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語境下不可移動文物在博物館陳列中的運用
——以徐州博物館為例

原 豐

（徐州博物館 江蘇徐州 221009）

內容提要：搬遷保存的考古遺跡是一類特殊的不可移動文物，因學科研究和社會發展需求，在當前考古發掘和博物館陳列工作中都受到相當的關注和重視。這一類文物具有特殊性、典型性和原真性等特點，在各地博物館陳列中廣為運用，其在博物館陳列中通常采用復原陳列的方法，策展過程中需要解決好展陳體系的融合、展陳空間的利用、展覽內容的解讀等問題。

不可移動文物包括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壁畫、近現代重要史跡和代表性建筑，根據其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可以分別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梢苿游奈锇v史上各時代重要實物、藝術品、文獻、手稿、圖書資料、代表性實物等，分為珍貴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貴文物又分為國家一級文物、二級文物、三級文物[1]。實際上不可移動文物與可移動文物是相對而言的，兩者的區別不僅僅在于文物能不能移動、是不是已經移動，還在于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內涵，兩者之間是可以轉化的。比如收藏漢代至今的數千塊石刻文物的西安碑林博物館是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整體遷建至江蘇揚州蜀崗的高郵天山漢墓是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收藏于江蘇徐州博物館碑園的近百塊“湖山楊氏石刻”是徐州市文物保護單位。諸如此類異地保護的文物從概念上理解應隸屬可移動文物范疇，但又被認定為文物保護單位，即不可移動文物。有鑒于此，2018年6月，國家文物局發布《不可移動文物認定導則（試行）》，進一步明確：經整體搬遷，在新址有獨立地域范圍的古墓葬或古建筑等可以認定為不可移動文物。實際工作中，關于文物屬性的認定確實還存在一定盲區，近年來圍繞西安碑林博物館“開成石經”的遷移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2]，爭論的焦點之一就是可移動文物與不可移動文物的認定問題。

本文所要討論的對象是經過科學的考古發掘工作，因開展考古研究、博物館陳列或遺產保護的需要而搬遷保存的重要考古遺跡，這是一類特殊的文物。如果按照可移動文物與不可移動文物的分類標準，應該將其歸為可移動文物；而如果從具體的文物管理和實際操作層面講，歸為不可移動文物更為合理。因此對于其性質的界定還存在進一步討論的空間。本文認為，按照我國目前文物管理工作的通行標準和實際情況，應將其歸于不可移動文物，這類文物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文物保護理念的轉變，已經成為當前文物工作者要面對的一個突出問題。

一、考古遺跡的保護展示是考古和博物館陳列工作的必然趨勢

為深入探討這一問題，首先要從當前的考古發掘和博物館展覽工作談起。

從考古發掘看，在新時代新形勢下，考古工作被賦予新的使命，考古發掘在探索地域文明、闡釋中華文明進程的同時，還承擔著“保護文化遺產、服務社會發展”這一更深層次的任務，也是建設小康社會、滿足人們精神生活要求的需要。牢固樹立保護意識成為國家文物局和各級文物行政部門對考古工作的基本要求，在這種大環境下，越來越多的文化遺產得到保護，越來越多的文物遺存得以保存。與此同時，我國基本建設還在大規模進行，各級考古機構每年都要開展大量的考古發掘工作，但是最終被納入保護范圍的文化遺產是有限的，與激增的考古發掘項目相比，保護工作相對滯后。實際情況是，每年通過考古發掘得以保護的不可移動文物數量占當年考古發掘文物總量的比例很低，也就是說，更多的不可移動文物在考古工作完成以后就徹底消失了。因此，考古工作者在完成考古工作、搶救大量可移動文物的同時，面對一些重要的遺跡現象，比如房址、墓葬、窖藏、窯址、水井、路面、地層剖面等，也會想方設法將其保存下來。這是保護文化遺產的另外一種方式，也是學科發展和科學研究的需要。所以，近些年“文物搬家”成為各考古機構的常規動作，得以保存下來的各類遺跡也越來越多。

從博物館展覽工作看，自2008年免費開放以來，中國的博物館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全國博物館一年舉辦的陳列展覽數量已超過2.9萬起[3]。越來越多的觀眾走進博物館，人們對于博物館展覽的理解能力、對傳統文化的認知水平不斷提升，原有的單純說教式的文物展或國寶展已經不能適應需求。觀眾不僅需要觀賞美輪美奐的古代文物，了解其復雜的制作工藝，還需要探求文物背后的故事：文物出自哪里，什么人使用，當時社會的生活狀態是什么樣，精神追求是什么，生產技術如何？等等。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博物館展覽工作者不斷提升展覽理念，創新展陳手段，不僅注重傳統的“以物見物”“以物證史”，而且還要更多地強調“透物見人”“透物見社會”。展覽理念的變化直接帶來了展覽內容和展示形式的變化，展覽內容的概念開始擴大，在注重文物展品的同時，如何展示文物出土時的考古遺跡單位和原始環境、出土時文物之間的組合關系等同樣重要。展覽工作者開始將目光更多投向考古發掘的遺跡，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多的各類考古遺跡作為展品進入各級博物館，成為博物館陳列展覽中的“?？汀?，有些甚至成為“明星”。南京博物院“江蘇古代文明”展將江蘇邳州山頭墓地的一座東漢時期磚石混合結構畫像石墓搬入展廳；成都博物館將從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揭取的一段宋代磚鋪路面，以套箱的形式鑲嵌于展廳內作展示；江蘇淮安市博物館將淮安運河村戰國墓分體搬遷至展廳內復原陳列；徐州博物館“古彭千秋——徐州歷史基本陳列”將徐州衛遺址一座出土有大量鐵盔等兵器的明代房址整體搬遷到展廳進行整體展示[4]；徐州睢寧縣博物館將睢寧龍頭山考古發現的明代“金先”彩繪磚雕墓整體搬遷至新館展出[5]。剛剛開放的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也充分運用考古遺跡，特別是從河南開封汴河州橋遺址揭取的汴河河道地層剖面，展示體量長25.7、高8米，被譽為“鎮館之寶”[6]。

由上可知，諸如此類重要的考古遺跡，考古發掘和展覽工作都被予以充分關注、研究，有關成果也在實際工作中付諸實施：考古發掘將其作為學術研究的實物資料，注重的是有效保護和滿足進一步學術研究的需要，強調遺跡的完整性、唯一性，突出其歷史價值和研究價值；博物館展覽將其作為展品之一，注重的是其在整個展覽體系和詮釋地域文明方面發揮的作用，強調展覽內容和展示效果。雖然側重點不同，但兩者之間的密切聯系是顯而易見的，在博物館展覽中恰當運用考古遺跡，既能滿足觀眾的觀展需求，也是考古發掘成果保護展示利用的有效拓展，都能實現各自的社會價值，從而達到“雙贏”的效果。

二、考古遺跡的顯著特點和發揮的作用

這類特殊的文物指的是離開不可移動文物本體，通過各種技術手段將其搬遷并保存下來的考古遺跡。它具有三個方面的顯著特點。

1.特殊性

考古遺跡可能是一間木骨泥墻的土筑房址，可能是一座磚或石砌的墓室，可能是一個燒制陶器的窯址，可能是古人踩踏形成的一條道路，也可能是一處反映遺址堆積形成過程的文化層斷面，由考古工作者通過技術手段將其搬遷保護。如果從文物存在的形態上講，這些被遷移的考古遺跡已經離開其所處的不可移動文物環境，應該將其歸屬于可移動文物范疇。但與館藏可移動文物相比，這類文物具有其特殊性：首先是體量和重量都很大，輕者數百斤，重者幾噸甚至上百噸，它需要較大的存放空間，一般不會進入博物館文物庫房，如果不是出于進一步開展研究、保護修復或展覽的需要，一般不會輕易移動，更不會隨便拆除搬遷的包裝材料；其次，在當前各級博物館和考古機構文物藏品的統計賬目上，尚沒有對這類文物進行登記，剛結束不久的全國第一次可移動文物普查也沒有對這類文物予以特別說明，往往仍將其看作不可移動文物的衍生品。

2.典型性

考古工作在田野發掘階段主要是揭露并研究古遺址、墓群等不可移動文物的文化面貌、文化內涵和各類遺跡現象，強調發掘資料信息的科學性和完整性。需要搬遷保存的考古遺跡通常保存較好，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能夠反映某一遺址或墓群的主要特征內涵，有些需要進一步開展室內實驗室考古工作，對于探索地域文明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研究價值。

3.原真性

考古遺跡是考古工作者按照科學的方法經過分析研究和細致入微的清理發掘之后呈現出來的，保留著古代人們生產、生活的大量信息，是文物埋藏和出土時原生環境的直接反映。它是考古發掘的第一手資料，具有田野考古發掘的現場感和歷史的厚重感、滄桑感。

基于上述三個方面的顯著特點，這類特殊的文物在為考古研究提供實物資料的同時也在博物館的展覽中發揮重要作用。首先，是其在詮釋地域文明中的特殊作用?？脊胚z跡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使其具有較強的普遍價值，可以彌補博物館展覽體系的缺環，是詮釋地域文明不可替代的重要物證。其次，通常情況下博物館展覽往往以物說史或以文說史，即為傳統的文物展，而關于文物的出土環境、背景信息和相關知識，往往是通過照片、文字等展板資料或視頻對其解讀。然而，這些方式對于展示比較抽象、枯燥、專業的內容則顯得力不從心，從考古現場“請”來的遺跡則可發揮作用，輕而易舉地解決了這一難題，使其變得通俗易懂。再次，長期以來考古工作在公眾眼中具有神秘感，他們了解的考古信息源于電視和書籍、網絡，但畢竟來源有限而且多經過加工，不夠真實、科學?？脊胚z跡的原真性使得其具有較強的現場感和視覺沖擊力，能夠真實地展示文物發現和出土時的狀態，觀眾可以在展覽中更深入地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也能夠體會考古探索的樂趣。

三、考古遺跡的展示應用

經過搬遷的考古遺跡在博物館陳列展示的方法多種多樣。復原陳列因其生動、形象、直觀地解讀展覽，能夠調節展覽節奏，容易引起觀眾的興趣而成為博物館經常應用的一種陳列方法?！安┪镳^的復原陳列有兩種類型，一是以物為主的復原陳列；一是以場景或人為主的復原陳列。前者由于本身就是真實的文物或有詳盡的考古資料為基礎，比較容易接近‘真實’，而后者雖有歷史的記載或實地考證，但卻需要設計創作者進行更大程度上的再創作，真實把握的難度就更大一些?！盵7]近些年來，以物為主的復原陳列逐漸引起重視，以搬遷保存的考古遺跡為主的復原陳列成為各地博物館展覽采用的主要手段和亮點所在。因此，深入研究和探討搬遷保存考古遺跡的不同類別、搬遷方法以及在博物館陳列中的具體應用實踐等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2019年4月完成提升改造并對外開放的徐州博物館基本陳列充分發揮了考古遺跡在詮釋地域文明、提升展陳效果方面的作用，共有七處搬遷保存的考古遺跡得以復原展示[8]。包括從邳州梁王城遺址整體搬遷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從賈汪廟臺子遺址分體搬遷的西周時期房屋居住址，采用地層剝離技術從市區蘇寧廣場古遺址揭取搬遷的西漢時期城墻地層剖面，從回龍窩明代城墻遺址揭取搬遷的明代地層剖面，從市區皇城大廈工地徐州衛遺址整體搬遷的兵器庫，從市區皇城大廈工地整體搬遷的西漢王莽時期錢幣窖藏，從市區鐵剎山工地分體搬遷的西漢時期石槨墓等。由于每類考古遺跡的典型性和特殊性，搬遷方法和具體陳列方式各有不同，本文對此分類討論如下。

1.分體搬遷陳列的考古遺跡

分體搬遷是指將一個完整的考古遺跡按其組成部分、構成單元搬遷，或根據實際情況對遺跡切割后再搬遷的方法。這種方法靈活多變，能夠充分照顧搬遷工程量、存放場地、展覽空間及后續科學研究工作的實際需要，是目前各地最為常用的一種搬遷方法。成都博物館的宋代磚鋪路面、淮安市博物館的運河村戰國墓、徐州博物館的賈汪廟臺子西周房址等均采用了分體搬遷然后復原陳列的方法。

賈汪廟臺子遺址是徐州地區典型的商周時期臺形遺址[9]，2017年考古發現一組西周中晚期的聯排式房屋建筑基址，為全國同時期遺址中僅見。這組房屋基址共有五間，南北長約13.2、殘寬2.8～3.2、墻體殘高0.2～0.5米，有清楚的房屋布局，明確的木骨泥墻墻體結構，清晰的墻體墻面、居住面及門道，保存尚好的房址內文物遺存（圖一）。

圖一//廟臺子遺址西周房址發掘全景（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2018年徐州博物館正在籌備展廳提升改造工程，筆者作為賈汪廟臺子遺址發掘項目負責人，同時也是展廳提升改造工程的主要負責人，因此很快將西周房址的搬遷保護展示擺到了議程上，并著手解決三方面問題：（1）與策展人、展覽內容設計負責人溝通并進行現場考察，將展陳內容融入展覽體系。經過充分論證，將廟臺子遺址西周房址置于“古彭千秋——徐州歷史基本陳列”的“彭暉徐曜”單元，既能形象展示3000年前古人的生活場景，又能很好地解決因單元文物數量不足、分量不夠而導致的支撐度不夠的問題。（2）召集考古、文保、展覽、工程等領域專家，討論分體搬遷西周房址進入展廳的具體辦法和實施步驟。依據考古專家的意見對房址編號并確定科學合理的分體切割方案；依據文保專家的意見制定并實施有效的分體搬遷方案，充分考慮考古遺跡從田野到展廳、從室外到室內所有環節的保護、搬運、存放、二次打開拼接等問題；依據展覽專家的意見確定展品在展線的位置、展陳空間的利用等問題；依據工程專家的意見確定展品進入展廳的運輸路線、樓層荷載等問題。（3）召開策展人、展覽形式設計人、展覽公司、考古專家、文保專家會議，就西周房址的復原陳列方法和效果進行論證。充分理解和運用搬遷的西周房址、相關的文物展品、背景展板資料三者之間的關系，還原西周房址原來所處的自然地貌和地理環境，以油畫作為展覽背景，營造展覽氛圍。這個階段的文保工作尤顯重要，重點要解決分體搬遷后文物的二次打開、拼接、局部修復問題，特別是土遺址在對公眾開放期間所面臨的文物保護壓力，需要對遺址本體進行適度的修復加固。同時，策展人和形式設計方還要站在公眾角度，利用展板、說明牌、多媒體等對展覽空間及展陳內容進行解讀（圖二）。

圖二//廟臺子遺址西周房址復原陳列場景（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2.整體搬遷陳列的考古遺跡

整體搬遷是相對于分體搬遷而言，是指將一個考古遺跡整體打包然后搬遷的方法，這種方法因能很好地保存考古遺跡的完整性、原真性而備受推崇。但由于整體搬遷的考古遺跡通常體量較大，在展覽時會受到一定限制，所以往往在新建博物館或者改擴建博物館展覽中廣泛運用，如南京博物院在2013年二期改擴建工程后將整體搬遷的邳州山頭東漢畫像石墓復原陳列于“江蘇古代文明”展廳，徐州博物館在2013年“四位一體”改擴建后將整體搬遷的徐州衛遺址明代兵器庫陳列于“金戈鐵馬”展廳，2018年睢寧博物館新館建成后將整體搬遷的龍頭山明代磚雕墓陳列于“金石永固”展廳，2021年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建成后將整體搬遷的無錫宜興鳳凰村宋代窯址陳列于展廳。下面以徐州博物館整體搬遷的徐州衛兵器庫為例介紹。

徐州衛遺址位于徐州市中心大同街是2004—2005年考古發現的一處磚石結構的大型建筑基址，保存較好、布局清楚，共清理房址二十余間，根據出土碑碣記載知該處為明代徐州衛衛鎮撫司公署[10]。由于現場已經不具備原址保護的條件，徐州博物館決定整體搬遷其中一間保存較好的房址，這間房址長6.5、寬3.4米，磚砌墻體保存最高處有1.5米，房內存放大量鐵胄、鐵銃等兵器（圖三），初步測算總重量超過60噸。

圖三//徐州衛遺址兵器庫發掘全景

徐州衛兵器庫從整體搬遷，到在博物館展出，時隔八年之久，由于間隔時間較長、人員變動等問題，需要組織策展團隊進行專門研究并考慮更多的因素：首先，策展人和展覽設計單位沒有現場直觀感受，展覽設計過程中可能存在盲區；其次，整體搬遷的原始記錄，包括考古信息、搬遷具體方法、耗材信息、搬遷前文物本體保護的原始檔案等都是評估展覽展出效果和文物保存狀況的關鍵要素，需要進行仔細研究；再次，文物搬遷后的存放地點和環境同樣十分重要。徐州博物館展廳改擴建工程時充分考慮了承重荷載和展廳流線等問題，在土建工程封頂前提前將整體搬遷的兵器庫遺址移放到指定位置，在陳列布展階段基本實現了預期目標（圖四），但還是出現了展陳空間不足、背景資料不夠、文物本體保護不到位的情況，留下了少許遺憾。

圖四//徐州衛遺址兵器庫復原陳列場景（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3.地層剝離剖面陳列的考古遺跡

地層是考古學中具有典型意義的重要遺跡，是田野考古階段的主要研究內容，典型地層剖面能夠直觀反映遺址的堆積特點和文化內涵。長期以來，在博物館展覽中通常使用土壤顏料或GRC復合材料仿制地層堆積剖面，但因難以準確反映地層堆積特點，加之色彩比較生硬，展示效果往往不佳。近些年，采用地層剝離劑（即高分子樹脂）揭取地層剖面的技術和方法逐漸成熟，開始在博物館展覽中應用。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將揭取的長達近30米的汴河河道地層剖面成功拼接進行展示，將這一技術運用到新的高度。

徐州博物館通史陳列中兩處展示揭取的地層剖面雖然規模較小，但也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其一，與上述兩種方法搬遷的考古遺跡不同，揭取的地層剖面重量不大，通常不需要考慮樓層荷載、運輸路線等問題。但地層剖面展示像一巨幅畫作一樣，策展人、展覽形式設計師和展覽公司需要前期論證，設計預留足夠的展廳空間、流暢的觀展流線。其二，要重點做好地層揭取和拼接復原等文物保護工作，需要考古和文保人員充分溝通，揭取前對地層剖面進行完整的信息采集和科學編號，揭取中盡量保持揭取剖面完整均勻，揭取后要及時修復處理。分多段揭取的地層剖面在后期拼接時難度較大，需要特別注意編號、定位、地層土樣和典型遺物的留存等工作。其三，地層剖面像一本無字天書，蘊含信息量豐富，陳列展示中做好展品解讀工作尤為重要，地層年代標識、考古發掘資料、典型遺物、數字化信息等都是解讀展品的重要內容。

4.兩點認識

考古遺跡作為特殊的不可移動文物，極大地擴展了博物館展品的品類，在博物館陳列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v觀目前國內博物館在考古遺跡方面的陳列應用情況，結合徐州博物館的工作實踐，筆者形成如下基本認識。

第一，應進一步發揮考古遺跡在詮釋地域文明、形象解讀展覽方面的獨特作用。博物館領導者、展覽策展人和展覽大綱編寫人要有這種視野和眼光，關注和收藏能夠反映地域文明的重要考古遺跡，在博物館展覽這一特定語境中，不但要將精品文物和文物組合展示，還要將文物出土的原生環境融入展陳體系。

第二，通過各種手段搬遷獲取的考古遺跡來源于田野，最終在博物館中陳列展示，往往會受到博物館建筑結構、展廳空間、展覽流線等客觀條件的限制，也會受到時間久遠、人事變動等因素影響。要完成這項工作，需要博物館館長、策展人、展覽設計師、考古專家、文保專家、建筑工程師以及展覽公司等多方面協調配合，各司其職，才能最終呈現給觀眾一場考古與博物館陳列完美結合的展覽。

四、結語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斷增長，“考古熱”“博物館熱”已經成為常態，必將推動考古發掘和博物館展覽工作理念、實踐的不斷進步。搬遷保存的考古遺跡是一類特殊的不可移動文物，正在迅速引起學界的重視并廣泛應用于博物館展覽中。

考古挖掘與博物館展覽互為“兄弟”，二者相互促進、相互推動?？脊虐l掘的首要任務是研究地域文明、復原古代社會，它不斷豐富、補充甚至重新發現區域文明，與此同時，考古發掘的學術成果和實物資料是推動各地博物館建設、展覽提升改陳的重要內生動力。因此，國家文物局在2019年《國家文物局關于進一步加強考古管理的意見》中指出：“各考古資質單位應積極參與博物館展陳工作，主動為文物保護利用工作提供專業意見和學術支撐?！笨脊胚z跡的搬遷保存既是考古學學科發展的必然趨勢，也為博物館展覽提供了新視角和新材料，對博物館陳列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反之，博物館展覽是展示地域文明的重要窗口，是考古工作實現社會價值、為社會公眾服務的重要載體。搬遷保存的考古遺跡在博物館展覽中廣泛應用一方面為展覽增光添彩，為公眾提供更好的觀展體驗；另一方面也對考古發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和要求，推動考古理念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