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監測VEGF、HBP、NGAL在肺癌手術前后水平變化及與預后的關系

李偉 茹玉航 王林

全球癌癥數據統計表明，肺癌在男性惡性腫瘤發病和死亡率占據第一位，在女性發病率、死亡率分別位居第三、第二位［1］。外科手術是肺癌首選治療方法，早期肺癌術后5年生存率達70%以上，而局部中晚期肺癌僅約20%［2］。肺癌預后相關研究一直備受臨床關注，隨現代分子生物學發展，發現了多種與肺癌侵襲、轉移相關的標志物，能否用于手術療效及預后監測尚無明確定論。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是作用最強、特異性最高的促血管生長因子，在肺癌侵襲、轉移中發揮重要作用［3］。中性粒細胞明膠酶相關載脂蛋白（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NGAL）參與炎癥免役應答、細胞分化與凋亡、腫瘤發生發展等過程，成為肺癌研究領域新的切入點［4］。另研究證實，肝素結合蛋白（Heparin-binding protein，HBP）在多種腫瘤組織中表達上調，可作為獨立預后因素［5］。本研究嘗試動態監測VEGF、HBP、NGAL 在肺癌手術前后水平變化，并探究其與預后的關系。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7年7月至2020年12月本 院80 例肺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根據患者術后復發情況分組，未復發組（n=68），其中男57 例，女11 例，年齡平均（59.75±7.41）歲，臨床分期：Ⅰ期25 例，Ⅱ期33 例，Ⅲ期10 例；復發組（n=12），其中男8 例，女4 例，年齡平均（61.84±6.43）歲，臨床分期：Ⅱ期6 例，Ⅲ期6 例。

納入標準：①均經病理學明確且首次診斷為進展期肺癌［6］；②預計生存時間≥6 個月；③采取手術治療；④術前均未進行放化療治療；⑤患者及家屬知情同意。排除標準：①合并其他惡性腫瘤；②術前有感染性疾??；③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④合并重要臟器轉移；⑤合并肝炎、糖尿病、冠心病、腦血管疾病、高血壓等疾病。兩組年齡、性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本研究經本院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

1.2 方法

①術前及術后3 d 取空腹靜脈血3 mL，離心（半徑8 cm，3 500 r/min，9 min），取血清，采用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測定VEGF、HBP、NGAL，均采用上海江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試劑盒。②Logistic 多因素回歸分析肺癌術后復發影響因素，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線分析VEGF、HBP、NGAL 水平對預后（術后復發為預后差）的預測價值。

1.3 觀察指標

①不同預后患者手術前后VEGF、HBP、NGAL水平。②預后Logistic 多因素回歸分析。③VEGF、HBP、NGAL 水平對預后的預測價值。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統計學軟件SPSS 22.0 處理數據，計數資料以n（%）描述，計量資料以（）描述，兩組間比較用t檢驗；影響因素采用Logistic 多因素回歸分析；預測價值采用ROC 曲線，獲取AUC、置信區間、敏感度、特異度及cut-off 值，聯合預測實施Logistic二元回歸擬合，返回預測概率logit（p），將其作為獨立檢驗變量。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不同預后患者手術前后VEGF、HBP、NGAL水平

兩組術前VEGF、HBP、NGAL 水平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復發組VEGF、HBP、NGAL 水平均高于未復發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預后Logistic 多因素回歸分析

以肺癌患者術后復發情況為因變量（未復發=0，復發=1），將表1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因素作為自變量，納入Logistic 多因素回歸模型，結果顯示，術后VEGF、HBP、NGAL 水平均為肺癌患者術后復發影響因素（P＜0.05）。見表2。

表1 不同預后患者手術前后VEGF、HBP、NGAL 水平（±s）Table 1 The levels of VEGF，HBP，and NGAL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prognosi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s）

表1 不同預后患者手術前后VEGF、HBP、NGAL 水平（±s）Table 1 The levels of VEGF，HBP，and NGAL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prognosi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s）

組別復發組未復發組t 值P 值n 12 68 VEGF（pg/mL）術前824.69±65.20 809.37±60.26 0.852＜0.001術后536.41±47.83 488.25±45.36 3.575＜0.001 t 值13.339 34.588 P 值＜0.001＜0.001 HBP（μg/L）75.69±13.41 70.12±15.43 1.253＜0.001 49.31±8.82 32.87±5.94 8.584＜0.001 t 值6.150 18.303 P 值＜0.001＜0.001 NGAL（ng/mL 77.52±10.84 75.94±9.38 0.557＜0.001 47.82±5.24 38.42±5.69 5.687＜0.001 t 值9.230 27.784 P 值＜0.001＜0.001

表2 預后Logistic 多因素回歸分析Table 2 Logistic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rognosis

2.3 VEGF、HBP、NGAL 水平對預后的預測價值

繪制ROC 曲線，術后VEGF、HBP、NGAL 水平聯合對預后的預測AUC 最大，具有良好預測效能。見表3，圖1。

圖1 ROC 曲線Figure 1 ROC curve

表3 VEGF、HBP、NGAL 水平對預后的預測價值Table 3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VEGF，HBP and NGAL levels

3 討論

肺癌惡性程度高，即使在早期行根治性手術，5年生存率仍較低。腫瘤侵襲、轉移與肺癌預后有關。隨現代分子生物學發展，發現多種與肺癌侵襲、轉移相關的腫瘤標志物，如VEGF、HBP、NGAL，能否作為腫瘤標志物用于肺癌手術療效及預后監測是一直困擾我們的問題。

血管生成是癌癥轉移和復發的主要原因，幾乎所有實體瘤生長、轉移均依賴于腫瘤血管生成［7］。新生腫瘤血管不僅是癌細胞增殖的內部條件，也是癌細胞浸潤和血行轉移的第一路徑。VEGF 是作用最強的促血管生長因子，大量研究證實，VEGF 可作為評估肺癌惡性程度及預后的參考指標［8-9］。本研究結果提示VEGF 可能與肺癌術后復發有關。VEGF 可誘導血管內皮細胞產生間質膠原酶、蛋白水解酶等促進血管生成，且可提高血管通透性，引起腫瘤間質水腫，利于腫瘤浸潤及轉移［10］。因此，VEGF 與肺癌術后復發有關。

NGAL 是lipocalin 家族成員之一，其氨基酸序列及DNA 內含子和外顯子的排列有著高度保守性，在免疫調節及維持細胞內環境穩定中發揮重要作用［11］。目前，已發現NGAL 與多種疾病有關，其對急性腎損傷、膿毒癥有明確預測價值，也參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冠心病等發生發展［12］。近年來，NGAL 與腫瘤的關系愈發受到重視，在食管癌、乳腺癌、膀胱癌、胃癌等惡性腫瘤中呈顯著高表達［13］。在肺癌中，研究證實，NGAL 在患者原位腫瘤、血清、胸腔積液均有明顯高表達［14-15］。本研究數據顯示，肺癌術后復發患者NGAL高表達，為肺癌患者術后復發影響因素。

HBP 在凝血、細胞分化及腫瘤發生發展等過程中發揮重要調節作用。目前，關于HBP 在肺癌中的研究鮮有報道。本研究探討HBP 與肺癌術后復發的關系，發現，HBP 為肺癌術后復發影響因素?？鼓幬锔嗡兀℉P）及其結構類似物硫酸乙酰肝素（HS）均為高度硫酸化糖胺聚糖家族成員，研究證實，HS/HP 通過糖鏈中大量精細寡糖片段與HBP 相互作用，發揮抗腫瘤轉移作用［16］。此可能為HBP 參與肺癌術后復發的關鍵機制，但臨床尚無相關驗證，有待進一步證實。ROC 曲線是兼顧靈敏度和特異性的診斷試驗評價工具，而基于Logistic 回歸的ROC 曲線可用于聯合指標預測效能評價。本研究ROC 曲線顯示，結果提示臨床可同時檢測VEGF、HBP、NGAL，為肺癌患者預后預測提供更全面、可靠的參考信息。因此，建議肺癌患者術后應定期檢測VEGF、HBP、NGAL，準確估計其復發轉移的可能性，在復發轉移前即得到及時治療，以有效延長生存期。

綜上可知，動態監測VEGF、HBP、NGAL 可有效預測肺癌患者術后預后情況，利于評估復發轉移風險，開展針對性防治措施。本研究所選病例中復發率符合以往文獻復發比例，但本研究存在一定不足，如樣本量較小，還需臨床多中心、多渠道取樣，做進一步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