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北市相山發現“永元八年”漢代畫像石祠堂

淮北市文物局

內容提要：2020年5月，淮北市文物部門組織清理了淮北市相山動物園原“鴕鳥園”區域，發現一處被嚴重破壞的漢代祠堂基址，并在祠堂蓋頂石上發現了“永元八年”（96年）紀年題刻。經研究，可知相山祠堂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體量最大、有紀年題刻、建造相對考究的一座抱鼓石式祠堂，極具文物價值，為進一步研究這種建造風格獨特的漢代祠堂提供了新的素材。

相山漢代祠堂發現于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公園內，北靠相山主峰，東依龍山，西傍虎山，南臨兩漢時期的相縣故城城址。根據以往文物調查，這里分布有一定數量的漢墓群，并出土過漢代墓上建筑石質構件。2020年5月，因淮北市動物園計劃在原相山位置新建“大象房”，淮北市文物局在擬建設區域組織了文物調查，發現了疑似漢代墓上建筑石構件。隨即文物考古人員對露出的這些石構件進行了清理，判斷這是一處早期被嚴重破壞的漢代祠堂基址（圖一）。具體介紹如下。

圖一//相山漢畫像石祠堂位置示意圖

一、簡介

相山漢代祠堂建造于相山主峰東南的山坡處?，F命名為“相山漢畫像石祠堂”，編號2020HXC1（下文簡稱為C1）。C1早年被毀壞后，大部分祠堂構件已被取作他用，余下的構件散置于原址，構件上原有的題記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從基石上鑿制的淺槽布局來看，這座祠堂朝向為東南，單開間，其構造為前室后龕“凸”字形結構，與淮北市已發掘清理的洪山畫像石祠堂[1]、鄧山漢畫像石祠堂[2]構造形制基本相同，與洪山漢畫像石祠堂相距約3.5千米，與鄧山漢畫像石祠堂相距約10千米。

祠堂基址周邊散落多塊刻有畫像的石構件，其上仿刻瓦壟和連檐云紋圓瓦當，并飾以菱形紋，與宿州褚蘭漢墓[3]發現的墓垣蓋頂石基本一致，因此我們認為這座祠堂依托墓冢而建，同時墓冢四周建有墓垣。祠堂基址處散落較多石塊，能夠分辨出來的有祠堂構件4塊，墓垣石2塊（圖二；彩插四︰1），其中前堂蓋頂石上有“永元八年”（96年）題刻。祠堂基址保存尚好，由兩塊加工平整的青石板組成。南北長257、東西殘寬140厘米。

圖二//相山漢畫像石祠堂C1殘存構件平面分布圖

1.相山漢代畫像石祠堂殘存構件全景照片（南—北）

現將發現的6塊石構件介紹如下。

1.前堂蓋頂石，C1︰1。該石覆壓在前堂地基石上，已殘斷，平頂。殘長220、寬72、厚43厘米（圖三）。蓋頂石朝向外一側仿刻瓦脊和連檐瓦當，瓦當直徑12厘米，雕鑿精致，其上皆刻有柿蒂花紋（圖三︰2）；朝向外側的立面上刻有畫像，題材為神仙瑞獸，自左向右分別刻畫仙人和神怪騎坐瑞獸遨游，該組畫面上下飾有邊框，分別為三角紋、水波紋（圖三︰1）。這塊蓋頂石的內側面打磨平整，靠近中間位置（根據殘斷位置判斷）刻有157字的隸書題記（圖三︰3）。題記計有14行，寬32、高24厘米。題記文字釋讀如下：

圖三//前堂蓋頂石（C1︰1）拓片

永元八年十月，癸卯朔十三日乙卯，都鄉平基里孝子渡（度）大公，三□，六年十二月五日終，七年三月九日葬，大公身獨無弟兄，思慕惟無用報父母恩，慕使石工相蔣石子、碭高次等十五人采石壘冢、為食室，功勞費用凡值錢三十二萬三千，傳告后子孫毋得壞敗，□以報慈父之厚恩。后世貪財不顧義，欲壞厧（塚），皆天所不覆、地所不載，宜思利害。時太歲在丙申谷旦五十。此內刻畫□上下□□□□皆食大倉。

2.前堂右側壁抱鼓石，C1︰2，倒臥于祠堂基址上。該石高140、寬133、厚40厘米（圖四；彩插四︰2）。該石內側面、外側面及正立面皆刻有畫像，題材較為豐富。正立面上側刻畫一大耳、額上生角的神怪，雙目圓睜，張牙舞爪作威嚇狀，中間位置刻畫一肩生雙翼的斑斕猛虎，下側刻畫菱形連璧紋；該組畫面四周飾有水波紋邊框（圖四︰2）。內側面有一道自上而下鑿刻的溝槽，寬6、深4厘米，應是祠堂毀壞后被人有意鑿刻，致使畫像局部被破壞；內側面上端刻畫西王母頭戴山字冠、肩生雙翼，坐于高高的天柱懸圃之上，右側一人側身跪坐，似向西王母求取仙藥，下側的小天柱上站立一只三足鳥；內側面的中端刻畫題材為方相氏驅魔逐疫圖，方相氏左手持盾，騎坐一頭長雙角、肩生雙翼、長有獠牙的怪獸，做飛奔狀，其前刻畫六個形態各異的怪獸，或頭生雙角、或手執瑞草、或作舞蹈奔走狀，驅鬼辟邪、營造祥瑞；內側面的下端則刻畫菱形連璧紋；該組畫面四周飾有水波紋邊框（圖四︰3）。外側面制作較為奇特，上部矩形柱子處自上向下鑿刻凹槽，凹槽深4、寬40～69厘米不等，我們推測其功用應是用作鑲嵌與之相接的墓垣石，余下的面積則剔地平整，鑿刻畫像。雖然上端矩形柱子處基本鑿刻凹槽，但在邊緣位置仍然刻畫了水波紋邊框；中端鑿刻凹槽的位置有限，在余下空間處則鑿刻畫像，上側為兩個騎士在追逐張弓對射，中間是車馬出行，下側刻畫一騎士策馬飛奔；下端依然刻畫菱形連璧紋（圖四︰1）。

圖四//前堂右側壁抱鼓石（C1︰2）拓片

2.前堂右側壁抱鼓石（C1︰2，左：外側面；中：正立面；右：內側面）

3.前堂地基石，C1︰3。前堂地基石原應為一塊較規整的長方形青石板，現已斷裂，東側青石板保存尚好，西側青石板已佚失?，F東西殘長140、南北寬123、石厚30厘米（圖二︰3）。

4.后龕地基石，C1︰4。后龕地基石原為一塊不甚規整的長方形青石板，中間已斷裂、并有少部分缺失?，F南北長135、東西寬257、石厚30厘米（圖二︰4）。后龕地基石左側、右側邊緣處皆有淺槽，以用于擺放后龕的左右側壁石。其中左側淺槽90、寬45厘米，右側淺槽殘長75、寬45厘米。這座祠堂的地基石加工平整，其上沒有鑿刻耳杯，我們認為在祠堂里原應有石質或其他材質的祭案陳設擺放。

5.墓垣墻蓋頂石，C1︰5。該石已殘，平頂。殘長150、殘寬38、厚33厘米（圖五）。其朝向外側的立面上端仿刻連檐瓦當，下端刻畫菱形連璧紋和鋪首狀怪獸，怪獸頭上有尖尖的鬃鬣，兩足前伸下按，張口露齒，圓瞪雙目。其用途為擺放在墓垣墻上端，以起到裝飾、美化之功用。

圖五//墓垣墻蓋頂石（C1︰5）畫像拓片

6.墓垣墻石，C1︰6。該石倒臥于祠堂基址的東南側，長方形，已殘。長78、寬49、厚46厘米（圖二︰6）。朝向外側的立面上鑿條紋狀豎線，用作擺放于墓垣的墻基和蓋頂石之間。

二、結語

1.相山漢代祠堂是迄今所發現體量最大、建造相對復雜的一座抱鼓石式祠堂。近年來，淮北市多次經考古所發現的抱鼓石形漢代祠堂，時間跨度從東漢早期的鄧山漢畫像石祠堂[4]、東漢早中期的洪山漢畫像石祠堂[5]至目前所發現的相山祠堂，時代脈絡延續清晰，證實了這類祠堂在這一地區廣為流行。由于以往所發現抱鼓石祠堂建筑體量不大，研究者往往認為這類祠堂只是低級官吏或中小地主的墓前祠堂，被歸類為小祠堂序列。而從相山漢代祠堂來看，其體量較大，從題記中文字判斷，建造費用不菲；祠堂畫像刻畫精美，祠堂前蓋頂石上似安放重檐構件，建造形制相對復雜考究；從周邊發現類似[6]褚蘭漢墓的墓垣石構件，我們判斷祠堂連接有考究的墓垣。從現發現的地基石、前蓋頂石及抱鼓石尺寸，可以估算出這座祠堂面闊約257、進深257、前室高約213厘米，祠堂的占地面積約為6.6平方米；祠堂的前室內部面積約為3.5平方米，后龕內部面積約3平方米，是迄今經考古所發現體量最大的一座抱鼓石祠堂。相山漢代祠堂的體量在已發表漢代祠堂考古資料中也是屈指可數。我們以山東嘉祥武梁祠[7]為例，該祠堂面寬241、進深157、高約240厘米，與之相比較，相山祠堂建筑體量明顯略大；同時相山漢代祠堂也是安徽省迄今發現最大的祠堂，1956年發現的褚蘭漢墓祠堂[8]，其中一號墓祠堂面闊140、進深90厘米；二號墓祠堂面闊136、進深103厘米；1991年發現的熹平三年祠堂[9]體量稍大，面闊約162、進深約92厘米。2008年，安徽蕭縣城陽村曾發現一座遭破壞的抱鼓石祠堂[10]，僅余1塊地基石和東西側2塊抱鼓石構件，地基石長330、寬135厘米，西側抱鼓石構件寬117、殘高94厘米，東側抱鼓石構件殘寬90、殘高79厘米，其體量也是遜于相山發現的祠堂?？傊?，相山祠堂的發現，打破了過去對抱鼓石祠堂的固有認識，這一地區抱鼓石式祠堂廣泛流行，既有建造相對簡潔的小型抱鼓石祠堂，又有建造考究、體量較大的抱鼓石祠堂，而在山東地區和蘇北常見的平頂小祠堂和較大型的懸山頂雙坡式祠堂在這一地區則較為罕見。

2.相山漢代祠堂是第一座經考古發現的有紀年題刻的抱鼓石祠堂，其文物研究價值重大。漢代刻在畫像石上的題記，主要記載祠主（墓主）姓名、身份、生平事跡、卒葬時間、營造時間等內容的文字。題記文字多少不等，少則十幾字，多則幾百字，多發現于東漢[11]。據統計，19世紀末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在山東、江蘇、河南、陜西、山西、四川、重慶等地發現了約1萬多塊畫像石，其中有文字者約250多件（處）[12]，發現帶有紀年文字的畫像石只有94件（處），主要分布在山東、河南、江蘇、安徽、陜北、晉西等地區[13]，有紀年題刻的漢代祠堂僅發現21件（處），年代從西漢末年的王莽時期至東漢晚期，主要分布于山東地區，少數發現于皖北、蘇北地區。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有紀年題刻的漢代祠堂當屬于“奇缺資源”，它們為研究漢畫像石的斷代分期提供了標尺性的依據，有很高的文物研究價值。相山漢代祠堂題刻共計157字，字數雖然不多，但是內蘊信息量卻很豐富。題刻具體記載了祠堂營建者的姓名和里籍，祠主去世和下葬時間，祠堂營造時間，營造祠堂費用，營造祠堂雇傭的石工，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對研究抱鼓石祠堂是一份難得的研究資料。其一，“永元八年”紀年題刻的發現，確定了這一類型祠堂的流行年代，是經考古發現的第一座有紀年題刻的抱鼓石祠堂，為研究這類祠堂分期斷代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據。其二，祠堂題刻中記載了孝子渡（度）大公花費巨資為父母建造祠堂（墓冢），但沒有提及其身份官職，因此該人應是居住于相縣的富豪；祠主永元六年十二月五日終，七年三月九日葬，八年十月祠堂營建完成，應是先筑墓葬，后建祠堂，顯示出祠堂與墓室的營建不在同一時期建造，反映了漢代“三年之喪”社會喪葬禮俗，為漢代祠堂與墓室營建研究提供了詳實資料。其三，題刻中提及到“慕使石工相蔣石子、碭高次等十五人采石壘冢、為食室，”從中我們可以解讀到，東漢中期，相縣、碭縣活躍著兩個專門營建抱鼓石形畫像石祠堂、墓葬的群體，他們以蔣石子、高次為首領，熟練掌握開山采石方法，畫像石刻技法和祠堂墓冢營建方法，被事主慕名請來，團隊合作，共同營建了祠堂、墓垣、墓冢；由此，我們可以推斷這一區域不但是畫像石繁興之地，也是石工眾多、名匠輩出之地。其四，題刻中關于祠堂、墓冢營建費用的記載，為我們了解、研究漢代社會經濟狀況和愈演愈烈的厚葬習俗，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相山祠堂記載費用三十二萬三千錢，可謂花費巨大[14]；據統計畫像石文字中標明祠堂、闕、墓冢造價的僅有21件，造價最高者為山東曲阜徐家村畫像石墓“藏堂”（墓室）直（值）錢十七萬；如此，相山祠堂題刻所記當為迄今發現建造畫像石祠堂（墓冢）用錢最多，當然，其費用應包括營建祠堂、墓冢、墓垣等所有開支，這些我們從現存的體量龐大、刻畫精美的祠堂構件可窺見一斑，這也真實反映了東漢中期厚葬之風的盛行。

3.相山漢代祠堂刻畫生動、藝術水準很高，尤其是配置與前室處的抱鼓石內外兩側皆刻有畫像，在現已發現的漢代祠堂中屬于罕見。相山漢代祠堂畫像比例準確、疏密有致、形神兼備，漢代匠師們已經非常熟練地掌握了剔地淺浮雕的技法，且技藝高超，比如用纖細的陰刻線條表現怪獸毛發的質感、用線條和石頭的肌理相互結合表現龍身上的鱗片等，表現了作者一絲不茍的創造精神。相山發現的漢代祠堂所配屬的右側抱鼓石內外皆刻有畫像，內外兩側皆刻有畫像的抱鼓石屬于罕見；我們推測已佚失的左側抱鼓石應與之相對應，內外兩側也刻有畫像，這兩塊構件位于祠堂的前室處，使得祠堂內外、上下皆被畫像所覆蓋，更顯富麗堂皇，也彰顯了祠堂營建者的良苦用心。

總之，相山發現的漢代祠堂是繼洪山、鄧山抱鼓石祠堂之后又一次重要發現，也是迄今經考古發現抱鼓石形漢代祠堂體量最大的一座，整座祠堂制作考究、刻畫精美，且有準確紀年的題刻，無疑是研究抱鼓石式祠堂的標準參照物，為進一步研究這種獨特建造風格的漢代祠堂提供了新的重要素材。

（附記：參與清理人員朱永德、解華頂、李玲、馬廣鋒、顧芳；拍攝朱永德；繪圖解華頂、顧芳；拓片馬廣鋒、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