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存統與中共東京支部的創建

陳安杰

【摘 要】中共東京支部是共產黨早期組織為開展海外革命活動，選派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主要發起人之一的施存統在日本東京創建的旅日早期黨組織。從近年來日本館藏檔案解密資料來看，日本政府給留日學生中的社會主義者打上了“過激派中國人”的標簽，并對他們進行秘密跟蹤監視，施存統就是被重點監視的對象。作為中共東京支部的創始人，施存統與上海漁陽里“秘密組織”有著特殊關系，基于這一原因，他時常受到日本警察的騷擾，在這種境況下，仍然帶病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理論，通過在留日學生中發展黨員壯大革命隊伍，加強與上海黨組織的合作，促成日本共產主義者參加“遠東大會”，為中共東京支部的創建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關鍵詞】中共東京支部;施存統;創建

【中圖分類號】K26，D23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6-6644（2021）04-0024-08

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前，在上海、北京、日本東京等國內外城市已組織了8個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這些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名稱并不統一，上海的組織一開始就叫中國共產黨，日本東京的組織則稱為中共東京支部。中共東京支部直屬國內共產黨組織領導，是中國共產黨在東京的秘密組織。這個海外組織是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指導下，秘密創建起來的，因而遺存下來的相關檔案資料較少。由中共廣州市委黨史研究室選編的被列為重大黨史題材的《中共東京支部（1935—1938）》一書的出版，使被塵封了80年的歷史重新浮出水面，該書通過大量的回憶資料，真實記錄了20世紀30年代以后中共東京支部在日本的活動。但中共東京支部在初創時期的史料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卻鮮為人知。要對這一領域展開深入研究，那些收藏在日本檔案館和圖書館中的與中國共產黨相關的檔案史料成為不可或缺的研究證據。 有鑒于此，本文通過近年來日本檔案館館藏檔案解密資料的考證，結合國內外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考述中共東京支部的主要創建者施存統與上海漁陽里“秘密組織”的關系，他是如何在“秘密組織”的指導下創建中共東京支部，又是如何在日本警視廳的嚴密監視下開展革命活動的，進而探尋海外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為國家謀獨立、為民族謀解放的革命歷程和艱辛的斗爭實踐。

一、施存統與上海漁陽里“秘密組織”的關系

日本外務省、防衛省以及警視廳對中國早期黨組織的活動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特別關注早期社會主義者的行蹤，對他們的言行舉動都記錄在案，形成密件。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以及與這一組織保持聯絡的留日學生施存統等人成為關注的重點對象，常以“需注意”“必須注意”“繼續跟蹤”等詞語作為密件標題，其重視程度可想而知。據1921年12月22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檔案解密，“上海秘密組織了‘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社會主義大學校以及俄國過激派宣傳支部‘民主俱樂部等”，并披露施存統與這些組織有關聯，同時他還與在上海的共產主義者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人保持聯絡，不失時機地宣傳共產主義。

解密檔案中提到的“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以及“社會主義大學?！闭窃谏虾７ㄗ饨鐫O陽里創建的黨組織、團組織以及旨在培養革命青年的外國語學社。20世紀20年代，在上海有一條南北走向的舊式里弄被稱為“漁陽里”，一端朝向環龍路，一端朝向霞飛路。環龍路漁陽里（現南昌路100弄），習慣稱為“老漁陽里”，坐落在其北面的是霞飛路漁陽里（現淮海中路567弄），亦稱為“漁陽里”，為區別兩處“漁陽里”，依照建成先后在口頭上以新老區別，在舊上海同屬法租界。中國最早的共產黨組織當屬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于1920年8月創建于老漁陽里2號，取名為“中國共產黨”，其成員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干分子，他們是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時在日本）、楊明齋、李達。在創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8人名單中，施存統赫然在列。此時的施存統實際上不在上海，而是在日本留學，他的行蹤已經被日本警視廳嚴密監視，甚至對他在國內的言行也進行了秘密偵查。據1921年1月10日日本檔案館解密檔案記載，出生在中國浙江省金華縣的施存統在《浙江新潮》上“發表了以《非孝》為題的文章，提出孝是一種奴隸道德，孝子是奴隸的別名”。此文只是施存統對封建舊傳統的有感而發，令他沒想到的是，卻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文章被當局視為“大逆不道”，稱《浙江新潮》“敗壞風俗”，要求政府查禁，施存統也被所就讀的浙江第一師范開除，并被當局逐出杭州。

被迫離開杭州的施存統去了北京，見到了他仰慕已久的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的名將，并加入了推行半工半讀的北京工讀互助團。該社團解散后，他打算經上海再去福建漳州投奔有“社會主義將軍”之稱的陳炯明。在上海停留期間，他和浙江同鄉俞秀松找到曾在浙江第一師范任教的沈玄廬，并在他的引薦下認識了戴季陶和陳獨秀，他們都對這個敢于對封建倫理進行抗爭的青年大加贊賞，介紹其進入《星期評論》雜志社工作。1920年5月，陳獨秀邀請《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的編輯邵力子，《解放與改造》的主編張東蓀以及星期評論社的李漢俊、施存統等人商討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據陳望道回憶：“一九二〇年我到上海后，住在法租界三益里《星期評論》所在處，邵力子也在這里?！蠹易〉煤芙ǘ荚诜ㄗ饨纾?，經常在一起，反復談，越談越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便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鄙虾ｑR克思主義研究會是中國出現的最早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社團之一。他們大多在漁陽里街區附近居住，經常在陳獨秀的寓所召開座談會。石川禎浩在他的著作中談到，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李達、李漢俊、陳望道等先進知識分子在留學日本時對馬克思主義產生極大的興趣，“因而在回國時帶回了許多日本的有關社會主義

的文獻”。

在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陳獨秀等人在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開會決定成立共產黨。據施存統回憶：陳獨秀、俞秀松、李漢俊、施存統、陳公培五人在陳獨秀家里開會成立共產黨，選舉陳獨秀為書記。并由上述五人起草黨綱。張申府回憶此事時這樣說：“關于黨的名稱叫什么，是叫社會黨，還是共產黨，陳獨秀自己不能決定，就寫信給我，并要我告訴李守常。信寫的很長，主要講創黨的事……當時建黨究竟叫什么名字，這沒有確定，征求我們的意見。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產黨?！?/p>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成立之時就已經考慮到革命青年的培養和教育，在上海黨組織成立的同時，也相繼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8月22日，在陳獨秀的指導下，俞秀松、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施存統、袁振英、金家鳳、葉天底8人在霞飛路漁陽里6號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名稱定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選派時年21歲的俞秀松任書記。施存統后來回憶：“青年團成立之初，共產黨員不管年齡大小，都參加進去。陳獨秀、李達也都參加了?！?青年團的主要任務是“接近勞動群眾和研究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

上海早期黨團組織為了培養革命青年到蘇俄學習，儲備黨的后備干部，1920年9月，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創辦了外國語學社，社址選在霞飛路新漁陽里6號。這就是日本解密檔案中提到的“社會主義大學?！?，這里并非是秘密組織的辦學機構，而是以公開辦學的形式來掩護革命活動。據當時在此學習的學生回憶：“外國語學社的牌子就掛在6號門墻上，是黑底白字還是白底黑字記不起了。字是魏碑體書寫的?！薄坝浀门每谟幸粋€煙紙店，包打聽曾在店里監視我們。弄堂底的小鐵門是不通行的，進出都從淮海路（當時叫霞飛路）走，我們多數從后門進出?！蓖鈬Z學社是黨組織創辦的第一所旨在培養革命青年的學校。袁振英回憶：“我擔任英文一科，我又與施存統、葉天底、俞秀松、金家鳳主持團務，總務由楊明齋擔任?！痹缙邳h團組織在外國語學社所從事的革命教育活動引起了法租界的警覺，遂于1921年4月29日被法租界巡捕房搜查。自此，外國語學社的活動受到嚴密監視，7月，早期黨組織決定由張太雷等負責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提出在正式中央機關未成立之前，由上海機關代理中央職權。8月，外國語學社宣告結束。外國語學社存在的時間盡管不到一年，卻為黨組織培養了大批的革命干部和后備力量。

由此可見，施存統不僅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重要成員，還積極參與創辦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外國語學社。當然，并不排除通過書信的形式參與其中。他在后來的一篇回憶文章中講道：上海成立共產黨的會結束不久，“我就到日本留學去了，記得隨身帶走了一份綱領”。于是，施存統帶著這份自己親自謄寫的黨綱來到異國他鄉，開始了他孤懸海外創建中共東京支部的革命歷程。

二、施存統負責秘密創建中共東京支部

1920年6月，施存統在戴季陶和日本友人宮崎滔天、宮崎龍介父子的幫助下，赴日留學，寄居在宮崎龍介在東京的家中，一邊在東京同文書院學習日語，一邊經常與日本社會主義者堺利彥、高津正道等聯絡。施存統一踏上日本國土，就受到了日本警視廳的嚴密監視。據日本檔案館解密檔案記載：“借住在東京府高田村一五五六號三埼館的需要注意中國人施存統的行動事宜，該人在東京同文書院上學的同時，研究無政府共產主義……他還和目前行蹤不明、被認為也是無政府共產主義者的漢?。▌e名？）一起，和我國社會主義者堺利彥、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彌等有交往?！辈⑶疫€提到與在上海的社會主義者鶴有聯系，“目前對上述漢俊的行蹤及已在進行暗中偵查的施存統的行動，正在嚴密注意、秘密偵查”。

解密檔案中提到的“漢俊”與“鶴”正是比施存統更早留學日本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建者李漢俊和李達，留學期間和回國后，他們與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堺利彥、高津正道等建立了密切的聯系。據日本《外事警察報》報道，漢俊就是“留日學生總會副會長，李人杰（湖北人）又叫李杰，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部畢業，故黃興的秘書長李書城的親弟弟”。日本外務省史料館所藏檔案新聞通訊件記錄，“神田區三埼町一丁目五番地，留日學生總會事務所，湖南人李達（當年二十九歲）……用鶴或天放的筆名”。從日本外務省和警視廳檔案資料記載情況來看，赴日的進步留學生大多都受到嚴密監視，尤其對與日本的社會主義者聯系頻繁的革命黨人更是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1920年12月，堺利彥、大杉榮等還在日本成立了“日本社會主義者同盟”，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李大釗參加了這個組織，這為促進旅日留學生在日本建立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施存統曾在上海加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與陳獨秀等黨的早期主要創建者建立了一定的信任關系，成為黨的早期組織在日本創建中共東京支部的最佳人選。旅日華人中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最初是由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施存統和周佛海組成的。施存統根據陳獨秀指示，成為小組的實際負責人。他在后來的回憶中也講道：“我于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日去東京，與周佛海取得聯系，成立日本小組，陳獨秀來信，指定我為負責人?！睂嶋H上，周佛海早于施存統到日本，他于1917年就自費赴日留學，就讀于日本鹿兒島市第七高等學校，在日期間，開始接觸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文章，并經常翻譯和撰寫這類文章投給國內的《解放與改造》等刊物。該刊的主編是張東蓀，經張東蓀的介紹，周佛海認識了在上?；I備創建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和李達。1921年4月19日，周佛海給同在日本的施存統發去一封信，傳達了陳獨秀要求組建東京支部的意愿，信是這樣寫的：“昨日接獨秀來信說：與上海、湖北、北京各處的同志協商，命你我二人作為駐日代表，聯絡日本同志。日人中很少知道我們有此團體（共產黨），我等應竭盡全力?！敝芊鸷Ｔ谛胖羞€談到自己在偏僻的鹿兒島，與日人聯絡不方便，是當前開展革命活動面臨的困難。1921年4月下旬，施存統和周佛海在陳獨秀的指示下，在日本東京創建了中國共產黨東京支部。

據1921年4月29日日本外務省檔案資料記載，施存統“與居住在鹿兒島的中國人周佛海好像有深厚的關系”，在補充記錄中還提到“該文件提到的‘C雜志，可以確認是他們主張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宣傳機關雜志，為此，正在對現在居住在東京的留日中國學生進行嚴密的秘密偵查”?！癈”雜志正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的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創刊于1920年11月7日，公開了黨的旗幟，由李達任主編，施存統和周佛海都是這個雜志的撰稿人。日本警視廳拆封的周佛海給施存統的信中就講道：“C雜志第5號原稿尚未收集完成，拜托你賜稿，我也盡力?！痹诹硪环庑胖?，周佛海寫道：“我將山川均撰寫的《社會主義和國家、勞動組合》翻譯為中文后，刊登在《新青年》雜志上。李達翻譯了河上肇的部分文字，應是刊登在C雜志。希望兄發來稿件?！薄豆伯a黨》月刊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列寧建黨思想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開展情況，也對無政府主義等社會思潮進行猛烈的抨擊，堅定對共產主義的追求和信念，成為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必讀刊物。

由于施存統頻繁開展活動，被日本方面認為是共產主義思想的信奉者，與日本共產主義者有交往的嫌疑，強制要求他對日本警視廳外事課員進行陳述。不久，日本內務省第九九八號致警視總監的訓令寫道：“中國人施存統的行動擾亂了帝國之安寧秩序，因此，本大臣命令施存統，限其于今日起十日之內，根據貴總監發放的通行權規定的路線，離開帝國領土?！笔┐娼y遂于1921年12月27日晚8時30分在兩名警視廳警官的押送下，乘坐“亞利桑那號”汽船從橫濱出發回上海。

三、中共東京支部開展的革命活動

施存統作為中共東京支部的負責人和主要代表，時常受到日本警察的監視和騷擾。在日本警視廳私自拆封的施存統給上海邵力子的一封信中談道：“我的病好像仍然沒有好，并且加上各種煩悶，讀個幾十分鐘的書，頭就混亂，每天靜坐實在困難?！斎晃医鼇砻刻於急蝗毡揪祢}擾，真的是噩夢?！笔┐娼y正是在這樣的境況下，主持中共東京支部的工作，并開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動。

（一）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理論

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館藏檔案的解密文件中提到施存統在日本秘密結社，并開展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還認定“去年六月左右曾與宮崎滔天一同在我國行動”。的確，施存統1920年6月來到日本從事黨的革命工作，當時就借住在宮崎滔天在東京的家中，在宮崎滔天的引薦下認識了堺利彥、高津正道、近藤榮藏、高瀨清等日本的社會主義者，他們經常保持聯絡。1921年4月的一份解密檔案中記錄，施存統和“我國社會主義者堺利彥、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彌等有交往。有情況表明，他們翻譯刊登其著作的該主義宣傳雜志以及其他印刷物，介紹給中國內地的人”。盡管施存統在上海加入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并成為研究會的骨干成員，但當時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并不高，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也不是很深入，在與日本社會主義者的交流中，特別是閱讀和研究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之后，施存統告別了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日本期間，施存統精心翻譯了山川均的《勞動組合運動和階級斗爭》、河上肇的《俄羅斯革命和唯物史觀》等文章，在國內《新青年》《民國日報》等刊物上發表，產生了很大影響。與此同時，他還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思考和分析中國的革命問題，并把自己撰寫的《唯物史觀在中國底應用》《我們要怎樣干社會革命》等馬克思主義理論文章寄回國內發表。日本警視廳的解密檔案記錄，施存統在被驅逐時乘坐的“亞利桑那號”船上與警員作了如下的談話：“以上學為名，與本國的共產主義者李達、王仲甫、陳獨秀、戴天仇等一起宣傳共產主義;另一方面，與日本被監視人物堺利彥、高津正道、近藤榮藏、高瀨清、宮崎龍介等往來……日本的社會主義者中，我認為第一人是堺利彥，其次是山川均。大杉榮太過激了，跟我主義不同，我不崇拜，但在主義的研究上我常常購買他的著作?！睋毡緦W者石川禎浩的研究，施存統在日本期間，共計翻譯了11篇文章，發表長短文章50多篇。這些文章大多都發表在上海出版發行的《星期評論》、《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以及《新青年》等雜志上面。施存統利用多種渠道和方式把日本社會主義文獻介紹到中國，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識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發展黨員壯大革命隊伍

中共東京支部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積極在日本留學生中發展黨員，不斷壯大黨的隊伍力量。施存統在后來的回憶中講道：“東京小組發展到十來個人，其中有彭湃同志?！迸砼?919年參加早稻田大學激進青年組織——建設者同盟。俄國十月革命后，開始研究社會主義學說。1920年在日留學生中組織“赤心社”，學習俄國革命經驗。他還參加了由日本社會主義者堺利彥等人在東京發起組織的“Cosmo-Club”（可思母俱樂部）。在日留學期間思想活躍，積極參加社會組織，后成為中國農民運動的杰出領袖。參與創辦“赤心社”的還有李春濤和楊嗣震等進步學生，施存統與這個社團保持著緊密聯系，并發展該社的彭湃、楊嗣震、林孔昭等人加入中國共產黨，黨組織一度發展到數十人。由于施存統被日本警視廳列在“必須注意的中國人”的名單上，其行蹤受到監視，甚至還時常被問詢，對東京支部壯大黨組織的隊伍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尤其是1921年底，施存統被日本警視廳以傳播過激言論、危害治安為由逮捕，并要求限期離境。中共東京支部的另一位創建者周佛海于1922年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跟隨河上肇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但畢業后卻對共產主義產生了懷疑，后來脫離共產黨，走向了反黨反人民的道路。施存統回到上海，標志著中共東京支部的工作暫告一段落。由施存統等人創建的中共東京支部是中國共產黨最早成立的8個黨組織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最早的兩個海外支部之一，都屬于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

（三）加強與上海黨組織的合作

在上海成立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織，是各地共產主義者進行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施存統在日本警視廳的供述概要中坦言，上海的社會主義團體與他有關系的是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和社會主義大學校，都是秘密結社。上海的共產黨有兩種：一是陳獨秀創立的奉行純粹的馬克思主義;另外是黃界民一派，奉行馬克思主義加無政府主義，他與前者有關。在日本外務省的解密檔案中多次提到施存統與上海的共產主義者陳獨秀、李漢俊、李達聯系密切。在1922年7月8日《上海木下內務事務官報》上刊登的“與上海共產黨有關的、信奉布爾什維主義的主要人員”列表中，陳獨秀是“上海共產黨首領”，李漢俊是“上海共產黨副首領”，李達是“著作家，上海共產黨干部”。由于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都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主要創建者和核心成員，早年都曾留學日本，他們的舉動格外受到日本警視廳的關注。在1920年1月，日本外務省檔案資料中就記錄了李達為第一高等學校的學生，比較精通日本的情況，該人一直就有排日思想。日本警視廳反復要求，要嚴密監視上海的共產主義者陳獨秀、李達、李漢俊與在東京的“必須特別注意的中國人”施存統的行蹤。中共東京支部成立后三個月，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施存統考慮到周佛海已多年未曾回國，便派周佛海代表中共東京支部出席這次會議。施存統后來回憶道：“第一次黨代會時，日本小組還只有兩個人，即我和周佛海。我們二人互推擔任黨代表，最后由周出席?！?/p>

（四）促成日本共產主義者參加“遠東大會”

在日本外務省館藏檔案中詳細記錄了中國共產黨人張太雷接受上海的俄國“過激派”代表“S”的指令來到日本，欲向日本的社會主義者近藤榮藏交付“赤化”宣傳運動經費1000元，而作為經費交接的中間人正是中共東京支部的負責人施存統，他還與堺利彥、高津正道、宮崎龍介等人有交往。解密檔案中提到的俄國“過激派”代表“S”就是共產國際派來中國幫助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國際代表馬林，他與另一位代表尼克爾斯基于1921年6月先后到達上海開展工作。馬林（Maring）是他在中國時所用的名字之一，原名叫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鑒于施存統與堺利彥、高津正道等日本社會主義者的關系，1921年10月，馬林派張太雷來到東京，施存統作為中共東京支部的負責人接待了秘密訪日的張太雷。由于當時共產國際沒有與日本社會主義者建立聯系，共產國際就想出了經由中國派遣人員與日本共產主義人士接觸。張太雷作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翻譯，受馬林委托秘密訪日，推動日本方面派人參加預定在1921年底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施存統的積極幫助下，促成了日本共產主義者確認派遣代表出席這次“遠東大會”。據馬林講，張太雷訪日是共產國際與日本共產主義發生聯系的轉折點。無疑，施存統的聯絡工作是出色的，正是在他的促成下才使張太雷完成了這次重要的任務。

四、結語

中共東京支部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為開展海外革命活動，選派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主要發起人之一的施存統在日本東京創建的旅日早期黨組織。日本外務省和警視廳通過擅自拆封施存統與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主要成員之間的往來信件，確認在日本留學的學生施存統，表面上在潛心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實則是以中共秘密黨員的身份來日開展革命活動。從1921年4月中共廣東支部開始創建到1921年12月施存統被日本警視廳遣返回國，在這段艱辛歷程中，施存統被日本警視廳打上了“過激派中國人”的標簽，始終被日本警察跟蹤和監視，甚至還時常遭到盤查和審問，直至逮捕并遣返回國。對此，就連日本人宮崎滔天也發出這樣的感嘆：“決定不讓這個鄰國青年再次入國，這樣的處分是否過于狹隘？如果我是執政者，絕對不會如此處置，中國人一定也會指責這樣的做法?！睂M步青年的打擊，甚至不擇手段的迫害，終究是徒勞的，無法阻擋革命洪流，這也充分暴露了日本政府對革命運動和革命活動的極度恐懼。施存統在異國他鄉、孤懸海外開展建黨活動，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但仍然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中共東京支部的創建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作者系法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俞秀松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市松江行政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