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蘇俄在華形象演變的歷史考察

楊亮

【摘 要】十月革命爆發后，蘇俄的嚴峻形勢和敵對勢力的反蘇宣傳主導了時人對蘇俄的認知，進而生成并強化了蘇俄的負面形象。但隨著蘇俄政權穩固、馬克思主義傳播、無產階級革命興起和蘇俄真實信息播散，蘇俄負面形象逐漸消解。尤其是五四運動爆發后，蘇俄政府發表的第一次對華宣言迎合了中國民眾的反帝情緒及愛國熱情，在各派的鼓動宣傳下，其形象達到“高光時刻”。蘇俄形象的演變，其實是各派系由被動接受到主動塑造形象的過程，也是在蘇俄現實、蘇俄信息、時人思想理念和國家權益四個要素互動參與下漸進發生的。

【關鍵詞】五四時期;蘇俄;形象

【中圖分類號】K26;D23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6-6644（2021）04-0014-10

以十月革命為界，俄國歷史被劃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時期，十月革命成為認識蘇俄國家形象的起點。與承續至今的正面認識相反，十月革命最初多以“叛亂”“暴徒”等摘要信息傳入中國，并構成負面形象，主導這一事件的布爾什維克黨和由此成立的蘇俄自然同樣不受國人待見。此后，在蘇俄政權穩固、內外政策實施以及社會主義思想傳播等因素影響下，蘇俄在華負面形象逐漸得以反轉。學術界就五四時期蘇俄在華形象的變化不乏探討，但大多從外交史、思想史角度進行分析，且多著眼于突變。實際上，蘇俄在華形象的轉變是多因素互動基礎上質變與量變的統一，既往研究在此方面多有忽略。有鑒于此，本文以十月革命爆發后中國各界有關蘇俄的言行為考察對象，力圖通過探析背后的原因與意涵，展現五四時期蘇俄在華形象的演變歷程，從而揭示蘇俄形象生成、轉變的簡要機制。

一、負面輿論流布與蘇俄初始形象生成

俄國十月革命甫一爆發，國內便獲得消息稱，“俄京區內參謀部及兵工代表革命軍事委員之爭端，至今日而愈劇”。隨后，“急進黨推倒內閣，捕獲閣員”，“占據俄國官立新聞社，并占中央電報局、國家銀行及麻里宮”。新成立的“兵工代表革命軍事委員會”暫時掌握政權，承諾等到“軍工代表會政府成立，再行讓交之”。革命進行時，俄國國內“表面上十分平靜，人民對于所發生之事無甚感覺”，且未引起“京中”“騷亂”。此時，國內報紙關于十月革命總體過程的報道大同小異，但對事件本身的認知大相徑庭?！稌r事新報》最先使用“革命”一詞來指稱十月革命，《民國日報》《晨鐘報》《大公報》則以“政變”稱之，此外大多以“亂”來指稱，如“騷亂”“內亂”等。措辭的差異，實質是不同群體對俄國十月革命性質的不同判斷。

從當時的語境來看，“革命”一詞還沒有完全確立其政治的正確性與正當性。但在風起云涌的革命時期，這一指稱對革命黨人來說頗具正面意義。相對“革命”語義色彩的不確定性，“政變”等用語使十月革命更具有典型的負面色彩，而“亂”的定性則隱喻了十月革命對正統政權和穩定秩序的破壞。對于領導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黨，除《民國日報》《時事新報》最初運用過音譯的“麥克新黨”“美克齊美爾黨”等稱謂外，其他報刊則幾乎不約而同地運用了“暴烈黨”“急進黨”“激烈派”等相關名稱。這些明顯帶有貶義的詞語，無疑會給國人帶來負面觀感。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俄國十月革命總體上是以負面形象進入中國輿論場域的。

俄國十月革命后，以《順天時報》《晨鐘報》為代表的國內輿論普遍不看好十月革命前景，且對蘇俄政權合法性持疑。輿論認為“激烈派一時雖握政權果能永續與否，尚屬疑問”，而“謂從此以后俄國即至根本動搖”，“則萬無此事”，甚至進一步斷定，“此次變亂發端于急進黨中之黎林一派，而附和脅從者亦不過國中無知無識之徒，雖燎原之勢一時難以響邇，不久究終歸撲滅”。當然，以上判斷并非空穴來風，因為“各地方勞兵會亦陸續通電反對”列寧政權，且“俄京各隊軍兵現均擁護克氏”，“藍寧黨徒現已崩潰，人民盼望克安司氏執權”等消極信息絡繹不絕。甚至還有“莫斯科城已焚掠一空，西伯利亞亦極紛擾，乃至哈爾濱亦已入無政府狀態”等傳言。關于蘇俄對德媾和，亦有輿論批評其“恬然不以為恥”，“竟公然以政府名義，令前敵總司令輟戰，對德開始媾和”。此外，領導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黨和列寧亦被污蔑，認為布爾什維克黨對內乃“猖獗”之“暴徒”，因為“極進黨”“統轄帕塔格勒陸軍學?！睍r，對“堅持到底”的學生進行“殺戮”，“并將尸骸拋棄之河中”，當“社會黨均欲免國內流血之事，惟極進黨公然表露其戰事到底之意”。列寧則被認為是“德國之間諜”，因為列寧“以煽亂著名，新由德歸，德人賄之”。

總體上看，從1917年11—12月，國內輿論界關于蘇俄的消息總體是消極的，而這正是人們認識俄國新生政權的基本依據。由此導致布爾什維克、勞農政府甚至列寧本人在中國輿論界觀感不佳，進而生成了蘇俄的負面形象。其原因大致可歸納為三點：第一，中國報刊的蘇俄消息，絕大多數來源于英、美、日等通訊社。例如，1917年11月10 —11日，《民國日報》關于蘇俄的報道共4篇，其中“俄京電”1篇，“倫敦電”3篇。也就是說，當時國內的絕大部分消息是經他者轉述而來，而這必然攜有他者的印記。正如時人指出的，“英國各報之記載，從無稱美過激黨者”，不單是英國各報，即使是日、法、美各報也難覓蘇俄之正面報道。故此中國輿論界有關蘇俄的消息多呈負面也就不足為奇。第二，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不久，新生政權尚未穩固，且敵對斗爭和制度變革同時大量存在。這一方面為負面消息提供了生產、傳播的空間與動力，另一方面也使人們在短時間內難以實地考察與詳細核實其真實狀況。第三，中國作為協約國的成員，蘇俄單獨對德媾和，有損中方利益，且受英、美、日等協約國對蘇俄政策的制約，以北洋政府為代表的官方對蘇俄難免帶有先入為主的悲觀敵視立場。而早期國內報道蘇俄的報刊，部分以觀望態度持中立立場，但由于不少報刊具有特定政治立場或思想偏向，所以也不乏以消極態度持否定立場者。例如，蘇俄政府廢除外債這一對外政策，《民國日報》相對客觀地報道蘇俄政府“六日發表命令，布告外債廢除，利息停付”。數日后，《晨鐘報》則以《籃寧政府抵賴債務》為題進行報道，文中直言“藍寧政府意欲抵賴國家所負之債務”，雖然有指明該消息“至今既未正式證實”，但否定之意溢于言表。

二、多因素互動下蘇俄雙重面相的極化

1918年3月至1919年4月，蘇俄面臨更加嚴峻的形勢。一方面，英、法、日、美等協約國以直接出兵或扶植反對派的方式對蘇俄進行武裝干涉，導致蘇俄紅軍前線失利，其政權亦岌岌可危;另一方面，由于經濟封鎖和生產衰退，蘇俄國內糧食等生活必需品奇缺，同時內部反動勢力制造事端，刺殺列寧，“左派社會黨的中央刊物《勞動的旗幟》連篇累牘地載文攻擊、誹謗、威脅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政府”。蘇俄的殘酷現實和反對派的反蘇宣傳主導了時人對蘇俄的認知。從當時的輿論看，人們既容易形成列寧的“逃亡”形象，也容易形成“過激派”殘暴的形象。如有報道稱，“北俄乞開軍已進逼莫斯科，勞農政府極其狼狽……列寧，杜魯基于十日向克倫斯達多逃走”。還有報道稱，“過激派占領恰克圖”后“搶劫橫行”，“凡居住室內所儲存之鐵器、家財、食料、衣服料、雜貨等件，及倉庫內，迄地下室所隱匿之多額物件，均沒收一空”，除“搶劫之外，復強制征發物件”，所以“市民”“均視赤衛軍如蛇蝎，俗稱為盜賊。一聞其來襲之傳說，即紛紛越國境，避難逃亡蒙古境內”，“富豪者流均戰戰兢兢，有何時受其來襲之懼，終日愁眉不解”，即便傳聞“赤衛軍”有“溫順”“富于友情”的一面，“過激政府”有“次第布施善政”之措施，但仍被解讀為不過“買市民農夫歡心之用”。當然，時人最恐懼的是“婦女國有”“共產共妻”之謠言，據稱“過激黨所下婦女歸國有命令已有實行證據，現有數鎮已設自由戀愛委員會，有體面之婦女不從命令者皆被拷打”。而協約國和北洋政府擔憂的是，“今過激主義已成萬國大害，蔓延日甚。因過激黨善于鼓動，且在各國選（煽）動，釀成世界革命”。

從上述報道可以看出，此時蘇俄負面消息及各類謠言充斥報端，而且同一負面消息被不同報紙在不同時段重復傳播。這些負面報道和宣傳進一步強化了蘇俄“激進”“殘暴”“失敗”的形象，以致時人大多對蘇俄產生“悲觀”甚至“恐懼”“抵制”的心理，稱其為“洪水猛獸”。就連陳獨秀主編的《每周評論》也認為，“過激派錯處是用平民壓制中等社會，殘殺貴族及反對者”。

雖然此時蘇俄負面形象占主流，但蘇俄政權的建立以及內外政策的實施，還是引發了不同群體從不同視角考察蘇俄，這也使異于主流輿論的正面認識呈現于人前。首先予以蘇俄積極評價的是英國記者蘭塞姆。1918年初，蘭塞姆從莫斯科發消息稱，“城中自歸過激派管理后秩序更佳，過激黨政府極有實力，辦事堅決”，并“否認過激黨不許民選國會開會之說”。同樣在蘇俄的“俄日使”內田子爵回國后，亦認為蘇俄政府“成立以來，遇事果斷，積極進行，大有非將舊政府積弊一掃而空不已之概”，且“行事之痛快，雖不必謂為代表一億七千萬俄民者，然似能合于多數國民之意向”，他本人對列寧亦贊賞不已，認為列寧“為人沈鷙果斷，精力絕倫，現正銳意處理國政”。以上通過實地考察傳遞的蘇俄黨和政府務實、果斷的信息，呈現了蘇俄的正面形象，而對蘇俄有所期待的國民黨報紙則予以積極報道。

在中國較早以“新眼光”觀察蘇俄的是無政府工團主義派。他們在1918年3月出刊的《勞動》雜志上，給予十月革命極高評價，認為此乃“驚天動地的俄國社會大革命”，“所謂過激黨，是主張無政府的，主張共產的”，他們滿懷期待地指出：“從前也曾聽過世界上有那么一流人，再想不到來的怎快，如今即共產主義，俄國里已經實行，故此他們跑到屬地來，也要實行共產。首先占據哈爾濱，再復占領海參崴?！币粤罕?、劉石心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之所以有以上認識和期待，是因為他們確定布爾什維克黨“所標揭主義：1.無政府主義;2.自由平等博愛。其所抱定之目的：1.無政府;2.廢私產;3.廢宗教;4.停戰”。無政府主義者還把列寧描繪成一個主張無政府的“大同主義”者，他們認同列寧“激烈鼓吹”的“社會主義”，稱他為“最著名最有勢力的”“先鋒”。無政府工團主義派能在“暴徒”“失敗”的聲浪中，對蘇俄高度認同并充滿希望，從根本上說是其所認知的蘇俄“無政府主義”形象，契合無政府主義者所秉持的絕對自由、無政府、去權威、尚勞動的思想理念。

1918年馬克思主義已在國內傳播，并得到部分先進知識分子的認同。作為國內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驅，李大釗率先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十月革命。他從人類歷史發展的高度批判了“流俗”“杞猶”之輩把“十月革命”稱為“根本之顛覆”“非常之禍變”的“悲觀”看法，認為“俄國革命”乃“影響未來世紀文明之絕大變動”，俄國革命雖然遇到眾多艱難險阻，但“一世紀新文明之創造，新生命之誕生”往往“肇基于艱難恐怖之中”，他還舉例說，法蘭西革命“何嘗不起世人之恐怖、驚駭而為之深抱悲觀。爾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李大釗深知“俄羅斯之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它“傾于世界主義”，體現了“俄羅斯人道的精神”，“足為世界和平之曙光”。他號召人們“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之消息”。當然，李大釗能認識十月革命的光明前景與偉大意義，與其參考的《人類生活史》《從民族特點看俄國革命與其前途》等日本著作有直接關系。以上以親身經歷和“同道中人”的立場來述說和分析蘇俄的輿論，揭示了蘇俄的不同面向，呈現了蘇俄務實、人道、光明、充滿希望的“新文明”形象。

三、實力與真相助推下蘇俄形象正面轉向

隨著1918年底至1919年初蘇俄政府相繼實行共產主義政策和義務兵役制，蘇俄軍事力量迅速增強。中國輿論界亦得此消息，謂“莫斯科列寧政府最初僅有中國苦力之萬人，及強制的征募俄人軍三四萬人，其勢力甚為薄弱。最近據確實消息所傳，謂列寧政府已編成八十萬國軍，而武器完備者，亦有三十余萬人。從前俄國高級將校及優秀參謀將校均漸歸列寧部下”。憑借增強的軍事力量，1919年4月底，蘇俄紅軍進入反攻階段，經過多次戰役，“過激派”在“東部戰線”“北俄方面”“南俄方面”都取得軍事優勢，國內輿論因此稱贊“列寧善戰”，認為列寧“所有兵力不過八十萬，然能按戰況之緩急為配置，故雖遭重圍，終能支持到今”。

在蘇俄軍事順利推進、政權得以穩固、無產階級革命興起的影響下，人們對“日日振蕩吾人耳鼓”的蘇俄“衰弱”“失敗”“殘暴”等消息產生了懷疑。先進知識分子對以訛傳訛、混沌不清的蘇俄認知亦極其不滿。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過激黨這么利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個甚么東西？切不可閉著眼睛，只管瞎說‘等于洪水猛獸，‘抵制‘拒絕等等的空話?！睘榱伺宄K俄各方面的真實情況，部分有識之士力圖對蘇俄進行全面考察與研究。1919年4月10日起，《晨報》《民國日報》先后連載《勞農政府治下之俄國——實行社會共產主義之俄國真相》一文。此文開篇即指出：“1917年，列寧一派獲得政權的時候，世間有許多人都嗤笑他們，以為這不過如曇花一現，不久就要消滅的”，“世間人差不多是以洪水猛獸看待他們，恐怕現在還有許多人抱了這一種思想”，但以“現在形勢看起來”，勞農政府要“與世同休”，而且“他們在這種四面楚歌中，步步實現他們的理想，步步培植他們的主義”，混亂的蘇俄“秩序一天好過一天”。此文還詳述了蘇俄政府的“教育方針”“土地國有”“男女平權”等變革政策，并將以上政策與“前克倫斯基政府”及“現北洋政府”進行縱向、橫向比較，從而贊美蘇俄政府措施的有力與正確。在呈現蘇俄積極進步的方面后，作者反問國人，“諸君！我們中國人有罵勞農政府的資格嗎？”作者還提醒道：“我們不宜學英美資本家的口吻，去謾罵他們;也不宜學官僚政府的腦筋，去仇視他們。他們的主張，他們的行為，我們是要細心去考究的。我們有了考究，然后才可以下一個公平的批評，這是我們必要的態度?！贝宋氖禽^早全面考察蘇俄的文章，且明確提出仔細考察、研究蘇俄的號召。文章刊載后，引發極大關注，《時事新報》、長沙《大公報》等報刊紛紛轉載。由此，主流輿論下的蘇俄形象逐漸反轉。

在考究蘇俄的號召下，探究蘇俄真實狀況成為知識界共識。受此影響，報道蘇俄的負面消息大幅減少，類似《布爾雪維克是什么？》《鮑爾錫維克主義底研究》《歐俄之真相》等有關蘇俄的研究性譯著和文章則大幅增加。此類著述力圖對蘇俄進行客觀介紹和分析，雖存在不實信息或理解偏差，但實際上對消解蘇俄負面形象、轉變人們對蘇俄的認知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澄清輿論界關于列寧、“過激黨”的種種謠傳和謬誤。對于“多數人，皆視李寧，脫洛斯基，啟乞林（Chicherin）等”為“暴徒之領袖”的言論，有文章批評其為巨大的“謬誤”，認為“李寧者，乃一學者，思想家，且著作家也”，“其人思想極發達，而脫略形骸，不事修飾，衣履不完，見之者往往以為鄉農或城市中之小工，而不識其為可敬之思想家也”。關于“過激派”這一名稱的由來及輿論對它的誤解，亦有文章揭露指出，“過激派”不過是“日本武斷的命名，在俄國叫做多數派”，它既不是“無政府主義，亦不是虛無主義”，其“主張的，雖然不能說沒有錯處，但是他們決不象那樣的空想，那樣的無根據，是有一貫的條理的”，其“條理”就是將“社會民主主義要急急的，赤裸裸的、什么都不顧的完全實現出來”，但這“是時間次序的問題”，并不能馬上就辦到。第二，表明蘇俄政權的合法性與人民性。有人從莫斯科歸國后指出，“俄都秩序現已逐漸恢復，過激派之設施頗為多數人民所諒解，國中社會黨無論為穩和派，為過激派皆謳歌列寧，愿予援助”，且“憲法會議議員，社會主義黨員十占其九，即此可見過激派實為今日俄人大多數之代表”。同時，“俄國各地反對過激派軍隊近來被過激派浸化默移，兩者日合為一，如素奉帝制者今且謳歌列寧杜洛斯基”。第三，呈現蘇俄國內社會現狀。蘇俄國內最大的困難是“糧食缺乏，工業破壞，財政紊亂”，但這并不是“李寧政府而始發生之現象”，乃“前政府時代之遺傳的病害”，因此“不能專以此攻擊李寧政府”。布爾什維克政府“待遇工人極優，凡工作者，無論男女老少，每日皆購買五百格蘭姆面包之權利”，“莫斯科社會，皆一律紫色粗裝，不見有奢華之習俗，不絕有貧富之分別”，“至于田野工作之組織，則有‘并耕模范社，集合多數社員，實行并耕而食，使農人漸知并耕之利，遠過獨耕”。第四，表露對蘇俄政府及世界革命充滿希望。有報道稱，“布爾塞維克派在南俄已獲大成功，羅馬尼亞，勃牙利、匈牙利已受該主義之感化矣……德國實行布爾塞維克主義之期當亦不遠矣”。蘇俄政府“以遠大的理想為目的，明明白白的意識，向究極的解決所在前進。而且他們所企圖的改革，是很廣大、又為根本的一點”，“世界實在向無產階級的解放一方面，正在突飛猛進。已經成了大勢”。隨著以上相對客觀、正面消息的傳播，時人對蘇俄實際狀況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了解，這進一步促進了蘇俄形象的轉變。

蘇俄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存在與發展給各界提供了認識蘇俄的時空與動力，列寧的著作與演講、蘇俄的制度與法規、旅俄游記等相繼被介紹到中國。較早對列寧演講與著作進行翻譯的是金侶琴，他于1919年5月轉譯了列寧的《俄國問題》，該文分析認為“土地問題為俄國貧困之根本”，“俄國之社會黨，必當實行私有土地之直接完全拋棄”，沒收一切“教堂與寺院”“地主”之土地，“以分配于無土地之農民”，作者提醒讀者，“列寧此文雖論俄國問題，然實世界之大問題。我國將來亦必有土地問題之發生，讀者幸勿隔岸觀火之”。數月后，金侶琴還轉譯了列寧的《鮑爾雪維克之所要求與排斥》和《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兩篇文章。鄭振鐸則翻譯了列寧的《俄羅斯之政黨》一文，此文明確認為，所謂“廣義派”“應該稱為共產黨”。此后“過激黨”這一污名逐漸被“共產黨”所取代。

同時，亦有介紹、翻譯蘇俄制度法規的著述出現。1919年6月29日，張慰慈在《每周評論》介紹了蘇俄憲法，并認為“俄國的憲法最有研究的價值，因為此憲法根據最新的政府組織及政治哲學的最新思潮”，其不但在外交上規定“反對秘密條約”“不能有賠款及吞并土地”“不承認侵奪屬地人民”“主張取消外債”，而且賦予“人民自由權”“平等權”。隨后，張慰慈在短時間內先后翻譯了《俄國的土地法》《俄國的婚姻制度》《俄國的遺產制度之廢止》《俄國的土地法》等，這些制度法規為研究蘇俄提供了直接材料，李大釗亦認為，慰慈先生最近“發表的俄國的新憲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幾篇論文，很可以供我們研究俄事的參考，更可以證明婦女國有的話全然無根了”。

此外，國外旅俄游記也被翻譯到中國，其中影響較大的是《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見聞記》。此文全面介紹了十月革命后蘇俄各方面的情況，展示了蘇俄雖物質匱乏，但人民自由、平等、精神富足、充滿希望?！冻繄蟾笨酚?919年11月12日起連載此文，1920年3月出單行本后，隨后《新青年》雜志和毛澤東創辦的文化書社都極力推薦該書。張君勱讀罷此文后，亦改變對蘇俄的負面認識，認為蘇俄革命才是“真革命”。

以上材料雖大多轉譯于英、美、日等國，但畢竟是關于蘇俄的一手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國知識分子更接近蘇俄真實的一面。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充分運用這些材料進行宣傳，并以此為重要論據與胡適進行論戰。而材料中隱約呈現的平等、自由理念及外交政策上對弱小國家權益的維護，符合五四運動前后國人的政治心理和利益期待。在以蘇俄制度法規、政策措施映照中國現實情況下，時人更感受到蘇俄政治民主自由、社會平等正義、人民精神飽滿充滿希望的形象。

四、國家利益、政治立場與思想理念互動下的“高光閃現”及其分野

五四運動不僅是愛國主義的偉大覺醒，還是中國與蘇俄互相轉向的開始。一方面，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歐美等帝國主義感到失望，對他們傳播的蘇俄負面形象亦不認同，而社會主義思潮的傳播、蘇俄形象的轉變，為轉向學習蘇俄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蘇俄后，蘇俄察覺到中國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因而目光由西方轉向東方，力圖轉變中國對蘇俄的敵對態度和負面認知，以便改善自身的國際處境，推動無產階級革命在東方發展。

1919年7月25日蘇俄政府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1920年3 — 4月該宣言以不同形式傳到中國，隨后國內主流報刊紛紛予以轉載，引發巨大反響，各界積極表達對此宣言的贊賞、擁護和支持。在敦促北洋政府承認蘇俄、接受權利無果后，各團體組織自主復電，對蘇俄表示感謝并稱完全接受宣言所示各項權利。從中可以看到各界輿論對蘇俄的高度贊揚和熱情歌頌。在這一輿論帶動下，蘇俄幾乎“受到所有知識分子以及一般老百姓的歡迎”。宣言之所以如此受歡迎，是因為蘇俄善于抓住五四運動后中國民眾對帝國主義的不滿情緒及蘇俄形象反轉的有利時機，還因為國民黨及各社會團體出于國家利益考量，互相協助、鼓動宣傳蘇俄的正義行為。與此相反的是，北洋政府試圖對此進行冷處理，認為這“一切計劃均系孫暗中主持”，命令各地進行“驅逐”“查禁”，對相關印刷品“注意檢查扣留”。此后，關于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的報道急劇減少。北洋政府雖然暫時控制了輿論，但通過此前報道，蘇俄形象達到“高光時刻”，其平等、正義、光明、偉大的形象得到廣泛傳播和高度認同。

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在中國發酵之際，正是維經斯基來華之時。維經斯基1920年4月來華后，先后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廣泛接觸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和革命人士，“向他們介紹蘇俄十月革命后的實際情況及對外政策，使他們對蘇俄有進一步的了解”。他“把很大注意力放在報道方面”，還把“關于蘇俄建設的情況報道”“通過一名中國新聞記者”“給一個30人的學生團體講課的方式發表”，“還利用他們到工人當中做宣傳、組織工作”。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幾乎從海參崴寄來的所有材料（書籍除外）都已譯載在報刊上”，《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員是些什么人》《論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運動》等書籍也得以翻印。此外，在維經斯基的倡導下還成立了俄華通訊社，“該通訊社為中國31家報紙提供消息”，這些消息是從“俄國遠東報以及《每日先驅》、《曼徹斯特衛報》、《民族》周刊、《新共和》周刊、《紐約呼聲報》、《蘇俄通訊》”翻譯出來的。他還要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從中央和從西伯利亞”郵寄“蘇俄報刊”，尤其“關于共產國際‘一大和‘二大的材料以及關于蘇俄經濟、文化建設情況的專門書籍”。同時維經斯基還特意把相關談話者的名字通訊處記下來，以便從外國直接寄送刊物給他們。

維經斯基的上述活動，改變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依賴歐美日間接獲取蘇俄信息的方式，這相當于掌握了蘇俄形象塑造的主動權。在他的推動下，以陳獨秀、李達、袁振英為代表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開始大力宣傳蘇俄，《新青年》從1920年9月第8卷第1號開始設置俄羅斯研究專欄，兩個月后創辦了《共產黨》月刊。這兩個刊物刊載了大量關于蘇俄的一手材料和信息，尤其是《共產黨》月刊幾乎全是關于蘇俄、俄共（布）、共產國際、列寧及其他國家共產黨的著作和消息。此類著述對蘇俄、俄共（布）等的歷史、現狀作了詳細正面介紹，并對蘇俄的種種謠言和偏見作了進一步澄清。這一定意義上是蘇俄塑造正面形象的延伸。受此影響，眾多知識分子紛紛轉向蘇俄，主張“以俄為師”。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則直接提出，俄國“共產黨（多數派）底方法，可以當做一種過渡時代的手段，適用于中國”。由此，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蘇俄正面形象影響下逐漸建立起來。

對于蘇俄革命的方式和主張，無政府共產主義派和無政府個人主義派明確表示過反對。他們不認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和蘇俄的制度政策，認為布爾什維克黨“設立蘇維?！蹦耸恰皦褐苽€人的表征”，因此“布爾扎維克真要講什么主義，就應早早廢止勞農政府，不要再將國家兩個字抬出來，出自己的丑”。無政府主義者還認為布爾什維克管理的事情太多，使人民無自由、無決定權，所以布爾什維克“是獨裁，是專制”，甚至比“專制魔王還要壞”。此后，無政府主義者以《奮斗》雜志為中心，不斷發表反蘇言論。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則以《新青年》《共產黨》為陣地，發表了《談政治》《無政府主義之解剖》《我們為什么主張共產主義》等文章，指出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區別，駁斥無政府主義的種種謬誤和幻想，維護蘇俄的正面形象。

反對俄式革命的還有曾自稱“共產主義者”的羅素。1920年10月羅素訪華前，《東方雜志》發表了《羅素的新俄觀》一文。在該文中，羅素對蘇俄進行了批判，他認為“鮑爾希維主義在里面含著少數獨裁主義，在外面卻是武力主義”，“他們實際上獨攬大權，因之獲得無數的便利”，這樣，“共產黨員的生活，總比其余人民快活些”，他反對蘇俄的暴力革命，指出戰爭的罪惡“是一定的而且極大的”，因為在戰爭中“文化的遺產不免于損失，而且人類間的仇怨，猜忌，兇殘，未免要變成慣?！?，而且戰爭勝利導致“權力集中，權力集中又不免和資本主義的富力集中一樣，造成同一的罪惡”。羅素以上批判“引起多方面的反響”，“因此凡是表同情于蘇維埃政府的，對羅素的新俄觀，都很反對”，他們認為“貴族式的羅素是不會懂得平民的俄羅斯的內情的”?！缎虑嗄辍愤€陸續刊登了《羅素論蘇維?！贰杜u羅素論蘇維埃俄羅斯》《羅素—— 一個失望的游客》三篇文章，以反駁羅素對蘇俄的批判。但以張東蓀為代表的研究系和基爾特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則從羅素的蘇俄觀中找到了智力支持，對蘇俄的暴力革命、勞農專政也不認同，并以此反對在中國實行俄式革命。

由此可見，各派系基于思想觀點、政治立場的不同，對蘇俄現實狀況、制度政策的認識出現分野，對蘇俄形象的認識與評價也隨之分化。而這其中僅有信仰馬克思主義、堅信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堅持維護與塑造蘇俄的正面形象。

五、結語

五四時期，蘇俄形象經歷了由“叛亂”“激進”“洪水猛獸”的負面形象到“偉大”“光明”“正義”的正面形象的演變。這其實是蘇俄政府、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國民黨等各派系由被動接受他者塑造的蘇俄形象到主動塑造蘇俄形象的過程。當然，這種演變并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第一次對華宣言單個因素決定的，而是在蘇俄現實、蘇俄信息、時人思想觀念和國家權益四個要素參與下漸進發生的。首先，蘇俄現實狀況是決定形象的基礎。形象雖然是人們的主觀判斷，但建立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國人對蘇俄形象的認知，從根本上說，是由蘇俄政權的存續與穩固、勞農政府內政外交政策的實行、俄共（布）的信念與力量、蘇俄國家實力等現實狀況決定的。其次，蘇俄信息是形象認知的橋梁。信息連接著主體和客體，人們對形象的認知依賴于所獲取的消息與材料，因此信息的渠道、質量、真偽甚至表述方式對形象認知與判斷起著重要作用。再次，時人思想觀念是形象認知的內核?；诂F實狀況的信息，要進入主體視域才能形成認知，進而生成形象。而且主體的思想水平、觀念層次決定了其對國家認識的廣度與深度。尤其是在信息充分、利益無涉的情況下，時人思想觀念對國家形象認知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最后，國家權益是決定形象的關鍵。近代國家觀的生成與強化，使國家權益成為評價國家形象的關鍵。強國對弱國權益的掠奪，容易形成弱國對強國的負面認知和敵對情緒。反之，強國對弱國權益的尊重與維護，則有利于國家良好形象的塑造。當然，以上四要素在塑造國家形象過程中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同時起同樣的作用，而是動態變化中互相牽制、各有凸顯。

五四時期蘇俄形象的轉變過程，揭示了社會主義思想傳播與蘇俄形象塑造互相促進的關系。一方面，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為先進知識分子率先認同蘇俄提供了理論根據，而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流派的分野，則決定了蘇俄認知的分化。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基于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在思想觀念、價值立場上與蘇俄構筑了共振的精神紐帶，這堅定了其對蘇俄的正面認知與光明期待，進而走上“以俄為師”的道路，建立中國共產黨。另一方面，五四運動后蘇俄正面形象的提升與塑造，引發了廣大知識分子對蘇俄的關注、研究與推崇，這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社會主義思想的學習與傳播。

[作者系法學博士，華南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