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佛街十六號

唐小兵

一、房子與房東

卡佛街（Carver Street）是一條很短的街道，左側臨近哈佛神學院，右側靠近Star Market，在這條街道的居民基本上是美國白人中產階層?？ǚ鸾质柺且环N在新英格蘭地區常見的建筑，木質結構的兩層小樓，從街道轉入別墅的街口是一棵碩大的繡球樹，二○一七年八月上旬我帶著孩子剛抵達的時候開滿了淡紫色的繡球花。外墻主體是青灰色，凡是窗戶及周邊都是乳白色，前后各有一個花園。前花園細小精致，周圍是白色的柵欄，只有一棵大樹，樹下草坪里掩藏著一尊小佛像，偶爾有一只灰兔出沒，長得古靈精怪，可遇不可求;后花園相對粗獷，樹木更多一些，都是一些上了年歲的大樹，枝葉茂密，晴天的時候濃陰匝地，雪落的日子窸窣有聲，花園里到處是房東夫婦種植的各種花卉，到了夏天就爭奇斗艷蓬勃開放。這座花園常年居住幾只小松鼠，在蒼勁有力的樹干上閃轉騰挪，盡顯攀爬本領，時而發出低低的鳴叫聲，仿佛在呼朋引伴一樣?；▓@中間是兩張較大的木椅子，不過因長久無人享用，而顯得陳舊蕭瑟?；▓@靠房子的一角是一小塊水泥硬地，經常擺放著一張青藤制作的圓桌和幾把同樣用青藤編織而成的靠椅。這一角往上透過濃密的樹葉看過去正是波士頓的藍天一角，秋日的時候大多是云淡風輕，夜里獨坐在這里乘涼發呆，可以聽見各種蟲子若有若無的低吟，而抬頭望去，自然是浩瀚而深邃的星空。這也是到哈佛燕京學社訪學的我與師友聊天的最佳場所之一。

卡佛街十六號房子前花園（向芬攝）

卡佛街十六號房子后花園（向芬攝）

這棟別墅共兩層，房東Elliot是一個資深的猶太裔牙醫，他夫人May貌似全職太太，房東夫婦看上去應該都是年近六十。男房東稍顯嚴肅，但其實也是心地良善。他言語不多，但要言不煩，從無多余的話。女房東個頭很高，特別和善，偶爾會過來跟我們聊聊天，在打理花園時尤其喜歡與我們交談。他們養了一條棕黃色的大狗，偶爾才會叫幾聲，平時安靜和順，一見到我們就蹭過來套近乎。他們在波士頓的另一處有房子，經常住在那邊，這里也是隔三岔五過來住幾日，而且往往來無蹤去無影。房東夫婦住二樓，我們住一樓，各自有獨立的進門通道和樓梯等，彼此共存，互不影響。就連每個月的租金都是寫在一張支票上放在他家信箱即可，房東與租客各自的權利與責任從一開始就訂立得極為清晰（比如冬天如果房東不在，我們有清掃屋前人行道上積雪的義務等），所以基本上不會因為誤會、隔閡等產生交往成本，這種基于契約精神的人際關系倒是很讓人安心。不過，契約之外也有讓人溫暖的人情。房東太太心善，每到節日比如圣誕節、感恩節等，都會給我兒子明峻準備一些巧克力或蛋糕之類的禮物，我也回贈過中國的茶、故宮制作的精美書簽等。因為房東是極好相處的簡單純粹的美國人，以及住宿條件的寬敞，讓我們可以在這里招待各路師友甚至大宴賓客，這里甚至一度成了那一年旅波士頓劍橋華人學者學生的一個聚會中心。

二、日常與社交

在匆忙而有條不紊地安頓下來之后，就開始了我們的日常生活。說實話，一個人（尤其是以父親的角色）帶著八歲多的小孩到波士頓訪學和生活一年確實心懷忐忑（寒暑假的時候小孩媽媽來到這里一起度假，可以適度分憂），首先是語言和生活習俗上的隔膜，其次是波士頓每年長達數月的冰天雪地的氣候也讓我擔憂，還有就是安全問題和小孩是否能夠順利融入美國公立小學等問題。對于即將開啟的一年訪學之旅，我最憂心的是兩個問題，一是波士頓漫長的寒冬如何度過，二是兒子明峻或者我生病了怎么辦？對于前者，我從一抵達波士頓就開始著手準備，在當地友人張海兄、羅四翎的引導和陪伴下，在波士頓繁華市區的梅西商場、Target、Marshalls等購買了雪靴、雪褲、羽絨服、手套、雪帽等。我也經常去問詢一些居住在波士頓已有些時日的朋友，這一年的冬天是否會是一個寒冬，他們都信誓旦旦地告訴我這會是一個暖冬。沒想到結果我們碰上了一個幾十年一遇的嚴冬，真應了怕什么來什么的古語。對于后者，我深知美國醫療系統之復雜，尤其是作為訪學學者及家屬購買的醫保類型也普通，很多方面的醫藥費無法覆蓋。我們從中國直飛波士頓的時候就帶了不少常用藥，后來又陸續讓家人和朋友帶了好些藥物尤其是退燒藥到波士頓，估計花在這方面的費用達數千元。正因為準備充分，每次小孩感冒發熱，我便在當兒科醫生的姑媽的遠程指導下給兒子用藥，讓他順利康復。

日子就這樣不緊不慢地開始了。對于我來說，最日常的工作就是接送小孩上下學，去旁聽課程、講座，閱讀和做一點研究。幸虧兒子所在的公立小學Graham parks school考慮到他上學要經過一條交通大道馬薩諸塞大街，盡管家里離學校的距離未到一英里（按照美國公立校園規則，必須超過這個距離才能安排免費校車），學校還是安排了校車接送，我只需要步行六七分鐘，將明峻送到指定的上下車點即可。這樣就省心很多，也比較安全，尤其考慮到波士頓的冬日之嚴酷，如果是每天步行上學放學（至少二十分鐘到半個小時左右），則將增加很多的困難。不過，即使如此也會出現一些狀況，比如暴風雪天校車經常晚點，我和明峻在寒冬的早晨凍得瑟瑟發抖，或者我獨自等他放學很久，經常是陷溺在焦慮不安之中。那種生活當時覺得無比艱辛，簡直是在數著手指頭熬日子一樣，如今回憶起來則充滿暖意。

除了這些特殊的艱難時刻，大部分日子都在悠閑時光中度過，兒子每天上學很開心，除了前面三個月因為語言溝通問題比較辛苦。學校很少布置回家作業，每天在學校里以小組探究活動為主，學校經常安排他們去參觀哈佛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波士頓藝術館、科學博物館、兒童博物館等，也經常組織各種美食節、音樂會等。放學回來，我也可以經常帶著他四處轉轉，或運動，或訪友，或到哈佛廣場品嘗美食，有大把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一到周末，我就帶他去波士頓劍橋公立圖書館借閱英文繪本，那是一座設計精巧、內部舒適的圖書館，三樓有專門的兒童圖書館，藏書量極為豐富，每次我們都可以在那里消磨一個下午的時光。家里訂閱的動畫片為主的頻道也提供了大量適合兒童觀看的影片，我基本上就讓兒子自己隨意去選擇動畫片欣賞（美國實行嚴格的分級制度，所以也不用擔心），他樂在其中，我也巴不得清閑讀讀自己想看的書，寫自己想寫的文。

哈佛燕京學社（趙姍妮攝）

旅美一年，學問沒什么大長進，廚藝倒是大有提高。在友人肖棣文博士的教導下，我學會了使用烤箱來烹制三文魚。每次買幾塊三文魚，洗干凈后涂抹一點鹽，撒一點胡椒粉，加生姜片和料酒靜置半小時，用錫箔紙包好放入烤箱，調到特定的溫度，等到了時間用隔熱手套取出盤子即可食用。在另一個來自華中師大歷史學院的朋友馮玉榮教授的提示下，我也學會了用小胡蘿卜慢火燉牛肉。我還學會了可樂雞等菜肴的制作。這一年，是我在家里招待師友最頻繁的時光，客人大部分是在波士頓讀書或訪學的師友，有時也有剛巧路過此地的朋友。因為孩子功課沒有壓力，我自己除了哈佛燕京學社的常規學術活動，以及旁聽的幾門課程，也沒有什么特定的科研任務，所以心態上極為放松，樂意在家里經常招待各路朋友。自然，關鍵是我租住的房間夠寬敞，前后的花園也極為迷人，適合談史論學，哈佛燕京提供的優厚獎學金也讓我有足夠的財力設宴款待客人。設家宴需要耗費不少時間、金錢和精力，我這樣一個生性疏懶之人卻樂此不疲，現在回想都覺得驚異，自己這樣一介書生又獨自帶著一個孩子旅美，為何有這么大的動力和精力去扮演這樣的角色？可能是我自己意識到，這種高密度的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交錯在我的生命中也許就這么一次。孩子讀書沒有壓力，自己也沒有什么科研教學壓力，而且身處哈佛這個頂級名校，可謂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來往接觸的大多是人中龍鳳各有勝擅。也許是我曾經研究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北平的公共文化空間，包括金岳霖的星期六茶話會、朱光潛的讀詩會和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廳”，在我的生命中潛移默化發生的影響吧，或者就是我之前閱讀到的有關趙元任女兒等主持的哈佛華人學者固定聚會記錄的影響，我希望自己也能夠起一個身處象牙塔之中而扮演學院之外的公共生活的召集人的角色。

波士頓劍橋公立圖書館

這里有一個特殊的機緣就是我旅美這一年，因為學界友人的推舉，擔任了華人學者學生共同體哈佛沙龍的學術主持人。每兩周一次的哈佛沙龍的主題、嘉賓、評議人、主持人等工作耗費我不少精力，但開闊了我的眼界，尤其是接觸到了以哈佛為中心的各種文化人和學者（包括哈金、桑德爾、黃亞生等人）。讀書治學固然重要，但觀世閱人也同等重要。因為哈佛沙龍的機緣，我結識了不少純粹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也經常邀請他們來家里聚會，包括吳思、牛軍、朱大可、高全喜等各個學科的學者。其實，我本來是一個對于社交生活比較疏離甚至有抵觸感的人，我一度比較傾向于梭羅的人生態度，主動隔離頻繁的社交生活而傾向于人的精神生活，也就是在紙質書的閱讀與寫作中拓展自我的精神生命。梭羅在《瓦爾登湖》中說：“大部分時間內，我覺得寂寞是有益于健康的。有了伴兒，即使是最好的伴兒，不久也要厭倦，弄得很糟糕。我愛孤獨。我沒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在國外廁身于人群之中，比起獨處室內，格外寂寞。一個思想著工作著的人總是單獨的，讓他愛在哪兒就在哪兒吧，寂寞不能以一個人離開他的同伴的里數來計算。真正勤學的學生，在劍橋學院最擁擠的蜂房內，寂寞得像沙漠上的一個托缽僧一樣?！惫疬@一年的生活改變了我之前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我意識到自己之所以對于社交生活有些抵觸，是因為我幾乎從未體驗到多元而智性的公共生活給個體生命帶來的愉悅感，其實如果是一種坦率、真誠而深入的交流，其意義絲毫不亞于獨處時的沉思。相比較而言，國內的社交確實太多停留在“硬核現實”的層面，而三五知己真正能夠進入學術脈絡與思想肌理內部的討論和交流相對匱乏。換句話說，我們從交流中不能完成一個更為豐厚的思想或精神生命，交流反而萌生了彼此隔膜和浪費時間的焦慮感。在劍橋城的一年，哈佛燕京學社和哈佛沙龍象征的是我的學術生命和智性生活，而卡佛街十六號代表的是我的私人生活，但這兩種生活并非涇渭分明，更不是處于彼此敵對的狀態。在卡佛街十六號的私人住宅，我們可以繼續延伸在哈佛燕京或哈佛沙龍的討論，在餐桌、客廳或花園里，我們在一種精神松弛彼此信任的狀態里辨析學術與思想的理路。我印象深刻的是跟旅美學者葉維麗教授討論中國留美學生的歷史，以及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中的鄒韜奮、艾思奇等人，還有一個夜晚跟三位都是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的著名學者蕭延中、牛軍和吳思縱談史家、史學與時代。有一次張濟順教授一家人與哈佛費正清中心圖書館的南希老師及葉維麗老師來做客，晚飯前后聊華東師范大學學者與哈佛的緣分，也讓我深切感受到了中美學術與文化交流決不僅僅是一種學術的輸出與導入而已，它伴隨的也是一代代學者、學生放眼看世界融入國際學術主流的過程，而與這個過程相始終的是學者有了跨文化的生命體驗之后，往往能夠激活更豐富的學術潛力。這些在劍橋城都是很日常的交往與生活，在如今想來都是一種彌足珍貴的奢侈。

三、訪客與朋友

孔子曾言：有朋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在卡佛街居住的這一年，我算是真正體驗到這一句話的真意了。梭羅曾經在《訪客》一文中不無嘚瑟地寫道：“我想，我也跟大多數人一樣喜愛交際，任何血氣旺盛的人來時，我一定像吸血的水蛭似的，緊緊吸住他不放。我本性就非隱士，要有什么事情讓我進一個酒吧間去，在那里坐得最長久的人也未必坐得過我?！蔽译m然不喜歡那種繁文縟節式的歐美交際，比如每個人端著一個酒杯衣冠楚楚彬彬有禮地在人群中尋找可以攀談幾句的對象，沒話找話浮皮潦草地虛應故事，這是我所討厭的社交生活;但我確實也非離群索居的隱士性格，毋寧說骨子里很喜歡有朋友來訪甚至短住。有時候想想自己的人生成長過程，在很多時刻都極為在意友情，甚至有時候覺得志同道合的朋友比那些基于血緣而欠缺共同語言和價值觀的親戚更重要，血緣相對于友情帶有更多的強制性和依附性，而純粹的友誼則可以貫穿一個人生命的漫長旅途。在卡佛街租住的房子很寬敞，所以每當有師友到訪哈佛需要短住，我都會毫不遲疑地貢獻出自家的臥室或客廳。最開始到來的訪客是同門師妹李琳，她本科和碩士都在華師大歷史系，屬于好學深思為人誠摯敢于闖世界的上海女孩，她那時候正在威斯康星麥迪遜分校撰寫博士論文，為了查找資料申請了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一個獎學金項目，與她的先生（一個美國小伙子，也是麥迪遜分校博士）一同來劍橋城。我與她多年未見，他們的獎學金也不夠在波士頓住旅館，我就提議他們住在我家。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敘舊時間，通過與他們的交談，我對于美國大學文科博士生的學業與生活多了一些真切的了解。他們早出晚歸，而且都是素食主義者，因此與我們的一日三餐是嚴格分開的，彼此都不構成影響，師妹在離開波士頓之際還特意要在馬薩諸塞大街上的常熟中餐館請我們吃了一頓大餐。

華師大政治學系的前輩蕭延中教授到美國參加其女兒在羅德島設計學院的畢業典禮，順便到哈佛來懷舊訪友。一個夏日深夜，他女兒和朋友開車將蕭老師從羅德島送到我家入住，幾個年輕人匆匆寒暄幾句又踏上返回之路。蕭老師早年在人民大學任教，后來轉到華師大繼續從事中國革命與中共黨史的研究。他是一個至情至性的北京爺們，性嗜抽煙和喝茶，對飯食和穿著都很隨意，幾乎從不講究。蕭老師在上海與我同住一個小區，他家人在北京，在上海長期是一個人離群索居獨處思考，在他退休返京前，我隔三岔五成為不速之客去他家陽臺改裝的小書房聊天。這時候，蕭老師往往是一邊吞云吐霧享受吸煙的快感，一邊跟我縱談，有時候還常常臧否學界各種人物。投桃報李，趁著蕭老師到訪劍橋城，我就略盡地主之誼，邀請他住在我家，做了幾道我已經駕輕就熟的大菜款待。第二天我陪同蕭老師去費正清中心圖書館掃描他所需要的圖書，中午同在哈佛燕京訪學的北大政治系王麗萍教授做東請蕭老師聚餐，他們之前一直有電話聯系，但從未晤面，沒想到在遙遠的異國居然有了晤談的機會。第三日中午林同奇先生的公子林伯工駕車來接蕭老師去他家聚談，此時林同奇先生已駕鶴東歸。第四日上午陪蕭老師去費正清中心拜訪南希老師，中午與來自臺北的鐘延麟兄、湖南的梁長平老師等聚會，晚上，約了牛軍老師夫婦、吳思老師夫婦、南希老師等為即將回國的蕭老師餞行，家國天下，學界往事，無所不談，盡興而散。

旅美期間，到我卡佛街十六號借住時間最長的是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的青年學者杜華兄。他借來美國開會的契機，順便到波士頓的公共圖書館查閱十九世紀美國奴隸制時期的歷史檔案。之前我們并未見過面，但因為同在一個燕舞兄主持的七○后學人群，早已精神上引為同調，他早些年從北大歷史系博士畢業，師從國內美國史權威李劍鳴教授。來訪之前，他托我尋找價格便宜的旅館，但劍橋城寸土寸金，他又需要住十幾日，住旅館肯定不合算。我就提出來如果不介意的話可以住在我家客廳沙發，反正時值夏天，一樓也不悶熱，可以將就，而且還可以在工作之余閑談。個性醇厚潛心向學的杜華兄自然樂意如此，因此我們就有了一同居住生活的一段時光，白天各自工作，孩子上學，晚飯一同制作，一邊吃一邊聊天，聽他暢談在北大讀書求學往事，對于北大歷史系多了一份深切的了解。杜華兄離美返回中國前夕，還特意給明峻買了一個智能機器人，給明峻之后的生活增添了許多歡樂，并送了我幾本英文書，包括最近剛翻譯為中文的霍夫施塔特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后來我回到中國，他邀請我去武漢大學參加文科青年學者跨學科沙龍，二○一九年的十月，在珞珈山下舉行了一場與武大、華中師大人文學科朋友共同討論“知識人何以影響社會”的沙龍，當晚師生濟濟一堂，從不同學科切入主題，我做了一個較長的引言。這真是應了萬事皆有因緣的俗話。如今回想那一個彌漫著思想、靈感與熱忱的夜晚，仿佛是一個可以自由旅行、交游和交流的全球化時代終結前的最后的黃金時刻，充滿了難以言喻的象征意味。到如今，當晚的友人若重逢，酒杯碰到一起的時候，該到處都是夢碎的聲音了吧？這不免讓人徒然悵惘。

四、未圓之夢

一個人對于精神生活的渴求度越高，就越希望能夠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有可以推心置腹交談的朋友，與此同時，也會有強烈的意愿讓自己獨處沉思，反省每天的所見所聞與所思所想。在卡佛街的這一年，盡管有上述種種的社交與訪客，但絕大多數時間是我和兒子一起度過的。在這樣的時刻，尤其是長達四五個月的冬季，在有著暖氣的房子里沉浸式閱讀就是一種令人追念的幸福。一個人不可能過著他的生活而不表達他的生活，這正如蘇格拉底所言，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度過的。赴美之前，素不相識的《文匯報》“筆會”版編輯謝娟來信約我寫一點學人散文與隨筆。我考慮到自己第一次到美國訪學，應該會有很多的觀察與感悟，趁這樣一個機緣留下一些雪泥鴻爪的個人化記錄也未嘗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就答應了下來。因此，在卡佛街那些悠長的夜晚，除了正常的學術閱讀與寫作之外，我也隔三岔五地寫一寫報紙文章，比如《細節里的善意》《湖畔尋思錄》《哈佛的課堂》等近十篇隨筆細描我在美國的見聞與體悟，令我驚訝的是好幾篇文章還被選作上海中學生的現代文閱讀訓練的素材。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尤其是對于近代中國留學生群體比較關注的學人，到了哈佛很自然就開始關注曾經到哈佛留學的中國學生。而因為有了對現實中的中國留學生的種種觀察與失望，就更希望能夠追溯近代中國的留學生歷史與傳統，為今天的年輕一代留學生汲引豐厚的來自歷史的思想文化資源。最吸引我的是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五年間在哈佛留學的趙元任、竺可楨、梅光迪、陳寅恪、湯用彤、吳宓、李濟、洪深、林語堂、梁實秋、俞大維等人，而對于這個空前絕后的留學生群體的了解，是借助于吳宓的留學日記等歷史文獻展開的。在無數個雪落無聲的深夜，我獨自在橘黃色的臺燈下，細細閱讀一百年前吳宓在哈佛留學期間寫下的日記，那些事無巨細直指本心的私人記錄，將那個時代的留學哈佛乃至波士頓的中國年輕一代人的心靈史、日常生活史與公共生活都細致地留存了下來。那些來自中國的年輕人的雄心、挫折、糾結與奮進以及濃得化不開的家國情懷，都彌漫在吳宓日記的字里行間，既是心跡，更是心史。因吳宓在日記里所描述的陳寅恪形象如此迷人，自己又從哈佛燕京圖書館借來《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等細細重讀。這時候，我發現，作為一個讀書人，最重要的是要進入一個知識人守先待后的精神譜系中間去，才能克服生命的脆弱與虛無，才會超越世俗、虛榮與勢利對個體生命的誘引，才會找到一個夯實自身生命意義的基底。這群留學生光風霽月的生命史與精神史，極深地觸動了我，讓我仿佛在被湮沒的歷史中找到了一個持久的光源，那光芒雖然搖曳不定，卻足以慰藉人心。要做人世間的光，更要做世間的鹽，前者還留有蹤跡，后者完全融入世界。這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言：“人的困境只能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蘊藏在文化傳統中的無數先人積累的巨大資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與綿長的人類活的生命接榫?！?/p>

我在哈佛還找到了一些當時留學生住宿過的空間，通過友人首都師大林偉兄也看到了不少當初陳寅恪、湯用彤、吳宓等人求學哈佛時的檔案。在哈佛沙龍碰巧認識了幾個做紀錄片的朋友，也曾經有波士頓的華人企業家聽我談及這個主題極感興趣，那時候徐蓓導演的五集紀錄片《西南聯大》也正好在央視播映引起廣泛的社會回響。我突發奇想，甚至為這個念頭狂熱地興奮過很長一段時間，也許可以以一個百年后的年輕歷史學者的身份，通過尋訪故地、查訪檔案、拜訪哈佛學人的后人和相關的學者等來重構百年前的這個哈佛留學生群體的歷史世界與精神世界，或許對于今天的華人世界尤其是留學生群體也不乏啟示的意義吧？這件事情折騰了半天，因為沒有找到資金贊助（想了各種辦法最后多沒有回音），不了了之，不過，不甘心的我就趁機寫了《群星閃耀的哈佛時刻》《哈佛吳宓的朋友圈》和《師者陳寅恪》等歷史隨筆來一表心跡。這或許是我在卡佛街最大的遺憾之一。不過，我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響，今年夏天在杭州南高峰下因偶然的機緣結識《西南聯大》和《九零后》的導演徐蓓老師，我再次談及在哈佛訪學時的這個未圓之夢，她很感興趣，期望終有一天，這個天才成群結隊地涌現的哈佛中國留學生群體的生命故事能夠通過徐導進入影像的世界，影響并勾連到更多對于中西文化交流歷史有內在關切的受眾。每當憶及在卡佛街為這群人而莫名感動的那些日日夜夜，就大有吾道不孤守先待后之感。如今，連當時常常請益的余英時先生也遽歸道山長眠于普林斯頓公墓，但我相信，他就如我在卡佛街的一年所閱讀到的那些先人一樣，匯流到宏闊和深邃的人文歷史長河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