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老年群體的資本稟賦、數字融入與主觀幸福感
——基于CGSS 2017調查數據的中介機制分析

楊 毅，黃 延，賀浩浩

(西南大學 a.國家治理學院;b.公共文化研究中心，重慶 400715)

當今中國人口老齡化和社會數字化進程相疊加，給社會治理帶來了諸多機遇與挑戰。雖然數字技術可以有效賦能大多數民眾的生產生活，但老年人等社會弱勢群體的數字鴻溝卻長期存在，其在數字社會中被排斥問題日漸凸顯，這可能會降低他們的生活幸福感，乃至引發或擴大人際、家庭與社會沖突。因此,解決老年群體的數字融入問題不僅關乎老年個體尊嚴，也關乎親子關系與家庭和睦，更關乎急遽變遷的中國社會的和諧與發展。對此我國各級政府高度重視，如國務院2020年印發了《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的實施方案》，強調要切實解決老年人在智能技術運用過程中的問題，讓老年人更好地共享信息化發展成果?？陀^上老年群體的數字融入受限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個體的經濟、文化、健康、社交等資本稟賦尤為基礎與關鍵。具體到“資本稟賦—數字融入—主觀幸福感”這一傳導路徑，數字技術究竟是擴大還是填平了個體間的資本稟賦所帶來的幸福感差距，現有文獻并未較好地將三者統籌考察。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7年數據，檢驗并分析數字融入在老年人的資本稟賦對主觀幸福感作用機制中的中介效應，以期進一步明晰數字技術在老年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所造成的影響。

一、機理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資本稟賦與數字融入

老年人由于卸下工作與家庭責任走向個體化生活，又處在這個數字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因此他們的數字融入指向“身份的轉換和調適”與“從現實社會向虛擬社會轉移”的雙重含義。隨著數字技術的擴散與人們對其認知的持續深入，目前數字融入這一概念主要涉及接入層、技能層與產出層[1]：

(1)接入層?！敖尤搿笔菙底秩谌氲幕A條件，即獨立擁有網絡接入設備并可以在有需要時自主接入網絡。如今智能手機、移動互聯網不斷普及，數字接入的門檻不斷降低。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021年2月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我國網民規模達9.86億，而50歲及以上網民占比提升至26.3%，表明互聯網進一步向中老年群體滲透。

(2)技能層。相比于接入，更主要的問題在于個體是否充分掌握數字技術使用技能?；ヂ摼W不僅提供信息資訊，還提供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活動與服務。目前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即時通信、網絡消費、視聽娛樂、教育醫療等應用軟件，均需一定的操作知識與技能才能應對。面對當下信息超載、真偽難辨的互聯網生態，不少老年人正是由于擔心“被詐騙”“亂扣費”而產生科技恐懼感，對互聯網畏而遠之，即使是“勉強連接”的部分老年人，在具體操作時也會遇到各種障礙。

(3)產出層。如今人們基礎性、關系性和發展性需求越來越多通過互聯網實現。由于存在使用技能差異，不同個體在給定環境下利用數字技術所獲產出也存在差距，那些被數字排斥的老年人往往難以享受社會交往、交通出行、醫療服務等領域的數字化紅利。數字化服務在為一部分人提供便利的同時，卻也成為另一部分人的生活障礙。例如新冠疫情期間健康碼成為不少地方遠距離出行的憑證，但許多老年人不懂得如何申請與使用健康碼而感到不便。

影響老年人數字融入的相關因素較為復雜，例如個體的價值感知、外在的社會支持、技術的適老化程度，但從根本上來講數字融入的指向主體仍是個人，因此學界多從個體資本稟賦角度探討老年人數字融入的影響機制，主要涉及四個方面：

(1)經濟資本。一方面，人們在考慮開始使用數字技術時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是否擁有相應的經濟能力，因為當前的互聯網與終端設備品質與價格存在差異，付出更多的成本往往意味著更好的數字體驗；另一方面，經濟資本背后所隱含的階層分化，反映了不同的個體對于數字技術的使用需求與方向不一而足，那些由于工作“被強制”使用互聯網的老年人數字融入狀況往往更好。

(2)文化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教育文化水平是衡量ICT使用技能的最一致的預測因子，這不僅體現在老年人原有認知結構對新鮮事物的接納程度，還會影響到學習新技術的信心。數據顯示，我國80%左右網民的學歷為初中及以上，但我國目前的老年群體多基本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以前，當時我國的教育普及程度不高，盡管大規模的“掃盲”運動卓有成效，但客觀上我國目前相當數量的老年人(尤其是高齡老人)處于文盲或半文盲狀態。

(3)健康資本。老年人的身體機能會逐漸弱化進而影響數字技術使用，如視力下降影響對圖文的辨識能力、肌肉退化影響對設備的觸控操作。而除生理健康外，心理健康和精神狀態也很重要，積極樂觀的老年人更愿意嘗試通過數字技術與他人建立聯系，在學習數字技能時也會有更強的自我效能感。

(4)社交資本。老年人對陌生事物的認知與接受常常受到家人、鄰里、朋友等和老年人生活聯系密切的初級群體的影響，既有實證研究表明子女代際支持會顯著影響老年人智能手機使用態度、使用意愿和實際使用，而同齡群體可以為老年人提供更直接的使用體驗進而提高其學習效率。

(二)數字融入與主觀幸福感

隨著社會走向原子化，老年人易因脫離群體生活而導致幸福感下降，而數字融入又往往與社會融入相關聯。例如,如今移動支付隨處可見,甚至一些消費場所不再設置人工收費服務，可能會對部分老年人的出行、消費造成障礙，進而使他們的社會活動意愿下降。與鼓勵老年人與社會相割裂的脫離論相反，互動論認為老年人對于社會互動有著基本需求，積極的社會參與和活躍的關系網絡有助于老年人適應社會。世界衛生組織所提出的“積極老齡化”政策框架亦旨在創造有利條件讓老年人回歸社會，在各方面享有平等的參與機會和權利，因此推動老年群體的數字融入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內容。

一些實證研究表明，數字技術有助于老年人的自我實現與增進其幸福感[2-3]，但“在場替代效應論”則認為互聯網使用減少了老年人在場空間或物理空間的參與資本、人際互動、社會交往，從而增加了老年人的孤獨感與恐懼感[4]。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其爭議點實質是數字技術對個體資本稟賦的幸福生成效應究竟為增益還是削弱，而討論此問題的前提是明晰老年人的數字融入程度?？梢酝浦?，若老年人具有良好的數字素養，他會懂得如何運用數字技術改善生活、發展自我，同時規避數字技術的負面影響，因此推動老年人的數字融入便成為利用數字技術增進其生活幸福感的關鍵。

綜上所述，可以建立資本稟賦、數字融入與主觀幸福感三者的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并得出這一假設：數字融入在老年群體所具有的經濟、文化、健康、社交等資本稟賦與其主觀幸福感之間起部分中介效應。為驗證這一假設，本研究以互聯網這一代表性數字技術為例，將老年人的資本稟賦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數字融入作為中介變量、主觀幸福感作為被解釋變量，依據溫忠麟等建立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序[5]，采取B-K逐步回歸方程法與Bootstrap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以期從實證層面提供有力證據。

圖1 分析框架

二、數據來源與變量賦值

(一)數據來源及信度檢驗

本研究所涉及數據來源于CGSS 2017調查數據庫，該數據庫含有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居民互聯網使用數據。依據所研究的問題域進行數據清洗，剔除回答問題時60周歲以下或相關題項有缺失的個案，最終得到301個樣本。對樣本數據進行信度檢驗，得到Cronbacha系數為0.837>0.8，表明樣本信度良好，可用于實證分析。

(二)變量賦值及描述性統計

為更好地使數據服務于研究，對其進行標準化賦值(具體變量、操作化指標及賦值規則見表1)。特別地，對數字技能與數字產出的評定，前者從打開網站、下載安裝APP、查找信息、辨別信息真偽、表達想法和網絡支付6個方面進行考量，后者從社交活動、自我展示、網絡行動、休閑娛樂、獲取信息和商務交易6個方面進行考量，最終取其均值作為得分。

表1 變量及對應操作化指標、賦值規則

樣本數據重新賦值后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可知：整體而言，中國老年群體的主觀幸福感較高；在資本稟賦層面，經濟與健康資本較好、社交資本相對較弱，表明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老年群體的物質與健康保障水平有了較大的提升，但是老年群體的人際活動和社會參與尚不充分；在數字融入層面，絕大多數老年人已經可以較為自由地接入互聯網，且使用技能掌握較好，但從數字技術應用中受益的程度還略顯不足。

表2 描述性統計結果

三、中介模型構建與分析

(一)多重共線性檢驗

為規避多重共線性問題對模型估計的負面影響，本研究對變量進行初步回歸并檢驗其多重共線性(結果見表3)，可知各變量的方差膨脹系數與平均方差膨脹系數均接近于1且小于5，表明變量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可確信后續的分析結果較為穩健。

表3 多重共線性結果

(二)B-K逐步回歸檢驗

如表4所示，為驗證研究假設，首先構建模型(1)以測算老年人主觀幸福感(被解釋變量)與四類資本稟賦(核心解釋變量)的直接關系，結果表明主觀幸福感與經濟、健康、社交資本的回歸系數均顯著，而與文化資本的回歸系數不顯著，因此前三者按中介效應立論，后者按遮掩效應立論。然后在模型(1)的基礎上分別加入數字接入、技能與產出3個中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即模型(2)(3)(4)。最后對數字融入與資本稟賦進行回歸分析(見表5)，構成模型(5)(6)(7)，結果表明數字接入與文化資本，數字技能與文化資本、健康資本，數字產出與文化資本的回歸系數顯著，但模型(2)(3)(4)表明主觀幸福感與數字接入、技能與產出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無法判斷這些變量的中介效應是否存在，因此接下來采用Bootstrap法進行檢驗。

表4 主觀幸福感與數字融入、資本稟賦回歸結果

表5 數字融入與資本稟賦回歸結果

(三)Bootstrap檢驗

本研究設定重復抽樣次數為500次，對四類資本稟賦、數字融入的3個層面與主觀幸福感分別進行Bootstrap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見表6—9。

表6 經濟資本、數字融入與主觀幸福感的Bootstrap法檢驗結果

表7 文化資本、數字融入與主觀幸福感Bootstrap法檢驗結果

表8 健康資本、數字融入與主觀幸福感的Bootstrap法檢驗結果

表9 社交資本、數字融入與主觀幸福感的Bootstrap法檢驗結果

據表6—9可知，經濟、健康、社交資本對主觀幸福感影響的直接效應系數置信區間不包含0，可認為存在中介效應；文化資本對主觀幸福感影響的直接效應系數置信區間包含0，可認為不存在中介效應。結合模型(2)(3)(4)中主觀幸福感與經濟、健康、社交資本的回歸系數顯著，可知直接效應顯著。

數字接入在經濟、健康、社交資本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作用機制中起遮蔽效應，即數字接入使得這三類資本稟賦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強度減弱。這源于互聯網世界中老年人往往可以享有比線下更為便捷的社會參與機會與權利，差異性較大的個體也可以打破地域和階層的隔閡、更為對等地交流，進而拓展其社會交往層級與范圍，使得原本的社交資本稟賦影響力趨于減弱。

數字技能與產出在經濟、健康資本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作用機制中起遮蔽效應，即掌握數字技能并從中受益會減弱經濟、健康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強度。但如前文機理分析所述，健康是對數字技能掌握影響較大的一個變量。數字設備的使用基本需要同時調動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這對身體機能退化的老年人來說并不友好。目前政府與企業也關注到這一問題，陸續推出各種數字設備及軟件的適老化更新方案，如調整界面設計風格、添加方言語音識別，使其更便于老年人操作。

同時，數字技能與產出在社交資本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作用機制中起中介效應，即社交資本會由數字技能與產出得到增強，這理應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加強與舊有社會關系網絡的聯系，二是結識新的社會交往對象。但也有研究表明，線上老年群體更多的是維系家人、朋友等強關系網絡，較少聯系弱關系群體。從代際維度看，青少年、中年、老年群體大致分屬于數字原住民、移民與難民，三者間存在著一定的數字鴻溝，隨著社會交往活動的開展，他們之間的數字鴻溝正在演化為數字沖突。老年群體面對數字技術時的不適應既會引發家庭內部矛盾，也會誘發更宏觀的社會群體之間的誤解與摩擦，他們可能在無法適應技術或得不到外界支持時產生對他人及社會的不滿與沖突。因此，數字融入較差的老年人還可能失去部分社交資本，陷入惡性循環的境地。

四、研究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結論

綜上所述，本研究得出主要結論：(1)數字接入在經濟、健康、社交資本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作用機制中起遮蔽效應；(2)數字技能與產出在經濟、健康資本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作用機制中起遮蔽效應，而在社交資本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作用機制中起中介效應?？梢詫⒅畾w結為數字技術的“平權效應”，數字技術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個體間的資本稟賦所帶來的幸福感差距，而對于幸福的追求卻日益離不開數字技術的介入與賦能。因此我們需要構建政府主導、多方參與的社會支持體系，提供各類適老型數字設施和學習機會，幫助老年群體融入數字社會。

(二)討論與展望

雖然包括本研究在內的多數研究表明，整體而言數字融入的確有助于提升老年群體的生活幸福感，但國外也有研究認為數字技術難以融入部分老年群體的日常生活，這些個體并不視數字技術為有價值的生活工具。這啟示我們：老年群體的數字融入并非可以簡單視為對于數字技術的適應，更是涉及生活方式的意愿和選擇。在社會快速走向數字化的背景下，也應當尊重一些個體選擇“斷連”的權利。實際上，數字鴻溝并不一定會演變成社會問題，而是只有個體因為數字鴻溝難以融入社會、享受不到與他人平等的機會和權利時才構成問題。

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還在持續加劇，數字技術發展也日新月異，因此即使是如今仍能亦步亦趨的中年群體，未來仍可能變成“數字難民”。我們應構建一個數字包容社會，這不僅需要加強數字技術設施建設，更重要的是針對包括老年人在內的數字弱勢群體打造、更新易于獲取、學習與使用的數字產品和服務。

最后，本研究雖然驗證了“資本稟賦—數字融入—主觀幸福感”這一傳導路徑，但是事實上數字融入也有助于老年人拓寬經濟收入渠道、接受科學知識與文化、維持或建立社會關系，即通過擴大老年人的資本稟賦來提升其生活幸福感，同時老年人從數字融入中得到的幸福感越強，也可能越愿意融入數字化社會，形成良性互動與循環。因此，老年人的數字融入問題與機制較為復雜，未來還需進一步地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