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1、sTREM-1及NLR在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術后感染中的預測價值

羅富礽 包一涵 姜南星 何祖豪 謝進 羅顯民

脛骨平臺指脛骨與股骨下端接觸的平面，是膝關節的重要負荷結構。在膝關節受到外傷導致關節內骨折，或在高空墜落時受到壓縮力作用時均可引起脛骨平臺骨折［1］。脛骨平臺骨折除了會造成骨結構的破壞、軟組織的損傷之外，部分患者還會出現相關的神經、血管等重要組織的損傷［2］。及時有效的治療是糾正膝關節功能的重要措施，而外科手術是脛骨平臺骨折的首選治療方案［3］。然而，術后感染作為外科手術后最常見的并發癥之一，不僅延長住院時間，而且極易導致畸形愈合、創傷后關節炎、膝關節僵硬及運功功能障礙，給患者的康復和預后造成極大影響［4］。因此，及時發現脛骨平臺骨折術后感染，并給予有效干預對改善患者預后有重要意義。為此，本研究就程序性死亡因子1（Mouse Programmed Death 1，PD-1）、可溶性髓系細胞觸發受體-1（Soluble triggering receptor of myeloid cells，sTREM-1）及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在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術后感染中的預測價值進行分析，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8年11月至2020年11月于本院接受手術治療的82 例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患者，根據術后是否并發感染分為感染組（n=17）和未感染組（n=65）。納入標準：①所有患者均明確外傷史，均經影像學檢查確診為脛骨平臺骨折［5］；②所有患者的臨床資料均完整；③均對手術耐受并無手術禁忌癥；④均自愿參加本次研究，并簽署相關協議。排除標準：①合并全身多處骨折者；②伴隨嚴重心、肝、腎功能不全患者；③合并其他惡性腫瘤或存在代謝紊亂或血液、免疫系統疾??；④存在精神疾病無法配合本研究或依從性差者；⑤術前合并感染性疾病者。兩組性別、年齡、骨折Schatzker 分型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通過。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n（%），（±s）］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n（%），（±s）］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n（%），（±s）］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n（%），（±s）］

組別感染組未感染組t/χ2值P 值n 17 65Ⅳ型～Ⅵ型12（70.59）43（66.15）--性別（男/女）10/7 37/28 0.020 0.888平均年齡（歲）42.83±5.41 41.92±5.77 0.586 0.560 Schatzker 分型Ⅰ型～Ⅲ型5（29.41）22（33.85）0.120 0.729

1.2 檢測方法

于術前清晨抽取患者空腹靜脈血5 mL 自然凝固后以3 000 rpm 離心10 min，分離血清，取上清液。采用流式細胞技術檢測T 細胞表面PD-1 的表達，檢測儀器為FACS Calibur 流式細胞儀，試劑盒購自美國BD 公司。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sTREM-1 水平，檢測儀器為美國Bio-Bsd 全自動酶標儀，試劑盒購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采用日本希斯美康公司生產的型號SX-5001 全自動血液分析儀檢測中性粒細胞計數、淋巴細胞計數，并計算NLR 水平。操作均嚴格按照說明書進行。參考范圍［6］：當PD-1＞24%為升高；sTREM-1＞10 pg/mL 為升高；NLR＞4 為升高。

1.3 觀察指標

①比較兩組患者PD-1、sTREM-1 及NLR 表達水平；②影響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患者術后感染的單因素分析；③影響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患者術后感染的多因素分析。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n（%）表示，采用χ2檢驗；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患者術后感染的影響因素采用Logistic 回歸模型分析；以P＜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PD-1、sTREM-1及NLR表達水平比較

感染組PD-1、sTREM-1 及NLR 表達水平均高于未感染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PD-1、sTREM-1 及NLR 表達水平比較（±s）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PD-1，sTREM-1 and NLR before and 1 day after 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s）

表2 兩組患者PD-1、sTREM-1 及NLR 表達水平比較（±s）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PD-1，sTREM-1 and NLR before and 1 day after 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s）

組別感染組未感染組t 值P 值n 17 65--PD-1（%）21.52±3.34 19.43±2.37 19.43±2.37 0.004 sTREM-1（pg/mL）15.23±4.38 8.12±1.23 11.618＜0.001 NLR 4.21±0.85 2.85±0.77 6.346＜0.001

2.2 影響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患者術后感染的單因素分析

年齡、性別、吸煙史、高血壓及Schatzker 分型非影響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患者術后感染的單因素（P＞0.05），骨折類型、糖尿病、手術時間、骨筋膜室綜合征、PD-1、sTREM-1 及NLR 表達水平是影響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患者術后感染的單因素（P＜0.05）。見表3。

表3 影響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患者術后感染的單因素分析［n（%），（±s）］Table 3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tibial plateau fracture［n（%），（±s）］

表3 影響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患者術后感染的單因素分析［n（%），（±s）］Table 3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tibial plateau fracture［n（%），（±s）］

因素年齡（歲）＜50≥50性別n 感染組（n=17）未感染組（n=65）χ2/t 值P 值49 33 9（18.37）8（24.24）40（81.63）25（75.76）0.414 0.520男女47 35 10（21.28）7（20.00）37（78.72）28（80.00）0.020 0.888吸煙史有無33 49 6（18.18）11（22.45）27（81.82）38（77.55）0.219 0.640糖尿病有無21 61 11（52.38）6（9.84）10（47.62）55（90.16）17.207＜0.001高血壓有無11 71 2（18.18）15（21.13）9（81.82）56（78.87）0.050 0.823骨折類型開放性骨折閉合性骨折Schatzker 分型Ⅰ型～Ⅲ型Ⅳ型～Ⅵ型手術時間（h）≥3＜3骨筋膜室綜合征15 67 8（53.33）9（13.43）7（46.67）58（86.57）11.873 0.001 27 55 5（18.52）12（21.82）22（81.48）43（78.18）0.120 0.729 27 55 14（51.85）3（5.45）13（48.15）52（94.55）23.723＜0.001是否17 65 18.936＜0.001 PD-1（%）sTREM-1（pg/mL）NLR 10（58.82）7（10.77）21.52±3.34 15.23±4.38 4.21±0.85 7（41.18）58（89.23）19.43±2.37 8.12±1.23 2.85±0.77 19.43±2.37 11.618 6.346 0.004＜0.001＜0.001

2.3 影響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患者術后感染的多因素分析

Logistic 回歸模型分析顯示：開放性骨折、有糖尿病、手術時間＞3 h、骨筋膜室綜合征、PD-1、sTREM-1 和NLR 水平升高為影響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患者術后感染的危險因素（P＜0.05）。見表4。

表4 影響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患者術后感染的多因素分析Table 4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tibial plateau fracture

3 討論

脛骨平臺主要由松質骨構成，因其骨密度較低，致使其極易在撞擊、跌倒、墜樓等意外傷害時發生塌陷性骨折［7］。目前臨床對于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的治療仍以外科手術為主，而術后感染是影響患者恢復的重要影響因素［8］。因此，有效預測影響患者術后感染的危險因素對患者的預后具有重要意義。

PD-1 為機體內重要免疫抑制分子的一種，屬于B7-CD28 分子家族，主要作用在T 細胞的表面，具有負向調節T 細胞活性的功能，在惡性腫瘤、慢性病毒感染及嚴重創傷等患者體內呈高表達狀態［9］。Emilien 等［10］研究表明，對PD-1 進行阻斷可促使機體T 細胞免疫功能恢復，提升機體抗感染能力，減少死亡率?，F階段已有針對機體PD-1 的藥物用于惡性腫瘤的治療，提示PD-1 對機體的免疫系統，特別是針對T 細胞的免疫抑制作用十分明確［11］。本研究結果發現，與未感染組相比，感染組外周血T 細胞PD-1 明顯上升，是影響患者術后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之一，表明PD-1 可作為評估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患者術后感染的有效指標之一。

Millar 等［12］研究表明，sTREM-1 在炎癥的觸發、介導以及擴大反應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Henkelmann 等［13］研究表明，在機體發生感染時，細菌可刺激中性粒細胞產生sTREM-1 釋放于血液或體液中，致使sTREM-1 在感染炎癥性疾病中呈高表達狀態。研究表明，sTREM-1 在血漿中的水平變化可能是機體對炎癥反應的自我保護機制之一［14］。Chen等［15］通過對sTREM-1 進行阻斷，發現阻斷sTREM-1可有效緩解機體炎癥程度。本研究中，感染組sTREM-1 水平明顯高于未感染組，是影響患者術后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之一提示sTREM-1 參與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術后感染的發生與發展。

NLR 是中性粒細胞和淋巴細胞比值，其中中性粒細胞是炎癥反應的有效指標，而淋巴細胞作為免疫細胞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用來反映機體免疫狀態。Mohd 等［16］研究表明，檢測NLR 對監測及評估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術后感染具有重要意義。當機體遭受細菌侵襲時，NLR 水平迅速上升，以抵抗機體感染，NLR 可客觀地反映機體感染狀況。本研究結果提示檢測NLR 可作為評估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術后感染的重要預測指標。

綜上所述，PD-1、sTREM-1 及NLR 的表達在發生術后感染的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患者中異常升高，是影響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患者術后感染的危險因素，通過檢測上述指標水平可評估創傷性脛骨平臺骨折患者術后感染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