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網絡人際交往、交往焦慮與人際信任的關系研究

王虹旭

（黔南民族醫學高等?？茖W校 貴州都勻 550025）

信息高速發展的當今時代，網絡已經成為人們交流溝通的重要渠道之一。但因為網絡而忽視現實中的人際關系，沉溺于網絡虛擬交流的問題日益突。在現實生活中發展構建人際關系是個體成長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交往能力更是大學生綜合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下部分大學生存在明顯的社交障礙，尤以交往焦慮問題最為突出，其人數比例呈逐年上升趨勢。而人際信任是人際交往中的一種保證感，是個體經過社會學習而表現出對人際交往的態度，但目前各社會現象表明，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他人缺乏信任感，甚至出現信任危機，這種現象在青年群體中非常普遍。

網絡人際交往、社會交往焦慮與人際信任這三者兩兩之間都有被證實的假設和關系，但通過文獻查閱發現探討這三者之間關系的文獻還相對較少。因此，本研究探討網絡人際交往與社會交往焦慮和人際信任之間的關系，旨在豐富社會心理學、應用心理學、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以及網絡心理方面的相關探索，同時加深了解現階段大學生的網絡人際交往特點。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取方便隨機抽樣的方法選取貴州三所高校400名大學生作為被試進行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400份。收回有效問卷363份，其中男生121人，女生242人；獨生子女110人，非獨生子女253人；農村199人，城鎮164人。

（二）研究工具

采用林以正等于2005年編制的網絡人際交往問卷[1]，為網絡人際交往的測量工具，一共有8個條目，要求受調查者在五點量尺上標示其頻率，分數越高表示個人通過網絡進行交往活動的頻率越高。在本研究中，網絡人際互動問卷的Cronbach'sα系數為0.72。

采用交往焦慮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簡稱IAS）[2]對大學生交往焦慮現狀進行評定，該量表由Leary編制，用于評定獨立于行為之外的主觀社交焦慮體驗的傾向。IAS量表共15個條目，采用1～5級評分，計算總分?？偡肿畹头譃?5分，最高分為75分。分數越高說明交往焦慮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網絡人際互動問卷的Cronbach'sα系數為 0.75。

采用由Rotter編制人際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簡稱ITS）[2]，用于檢測受試者對他人的行為、承諾或口頭書面陳述的可靠性估計。量表共有25個項目，主要由兩個因子組成：一是對同伴或其他家庭成員的信任；二是對無直接關系者的信任。人際信任量表采用1～5分級評分法；量表總分從25分至125分，中間值為75分；分數越高說明人際信任度越高。在本研究中，網絡人際互動問卷的Cronbach'sα系數為0.73。

二、結果分析

（一）大學生網絡人際交往的特點

從表1可以看出，男女大學生在既有人際交往和網絡社群投入程度兩個方面上均不存在顯著差異（P＞0.05），但在與不認識者的交往頻率、接受陌生人攀談程度、總體網絡人際交往程度上存在顯著性差異，表現為男生與不認識者的交往頻率、接受陌生人攀談程度、總體網絡人際交往程度顯著高于女生（P＜0.001）。

表1 大學生網絡人際交往的性別差異

從表2可以看出，獨生子女和非獨生子女在既有人際交往、接受陌生人攀談程度兩個方面上不存在顯著差異（P＞0.05），而在不認識者的交往頻率、網絡社群投入程度、總體的網絡人際交往程度上存在顯著差異（P＜0.05），并表現為獨生子女在與不認識者的交往頻率上高于非獨生子女的頻率，且獨生子女的網絡社群投入程度、網絡人際交往程度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P＜0.001）。

表2 大學生網絡人際交往在是否獨生子女方面的差異

表3表明，大學生在網絡既有人際交往差異、與不認識者的交往頻率、網絡社群投入程度上存在年級上的顯著差異（P＜0.05），而其他方面上不存在顯著差異（P＞0.05）。

表3 大學生網絡人際交往的年級差異

由事后檢驗（LSD）可知，在網絡既有人際交往頻率上，大一學生顯著高于大三學生（P＜0.001），大二學生高于大三學生（P＜0.05）；在與不認識者的交往中，大二學生顯著高于大一學生，大三學生顯著高于大一（P＜0.05）；在網絡社群投入程度，大四學生顯著高于大一學生（P＜0.01），大四學生顯著高于大二、大三學生（P＜0.05）。

（二）大學生交往焦慮的特點

表4表明，大學生交往焦慮程度在性別上存在顯著差異，女生交往焦慮程度顯著高于男生（p＜0.05）。

表4 大學生交往焦慮在性別上的差異

（三）大學生人際信任、交往焦慮和網絡人際三者之間的關系

表5表明，交往焦慮與網絡人際交往相關不顯著（P＞0.05）；交往焦慮與對同伴和家庭成員的信任相關不顯著（P＞0.05），與對無直接關系者的信任顯著相關（P＜0.05），與人際信任總分顯著相關（P＜0.05）；網絡人際交往與人際信任相關不顯著（P＞0.05）。

表5 人際信任各因子與交往焦慮和網絡人際關系之間的相關分析表

對同伴和家庭成員的信任 0.076 0.87 0.869** —對無直接關系者的信任 -0.117* 0.57 0.600** 0.126* —

（四）大學生人際信任與交往焦慮的回歸分析

以交往焦慮為因變量，人際信任為自變量，進行一元線性回歸分析了解大學生人際信任與交往焦慮的關系，結果見表6。

表6 人際信任預測其交往焦慮的回歸分析

上表結果表明，回歸方程顯著（F=5.253，P＜0.05），說明人際信任對交往焦慮有明顯的預測作用和顯著的影響力，人際信任作為焦慮程度的預測因素能解釋大學生交往焦慮得分變異的14%。大學生人際信任度越高，交往焦慮得分越低。

三、分析與討論

（一）大學生網絡人際交往的現狀分析

本研究的結果表明，大學生在網絡人際交往中與不認識者的交往頻率、接受陌生人攀談程度、總體網絡人際交往程度上存在性別差異，表現為男生都高于女生在這三個方面的程度（P＜0.001）。原因可能是男性在網絡交際環境中更喜歡與陌生人交往擴大自己的人際關系，也體現出男性大學生更愿意通過網絡進行人際交往，符合他們作為大學生獵奇心態，也符合男性在網絡中無所顧忌的安全感。女性在網絡人際交往中更多是與既有人際的交流，體現出她們在網絡人際交往中還是有所顧慮。

獨生子女和非獨生子女在不認識者的交往頻率、網絡社群投入程度、總體的網絡人際交往程度上存在顯著差異（P＜0.05），并表現為獨生子女在與不認識者的交往頻率上高于非獨生子女的頻率，且獨生子女的網絡社群投入程度、網絡人際交往程度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的網絡社群投入程度、網絡人際交往程度（P＜0.001）。這可能是由于獨生子女相比非獨生子女在家庭生長環境中缺乏更多的交往機會，因而從網絡交流平臺中去拓展自己的交際面，通過在網絡社群中的交際彌補現實生活中的交往缺失，這體現了獨生子女比非獨生子女更依賴于網絡進行人際交往。

研究表明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既有人際交往、與不認識者的交往和網絡社群投入程度方面都存在著顯著性差異。大一和大二學生在既有人際交往方面要高于大三學生，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大一和大二學生還沒有建立起穩定的自主社交的能力，對于建立新的人際關系還缺乏安全感。特別是大一學生進入大學不久，對以前的人際關系還有所依戀，面對新的學習生活環境需要通過以前的人際的支持進行過渡，以適應大學生生活；在網絡社群投入程度方面，大四學生顯著高于其他各年級的學生，這說明大四學生面臨人生方向選擇時更依賴于在網絡社群中尋找答案，如要考研的學生通過加入考研論壇和考研信息交流群來尋求幫助；想就業的也通過一些就業信息平臺和論壇來尋找就業相關信息，這個結果符合現實情況；在與不認識者的交往頻率上，大二和大三學生顯著高于大一學生，可能是由于大學二、三年級作為大學生活的中間期，此時的學生沒有大一的適應問題，也沒有大四學生就業以及考研的選擇問題，通過網絡的使用，如交友玩網游，打發大學生活的閑暇時間成了最主要的方式。

（二）大學生交往焦慮的現狀分析

大學生交往焦慮水平在性別上存在顯著差異。女大學生的交往焦慮水平高于男大學生。此研究結果與高蕾[3]、馬長征[4]的研究結果一致。關于交往焦慮存在的性別差異，研究者們認為女生比男生更具有易感性，容易產生焦慮和緊張的情緒。男女生在交往焦慮上差異可能是社會性別角色的差異，女生在進入青春期自我同一性建立后，自我評價會降低、較敏感、情緒波動大、缺乏安全感。

另外，社會評價也會引起女性的自卑心理，使女性在社交場合產生更多的緊張心理和回避行為。也有研究者認為交往焦慮存在性別差異，可能是男性好強不愿意承認自身存在交往焦慮，因而在調查中往往不報告或者沒按實際情況報告[5]，也有研究結果顯示男性社交焦慮水平與女性不存在顯著性差異[6]。對于在性別變量上社交焦慮的研究結果的不一致原因可能與被試選取、測量工具、樣本的特征等有關。

（三）人際信任各因子與交往焦慮和網絡人際關系之間的關系

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的人際信任度和其中一個維度對無直接關系者的信任度與交往焦慮存在顯著負相關。這與胡秦的研究結果一致[7]。進一步以交往焦慮為因變量，人際信任為自變量，進行一元線性回歸分析發現，人際信任對交往焦慮有明顯的預測作用和顯著的影響力，人際信任度越高，其交往焦慮越低。反之，人際信任度越低，其交往焦慮越高?？赡苁怯捎谛湃味绕偷拇髮W生有很強的自尊心、猜疑心、在人際交往中表現出高拒絕敏感性，特別是對于無直接關系的陌生人的交流接觸，對遭遇他人拒絕的敏感程度越高，則在人際交往中可能遇到的困難越多，因而有相應較高的社會交往焦慮[8]。

本研究結果還顯示人際交往焦慮及人際信任與網絡人際交往不存在顯著相關。分析原因可能是：

網絡社交的虛擬性有助于緩解與陌生人溝通的緊張感，降低焦慮情緒。在網絡社交平臺中，虛擬環境的建構，使人們不再去顧慮這些現實的因素，只是在圍繞話題交流，而且是平等地交流[9]。其隱秘性給予了大學生安全感，對于自身的缺點和不足都能夠隱藏起來，提升自信心，使得一些原本存在自卑心理的大學生能夠在網絡上展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左右逢源在網絡交流活動中大放光彩[10]。這種現實與網絡虛擬交友人格的不一致，證明了現實生活中的人際交往態度不會對網絡人際交往產生影響[11]。

四、結束語

研究發現，網絡人際交往與現實人際信任和交往焦慮不存在明顯關系，但不能忽視分離現象。網絡的虛擬性使理想自我和現實自我的差距在網上可以化為零，這使得大部分人在虛擬世界更加自由，無所顧忌。與現實的“面具”不一致也會導致個體人格障礙，比較突出的兩種就是：攻擊型人格障礙和雙重人格障礙。

同時，網絡輿論問題也日益突出，網絡平臺的弱規范性促使言論的無秩序，極易引發輿論負性導向和從眾，進而導致網絡犯罪。網絡人際交往中道德的約束力大大地削弱，青少年學生可以不負責任地發布一些有悖于社會道德和法律的言論。國內對于網絡輿論的研究還比較少，其傷害對于大學生等青少年群體的心理危害還需我們進一步挖掘和探究，并且還需對網絡環境加以監督，完善網絡法律法規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