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蘊含的政治智慧

姚中秋

【關鍵詞】和而不同 世界新秩序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092 【文獻標識碼】A

“和而不同”是獨特而重要的中國政治智慧，可見于傳統中國處理各種問題的做法中。上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對此展開相關理論和應用性研究。然而，現有的理論研究較空泛，并且受西方多元主義、相對主義思潮影響，多強調“不同”。這在理論上是偏頗的，在實踐上也會帶來誤導。筆者認為，“和”是在尊重其成員的基礎上的組織、協調、領導活動，包括進行必要的斗爭，因此是一種積極有為的、向善的政治技藝。

比較政治哲學視野中的“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一詞出自《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比藗兂⒋死斫鉃槿松幨乐?，實則本文所論者乃作為社會領導—治理者的君子組織社會、治理國家之道，屬于政治哲學范疇。為加深對其理解，筆者擬將其置于更為廣泛的思想世界中進行比較性分析，引入墨家、法家、莊子的相關論述作為參照，因為他們都從政治哲學角度談論了“不同”與“同”。

和而不同的前提是“不同”的內在性和普遍性，如孟子所說：“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碧焐f物與人，各不相同，故“不同”是人、事、物內在固有的狀態。對思考政治秩序的哲人來說，起始的問題就是如何對待人之間內在的、普遍的“不同”。墨子的國家起源理論以“不同”作為自然狀態之根本屬性：“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绷x者，宜也，“人異義”意即人人各有其不同的生活方式。對國家起源理論而言，此可謂之初始的、自然的“不同”狀態。

墨子所謂初始的“不同”狀態類似于霍布斯描述的每個人與所有人處在相互戰爭狀態的“叢林狀態”：“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勞，腐臭余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币虼?，人必須走出初始的“不同”狀態。怎么走出？墨子的構想是：“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比缓?，天子任命三公、諸侯國君，在基層立正長，而后墨子提出國家治理的根本原理，即“尚同”?！吧型庇袃蓪雍x：一是崇尚“同”的價值，二是“尚”通“上”，“尚同”即同于上，所有在下位者與在上位者保持同一。兩層含義密切相關，墨子認為，民眾、官員應逐層向上看齊，所有人齊同于天子之義。他還主張天子上同于天，這就對其權力有所限制。

法家必然同意墨家這一取向，《商君書》中反復出現一個詞：“作壹”，君王引導、強制所有國民僅從事耕與戰。為確保這一點，政府取消私人學術，嚴格限制商業活動，甚至不鼓勵人們有仁孝之類的道德。法家取消了人在價值、觀念、職業等各維度的不同，把所有人構造成為實現君王確立的單一目標的工具。

諸子百家處在大轉型時代，均在思考好的政治秩序是什么，如何達到。但當時社會情形是利益分化、制度多樣、意見分歧等，被抽象為哲學上的“不同”。墨家、法家都認定“不同”是惡的，其所構想的走出“不同”狀態的路徑是，設立單一絕對權威，統制所有人，取消一切“不同”，達到“同”即整齊劃一狀態?？鬃优u其為“小人同而不和”。從實踐上看，秦國基本做到了這一點，結果很快覆亡，證明這種政治思想是不可取的。

有些哲人反抗這種絕對的同，農家有此傾向，莊子亦然，《莊子·齊物論》中通過各種瑰麗的譬喻和嚴密的推理，賦予“不同”以形而上學正當性，以此論證其所謂“逍遙游”式自然的自由狀態之正當性。問題是，人保持絕對的“不同”，沒有合作、組織，何以改善其生存狀況？文明何以可能？用孔子的話來評價，面對“不同”，墨子、法家強求絕對的同，屬于“過”；莊子則把“不同”絕對化，屬于“不及”；“過猶不及”，均不可取。史伯、晏子所代表的中國古典思想主流與繼承這一主流并予以發展的儒家則堅持“無過、無不及”的中道，此即“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建立在對“不同”的中道態度上：一方面承認不同的內在性、普遍性。墨子、法家之弊在于只見量的不同而未見質的不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年齡、性別、氣質、稟賦、偏好等自然屬性，有不同的價值、生活方式等社會屬性；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地理環境，有不同的宗教、習慣、政治制度等。凡此種種“不同”是其構成要素，若予消滅，則失其本性，哪怕有秩序，對其亦無意義。塑造良好組織、秩序的前提是，承認“不同”的內在性。另一方面，也不可放任“不同”，那樣就沒有社會、沒有文明。墨家、法家認識到了把“不同”的人組織起來、塑造秩序的必要性、重要性，儒家對此沒有異議，荀子的國家起源理論的基礎命題正是：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在于“人能群”，“人生不能無群”。人必須組織起來，以形成群內秩序。只是儒家的人群組織之道不同于墨家、法家，不是強制求同，而是“和而不同”。

通過以上比較性分析可見，和而不同是各人內在“不同”得到尊重基礎上的人群組織與秩序生成之道，由此形成普遍的合作秩序，各人在其中可保有其構成性的“不同”?！昂投煌币辉~的重心是作為動詞的“和”，它是一種善的組織、協調、領導行動，可以實現秩序與“不同”的兼容?！昂汀笔切袆硬呗?，“和而不同”是作為其結果的良好秩序。

“和而不同”的關鍵環節是作為善的政治技藝之“和”

作為一種組織、協調、領導行為，“和”必然由某個人或某個緊湊型團體作為主體實施。關于和而不同的既有討論之最大盲區在于似乎彼此不同的要素只要自行運轉、自發互動，即可形成良好秩序。但經濟學早已揭示，天下沒有免費的秩序，不可能存在沒有治理的良好秩序。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即已明示，君子是“和”的主體：君子是積極行動的人或團體，君子是有德且有能的?！熬雍投煌?，小人同而不和”的比較性命題說明，只有君子的積極有為，才可以形成兼容秩序與“不同”的“和而不同”。

君子、小人之別是儒家思想的中心議題，其最大區別是孔子所說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以現代政治哲學詞匯言之，這是兩類政治家或政治團體，小人按個人利益最大化邏輯行動，君子則有政治道德自覺，并按公共利益邏輯行動。君子的政治道德首先表現為“仁民”，尊重群體成員的內在不同。在此前提下，綜合運用各種機制組織、協調、領導其成員展開穩定的合作性互動，從而同時實現個體的發展和群體的繁榮。顯然，相比于法家的強制求同，君子之“和”要付出更大努力：前者只要簡單運用暴力進行強制即可，后者卻需要進行復雜的引導、塑造、協調等努力。治理國家不能僅用政、刑，當先用德、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