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監管、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與效率

溫紅梅 徐靖文

摘要：資本監管對降低銀行風險、提高銀行長期盈利能力有極其重要的作用。選取2013—2019年165家中國商業銀行的面板數據，對資本監管、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與效率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隨著年份推移，商業銀行成本效率變化較為平緩，利潤效率波動幅度較大，利潤創造能力普遍低于成本控制能力;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的資本監管，可以促使資本充足的商業銀行有效增加資本水平、降低風險承擔，促進其穩健經營，但對資本不充足的部分小型銀行在短期內影響不顯著;商業銀行適度增加風險承擔有利于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提升，銀行效率提升又使得其有意愿進一步加強風險承擔，在資本監管下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與效率存在相互影響的機制;銀行規模、資產收益率和GDP增長率等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和效率均有顯著影響。

關鍵詞：資本監管;風險承擔;銀行效率

中圖分類號：F832.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378（2021）060109-16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21.06.013

一、引言

風險防控和效率提高是商業銀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健全風險全覆蓋監管框架。完善金融風險處置工作機制作為重點工作被寫入2021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商業銀行作為金融體系的主體，控制其風險承擔水平對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意義重大。資本監管是政府防范商業銀行風險的重要監管手段。2012年6月7日中國銀監會發布《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資本管理辦法》）。2021年4月2日人民銀行會同銀保監會就其起草的《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監管規定（試行）（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該規定建立了附加資本、附加杠桿率等附加監管指標體系，通過差異化監管穩步降低系統性風險。

合理風險防控是商業銀行經營穩健性的關鍵，也是效率提升的關鍵。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提高要素配置和產出效率，商業銀行提高效率既是其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背景下服務實體經濟與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需要。因此，如何正確衡量資本監管、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對于監管層建立健全商業銀行監管體制機制并據此引導商業銀行控制風險承擔水平與提升效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然而，在上述政策背景下，以下問題尚未得到充分解決：在中國，資本監管、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和效率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具體來說，資本監管會對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水平產生怎樣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否因各銀行資本充足率水平的不同而產生顯著差異？更為重要的是，更嚴格的資本監管會促進還是抑制商業銀行效率提升？因此，本文聚焦上述問題，基于商業銀行微觀數據，借助隨機前沿分析和廣義矩估計進行系統考察。

二、文獻綜述

（一）資本監管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

國內外學者對資本監管和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論分為三類：一是資本監管對銀行的風險承擔影響不顯著[1-2]。二是資本監管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銀行的風險承擔水平[3-4]。這一觀點支持預期收入效應假說，即資本監管會降低銀行的期望收入，基于對預期收益的補償，商業銀行會增加持有高風險資產，使得其風險水平提高。同時，根據“道德風險理論”的預測，由于存款保險制度的政策兜底，減少了債權人和存款人對商業銀行的監督激勵，導致商業銀行有動機增加風險[5]。三是多數實證研究傾向于認為資本監管可以降低銀行風險承擔水平。Jacques等[6]將銀行依據資本是否充足進行劃分，研究發現資本監管可以有效提高美國資本充足商業銀行的資本比率并降低風險，但對資本不充足的銀行無顯著影響;Ashraf等[7]基于全球視角，選用111個國家的數據，發現資本監管減少了銀行風險;蘇帆等[8]從風險傳導渠道出發，研究發現更高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可以有效降低銀行個體風險水平;胡援成等[9]分別檢驗正常時期和危機時期資本監管對風險承擔的影響，發現資本監管會降低商業銀行風險承擔，且危機時期的資本監管對降低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作用大于正常時期。以上研究結論支持在險資本效應假說，即資本監管迫使銀行以自有資本承擔損失，從而可以使銀行的風險承擔更加謹慎，有效降低銀行風險水平。

（二）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與效率

國內外學者采用不同方法測算銀行效率并對風險承擔和銀行效率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結論分為三類。部分學者認為，銀行風險承擔與效率為正向關系，如顧洪梅等[10]實證發現，商業銀行的資本風險越小，其利潤效率也就越低，同時具有較高成本效率的銀行，其利潤效率也處于較高水平;葉仕良[11]發現，銀行效率和風險承擔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適度增加風險承擔水平有助于提高商業銀行的效率。部分學者則持有相反觀點，認為銀行風險承擔和效率存在負相關關系，如Setiawan[12]發現，銀行風險對其效率水平有重大的負向影響;Isnurhadi等[13]認為，銀行效率的提高使商業銀行可以通過承擔較低的風險水平來維持其業績。此外，少部分學者認為，銀行的風險承擔和效率呈現非線性關系，如周晶等[14]指出，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與利潤效率呈現倒U型關系，從利潤效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存在商業銀行最優風險承擔水平。

（三）資本監管、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與效率

在國內外現有研究中，綜合考察資本監管、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和效率三者關系的較少。一些學者認為資本監管僅僅會對銀行效率產生影響，如Bitar等[15]分別建立資本與銀行風險和資本與銀行效率的單方程進行基準OLS回歸，結果表明，資本監管不會影響銀行風險承擔，但可以提高銀行效率。其他學者則認為，風險承擔是資本監管影響銀行效率的途徑之一。其中，部分研究表明，資本監管會通過控制銀行風險承擔水平提升銀行效率，如張嶺等[16]采用關聯兩階段DEA跨期比較模型對資本監管下銀行業的經營效率進行測度，發現資本監管可以通過提高銀行風險管理水平進而提升銀行業經營效率。但也有學者持有相反觀點，認為資本監管會改變銀行風險承擔并使得效率降低，如李勇等[17]在測算出銀行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后，進一步利用面板門限回歸模型探討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率對商業銀行效率的影響，發現過分強調資本監管雖然可以有效控制風險，但也會使銀行利潤效率下降;邵漢華[18]采用SFA測算商業銀行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首先建立銀行效率和審慎監管的單方程來考察資本充足率對銀行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的影響，其次利用動態面板模型進一步分析審慎監管對商業銀行風險的影響，發現較高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在使得商業銀行信貸風險降低的同時，也會導致其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同時下降。

上述文獻中，研究方法多樣且結論也存在較大差異。但總體來看，有兩條共同特點：第一，采用回歸分析研究資本監管、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和效率的關系時，作者多建立單方程對監管與風險和效率的關系分別進行分析。然而，已有文獻證明，在銀行經營管理中，資本、風險和效率三者相互影響，因此考察銀行資本與風險關系時也應該將銀行效率納入分析框架，否則結論將產生一定誤差[19]。第二，在相關文獻中，資本監管多采用資本充足率來界定，直接考察資本充足率與效率和風險的關系，并且未區分已經達到和未達到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商業銀行的行為差異。同時，在部分考慮到此差異的文獻中，對最低資本充足率的設定多為8%。然而，隨著監管趨嚴，2013年后，按照《資本管理辦法》，所有銀行最低資本充足率提高2.5個百分點，已經由8%提高到10.5%，因此在研究中設定8%的最低資本充足率標準已經不能準確衡量資本監管壓力。

綜上所述，國內外相關文獻的研究重點主要集中于資本監管如何影響風險承擔或者商業銀行的風險和效率呈現怎樣的關系，對資本監管、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和效率關系進行分析的文獻較少且未得到一致的結論，將三者放在統一框架進行系統分析的研究更是缺乏?；诖?，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第一，研究內容上，本文建立資本監管、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和效率的統一框架，在此框架下系統分析資本監管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和效率的影響，使測算結果更精確。第二，研究指標上，在現有文獻基礎上，本文考慮到監管壓力的變化，對資本監管壓力變量進行調整，可以分別考察未達到資本監管要求和已達到監管要求銀行的行為，結果更符合監管實際。

三、理論分析

資本監管是銀行業審慎監管的核心內容，其中資本充足率是資本監管的重要指標之一，充足的資本水平不僅是銀行穩健經營的基礎，也是資本監管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對于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測算，一般包括三類指標，即不良貸款率、風險加權資產占比和Zscore。其中，不良貸款率和Zscore是銀行風險的事后變量。因此，本文采用風險加權資產占比來衡量銀行風險承擔，該指標可以準確反映商業銀行當期的風險選擇。

資本監管對銀行風險承擔水平的影響，有三個理論可以進行解釋：第一，根據“在險資本效應假說”，資本監管會使得商業銀行在危機發生時需要以自有資本來承擔損失[20]，且銀行資本水平越高，破產時所遭受的損失就越大，從而可以使銀行的風險承擔更加謹慎，有效降低銀行風險承擔水平。第二，“資產替代道德風險”表明，資本可以減少由政府保護和有限責任所引發的商業銀行過度冒險行為，資本充足率監管下銀行資本充足，因此會選擇風險較低的資產組合，使得風險承擔水平降低[21]。第三，根據“信號傳遞理論”，企業可以向投資者傳遞未來發展前景良好的信號[22]。高資本充足率和低風險水平對商業銀行具有一定的聲譽效應，因為對于存款人和債權人來說，資本充足的銀行通常具有更嚴格的監管和更安全的投資。而資本充足率監管為銀行設定最低資本充足率水平，具有更高資本水平的商業銀行面對資本監管壓力可能繼續增加其資本并降低風險承擔以向監管者和市場傳遞資本水平充足和經營情況良好的信號?；诖?，提出假設1。

假設1：資本監管會使得已滿足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的商業銀行，繼續提高資本水平并降低風險承擔。

然而，資本水平較低的銀行面對資本監管反應可能會有所不同?！顿Y本管理辦法》實行以來，中國僅有少數小型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未達到最低資本充足率監管標準，此部分銀行具有內部經營基礎較薄弱等共同特點，短期內內源性資本補充存在一定限制且市場化資本補充能力有限，通常會面臨較大的資本調整壓力，在風險資產調整等方面存在一定約束;同時，中小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具有內生的穩定趨勢，導致無法對資本監管做出迅速反應;因此短期內，監管當局對資本充足率未達標小型商業銀行施加的壓力，并不會影響到其資產風險組合行為[2][23]?；诖?，提出假設2。

假設2：資本監管對未達到最低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的部分小型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短期內無顯著影響。

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入，城市商業銀行與農村商業銀行大量出現，且市場份額逐步上升，銀行業的競爭進一步加劇。競爭弱化了商業銀行的壟斷能力，使得其邊際利潤率降低[24]。根據“競爭脆弱”說，銀行業競爭加劇會使得銀行增加風險承擔的動機增強，因為激烈的競爭會使得銀行貸款機會下降與特許權價值降低，為了彌補損失與提高收益，增加市場份額，追求“減少機會成本”和“利潤最大化”的目標，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更高銀行的冒險行為傾向隨之增加，表現為提高高風險資產的配置并承擔更高水平的風險。而風險承擔的增加又會為其利潤的獲取提供基礎，使得銀行利潤創造能力也隨之上升?；诖?，提出假設3。

假設3：效率較高的商業銀行傾向于承擔更高水平的風險，使得利潤效率進一步上升。

風險承擔是資本監管影響銀行效率的途徑之一，資本監管會對商業銀行的風險形成約束作用，并最終對銀行效率產生影響[25]。同時，對于不同風險承擔水平的商業銀行，資本監管對效率的影響不同[26]。首先，資本監管使得商業銀行風險承擔水平降低、可貸資金減少并引起機會成本顯著增大，一定程度上影響商業銀行資源的有效配置，使得其效率降低[17]。此外，資本監管約束了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由此帶來的業務限制使得其短期內在推介金融服務、管理不同種類風險等方面失去了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的優勢，抑制了商業銀行盈利的多樣化，從而降低銀行提高效率的行為激勵，使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均隨之下降[27]。綜上所述，提出假設4。

假設4：資本監管在短期內可能通過降低銀行風險承擔水平對其效率產生一定的負向影響。

四、實證研究設計

（一）銀行效率測算模型

商業銀行效率可分為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兩類。在對銀行效率進行測算時，主要采用兩類方法，即非參數方法和參數方法。非參數法以數據包絡分析法（DEA）為主，而隨機前沿分析（SFA）是參數方法的典型代表。DEA方法缺乏風險考慮且無統計特性，而SFA可以將誤差項分為銀行無法控制的因素與銀行本身可控制但未達最優的部分，更適合研究銀行的效率問題[28]。因此，本文首先建立隨機前沿模型分別對銀行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進行測算。

1.指標選取。采用隨機前沿分析方法測算商業銀行效率時，模型指標的選擇方法主要有生產法和中介法兩種。相關研究多采用中介法，將銀行看作存貸雙方的資金融通中介，商業銀行將勞動力、資金、實物資產作為投入要素，將其轉化為貸款等營利性資產。本文借鑒姚樹潔等[29]的觀點，根據修正過的中介法，選取固定資產價格（W₁）、資金價格（W₂）和勞動力價格（W₃）三種投入指標，產出指標為貸款總額（Y₁）和營業收入（Y₂）。

2.模型設定。采用SFA進行測算時，多選用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和超越對數（Translog）函數形式。與科布道格拉斯函數相比，超越對數函數引入投入和產出要素的相互影響項，充分考慮各要素相互關聯的可能，不僅使得模型設定更加靈活，擺脫成本和生產結構的潛在限制，與商業銀行規模報酬可變的實際情況也更加相符。同時，根據姚樹潔等[29]在設定SFA函數時，可以利用一個任選的投入要素價格將成本、利潤和其他要素價格標準化，從而設定投入價格的線性齊次性限制。因此，本文使用資金價格W₂對隨機前沿模型進行標準化處理，得到如下考慮兩種產出、三種投入的超越對數函數形式：

其中，i和t分別代表銀行個體和年份，i=1，2，3，…，165，t=2013，2014，…，2019。α、β和γ為待估參數，v_it為隨機誤差項;u_it為無效率項，其值為非負數，代表個體i在時間t與效率前沿的距離。

E在成本和利潤隨機前沿模型中分別表示商業銀行的總成本（TC）和總利潤（TP）。其中，TC為手續費及傭金支出、利息支出和營業成本之和，TP為銀行稅前利潤。

Y代表銀行產出，根據前文描述，Y₁與Y₂分別為貸款總額和營業收入。

W為投入要素的價格向量，包括W₁、W₂和W₃三部分。其中，W₁是固定資產價格，為營業支出與固定資產之比;W₂是資金價格，為利息支出與銀行存款總額之比;W₃是勞動力價格，其確定借鑒鐘世和等[30]的觀點，采用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指標代替職工工資，因為其能更全面地反映員工的福利。由于部分城市與農村商業銀行員工人數數據缺失，本文借鑒錢蓁[28]的方法，用總資產替代職工人數，因為二者高度相關。因此，勞動力價格為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與總資產之比。商業銀行效率測度指標，見表1。

（二）資本監管、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和效率分析模型

1.模型建立。Shrieves等[31]最先建立聯立方程分析商業銀行資本變化與風險變化的關系，使之成為國內外相關研究的經典工具。本文在此模型基礎上進行擴展，參考Kwan等[19]引入效率變量，建立資本變動、風險變動和銀行效率的聯立方程，在考慮商業銀行效率的情況下實證檢驗資本監管對中國商業銀行資本和風險承擔水平的影響，并進一步檢驗風險承擔與效率的關系。本文建立的資本變動方程如式（2），風險變動方程如式（3），效率測算方程如式（4）。

ΔCAP_i，t=α₁+α₂CAP_i，t1+α₃ΔRISK_i，t+α₄EFF_i，t+α₅CAPLOW_i，t+α₆CAPHIGH_i，t+α₇SIZE_i，t+α₈ROA_i，t+α₉LTD_i，t+α₁₀OER_i，t+α₁₁NIR_i，t+α₁₂GDP_i，t+α₁₃INF_i，t+v_i，t（2）

ΔRISK_i，t=β₁+β₂RISK_i，t1+β₃ΔCAP_i，t+β₄EFF_i，t+β₅CAPLOW_i，t+β₆CAPHIGH_i，t+β₇SIZE_i，t+β₈ROA_i，t+β₉LTD_i，t+β₁₀OER_i，t+β₁₁NIR_i，t+β₁₂GDP_i，t+β₁₃INF_i，t+u_i，t（3）

EFF_i，t=γ₁+γ₂ΔCAP_i，t+γ₃ΔRISK_i，t+γ₄EFF_i，t1+γ₅SIZE_i，t+γ₆ROA_i，t+γ₇LTD_i，t+γ₈OER_i，t+γ₉NIR_i，t+γ₁₀GDP_i，t+γ₁₁INF_i，t+w_i，t（4）

方程（2）以資本變動為因變量，方程（3）以風險變動為因變量，方程（4）以銀行效率為因變量。三式中，EF_i，t分為銀行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分別用EFFCB和EFFLR表示。

2.指標解釋。式（2）-式（4）中，包括三類指標：資本監管壓力、銀行資本與風險承擔、其他控制變量，各指標的解釋如下。

（i）資本監管壓力。為了衡量資本監管要求對商業銀行資本和風險承擔水平的影響，并測算低于資本充足率最低監管要求的商業銀行和高于資本充足率最低監管要求的商業銀行是否會對資本監管做出不同反應，本文參照Jacques等[6]的方法，引入CAPLOW和CAPHIGH兩個虛擬變量對兩類商業銀行分別進行度量。其中，當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低于最低監管要求時，取CAPLOW=1/CAP-1/MINCAP，否則CAPLOW=0;如果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高于最低監管要求，則CAPHIGH=1/MINCAP-1/CAP，否則CAPHIGH=0。其中，MINCAP為監管機構要求的最低資本充足率，2013年后，按照《資本管理辦法》，所有銀行最低資本充足率提高2.5個百分點，由8%提高到10.5%，因此本文將MINCAP取為10.5。CAPLOW衡量資本充足率未達到監管要求的商業銀行與最低監管要求的差距，當面臨資本監管約束時，此類銀行應增加資本使其達到要求，同時降低風險。因此，若資本監管要求有效，CAPLOW與資本變化（ΔCAP）應為正相關關系，與風險變化（ΔRISK）存在負相關關系;CAPHIGH衡量已滿足資本監管要求的商業銀行超出最低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的程度，因為監管壓力較小，此類銀行既可能繼續擴大資本規模以顯示良好的資本情況，也可能增加風險承擔。

（2）銀行資本（CAP）與風險承擔（RISK）。本文采用資本充足率（CAR）衡量銀行的資本水平。銀行風險承擔如前文所述，采用風險加權資產占比來衡量。此外，商業銀行以存貸款作為主要業務，由此可能導致的不良貸款和信貸風險也受到關注。因此，本文采用不良貸款率作為銀行風險承擔的替代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

（3）其他控制變量。本文選擇的控制變量包括銀行特定變量和宏觀經濟變量。銀行特定變量：銀行規模（SIZE）可能會對資本結構、風險和效率產生影響，規模較大的商業銀行擁有更多的資本和投資機會，在分析中選擇銀行總資產作為代理變量，并取自然對數。采用資產收益率（ROA）評估銀行相對其總資產值的盈利能力，而銀行盈利能力與資本結構密切相關。采取存貸款比率（LTD）來衡量銀行資本的流動性，此項比率過高表示銀行負債對應的貸款資產多，銀行資金流動性較弱。所有者權益比率（OER）可以衡量負債風險與還款能力。非利息收入占比（NIR）衡量創新能力，此項不僅與資本結構相關，對銀行效率也可能產生一定影響。本文采用GDP增長率（GDP）和通貨膨脹率（INF）對銀行所處的宏觀環境進行衡量。指標選取與計算方法，詳見表2。

（三）樣本與數據來源

考慮到數據數量及質量，在進行篩選及數據修正之后，本文最終選擇2013—2019年165家商業銀行作為研究對象，包括6家國有商業銀行、12家股份制商業銀行、77家城市商業銀行和70家農村商業銀行。數據主要來源Wind數據庫，部分缺失數據自行查閱相關商業銀行年報進行補充，極個別缺失值采用線性插值法補齊。

表3顯示了各指標的描述性分析結果。由表3可知，銀行規模均值為25.538，但總資產規模差異較大。樣本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均值為13.354%，高于資本充足率最低監管要求，說明整體來看，樣本銀行資本充足。風險加權資產占比均值為60.856%，標準差為19.824%，各個樣本銀行的風險承擔水平差別較大。不良貸款率為1.715%，遠低于5%的監管標準，商業銀行風險水平較低。存貸款比率均值為66.312%，未超過75%。

五、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銀行效率測算結果

1.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時間變化趨勢。圖1顯示了商業銀行利潤效率和成本效率測算結果和時間變化趨勢，可以看出，利潤效率波動幅度較大，在2015年達到最低點后開始回升，于2017年達到近年來的最高值。

2015年銀行利潤效率大幅度下降可能與當年股市經歷過山車式的劇烈震蕩有關。2015年，中國股市經歷了數年來最嚴重的震蕩并一度演變為流動性危機，給業務開展與金融市場息息相關的中國商業銀行帶來了較大沖擊，使得當年的利潤效率處于較低水平。同時，為抑制風險蔓延、舒活經濟，中國人民銀行在5次降息的同時，不斷放開存款利率浮動上限。一方面，利率市場化沖擊著商業銀行以利差主導的盈利模式，給銀行帶來一系列經營風險的同時也影響著銀行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貸款利率上限逐步放開使得銀行間競爭加劇，一定程度上使銀行利潤效率降低。

2016年銀行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的提升不僅與金融市場緊張形勢開始緩和有關，而且存貸款比率規定的取消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予以解釋。2015年10月1日起，商業銀行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之比不得超過75%的規定正式廢除，存貸比由法定監管指標轉為流動性監測指標，緩解了部分面臨攬存困境的商業銀行的壓力，使得其不需要為滿足監管要求進行違規攬存，不僅降低銀行攬存成本，同時銀行信貸限制的解除會使得貸款規模增加，有利于銀行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提高其盈利能力。

2017年利潤效率達到最高值可能與傳統金融和互聯網技術相結合的新興領域——互聯網金融有關。2013年互聯網金融元年之后，互聯網金融在逐步探索中不斷規范、逐步發展。2017年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等商業銀行開始爭相布局金融科技，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與銀行業務逐步融合，金融創新、技術溢出等正向效應促進了商業銀行利潤效率的提升。

2013—2019年銀行成本效率變化較為平穩且處于較高水平，均在90%上下波動，說明商業銀行控制成本的能力較強。與利潤效率容易受外部沖擊而產生大幅度波動不同，金融市場對商業銀行成本效率影響較小。

2.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數值分析。樣本商業銀行成本效率均值為0.904，表示相對于生產前沿僅有約10%的成本浪費;利潤效率的均值僅為0.730，表示在同等技術條件下，樣本商業銀行的平均利潤要比理論上的最大可能利潤低27%，即約有27%的應有盈利沒有獲得。中國商業銀行的控制成本能力普遍優于利潤創造能力，這可以從三方面進行解釋：一是商業銀行自身傳統業務。中國商業銀行長期以來一直以傳統存貸款業務為主，對成本控制能力相對較強，但利潤挖掘能力則相對較弱。二是商業銀行行業環境。隨著商業銀行面臨的競爭壓力日益增大，銀行業壟斷被打破，對商業銀行的經營穩定造成一定沖擊，同時競爭會降低商業銀行的特許權價值，擠壓銀行利潤，往往會使得利潤率下降。三是政府對商業銀行的管制。如利率管制等政府干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業銀行盈利能力的增強。

（二）資本監管、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和效率的關系

為了解決模型內生性問題并避免差分GMM可能導致的樣本信息損失，使用兩步系統GMM方法對模型進行估計，表4列出式（2）、式（3）和式（4）的測算結果。其中，AR（2）的P值均大于10%，表明二階自相關不存在，模型通過自相關檢驗。Hansen檢驗中P值也均高于10%，表明對于每個模型，有效工具的零假設不能被拒絕，選擇的所有工具變量均有效。

1.資本變化和風險變化的動態特征。分別考察資本和風險的滯后項與其變動的關系。資本的一階滯后項與資本變動呈現顯著負相關關系，說明商業銀行會根據前一期的資本水平，在本期對資本進行反向的自主調整;風險水平的滯后項與風險變動顯著負相關，說明上一期風險加權資產占比高的商業銀行會通過加強資產管理等，在本期反向調整風險承擔水平。商業銀行的資本調整和風險承擔行為調整的動態特征明顯，且具有內生穩定趨勢。此外，觀察風險滯后項與資本滯后項的系數可以發現，風險的調整速度稍慢于資本的調整速度。

2.資本監管對商業銀行資本和風險承擔水平的影響。無論是資本變動方程還是風險變動方程，資本充足的銀行對監管壓力的反應均更加敏感。具體來看，對于未達到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的商業銀行，考慮成本效率時，監管壓力與資本變動和風險變動的系數均不顯著;考慮利潤效率時，監管壓力增大反而會使得此類銀行降低資本水平。因此，在樣本的時間跨度內，資本監管對此類銀行并未起到顯著效果，假設2得到證明。這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本文將時間起點選為2013年，即《資本管理辦法》正式實施之年。該辦法施行以來，中國僅有極少數商業銀行在部分年份的資本充足率未達到最低監管標準，使得估計系數和結果的有效性受到較大影響，同時為了保證樣本質量和口徑一致性，本文數據僅包括7年的商業銀行樣本，時間跨度較短也是回歸結果不顯著的可能原因之一。第二，資本不充足的商業銀行自身在風險資產調整等方面存在一定約束。資本充足率未達到監管要求的銀行多為小型銀行，此類銀行多存在信貸管理粗放、缺乏多樣化融資渠道等問題，短期內難以迅速有效彌補資本的不足。此外，所在地中小企業經營壓力的加大與償債能力的下降，也可能導致其未能對監管壓力進行及時反應與調整。隨著資本監管的推進與國家對實體經濟和中小企業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加之政府對中小型銀行資本補充和公司治理的重視，小型銀行的資本補充渠道日益拓寬。長期來看，此部分小型商業銀行的資本會向最低資本充足率監管標準不斷趨近，最終不僅會使得資本水平符合監管標準且資本結構得到進一步優化，風險控制能力也會得到加強。

對于資本充足率已經滿足監管要求的銀行，監管壓力增大會使得其增加資本水平，同時減少風險承擔，資本監管要求有效地提高了已經符合最低資本標準銀行的資本比率，假設1得到證明。反映出該類銀行希望保持較大的資本存量，增加資本充足率并進一步擴大與監管要求的距離，可能是因為資本充足的銀行出于預防性動機，繼續增加資本并擴大競爭優勢，向監管機構及投資者傳遞其資本充足的信息。在增加資本的同時，商業銀行也會減小風險加權資產占比，嚴格控制風險水平，防止各種不可控因素觸及監管紅線。

因此，更為嚴格的資本監管對于提高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降低風險承擔并促進其審慎穩健經營具有顯著作用和現實意義。

3.風險承擔與效率的關系。在因變量為風險變化的方程中，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的系數均顯著為正，即效率高的商業銀行具有更高的風險承擔水平，具有較高成本控制和盈利能力的商業銀行有能力且有意愿主動增加風險承擔，以期在未來獲得更高的利潤。

考慮風險承擔對銀行效率的影響。在因變量為成本效率的方程中，風險變化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商業銀行承擔更多的風險有利于其成本控制能力的提升，商業銀行成本效率的提高又會使得其承擔風險的意愿加強。在因變量為利潤效率的方程中，風險變化的系數也顯著為正，說明具有較低風險承擔水平的商業銀行盈利能力較弱，銀行承擔更多風險有利于利潤效率的提升，符合“高風險高收益”假說，假設3 得到證明。

總體來看，在資本監管下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和效率的關系中，既存在前者影響后者的正向機制，又存在后者影響前者的反饋機制，這與譚政勛等[32]的研究結果一致。同時，在上文銀行效率分析中，近年來銀行成本效率一直處于較高水平，銀行無效率大多發生在利潤方面，而測算結果中，風險變動在利潤效率方程中的系數遠遠大于成本效率方程。因此，從提升效率的角度來看，銀行應多關注利潤效率，注重提升自身盈利能力。

綜合資本監管、風險承擔和效率三者的關系發現，資本監管使得商業銀行增加資本水平同時減少風險承擔，可以說，資本監管有效地促進了商業銀行審慎的穩健經營。然而，與此同時，風險承擔的減少使得商業銀行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水平均隨之稍有下降，短期內更嚴格的資本監管對商業銀行效率水平產生一定的負向影響，假設4得到證明。長期來看，由于資本監管對銀行的穩健經營具有顯著地促進作用，因此在嚴格遵循資本監管要求的條件下，通過適當減少對資本水平的關注，并適度提高風險承擔水平，商業銀行最終可能會實現風險防控和效率提高兩手抓的高質量發展。

4.銀行特定變量分析。銀行規模與風險承擔水平呈現正相關關系，即銀行規模越大，越傾向于持有較多的風險資產，這可能與道德假說和銀行監管機構建立的各類“安全網絡”有關。例如，規模較大的商業銀行了解自己在銀行體系和金融系統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認為任何困境都將會得到政府援助以紓困，因此有動機增加風險水平，實現收益最大化。同時，規模大的銀行更有能力承擔風險。規模大的銀行業務領域較廣，擁有更多的投資機會，同時大銀行的風險管理技術等優勢使其風險承擔行為往往更為積極。此外，銀行規模與成本效率顯著負相關而與利潤效率顯著正相關，即規模大的商業銀行控制成本的能力較差，但盈利能力較強。因此，大型銀行雖然依托資本優勢，擁有更多的營業網點和更廣泛的業務覆蓋范圍，盈利能力較強，但仍需要警惕因為規模過大導致的資源浪費和無效率。

資產收益率與銀行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均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在財務管理中，資產收益率常用于衡量公司運用資產的效率，ROA越高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銀行資產利用效率越高，而對資產高效率的運用不僅會提高商業銀行降低成本的能力，也會使得其利潤效率上升。資產收益率與銀行風險變動呈現顯著負相關關系。在將成本效率納入分析方程時，資產收益率和資本變動系數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即資產運用效率較高的商業銀行更容易通過留存收益來補充資本，經營收益仍是大部分中小型商業銀行補充資本的重要來源。

GDP增長率與風險承擔系數為正，同時與商業銀行效率也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在宏觀經濟形勢穩定增長的情況下，商業銀行傾向于承擔更多風險，GDP增長給了商業銀行更大的效率提升機會。

通貨膨脹率與銀行成本效率呈現顯著負相關關系，通貨膨脹率上升會強烈沖擊銀行成本效率，通貨膨脹速度越快，銀行需要支付的管理費用、員工薪酬等增長也越快，成本效率也隨之降低。

（三）穩健性檢驗

由于銀行效率的測算結果符合SFA的測算原理，并且與銀行經營狀況和宏觀環境基本吻合，因此本文測算出的效率值穩健性較好[14]，僅對資本監管、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和效率關系進行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結果的可靠性和穩健性，本文使用不良貸款率指標替代風險加權資產占比，對模型進行了重新測度（表5）。表5顯示，方程組均通過序列自相關和Hansen檢驗。與表4相比，風險承擔與利潤效率的系數由正變為負，這與譚政勛等[32]的穩健性檢驗結果一致，說明效率的提升有利于銀行減少不良貸款。此外，表5其他主要解釋變量符號、系數等與前文結果基本相當，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因此，總體而言，可以認為前文的檢驗結果是穩健的。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選取2013—2019年165家中國商業銀行的面板數據，構建隨機前沿模型，對中國商業銀行的利潤效率和成本效率分別進行測算，并運用兩步系統GMM法對資本監管、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和效率的關系進行研究，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商業銀行利潤效率波動幅度較大，在2015年達到最低點后開始回升，并于2017年達到最高值;商業銀行成本效率變化較為平穩且處于較高水平，均在90%上下波動，中國商業銀行成本控制能力普遍高于利潤創造能力;與利潤效率容易受外部沖擊而產生大幅度波動不同，金融市場對商業銀行成本效率影響較小。第二，對于已滿足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的商業銀行來說，資本監管對于增加商業銀行資本水平、降低風險承擔、促進銀行審慎穩健經營非常有效，但由于數據限制和銀行自身經營約束，資本監管對資本不充足的部分小型銀行在短期內影響并不顯著。第三，銀行規模、資產收益率和GDP增長率等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水平和效率均有顯著影響。第四，商業銀行適度增加風險承擔有利于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提升，銀行效率提升又使得其有意愿進一步加強風險承擔。在資本監管下風險承擔和效率的關系中，前者影響后者的正向機制和后者影響前者的反饋機制同時存在?？傮w來看，資本監管促使商業銀行增加資本水平同時減少風險承擔，使得商業銀行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也隨之稍有下降，短期內更嚴格的資本監管對商業銀行效率產生一定的負向影響。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政策建議如下。

第一，建立更加及時與靈活的風險監管制度。雖然對于中國大部分商業銀行來說，資本監管完全達到了使商業銀行穩健經營的預期效果，但在短期內，資本監管對部分小型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有限。同時，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與效率受宏觀經濟形勢影響較大，在國內外市場與供需同時承壓的嚴峻形勢下，2020年中國銀行業凈利潤出現10年來首次下滑，不良貸款率雖然沒有大幅度上升，但由于金融財務反應存在時滯和宏觀政策的短期對沖效應，中長期來看，銀行業的風險防控和資本監管仍然面臨一定挑戰。這就要求監管機構建立更加及時與靈活的風險監管制度，形成商業銀行降低風險的內在激勵和約束機制。

第二，采取差異化的動態資本監管策略。監管壓力對于不同資本水平銀行的監管有效性不同，銀行規模、盈利水平等對監管效果和銀行效率均有顯著影響，同時商業銀行在不同時期的資本調整行為均不同。因此，需要對資本狀況不同的商業銀行制定不同監管標準，采用差異化且具有動態調整特征的監管策略來有效提高監管效率。過程中，需要重點關注資本充足率未滿足監管要求的中小型商業銀行，對其進行及時監督，通過懲罰措施與政策扶持兩側同時發力，增強銀行資本管理和風險控制的激勵，防止其因資金不足或風險水平過高對借款人與實體經濟產生不良影響。

第三，加強融資渠道和技術創新。2013年央行放開了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中國金融市場面臨更加開放的金融環境，隨之興起的互聯網金融迅速發展，擠壓了傳統商業銀行的利潤空間，給中國傳統銀行業的績效帶來挑戰。2017年，工農中建交等大型商業銀行開始布局金融科技。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與銀行業務的逐步融合，金融創新、技術溢出等正向效應促進了商業銀行利潤效率的提升。因此，在競爭激烈的金融市場中，中國的商業銀行需要拓寬融資渠道，不斷進行創新，以開辟新的資本補充和利潤來源。

第四，完善商業銀行效率評價體系，注重提升銀行利潤效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與效率相互影響，在滿足資本監管要求的條件下，商業銀行可以適當減少對控制自身資本水平的關注，適度提高風險承擔水平，以此來提升成本控制和盈利能力，促進效率提升，實現“防風險”和“促效率”協同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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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Regulation，Risk Taking and Efficiency of Commercial Bank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165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WEN Hongmei，XU Jingwen

（School of Finance，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Heilongjiang 150028，China）

Abstract：Capital regulation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reducing bank risk and improving long-term bank profitability. This paper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165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from 2013 to 2019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apital regulation，commercial bank risk taking and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nges in cost efficiency of commercial banks are relatively flat over the years，profit efficiency fluctuates more，and the profit creation ability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is generally lower than the cost control ability. Capital regulation required by the minimum capital adequacy ratio can induce well-capitalized commercial banks to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ir capital levels，reduce risk-taking and promote their sound operation，but it. is not effective for some of the small banks that are undercapitalized in the short term. A moderate increase in risk-taking by commercial banks is conducive to cost efficiency and profit，efficiency，which in turn makes banks willing to further enhance risk-taking. Under capital regulation，there is an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risk-taking and efficiency of commercial banks. Bank size，return on assets and GDP growth rate all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risk-taking level and efficiency of commercial banks.

Key words：capital regulation;risk taking;bank effici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