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張蔭麟學案》有感

常利兵

大概有十多年的時間了，我在自己的閱讀計劃中對歷史時期各種人物的傳記、年譜、日記、回憶錄、學案、游記等作品比較重視，總是希望細讀之后能有一種知人論世的收獲，并在歷史與思想、時代與人物、社會與思潮的脈絡關系演進中不斷汲取智識能量。作為一個讀書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心緒，總歸還是因為歷史中人與其身處時代的紛繁復雜關系所吸引的緣故。

真正的知識分子，對其時代和社會而言，肯定會有一種內在自覺的擔當，我一直持有這樣的看法。當讀過《張蔭麟學案》（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一書后，我更加體會到了一個“天才的史學家”所具有的歷史擔當和知識創造的典范意義。該書一共包括“史學理論與方法”“中國史綱”“宋史研究”“學術與社會評論”以及“其他研究”等六個方面的內容，集中展現了張蔭麟在史觀與史識、中國通史教育、專題史學研究、學術交流對話、社會時政評論等領域的杰出貢獻，凸顯了其學貫中西、考據精深、通博達用、獨樹一幟的治學特點。如，他在書中《論史實之選擇與綜合》一文中指出，人們對任何通史的對象的知識都是一片段一片段地積累起來的，那么，怎樣才能把這先后所得的許多片段構成一個秩序，這就是通史學家所碰到的一個大問題。而且，“自然這里所謂秩序，不能是我們隨意想出的秩序，而必須是歷史里本有的秩序”。張蔭麟強調，最原始的歷史秩序就是時間的秩序，也即“史事發生的先后”，采用這一秩序就是把史事按發生的先后來排列。這實際上是他對中國史學傳統中的“編年體”作了特別的說明和倡導。因為“現在凡作綜合的歷史敘述的人，都會輕視這些‘編年的體裁而不屑采用了”。但是，編年的體裁看似粗淺，卻是“比較最客觀的”，因為“原始的秩序的認識是最少問題的”。由此，作者又指出，初作綜合的歷史研究的人，對于歷史的本質還沒有深刻認識的人，最聰明的辦法還是謹守“編年”的體裁，這樣的話，他的研究結果即便不是“final”卻可以是“conclusive”，別人還可以利用他的研究結果作更進一步的綜合。當然，歷史學者并不能僅滿足于“原始的秩序”，除此之外，“要完全了解一件事實就是要知道它和別的事實間的一切關系”。

即使在今天看來，張蔭麟在史學創作方法上的理解和強調，仍是值得后人學習和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