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品在土耳其的譯介回顧、反思與展望*

⊙ 龔穎元

(中國傳媒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學院，北京 100024)

引言

土耳其地跨亞歐大陸，既是古絲綢之路通往歐洲的門戶，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積極參與方和實踐者。2021年是中國和土耳其建交50周年，50年來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貿易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取得了長足發展，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正在續寫新的篇章。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兩國不但積極致力于拓展在經貿、能源、基礎設施等傳統領域的深度合作，而且在人文交流方面也結出了豐碩的成果。本文闡釋不同歷史階段中國作品在土耳其譯介的基本脈絡，梳理近年來中國重要的海外出版項目里土耳其文項目的基本信息，分析中國作品在土耳其譯介的接受情況，介紹《土耳其人閱讀習慣》報告，提出了對中國作品在土耳其傳播的幾點思考。

一、土耳其的漢學研究與早期中國作品的譯介活動

中國作品在土耳其的譯介始于土耳其的漢學研究。歐鋼(Pulat Otkan)、胡振華、撒勒塔史(Eyüp Sarta)、楊晨、苗福光等國內外學者對土耳其的漢學研究史進行了較全面的梳理。其中，撒勒塔史對2010年之前中國作品在土耳其的譯介進行了梳理，他指出，中國作品在土耳其的譯介是伴隨著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漢學研究起步的。[1]1935年在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倡議下，土耳其安卡拉大學成立文史地學院漢學系，為土耳其的漢學研究開創了新紀元。1937—1941年，安卡拉大學漢學系在德國漢學家愛博哈德(Wolfram Eberhard)的帶領下完成了多部中國古典文籍中關于突厥文獻的梳理和研究工作。愛博哈德開啟的把語言作為工具、以梳理突厥歷史文獻為主要目標的漢學研究傳統對土耳其的漢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直到今天，以安卡拉大學漢語系為代表的土耳其漢學研究仍然延續了這一傳統。

四十年代以后，土耳其漢學家開始陸續翻譯中國文化方面的論著。1963年，安卡拉大學漢語系教授、土耳其第一代漢學家厄澤蒂姆(Muhaddere Nabi ?zerdim)翻譯并出版了《孔子語錄》；此外，厄澤蒂姆還翻譯了《詩經文集》和《中國詩歌薈萃》。1982年，安卡拉大學漢語系助理教授恰科馬克(Tülay ?akmak)翻譯了老舍的《茶館》，這是土耳其第一部直接從漢語翻譯到土語的中國戲劇。1983年，安卡拉大學漢語系教授歐鋼翻譯了《史記選·李將軍列傳》。從這一時期開始，中國文學作品陸續走進土耳其讀者的視野，《金瓶梅》以及魯迅、老舍、曹禺等作家的作品陸續被譯成土耳其文。[2]恰科馬克是高產的一位，如1991年翻譯的《孔乙己》、1999年的《祝?！?、2005年的《出關》、2006年的《聊齋志異》等。

總體上看，早期中國作品在土耳其的譯介活動絕大部分都是通過英語、德語、法語等中介語言翻譯到土耳其語的。因此，較長時間以來，土耳其的漢學研究一直受到西方中心論的影響，在看待中國作品時是借助西方的譯介視角理解的，且大多數翻譯活動是為歷史學研究服務的。直到近10年前，這一現象才得到較大的改觀，不但譯介涉及的題材類型呈現多元化趨勢，而且越來越多從漢語直接翻譯到土耳其語的作品陸續進入圖書市場。

二、重要的海外出版項目與中土行業合作項目

近10年來，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中土兩國譯介的互動日趨頻繁，越來越多的中國作品通過各類項目在土耳其落地，特別是“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絲路書香出版工程”等重大工程實施以來，中國作品在土耳其的版權貿易迅速增長。

1.“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

“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以下簡稱“圖書計劃”)是2006年1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與新聞出版總署正式實施的出版項目，國內外出版單位均可申報該項目。截至目前，“圖書計劃”已同46個國家246家出版社簽訂了資助出版協議，資助出版1350種(1910冊)圖書，涉及26個文版。2006年至2016年，由國務院新聞辦先后啟動的“圖書計劃”和“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重點資助了能反映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主題的圖書。10年間，“圖書計劃”資助的土耳其文版圖書共87種，約占總數的2.9%，僅次于英文、韓文、法文、日文、俄文、西班牙文，位列第七。[4]

2.“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項目”

“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項目”(以下簡稱“經典中國”)由原新聞出版總署(2013年合并組建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于2009年正式啟動，旨在鼓勵和支持適合國外市場需求的外向型優秀圖書選題的出版，推動中國圖書“走出去”。自2013年以來，“經典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語種的資助項目不斷增加，土耳其文就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語種。截止到2020年，《石榴花開：天山腳下脫貧攻堅手記》《走出森林的小紅帽》《城鄉中國》《成功之路順利篇1》《成功之路順利篇2》《古今中國系列——中國雕塑史》《中國為什么能》《民主決策：中國集體領導體制》《聆聽史詩叢書：格薩爾》《聆聽史詩叢書：江格爾》《聆聽史詩叢書：瑪納斯》《中外文化交流故事叢書：鄭和下西洋》《中外文化交流故事叢書：南海1號與海上絲綢之路》《中外文化交流故事叢書：馬可波羅的中國傳奇》《解密》《暗算》《風聲》《云朵一樣的八哥》等一大批中國作品的土耳其文版都獲得了“經典中國”的資助。

3.“絲路書香工程”

“絲路書香工程”(以下簡稱“絲路工程”)是由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實施、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重大翻譯項目，于2014年12月5日正式獲得中宣部批準立項。在2015—2018年輸出的圖書中，土耳其排行第5，共69種，占比4.22%。[5]以2017—2020年“絲路工程”土耳其文的中標情況為例，包括《中國和平發展與構建和諧世界研究》《新疆文化的深度解讀》《維吾爾族歌舞藝術研究》《中國讀本》《別人的愛情》《另一種婦女生活》《墻上的父親》《在細雨中呼喊》《空山》《穆斯林的葬禮》《隱身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鄉土中國》《紅樓夢》《平凡的世界》《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漢字史話》等在內的30余種中國作品的土耳其文版中標，其中文學類作品占比約45%。[6]

4.行業合作項目

除國家重大出版項目外，中國出版行業與土耳其出版行業的交流也十分活躍。2015年，譯林出版社與土耳其卡努特國際出版公司合作了“中國當代作家走進土耳其”項目。2019年8月，譯林出版社在第26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舉行了余華、葉兆言、蘇童、魯敏作品的土耳其文版新書發布儀式，歷時4年的合作項目結出碩果。余華的《在細雨中呼喊》、葉兆言的《花影》《別人的愛情》《我們的心多么頑固》、蘇童的《另一種婦女生活》、魯敏的《六人晚餐》《墻上的父親》《此情無法投遞》等8部作品的土耳其文版問世。[7]此外，譯林出版社還與土耳其紅貓出版社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設立了土耳其第一家中土出版中心。這一中心的設立帶動了更多文學、社會科學、經濟、科技類的中國著作進入土耳其讀者的視野。

三、近10年中國作品在土耳其的譯介活動

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傳承優秀民族文化，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中國文學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文學譯介是“完成中國文化‘走出去’使命的重要途徑之一”。[8]近10年來，隨著中土兩國出版社的積極推動，大量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版權得以成功輸出，中國文學作品在土耳其譯介空前繁榮，一批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品在土耳其落地。翻譯中國文學的本質是跨文化傳播，而非簡單的翻譯或文字轉換，譯者要在原作者、編輯、贊助人等關系中進行溝通協調，譯入語的意識形態、詩學、贊助人等因素決定了譯本的接受或拒斥，成功或失敗[9]，譯介內容、譯介主體、譯介途徑、譯介受眾等因素也決定了譯介成效。

從中國作品在土耳其的譯介活動發展脈絡來看，以土耳其漢學界為主體的譯界對西方中介語的依賴性較高。直到21世紀初，中國作品的譯介活動才一改以往借助西方中介語翻譯中文作品的路徑，逐漸轉變為直接從中文進行翻譯。從譯介內容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莫言作品以及以余華為代表的在西方世界獲得獎項的作家作品①；第二類是中國古典名著和國學經典；第三類是在國內獲得文學大獎的作家作品。從譯介主體來看，翻譯界對中國文學作品外譯的譯介主體選擇主要有三種探討：其一是應該以中國人為主，理由是外國人的中文水平和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沒有中國人強；其二是應該以母語為目的語的外國人為主，理由是譯文更地道，表達更符合目的語讀者的閱讀期待和習慣；三是中外譯者合作方式，理由是既能彌補外國譯者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低程度了解水平，又能對原著精神有更準確地理解和傳達。[10]從筆者掌握的情況來看，包括文學作品在內的各類型中國作品在土耳其的譯介活動主要是采用第二種模式，即以母語使用者為主，強調譯文的地道，中土譯者合作模式的翻譯實踐較為少見，中國譯者的作品更是鳳毛麟角。在譯介途徑方面，近年來中國作品在土耳其傳播的渠道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在土耳其的重要書展擔任主賓國，如2013年中國擔任了伊斯坦布爾國際書展主賓國，通過書展主賓國項目，土耳其積極引進了中國作品的版權，并在當地組織人員進行翻譯、出版和發行；第二類是設立專門的政府項目②，面向土耳其當地出版機構招標，與中標的出版機構簽訂版權輸出協議，運作方式一般是中方免費出讓版權，土耳其出版機構負責翻譯、出版、營銷等后續事宜，以土耳其卡努特(Canut)出版社的“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系列圖書為例，有21本是在中國政府翻譯資助的支持下出版的[11]；第三類是通過社交媒體以及傳統媒體平臺等大眾傳播媒介進行推介。從譯介受眾來看，中土文化交流目前尚處于初級階段，中國作品對土耳其的傳播正在實現“以我為主”的模式向以“受眾為中心”的模式的轉變，從選擇作品的環節盡量考慮到了包括普通讀者(年輕人群體)、專家讀者(政府機構人員、高校及科研機構人員等)在內的不同層次讀者人群的閱讀偏好。然而，總體而言，關注中國作品的受眾群體占比很小，國內對中國文學在土耳其的譯介情況缺乏全面的跟蹤。③僅從圖書的再版次數這一單項指標來評價譯介的傳播效果，也值得進一步探討。

四、中國作品在土耳其譯介的反思與對策

近年來，土耳其十分重視與中國的關系，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和土耳其在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進入了黃金時代。在中國政府主導的各類版權輸出項目中，土耳其也成為了近年來中國版權輸出的大國。然而，版權的高密度輸出與文化影響力的提升如何實現成比例的正相關、中國作品在土耳其的譯介如何實現高質量的可持續發展是當下亟待解決的問題。

2019年9月，歐盟與土耳其文化與旅游部共同發布了題為《土耳其人閱讀習慣》的調研報告，該份基于土耳其29個省、104個市和166個區/縣/鄉、共2929人參與的調研結果顯示，受訪者中有閱讀習慣的人占到42%，在過去的三個月中，閱讀習慣的人群人均閱讀數目為4本。這個人群以生活在大都市的、受教育的、喜歡使用社交媒體的年輕人群體為主。還有10%的受訪者表示完全不讀書。與歐盟國家的平均水平相比，土耳其的閱讀文化水平仍有不小的差距。不同年齡段、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職業人群的閱讀習慣、偏愛的作品主題以及不同文學類別的偏好程度詳見表1、表2、表3、表4和表5。[12]

表1 不同年齡段人群的閱讀習慣(單位：百分比)

表2 不同教育程度人群的閱讀習慣(單位：百分比)

表3 不同職業人群的閱讀習慣(單位：百分比)

表4 土耳其人對各類主題的偏好程度(單位：百分比)

表5 土耳其人對各類文學作品的偏好程度(單位：百分比)

此外，該報告的數據顯示，有閱讀習慣的群體最?？吹男侣勵l道是Fox TV，且該群體中94.2%的人使用智能手機，93.2%的人使用社交媒體，其中Whatsapp、Instagram、Youtube的使用人群比例位列前三。52.8%的人閱讀紙質書，閱讀電子書的人僅占5%。在購買書籍的決定因素中，46.4%的人認為話題、領域是重要因素，35.5%的人認為口碑(朋友推薦)是重要因素，僅2.7%的人認為出版社的名氣是重要因素。

結合中國作品在土耳其譯介活動的歷史脈絡、兩國出版行業合作現狀以及土耳其受眾的閱讀習慣等情況，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著手，進一步探索提升中國作品對土耳其傳播效果的有效途徑：

第一，力爭更多的中國作品入主流。近年來，“圖書計劃”和“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資助項目的圖書屢獲國際大獎，以曹文軒的《青銅葵花》英文版和劉慈欣的《三體》多語種版為例。2015年和2017年，《青銅葵花》英文版分別獲得英國筆會獎和麥石兒童文學翻譯作品獎。劉慈欣的《三體》更是屢獲各項國際獎項，如獲得第73屆雨果獎最佳長篇、2017年軌跡獎最佳長篇科幻小說獎、第51屆日本星云獎海外長篇小說部門獎，2017年西班牙語版榮獲伊格諾特斯獎最佳國外長篇小說獎，這也是繼獲得西班牙凱文獎之后，在西班牙語世界獲得的第二項幻想文學大獎。此外，《三體》還獲得了多項海外文學大獎的提名。因此，探索中國作品進入土耳其文學獎作品之列可以使更多中國作品被更多的國外讀者看到。目前，土耳其專門設立的譯作類獎項有塔拉特·賽義德·哈爾曼翻譯獎(Talt Sait Halman ?eviri ?dülü)，該獎項是以土耳其作家、翻譯家、首任文化部長塔拉特·賽義德·哈爾曼命名的譯作類獎項，由伊斯坦布爾文化藝術基金資助，從2015年至今，由作家、翻譯家、文學評論家組成的專業評審團評選出年度最佳譯者。2020年，以翻譯莫言作品成名的土耳其譯者庫圖爾度(Erdem Kurtuldu)憑借在閻連科作品《年月日》的出色表現獲得了塔拉特·賽義德·哈爾曼翻譯獎。這個獎項為土耳其讀者了解中國作品提供了一扇重要的窗口，是土耳其文學界對中國作品的認可，也是土耳其譯界對中文譯作的肯定。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九次會議召開，審議通過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中華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導意見》。會議強調，要加強和改進中華文化走出去工作，創新內容形式和體制機制，拓展渠道平臺，[13]因此，推動更多的中國文學作品走入土耳其譯作大獎的評選，對加強和改進中華文化走出工作，對有效提升中國文學的影響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建立和完善國內文學譯介機制，倡導中土譯者合作模式和中土出版社共審模式。從目前已出版的中國作品來看，絕大部分作品都是由土耳其的獨立譯者或漢學家獨立完成，這一模式較好地滿足了語言本地化的需求。然而，在譯作質量的考察方面，目前對譯作的審核主要由土耳其本土出版社完成。通常本土出版社的編輯團隊會參照英文版本進行校對和審核，對于目的語和源語之間的“文化流失”現象無法辨析。翻譯的作品一方面需要滿足目的語讀者的閱讀期待，靈活處理文化差異，傳遞跨文化的共通性，另一方面也要保留原著的文化背景特色，展現本國文學魅力，實現兩種文化的比較與“對話”，從而使中國文學真正“走進”目的語讀者群體，保持長久的影響力。[14]因此，為了實現中華文化從“走出去”到“走進去”的目標，中方出版社有必要組建土耳其文的專家團隊，重點對翻譯文本中的文化現象進行審校。倡導中土譯者合作的翻譯模式，建立中土出版社共審的把關模式為中國作品和中華文化的傳播保駕護航。

第三，中土譯者共建、共享漢土對照平行語料庫。目前，土耳其譯介翻譯出版了幾十部中國作品，同時，也有一少部分由中國譯者翻譯的作品在土耳其出版發行。這些作品涵蓋了中國古代哲學史、思想史、制度史、政治史、經濟史等在內的方方面面，領域之廣、術語之多不言而喻。因此，中土譯者通力合作，取長補短，打造各領域的術語庫，搭建共享的雙語平行語料庫，不但可以為高質、高效的譯介活動提供參照的標準，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土兩國文化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為兩國的民心相通架起橋梁。

第四，謹慎選擇外譯作品，打造典型的類型作品，形成文化作品傳播符號，實現典型作品的增值。上海交通大學的中國形象研究中心研究發現，中國當代文學的外譯作品越來越多，像莫言這樣的作家在西方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但是西方對其作品的接受，不但無助于提升當代中國形象，反而會產生一些副作用。[15]以余華的作品《活著》為例，雖然該作品在土耳其引起了當地讀者的注意，但是筆者在土耳其的一些主流書評網站看到的評論往往比較負面，土耳其讀者聚焦在小說中內戰、“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社會變革和歷史事件對人的摧殘，而往往忽視了小說里彰顯的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以及對世界的樂觀態度。此外，國內出版機構應該重點調研版權輸出國家和地區的文化特征，深入研究讀者閱讀習慣，有針對性地推薦或創作類型作品，如跨語言、跨文化、跨國家、跨種族并反映當今時代精神的科幻作品。[16]再比如，可以結合土耳其讀者對歷史類、冒險類、心理類等文學作品類別的偏好打造一批類型作品。

第五，項目后期傳播效果監測機制的建立。據筆者的不完全統計，近10年來，獲得土耳其文版權的中國作品有近200部，截止到目前，土耳其圖書市場出版發行的中國作品數量約50部，大部分作品還未問世出版。④組織專業化團隊，對項目的規劃、實施、管理、運營等各環節進行把關，特別是加強項目后期傳播效果的監測，建立標準化的數據庫和譯介受眾反饋機制及時掌握和跟進譯介活動是中國文化輸出實現長足發展的先決條件。

五、余論

中國是出版大國，更是文化大國。風物長宜放眼量，只有目光長遠，精耕細作，穩扎穩打才能實現文化“走出去”向文化“走進去”的根本轉變，才能真正實現擴大中國文化海外影響力的愿景?？朔白叱鋈ァ钡拿つ啃?、功利性，注重“走出去”的實際效果和“走進去”的最終目標，就不能當撒手掌柜，棄守陣地。全方位做好前期調研、優化海外戰略布局、完善本土化的產品開發、健全營銷渠道，有重點地與國外出版機構和發行機構合作。

有學者基于WORDCAT書目數據庫對中華書局版圖書在全球館藏的情況進行了統計，統計結果顯示，館藏中華書局圖書最多的是美國，有183家圖書館；歐洲僅有英國、德國、法國、荷蘭、瑞士5國的共計23家圖書館；亞洲國家只有日本、新加坡進入排名；阿拉伯國家無一入選。文章還提到，在對阿拉伯官員和阿拉伯學生進行的“關于中國你最想了解什么”的問卷調查中，選擇最多的是“改革開放經驗”“當代中國人的生活”“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而“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幾乎無人關注。有學者認為，阿拉伯人最關注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化，而非精神層面的傳統文化。[16]回答這份問卷調查的結果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有待于長期深入的探討和研究，但是這個問卷至少具有啟發意義。

中外文化交流存在的“時間差”，西方社會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關注也不過是近二、三十年的事，當今西方各國的中國文學、文化作品的讀者群體的接受水平較低[17]，更不用說土耳其對中國文學、文化作品的接受水平和認知程度了。因此，如果對輸入國的譯介群體、受眾認知、閱讀習慣等情況缺乏深細致入的了解，只是簡單的“打包式”輸出和“一刀切”管理，那么我們的文化“走出去”向“走進去”的轉變或將很難實現。

注 釋：

①1994年，余華的長篇小說改編的電影《活著》獲得第47屆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委會大獎；2002年，英文版小說集《往事與刑罰》獲得澳大利亞詹姆斯·喬伊斯基金會頒發的年度懸念句子文學獎；2003年，蘭登書屋推出的英文版《許三觀賣血記》獲美國巴恩斯·諾貝爾新發現圖書獎；2008年，小說《兄弟》獲得第一屆法國國際信使外國小說獎。

②2018年3月，由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支持的“中國書架”項目落地伊斯坦布爾內齊赫書店。

③根據2010年的數據統計，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本世紀，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870余種外譯圖書中，土耳其語的僅占1席。

④由于沒有正規渠道了解和掌握中國作品在土耳其的出版情況，筆者只能通過各大線上銷售平臺粗略統計已在土耳其正式出版發行的中國作品的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