作迥然相異的著作。

二、以哲學問題為中心書寫中國哲學史

與傳統的英語世界書寫中國哲學史的方法不同，Ronnie的書是英語世界對中國哲學史的“橫向書寫徑路”，即按照哲學概念的分類來梳理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思想家、流派所包含的哲學思想。在中國哲學三千年的發展歷程中，作者“選取了那些最能代表對中國哲學作出貢獻，且能與世界哲學對話的哲學家”[1](Pvi)。在每一類哲學觀念下，既有相同的哲學家，也有不同的哲學家，挑選出他們最能夠反映相關哲學主題的內容加以敘述。書寫內容從古代一直到當代，時間跨度長，涵蓋了中國哲學的絕大部分歷史。

Ronnie以哲學概念為核心來書寫中國哲學，充分體現了他在對西方哲學和哲學普遍概念理解的基礎上，圍繞哲學的普遍概念和基本范疇來梳理、重構中國哲學，形成具有哲學意味的中國哲學史，而不是具有史學意味的中國哲學史。根據他對哲學的理解，他把中國哲學的核心概念分為四類：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觀和政治哲學。這四個方面的概念能夠“以系統的方式來表達最基本的哲學問題”[1](Pix)。本書以這四個重要哲學命題為核心來重新書寫中國哲學，構成了他對中國哲學以命題、概念為核心建立起來的中國哲學史的書寫范式，凸顯出他對哲學概念的重視而不是對文獻資料的堆砌，也不是傳統的經學式的梳理。在書寫過程中，他認為：“如果中國哲學從公元前1500年開始書寫，將會有浩瀚的材料和眾多的思想，作為對中國哲學的概論，提到每一個哲學家是不可能的任務?！盵1](Pvi)因此，他以一種截斷眾流、選取重點的方式，將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思想流派的觀點按照以上四個概念的分類，進行了重新安排和梳理，并解釋了中國哲學的基本概念。

本體論是一個典型的西方哲學概念術語，作者對這一概念的基本內涵做了初步說明。他認為，本體論就是探討一個真實的世界即世界的本質是什么的問題?！氨倔w論”一詞來源于希臘，由“在”或“實在”(onti)和“知識”(logos)兩個詞組成，盡管有些時候也稱之為“形而上學”(metaphysics)，是指“在物理或科學所告知我們之外的所能知道的實在”[1](P7)。鑒于“形而上學”的抽象性和難理解性，在此，Ronnie并沒有使用“形而上學”一詞來梳理中國的本體論哲學，這是因為在他看來，這一詞意味著有些事情超出了我們通過科學或經驗數據所知道的范圍?！靶味蠈W”一詞經常用于解決超越或超出自然現象之外的東西，而“中國哲學本體論始終是關乎自然，即使有些時候，有自然力量所產生的對象或現象在人類的有限范圍(視、聽、動等)之內不可感知”[1](P7)。

在對本體論概念進行解釋的過程中，作者還區分了本體論與宇宙論(cosmology)之間的差異，他認為：“本體論是關注現實的本質和動因，而宇宙論是集中于宇宙現象可以看得見的運動和過程?！盵1](P7)這一點，他不同于成中英將本體論和宇宙論合二為一成“本體宇宙論”(onto-cosmology)。在本體論的框架中，作者分析和闡釋中國哲學時，以《周易》、老莊、《淮南子》、中國佛教宗派、朱熹、王陽明、戴震、胡適等為基本的研究對象，考察這些文本和哲學家關于本體論思想的論述。

注重對認識論/知識論(Epistemology)的研究是西方哲學的傳統，該詞來源于希臘，其意義是對“知識的研究”。在Ronnie一書中，他對認識論所包含的內容和研究的問題做了說明。他指出，這一問題應該有“什么是‘知’，我們能知道事物的真相嗎？或我們只能相信事物是真實的，致知的工具是什么？我們天生就知道某些事物的真相嗎？我們能知的是否有局限？”[1](P63)等等問題。

中國哲學中是否有與西方相對應的認識論/知識論，英語世界不同學者表達過不同的看法。例如，Chad Hansen曾說：“經典中國哲學家根本就沒有‘真’或‘實’(truth)的概念?！谒麄兯龅恼軐W化過程中也沒有使用‘真’的概念?！盵1](P64)Chris Fraser則提出了相反的說法，他認為中國有這種概念，中國哲學家在構建他們的哲學思想的過程中也使用過這種概念，Chris的許多文章討論了這個問題。[1](P64)Alexus Mcleod的著作則專門就中國哲學中的“真”的概念和理論進行探討，證明了中國哲學中存在著豐富的認識論/知識論內容。[11]針對這一問題，Ronnie認為：“盡管在中國哲學中沒有一個精確的術語與西方哲學中的‘認識論’相對應，但是，中國哲學家依然區別了不同的知識類型，并且從知識中區別‘信’(belief)?！盵1](P64)這也就是說，中國哲學傳統中存在知識論的發展系統，只不過中國哲學家對知識論的表述方式和所使用的術語不同于西方哲學，這一點正如Alexus McLeod所指出，中國哲學家們所做的表明了他們認為“真”并不是一種單一的方法或方式，而是實際上是多元的，他們可以使用多種術語來表示這一意義，例如：然、是、有、實等等。[1](P64)

基于對中國哲學中存在認識論的觀點，作者選取了墨子、老莊、孟荀、王充、中國佛教天臺宗、王陽明和張東蓀等古今哲學家和哲學流派的思想，梳理并論述了中國哲學中的認識論系統。如他舉例說明，墨子對“命”的認識，反映出了他的“認識論的一個窗口”[1](P64)?！叭矸ā备沁@一認識論的典型表述，后期墨家的辯論思想，也典型地反映出“一些認識論的重要特征”。例如：“什么是可，什么是不可；事物是如何同異？這種是與非是然還是不然?！盵1](P69)這些都與西方的認識論所討論的主題和思考的方向一致，這也成為中西哲學進行比較的基礎。

倫理觀是中西哲學普遍存在的一種哲學觀念。中國哲學常常被西方學者認為是一種道德哲學，也反映出中國哲學的倫理性特征，在中西哲學比較中，有許多研究者集中在這一領域的比較。因此，Ronnie也非常注重對中國倫理思想的梳理，并對照西方倫理思想，從理論方面對倫理的概念及其包含的主要問題做了闡述。他說：“倫理，又稱之為道德哲學，追問生活的最好方式是什么，是否這一追問可以用哲學來回答?！盵1](P111)它包括元倫理學、規范倫理學和應用倫理學等不同的分支。作為哲學重要組成部分的倫理觀，其基本內容包括“我們應該如何生活？我們生活的終極目的是什么？道德的起源是什么？何者為善、何者是正確？道德的普遍性和個體性問題，什么是道德中的基本和重要的問題？”[1](PP111-112)由于多數的中國哲學家、思想流派中包含有豐富的倫理思想，如果從古至今全部列舉出來，顯然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作者選取了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和哲學流派的觀點予以分析和研究。作者的例證中包含有儒家的孔孟荀、道家的老莊、墨家的墨子、中國佛教中的道德觀念、朱熹、王陽明、戴震和牟宗三等等。

政治哲學是關于政府、個人與集體之間關系、權力與公正之間的規范研究。中國哲學家關于政治哲學討論的主要問題有：什么是人類的自然國家？什么優先于政府與法律？政府從何而來？什么是法律、從何而來？什么是政府的最好形式？政府與統治者之間是否有平衡？[1](P169)等等。在這一部分中，作者選取了孔孟、老莊與黃帝、韓非子、《淮南子》、嚴復、梁啟超以及毛澤東、杜維明等人或著作中的一些材料，梳理了中國哲學中包含的政治哲學思想。他認為，孔子的政治哲學是圣王政治理念，孟子的思想中也包含著豐富的政治哲學。在他看來，“很遺憾，孟子的政治哲學在中國思想史研究中經常會被忽略，一個原因就是孟子關于政治和統治的觀念被當做倫理問題”[1](P173)。因此，他用了很大篇幅討論孟子的政治哲學。將政治哲學當做哲學的普遍問題并將其視為中國哲學的一項重要內容，顯示出Ronnie對哲學和中國哲學的根本性把握。

從上述四個哲學主題來看，Ronnie對哲學問題的梳理和研究顯示：一方面，他從西方哲學的知識背景出發，集中關注和討論哲學的普遍問題；另一方面，他抓住了中西哲學在哲學基本概念上的共性，梳理出中國哲學本身所包含的相關內容，并將其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論述，構建起了中國哲學新的體系。

三、英語世界與中國學者書寫中國哲學史的異同

從中國學術界書寫中國哲學史的過程來觀照英語世界書寫中國哲學史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出，英語世界也大致經歷了與中國學界相似的狀況，走過了從單部經典文獻的翻譯，到以中國哲學資料匯編、以西方的哲學分析方法書寫中國哲學史，一直到以哲學的普遍問題為中心來書寫中國哲學史的歷程。正如有學者指出，英語世界對中國哲學的接受、理解和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初步介紹階段、交流階段和深入研究階段”[12](P168)。這三個階段中，英語世界對中國哲學的理解，由最初的文獻翻譯發展到深入的思想研究，是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體現了英語世界對中國哲學認識、理解和接受的基本歷程。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有關中國哲學史的著作，反映了英語世界書寫中國哲學史的基本進路及其演化過程。

就中國哲學史的書寫歷史和書寫情況來看，我們選取中國學界與英語世界出版的部分中國哲學史著作進行對照，可以看出二者之間存在的異同。

當中國學界出現了胡適、馮友蘭等人的中國哲學史著作時，英語世界早期出現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主要是以華人學者的著作為代表，即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上下)英譯本和陳榮捷的《中國哲學文獻選編》英文本。英語世界的學人則尚沒有從整體上關注和書寫中國哲學史的著作。從寫作方法上來看，胡、馮兩書都是以西方哲學中的某一種特定的方法來書寫中國哲學史，這是中國學界對構建中國哲學史的初步嘗試，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英語世界以西方哲學特定方法來書寫中國哲學史則是以Liu和Van為代表，他們通過自身所熟悉和擅長的西方哲學研究方法來分析、研究并書寫中國哲學史。在這一點上，中西方學者在書寫中國哲學史時具有相似的思維模式和思考問題的角度，雖然兩者在時間上相距數十年，但都反映出他們建構中國哲學史的努力。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努力是為了證明中國具有與西方同樣的哲學思想，而后者的努力則顯示了英語世界對中國哲學的認識。

書寫方法英語世界中國1中國傳統方法 陳榮捷:《中國哲學文獻選編》(1963)謝無量:《中國哲學史》(1914)鐘泰:《中國哲學史》(1929)2西方哲學某種特定方法Jeeloo Liu:《中國哲學概論:從古代哲學到中國佛教》(2006)Bryan Van:《古典中國哲學概論》(2011)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下)(1931、1934)3以哲學問題為中心Ronnie:《中國哲學概論》(2016)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1937)

另外，在中國學界書寫中國哲學的早期，有學者保持傳統經學的治學方式對中國哲學進行研究，并以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來書寫中國哲學史。與之相似，英語世界出版的陳榮捷的《中國哲學文獻選編》一書，也可以視為用此種方法對中國哲學資料進行編撰的成果。從書名上來看，該書雖然是一部資料匯編，但實際上全書隱隱地貫穿了中國傳統的“體用”關系的思想脈絡[13](PP15-16)，并以此為主線，對所選編的中國哲學資料進行甄別、評點和詮釋，并引用各種材料解釋同一條哲學資料，形成了具有自己理解特征的中國哲學史著作，這部書的出版，促進了中國哲學在英語世界的傳播。雖然陳榮捷的《選編》偏重于文獻的選編和注釋，具有明顯中國傳統思考問題的模式，缺少西方哲學的基本問題意識，不利于形成與西方哲學的對話，但是，作為對中國哲學的總體了解和把握的基本工具，它依然在英語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英語世界了解中國哲學、研究中國哲學最重要的參考資料，這也是促使英語世界重新思考并書寫中國哲學史的一個重要動因。

有別于其他中國哲學史著作，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可謂是別開生面、自創一家，他以哲學問題為中心構建起來的中國哲學框架體系成為書寫中國哲學史的另一種模式。張岱年認為：“中國哲學家對于其所講的學問，未嘗分別部門?，F在從其內容來看，可以約略分為宇宙論或天道論、人生論或人道論、致知論或方法論、修養論、政治論五部分。其中宇宙論、人生論、致知論三部分為其主干；總此三部分，正相當于西洋所謂哲學。(修養論與政治論可以說是特殊哲學，不在一般哲學范圍之內)”[14](P5)與此書相似，Ronnie的《中國哲學概論》也分為本體論、認識論、倫理觀和政治哲學幾個部分，以問題為中心來書寫中國哲學史，特別是將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一書中沒有展開的“政治論”進行了單獨梳理，挖掘出中國政治哲學的基本內涵，并以此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來研究，拓展了中西哲學比較和對話的面向，同時也深化了對中國哲學核心問題的認識。專注于問題以及具有自覺的問題意識是哲學的基本特征和普遍關注的重心，Ronnie以哲學問題為中心建構中國哲學史有助于從哲學的視角來確立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普遍哲學問題和中國哲學的學科特征。

《周易》有言：“天下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盵15](P581)對中國哲學史的書寫，中國學者與英語世界的學者有著高度的相似性。Ronnie的《中國哲學概論》與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都是以哲學問題為中心構建中國哲學，是中國學界與英語世界書寫中國哲學的代表。盡管二者問世時間相差近八十年，但是，從二者書寫的內容上可以反映出，英語世界對中國哲學的研究趨向于中國學者的思考模式，趨向于探索中國哲學的特質和所具有的哲學普遍性特征，在這一點上，二者不謀而合。然而，畢竟二者所具有的文化背景、知識結構和研究目的等不盡相同，在相似的方法下進行的中國哲學研究，卻導致二者的意涵有明顯的差異，即前者是在具有相同哲學問題的基礎上，尋找和確立中國哲學的特質，而后者是在承認中西哲學有共同哲學問題的基礎上，強調中西方哲學的平等對話，追求哲學類型的多元化。

四、結語

如何書寫中國哲學史？從名稱上來看，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概論等不同名稱；從方法上看，有以中解中、以西解中、中西比較等不同方法。這些都充分顯示出書寫中國哲學史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中國學界的情況如此，英語世界的情況亦如此。梳理和探討英語世界在不同時期書寫中國哲學史的情況及其所使用的方法和包含的內容，既可以了解他們是如何去認識、了解和研究中國哲學，也可以反映出他們對中國哲學史學科在哲學中的地位以及它與西方哲學之間關系的思考。Ronnie對英語世界書寫中國哲學史做了一次較為全面的縱向梳理，并在總結前人優劣、得失的基礎上，提出了他自己書寫中國哲學史的方式方法、編排體例和選擇內容等，同時，也表達了他對中國哲學學科性質、地位的看法。他認為：“在西方，中國哲學通常被誤認為是‘非哲學’，而是宗教。儒道兩家中國哲學的代表思想，也常常是被當做世界宗教來教授。但是，中國哲學不僅僅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信仰者和追隨者的教義。它有宇宙論的視野、倫理原則、認識論的討論和它的方法論。與西方哲學相比，中國哲學建立在不同的形而上的假設和采取不同的方法來處理同樣的社會和倫理關切。學習中國哲學可以為我們在研究西方哲學中提供一個新的視野，通過書寫中國哲學概論，我希望給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中一個恰當的地位?！盵1](Pxii)

針對長期以來西方提出的中國沒有哲學的說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①，中國學者進行了不斷地論證、澄清、反思乃至去建構中國哲學體系，從方法論、價值觀等方面強調中國有哲學，強調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中的價值和地位。從英語世界來看，Ronnie的《中國哲學概論》可以看作是英語世界對“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回應，反映出英語世界的學者們并非全部認同西方學者提出的觀點，顯示出他們對中國哲學的理解和認同。

與中國沒有哲學論者不同，Ronnie就如何正確認識“中國哲學”表達了自己的思考。盡管“中國哲學”一詞在現當代學者們的研究中存在爭議，引起這種爭議也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他認為采取一種恰當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哲學，將會避免這種爭議繼續，即“一方面，不要過分地拓展‘哲學’這一術語以便任何反思的表象都作為學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不要誤以為中國思想的爭論歸因于有人想急切地把它填入已經存在的西方哲學概念中”[1](P272-273)。從哲學的普遍意義上來思考西方哲學、中國哲學，找出中西哲學之間的差異和各自的特點，反對以一種僵化的、狹隘的哲學視野來看待中西哲學，反對以哲學為西方學術界所獨有的觀點乃至以西方哲學的標準來認識、研究和規范中國哲學。因此，從哲學的普遍意義上來講，Ronnie強調哲學的特質在于“反思”，凡是具有“反思”活動的思想都可以稱之為“哲學”，中國的“思想家所考慮的倫理問題、政府本質、社會的概念、精神倫理問題、形而上的視野，語言的角色和說服與爭論的策略，所有這些都是核心的哲學活動。在這些反思活動的基礎上，我們有理由說中國哲學就是一種哲學”[1](P273)。具有“反思”認識事物的方法是哲學普遍具有的根本特質，在這一點上，中國哲學完全具有這種特質，這是中國哲學得以成立的基礎。同時，在反思的對象、提出的問題方式和解決問題的途徑等方面，中西方哲學有其共性，也有差異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哲學形態的多樣性和特殊性。由于中西文化本身存在的差異，中西語言、思維上的不同，即使對同一對象進行了“反思”，也不一定能夠得出完全相同的結論，而在語言表達、術語使用上則有可能相去甚遠。因此，如何看待中國哲學、如何書寫中國哲學史，則必須在堅持哲學共性的基礎上，來彰顯中國哲學形態所具有的獨特性，從而肯定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價值。

注釋

① 直到最近，國內外仍然有關于這一問題研究或爭論歷史的梳理。例如:張志強的《當前時代，我們該如何看待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2017年第4期；趙金剛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深化與開拓——〈中國哲學史〉雜志與近四十年的中國哲學研究》，《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1期；趙汀陽的《中國哲學的身份疑案》，《哲學研究》2020年第7期。APA Newsletter on Asian and Asian-American Philosophers and Philosophies, 15, No. 2(2016)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強調中國哲學是哲學。Eric Schwitzgebel, “What’s Missing in College Philosophy Classes? Chinese philosophers,”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11,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