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的邏輯框架

朱文富 董香君

摘要：作為特定歷史場域下彰顯職業教育跨界性和時代主題的新命題，產教融合型企業是多重社會資本結構和多元行動者合力塑造的產物。以“起點—價值—行動”的邏輯理路構建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分析框架，是新時期亟待探究和闡明的問題。以布迪厄的社會資本理論對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的邏輯起點進行考察，政策工具和制度安排、多元經濟資本介入、職業教育文化自信是誘發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資本要素。鑒于參與職業教育自主性嵌入、提升人力資本價值、構筑“政校行企”產教融合網絡治理空間以及實現教育與產業跨界融通和利益調適的價值理性，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應實現從異域到本土、從功利到公益、從管理到共治、從失衡到精準、從空泛到具體的突破和跨越。

關鍵詞：產教融合型企業;政校行企合作;現代職業教育

中圖分類號：G71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378（2021）06-0072-09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21.06.009

作為特定歷史場域下彰顯職業教育跨界性和時代主題的新命題，產教融合型企業是多重社會資本結構和多元行動者合力塑造的產物。21世紀，面對“新經濟、新技術、新教育”的全球治理圖景，黨和政府愈益重視產教融合型企業自主參與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新型教育主體作用，將培育產教融合型企業提升至重大國家戰略和重大改革舉措的新高度?！秶衣殬I教育改革實施方案》（2019）明確指出“到2022年，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積極性有較大提升，培育數以萬計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具體指標[1];《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實施辦法（試行）》（2019）著重強調要培育“深度參與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在職業院校、高等學校辦學和深化改革中發揮重要主體作用，行為規范、成效顯著，創造較大社會價值，對提升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質量，增強吸引力和競爭力，具有較強帶動引領示范效應的企業”[2]，并從培育條件、實施程序、支持管理等方面對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提供政策引導和制度支持。在借鑒發達國家企業參與職業教育國際經驗和多維審視現代職業教育發展困境的基礎上，中國注重從企業端發力，依托誘發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資本要素，強調企業應主動承擔技術技能人才培養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道德倫理職責，發揮其在職業院校、高等學校辦學和深化改革中的主體和擔當。產教融合型企業成為時下職業教育領域研究的熱門議題，相關理論成果迅速涌現并不斷豐富，但是產教融合型企業是如何發軔的？其價值表征如何具體體現以及如何采取科學有效的行動路徑，是新時期亟待探究和闡明的問題?；凇捌瘘c—價值—行動”的邏輯理路構建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分析框架，不僅是推動職業教育提質培優、增值賦能的價值使然，更是消解人才供給失衡、形塑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的實踐必然。

一、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的起點邏輯

正如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所言，“實踐并不能化約為習性，而是一種從關系中浮現出的現象，這種關系處于社會行動者的習性與他們所處的語境化的社會場域空間”[3]。產教融合型企業作為新時期探索混合所有制辦學、推進“校企”雙主體建設的具體實踐，是一定類型的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予以內在化的方式表征。釋析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的邏輯起點，需對這一實踐所蘊含的社會空間進行考察，明晰特定關系結構中政治、經濟、文化等資本形式在社會網絡（network）或構型（configuration）中的專門化位置。

（一）政策工具和制度安排是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的助推力

政治資本即布迪厄所提出的“元資本”，代表國家權力和意志的政府作為元資本的持有者，以“召集者、組織者、協調者和平衡者”的治理角色，對不同場域和在其中流通的不同形式的資本“進行權威性的價值分配”[4]。美國學者薩拉蒙（Salamon）提出，“政府對可自行使用的政策工具的探尋，是其調控社會的有效路徑”[4]。在加快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框架、提升職業教育治理能力以及推進職業教育可持續發展的歷史新時期，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是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持續升級宏觀社會環境下的話語實踐，基于當前人才培養和產業發展需求之間供給失衡和資源錯配的現實考量和理性審視，政府高度重視企業在技術技能人才培養和人力資源開發中的主體作用和社會責任，相繼頒布一系列相關文件，通過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引導社會主體行為改變，將培養適切經濟與科技革新的高素質勞動者和高技能專門人才的既定政策理想轉化為政策現實。

“凸顯企業主體地位”的產教融合政策的制定是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的重要“外源”助推力，從政策發布時間來看，自2014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頒布之后，《關于開展現代學徒制試點工作的意見》（2014）、《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2017）、《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2019）、《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實施辦法（試行）》（2019）、《關于推進1+X證書制度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2019）、《現代產業學院建設指南（試行）》（2020）等文件發布的頻率越來越高，“1+X”證書制度試點工作推進、產業學院建設、現代學徒制、職業教育集團化（聯盟）、混合所有制辦學模式探索等無不充分肯定企業提升人力資本質量的主體價值，足以看出政府深化產教協同育人、加快職業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決心和魄力。從政策工具的強制程度來看，既有通過宣傳教育、樹立價值理念、輿論引導等間接方式的自愿型政策工具，也有出臺政策法律法規、財政資金支持的強制性政策工具。從政策內容來看，通過文本內容的計量統計分析，“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校企'雙元'育人”“企業辦學主體作用”“多元化辦學格局”等關鍵詞共現頻次較高，充分表明政府持續加大對企業的扶持力度，從內涵與特征、價值與功能、遴選和培育以及管理與評估等維度提供政策支持和實踐指南，推動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進入實質性的發展階段。

（二）多元經濟資本介入是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的驅動力

經濟資本是基礎性的實踐工具，由生產的不同因素（諸如土地、工廠、貨幣、勞動等）、經濟財產、各種收入以及各種經濟利益所組成。發達國家企業參與職業教育動力強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有保障的經濟資本的獲得，縱觀中國從“單邊產教結合”到“雙邊產教結合”再到“產教融合”的政策話語變遷，企業在產教融合中實現由“合法性邊緣參與”向“核心參與者”的轉變，究其原因是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場域下經濟資本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的結果?！笆奈濉睍r期，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模式、新優勢、新業態的戰略機遇期，增長方式逐漸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加之后疫情時代的到來，5G、云計算、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技術加速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具有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資源集約等特點的戰略新興產業愈加重視高素質創新型人力資本的輸入對其經濟效益和核心競爭力提升的關鍵作用。在此驅動下，政府通過不斷完善經費投入機制和獎勵補償機制，優化和創新資本要素供給，通過多元資本介入增加對產教融合型企業的經濟投入。

其中，資金支持是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的直接資本要素，政府注重“突出改革導向，向支持校企合作方向傾斜”“支持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在教育附加、稅收優惠等方面的政策”，并給予“金融+財政+土地+信用”的組合式激勵，降低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制度性成本?！吨泄仓醒腙P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增強職業技術教育的適應性……大力培養技術技能人才”[5]?！叭肆Y本積累和配置優化能夠提升企業價值鏈”，承載職業知識、技能和道德的高素質復合型技能人才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技術進步和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資本形式，也是經濟新常態下資本要素創新的主要載體?！?019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顯示：高職畢業生半年后就業率持續穩定在92%，畢業3年后月收入增幅達到76.2%，畢業生本地就業率接近60%，到中小微企業等基層單位服務的比例保持在60%以上[6]，為企業產業結構優化、應用型技能人才培養和科技研發輸送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支撐。

（三）職業教育文化自信是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的引導力

文化是嵌入在生活方式、行為規范、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中的一種共同心理認知、意識形態和精神信仰，通過功能整合、意識導向、秩序維護以及利益關系的調整規范社會主體行為邏輯。中國長期以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文化深入人心，“重學輕術”的社會風氣根深蒂固，企業育人的主體自覺和社會責任尚未凸顯，文化資本的匱乏使得職業教育發展和技能型人才培養一度處于不利的尷尬境地。

“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盵7]面對國際國內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堅定文化自信是中國特色職業教育走向現代化的應有之義，是深化職業教育改革和破解“發展自信缺失”的必然之路。黨和政府在職業教育內涵建設和現代化治理進程中引入文化自信的發展視域，堅定文化自信對現代職業教育的引導作用和時代價值，注重從文化類型的不同層面為切入點切實提升職業教育文化自信。一方面，基于頂層設計不斷健全與完善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的制度設計，通過政策頒布和宣傳解讀加強制度文化建設，為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試點和推廣提供制度保障和實踐指導;另一方面，創設產教融合型企業依法履行實施職業教育的義務，主動承擔服務現代經濟轉型與社會發展職責的輿論環境，通過職業教育活動周舉辦、匠心文化論壇和學術會議舉行、典型事跡與形象表彰和推廣等精神文化建設，加強產教融合型企業與職業院校協同合作，培養以“班墨奚”為代表，以“技藝傳承的‘道乘精神、存乎一心的‘志業精神、篤行信道的‘倫理精神、追求極致的‘超越精神、致知力行的‘實踐精神”為要素譜系的工匠人才的文化認同與自覺[8]。此外，注重強調產業文化、工業文化和企業文化與職業教育的有效對接，扎實推進“產業文化進教育、企業文化進校園、職業文化進課堂”，促使學校文化和企業文化在資源整合和互相浸染中實現深度共融[9]。

二、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價值邏輯

價值是“關于對象、狀況、行為和由它們——在考慮到它們是或應當是良好的、正確的范圍內——組成的整體的等級信念”[10]?；谕七M經濟高質量發展、破解產教融合改革深水區難題，實現產業變革和職業教育協同的價值理性，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是“合乎需要的事態的概念”，不僅具有增強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自主性嵌入的本體價值，而且在提升人力資本價值、建構“政校行企”產教融合網絡治理空間以及實現教育和產業的利益調適與合作共生方面具有重要的外溢價值。

（一）責任主體：增強產教融合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自主性嵌入

內生發展理論強調“整體的”“綜合的”“內生的”發展，認為內在因素是發展主體的內源動力，要合理開發與利用其內部力量和資源[11]。激發企業辦學主體意識，增強企業自主參與職業教育的內生動力是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本體價值的主要表征，也是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增強產業核心競爭力，促進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的理性選擇?？v覽70年來中國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政策的相關文本，較多筆墨著重闡述“工學結合、產教結合”的職業教育理念引領和價值導向，雖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企業應積極參與職業教育的重要性，但企業的角色、地位和職能尚未明晰，即企業參與職業教育仍停留在政策倡議的應然層面，實然境遇中卻往往處于被動的次要的邊緣地位，動力不足和主體作用缺失致使企業參與辦學的廣度和深度不夠，成為影響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關鍵性阻礙因素。進入以全球化、智能化和數字化為特征的歷史新時期，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和社會發展新動能等時代主題備受關注，企業促進人才鏈和產業鏈有效銜接的責任、主體和實然訴求愈益彰顯，培育數以萬計的產教融合型企業，為國家經濟轉型發展、打贏攻堅脫貧戰、穩定和擴大就業提供生力軍是現代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政策設計。在政策引導、制度保障、資金支持等外源作用力以及企業重構價值定位、激發責任主體意識內生動力的共同驅動下，企業必須主動增強與其他社會利益行動者之間的關系聯結，以“經濟主體+道德主體”的雙重身份積極自主嵌入開放、多元的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生態系統，依法履行實施促進人力資源開發的義務，在不斷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的過程中形成服務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的良好“慣習”。

（二）人才培養：提升人力資本對技術變革和經濟增長的外溢效應

“構成國家強大因素的是人……人們本身就成為自己財富的第一個創造性因素?！盵12]自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Schultz）提出現代人力資本理論以來，人力資本作為一種“非物質資本”進入生產函數受到廣泛關注。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不僅可以激發企業的內生動力，對提高人力資本存量，加速技術變革和經濟增長亦有重要的外溢效應。當前，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探索混合所有制辦學和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是黨和政府賦予職業教育的殷切期望和歷史擔當，培養服務經濟轉型升級和實現更高質量發展和更充分就業需要的高素質技能型、工匠型、創新型專業人才，是實現由“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由“制造大國”向“智造強國”邁進的根本舉措，也是助力創新驅動發展、中國制造2025、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順利實施的必然選擇。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打破了政府主導下職業院校理論型人才培育的傳統辦學模式，實施校企“雙元”育人，緊密對接區域發展、產業調整、市場需求和城市建設，建立服務產業鏈、創新鏈的學科專業體系，形成“經濟一產業一市場一人才”環環相扣的閉合循環育人路徑;主動承擔現代學徒制和“1+X”試點證書任務，利用資本、技術、知識、設施和管理等要素參與學校專業規劃、教材開發、教學設計、課程設置和實習實訓等人才培養的全過程。從道德、知識、技能和能力等維度建構與經濟轉型適配的高素質創新型人才素質模型，可以促進人才培養供給側和產業需求側結構要素的全方位融合，破解人才培養因結構、質量、水平匹配失衡帶來的“人才瓶頸”和“技能短板”，為加快新一輪技術革新、增強產業核心競爭力、匯聚發展新動能提供堅實的人力資源支撐。

（三）利益相關者：構筑“政校行企”產教融合網絡治理空間

“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相關?！崩骊P系是社會關系的本質，社會現狀是各種利益角逐與博弈的結果[13]。將培養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的利益相關者納入政府決策，既是一種倫理要求，也是一種戰略優勢?！秶鴦赵恨k公廳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要逐步提高行業企業參與辦學程度，健全多元辦學體制，形成政府、企業、學校、行業、社會協同推進的工作格局[14]。在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加強校企全面深度合作，厚植企業承擔職業教育責任的社會環境，推動“政校行企”形成命運共同體，構筑價值取向聚同的利益鏈條和多主體利益交集的“多中心”治理網絡空間是現代職業教育治理改革的價值選擇。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作為對現代職教辦學模式的創新和探索，打破以往單一辦學主體的路徑依賴，以培養服務現代制造業和服務業、戰略新興產業的技能工匠為“強制通行點”[15]，政府、職業院校、企業、行業協會等異質行為主體在明確各自資源稟賦特征和利益訴求的基礎上，通過利益賦予與協調，動員其他利益相關方按照一定的原則或協定行動，在“單維”與“多維”、“直接”與“間接”縱橫交錯的網絡聯結中建構多方向、多角度、多中心的產教融合網絡聯盟，以實現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提高國家競爭力提供優質人力資源支撐的“共同愿景”。

（四）跨界融合：實現教育和產業的利益調適與合作共生

從詞源上對“產”“教”進行辨析，產（生產）和教（教育）分屬不同的領域。美國學者斯科特（Scott）認為，“那些建立規則系統或遵守規則的個人與組織，是在追求其自己的利益——會工具性、權宜性行事”[16]。企業和學校兩種組織因其本質屬性的差異有著不同的行動邏輯，這也是近年來產教融合出現“合而難融”，常常流于表面和形式，產教“最后一公里”難以打通的根本瓶頸。作為跨界思維視域下生產和教育兩個系統融合成為“統一整體”的實踐樣態，一方面，產教融合型企業不再單純具有生產性、營利性的功能和屬性，而是兼具“教育性”和“功利性”雙重屬性，即將企業營利的功利性與學校育人的公益性緊密結合，在創造經濟利潤和產業價值的同時，積極承擔育人的社會職責，成為職業教育系統中融合教育和產業、市場和社會、教學和生產的經濟統一體。另一方面，產教融合型企業通過在人才培養、技術創新、就業創業、社會服務、文化傳承等方面的合作裨益于產教沖突和困境的彌合與破解。以根本利益為前提和基點，學校和企業依循自身的制度安排和行動邏輯，通過推動專業設置與產業需求對接、課程內容與職業標準對接、教學過程與生產過程對接、畢業證書與職業資格證書對接、職業教育與終身學習對接，建構技術、資源、利益、制度和文化等多維融合路徑，在博弈與沖突、互惠與共享、消解與重構中增進“人才鏈—教育鏈—產業鏈—創新鏈”的彼此交融，建構產業系統和教育系統、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本體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一體。

三、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的行動邏輯

作為數字經濟和信息技術時代場域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社會資本與多元行動主體“慣習”之間的實踐對話，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是對十九大提出的“完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目標的具體落實，探索產教融合型企業培育路徑是深化職業教育改革和推動企業優化轉型的必由之路，應在明晰起點邏輯和價值邏輯的基礎上，實現從異域到本土、從功利到公益、從管理到共治、從失衡到精準、從空泛到具體的突破和跨越。

（一）從異域到本土：彰顯厚植本土實踐的中國特色和時代價值

發達國家職業教育發展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中國職業教育仍存在體系建設不夠完善、職業技能實訓基地建設有待加強、辦學和人才培養質量水平參差不齊等問題。正是這種差異性，使得“借鑒他國經驗—觀照現實困境—建構行動策略”成為中國職業教育理論和實證研究青睞的主流范式。作為在特定實踐場域和文化習俗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具有共識性價值目標和普遍性行動規范的主體力量，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應逐漸打破這種由外而內的職業教育發展路徑，在由外延發展向內涵建設的邏輯轉換中探索厚植中國實踐沃土且彰顯職業教育內生特性的教育型企業。一是基于“中國語境”探索“中國模式”。鑒于基本國情、意識形態、經濟體制和文化傳統等差異性，需要對發達國家的經驗移植與中國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發展的耦合性進行理性審思和科學研判，過度依賴“異域鏡鑒”可能會產生“先入為主”的效應，應立足于中國產教融合發展的歷史視野，考察“中國語境”視角下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內涵與特征、角色與功能、運行與實踐，探尋與中國經濟變革、國家戰略和制度文化相融的特色模式。二是深度剖析根植于中國職業教育實踐土壤的制度文化。產教融合型企業是內蘊于中國社會實踐和文化基因的制度安排與話語表征，應基于話語實踐的鏈條，分析產教融合型企業相關政策在不同歷史場域中的生產、分配與消費過程[17]，進而探究導致話語表達方式變遷的背后更具普遍意義的基本因素（深層結構），即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與產教融合型企業之間的邏輯關聯，在制度重新安排和制度結構的持續調整中創造性地建構彰顯時代印記和本土特色的產教融合型企業，提升其服務產業高質量發展和區域經濟轉型升級的能力。三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承繼卓越工匠精神。匠心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核，是職業教育文化創新發展的歷史根脈。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應堅定職業教育文化自信，注重從歷史文化積淀中深挖根植于多元職業教育實踐活動的優秀傳統文化基因，并不斷探尋農耕時代班墨精神與現代工業文明和信息時代內涵相契合的文化元素，將以“敬業、精藝、專注、創新”為內涵的工匠精神滲入生產和生活實踐，培養“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的技術技能人才。

（二）從功利到公益：增強產教融合型企業的主體自覺和話語權

習近平強調：“只有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才是最有競爭力和生命力的企業?！逼髽I社會責任的切實履行是經濟新常態下保持平穩健康發展、實現就業穩定、民生改善、文化繁榮和生態良好的關鍵力量[18]。當前產教融合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主體意愿不強在很大程度上歸咎于其對自身角色、責任和價值的認識偏差。應突破一味追求經濟利潤的市場邏輯，實現從功利向公益的理念嬗變，即賦予產教融合型企業教育機構的地位，激發其自主承擔教育培訓和人才培養的社會倫理責任。一是注重企業與社會的耦合關聯?！敖洕顒忧度胗谥贫取?，更嵌入于廣泛的社會網絡中或各種非正式社會關系中。作為社會結構中的理性行動者，企業應突破唯經濟理性的傳統認知，有意識地增強企業和社會的耦合和互嵌，在履行經濟和法律等必要的職責外，將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情況納入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作為企業社會地位和競爭力評估的要素依據[19]。二是激發內生動力，增加主體價值?！鞍l展應是由內部發生的……應從它的文化和固有的思維和行動方式中汲取力量?！盵20]與政策、法律、資金、文化等外源性的依附力量相比，要切實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和產教融合的成效，企業需秉持“內發、自成、自助”的發展理念，喚醒與激發自身參與職業教育及人才培養的主體意識和內生動力，以嶄新的姿態和面貌發揮協同育人的功能，實現自身發展與人才需求、職業教育發展和國家繁榮富強有機結合在一起。三是增強企業的話語權。法國哲學家?？拢‵oucault）在其《話語的秩序》中強調，話語不僅僅是思維符號、交際工具，更是一種“手段”和“目的”，并直接體現為“權利”[21]。增強企業的話語權是企業主觀意志和利益訴求的真實表達，政府應積極拓展多元化的交流平臺和傳播渠道，謀求企業與政府、職業院校、行業協會等集體行動者的多邊對話，提升企業話語公信力，以話語爭取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社會資本在企業經濟生產和教育培訓中的分配和消費。

（三）從管理到共治：協同建構“四鏈融合”職教命運共同體

美國學者奧斯本（Osborne）強調，增進政府部門、公共機構、私人公司和第三方部門的“伙伴關系”和更大范圍的跨部門合作，已經成為促進國家層面和超國家層面社會融合和勞動力市場融合的一個主要戰略[22]。在以“校企協同，合作育人”為理念引領的職業教育生態化治理體系建設進程中，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應實現由政府為核心的“一元管理”向利益相關者協同共生的“多中心共治”轉變，遵循“共同體意識—價值認同—合作秩序”的邏輯理路，自覺建構“教育鏈—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四鏈”融合的職教命運共同體。一是樹立跨界共治思維，強化共同體意識。共同體是人類存在的基本方式，“人們從未像今天一樣，如此努力地構建、復興、尋找和研究共同體”[23]。應打破傳統嚴格的組織邊界和職能劃分，樹立“權力制衡、資源共享、利益聯結、風險共擔”的跨界共治思維，加強異質行動主體相互依賴基礎上的利益聯結和目標耦合，在多元利益主體“跨界合作、協商治理、共生共贏”的“有機團結”中建構政府主導、校行企主體聯動的多層次、立體化的產教融合實踐共同體。二是建立共同愿景，增強價值認同?！肮餐w的形成不是因為人們同處一地，而是因為大家具有彼此互通的信仰、目的、意識和情感?！盵23]應將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納入基于共同價值目標和利益鏈條交織的責任網絡空間，不斷加強企業主體及利益相關方的多方對話和理性交流，激勵多元行動者在“合法性參與”和沖突調適中建立為經濟發展培養高素質勞動者的“共同愿景”，基于共有理解、共享思維和共同價值觀念增進對強化企業主體地位、校企協同育人和多元辦學體制機制改革等職業教育改革和高質量發展的價值認同。三是踐行契約精神，形成“合作秩序”。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強調，社會結構是由規則或系統組成，契約意味著社會主體認同某種規則并接受。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應踐行以“平等、自由、互利”為內核的契約精神，明確各治理主體的“生態位”，即在了解各治理主體的利益訴求、資源和職能優勢以及權利義務等基礎上，通過約定共同遵守的“合作秩序”實現“政校行企社”之間的集體行動。

（四）從失衡到精準：精準培養產業轉型所需復合型技術人才

習近平強調，“要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培訓，有效提升勞動者技能和收入水平，通過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的就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釋放內需潛力”[24]。受體制機制等多種因素影響，職業教育在層次結構、專業結構、區域布局等方面的供給與產業轉型升級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高技能人才的有效供給仍然不足，“技工荒”和人才求職難并存的現象愈演愈烈，應引入“精準培育”理念，精準培養復合型技術人才是新形勢下充分發揮產教融合型企業治理主體作用，推進人力資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職業教育與產業經濟協同聯動的迫切要求。一是堅持就業需求為導向。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應秉持就業需求導向，充分發揮“促就業、穩就業”的主體作用，一方面明確畢業生實習的責任和義務，通過創新就業實習模式、健全多主體實習評估和實習組織化程度提升等，在工作情境中提高勞動者工作勝任力和業務素質;另一方面，自覺承擔社會責任，積極開展涵蓋家庭困難學生、退役軍人、下崗失業人員、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的就業幫扶和技能培訓，主動服務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二是以適應產業和區域發展需求為導向。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工業自動化等助力新一輪技術革命迅猛發展，經濟形態和格局正在不斷重構和重塑，以知識、技術為導向，具有“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的新興產業鏈條賦予勞動者和技能型人才新的時代使命，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需依循產業發展的邏輯，以產業塑專業，結合產業優化升級和區域發展的動態，對接科技發展趨勢和市場需求，實現職業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人力資源開發與技術進步、教育教學改革與產業轉型升級協同推進。三是發揮行業協會的專業指導作用。作為推動職業教育現代化改革和深化產教融合的參與主體，行業協會應立足于新時代新一輪科技革命下經濟社會改革的態勢以及產業轉型和市場就業崗位的未來前景，主動開展市場調研，通過年會、圓桌會議、論壇等定期進行專業研討，深入了解行業發展動態、技術前沿、內在運作規律以及人才需求等信息，建立與企業之間的積極反饋與調節機制，為產教融合型企業精準復合型人才培養的規格、結構、標準等提供專業指導[25]。

（五）從空泛到具體：增強政策方案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

無論是以政府為主導的科層制管理模式，還是推進“上下協同、多方參與”的扁平化治理模式，都強調政府頂層設計、財政支持和行政推動的引領、協調和監督作用。作為政府改進管理方式和實現政策目標的柔性治理工具，政策是實現“政策意圖轉變為管理行為”的有效手段。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之所以能在全社會引起廣泛關注并初步取得成效和進展，實現由理念構建和設想的理論階段向基于實際運作試點培育的實踐階段過渡，與政府政策支持系統的健全和完善這一“外源性”的力量密不可分。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設等方面仍需不斷改進和提升，以切實發揮政策在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中的行動指南和實踐指導作用。一是注重決策參與主體的多元化。正如美國著名政治經濟學家林德布洛姆（Lindblom）所言，“在一切政治系統中，決策任務不是由一人取得或授予一個人的，而是授予許多或由許多人取得的”，即決策并不是政府單純知識分析基礎上的理性選擇，而是多元社會行動者相互作用的“控制過程”[26]。應不斷健全政府與職業院校、企業、行業組織等利益團體之間的對話機制，集思廣益，明確各利益主體之間的沖突與協調，在民主協商和利益博弈中達成共識。二是在實踐中對政策進行修改或增補。當前，中國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仍處在初步探索階段，政策框架體系尚待完善，應結合社會發展和職業教育改革的形勢和現存困境，在實踐探索和理論論證過程中對政策進行修改或適時調整。三是加強政策方案的可操作性。雖然近年來政府通過政策設計持續健全產教融合型企業制度建設，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產教融合型企業政策方案較為宏觀，可操作性有待提高。如在政策激勵方面，西方發達國家在稅收和減免等方面的政策較為具體，如意大利按照公司大小減少社會保險的繳納數額，員工低于9人的小微企業在簽訂學徒合同的前三年全額免除社會保險，第四年繳納社會保險的10%，超過9人企業在簽訂學徒合同后每年繳納社會保險的10%[27]。而中國的《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實施辦法（試行）》卻只從宏觀層面提出對進入目錄的產教融合型企業給予“金融+財政+土地+信用”的組合式激勵。所以應在實踐探索中不斷細化政策方案，實現由宏觀到微觀、從理論到實踐、從空泛到具體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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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Constructing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ed Enterprise

ZHU Wenfu，DONG Xiangjun

（College of Education，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2，China）

Abstract：As a new proposition that highlights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crossover and times theme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field，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ed enterprise is a product of multiple social capital and multiple actors' joint efforts. It needs to be clarified to construct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ed enterprise based on the logic of “starting-value-action”. Using Bourdieu's social capital theory to investigate the logical starting of constructing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ed enterprises，this paper finds that capital elements combines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the intervention of multiple forms of economic capital，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sidering the value of participat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autonomously，enhancing the value of human capital，building a network governance space of “government-school-industry association and enterprise”，and achieving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industry，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ed enterpris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he breakthroughs and leaps from the alien to local，from utilitarian to public welfare，from management to co-governance，from imbalance to precision，and from vague to concrete.

Key words：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ed enterprise;government-school-industry enterprise cooperation;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