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舟形灶

陳 杰 石榮傳

（1.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山東青島 266100；2.湖南大學岳麓書院 湖南長沙 418002）

內容提要：漢晉墓出土的舟形陶灶分布較廣，以淮河及長江下游的江浙皖贛地區為中心，廣泛見于北至魯南，西到湘鄂西部，東南至海的廣大區域。其延續時間較長，有些類型一直沿用到宋代。各種類型的舟形灶均有特定的分布區域，隨著時代的推移，逐漸向外傳播，其中最為典型的B型和C型舟形灶，南移趨勢明顯，這與歷史上的人口南遷有較大關系；而具有嶺南文化因素的D型灶則向附近的江西和福建擴散。江淮之間的蘇皖地區出現了A型、B型和C型舟形灶的較早類型，不排除這里是舟形灶發源地的可能。

舟形灶，也稱船形灶，因其平面形狀前方后尖，類似船形，故名。但因為形制的些許差異或命名習慣，有的報告稱之為三角形、鞋形、靴形、腰鼓形、酒瓶形等等，不一而足。主要流行于淮河及長江下游的江浙皖贛地區。

一、考古出土舟形灶的型式分析

A型：有底。灶尾收斂成管狀煙囪，上翹明顯。灶門不落地。灶身橫截面為矩形。

根據灶身長寬比、長高比及火眼數量可分為以下三式。

Ⅰ式：灶身粗短，長寬比相近，單火眼較大。浙江龍游東華山 M11︰54[1]，后端設短而上翹的柱形煙囪，前端有較大的方形灶門。長13、寬12、高9厘米（圖一︰1）。江蘇常州惲家墩西漢中期墓 M26[2]，浙江安吉上馬山西漢中期墓M9[3]也出有本式陶灶。龍游東華山M11所出原始瓷瓿、陶盒是浙江西漢早期墓中的常見器物[4]，常州惲家墩M26出土陶盒、陶瓿、硬陶罐、印紋陶罍均與上海福泉山西漢中期前段的同類器物相似，并出有西漢早期的陶鈁。安吉上馬山M9出土陶鼎、盒、壺與上海福泉山西漢早期墓出土的Ⅲ式鼎、盒、Ⅱ式壺均十分相似。據此可見，Ⅰ式灶主要流行于西漢早期至中期。

圖一//A型舟形灶

Ⅱ式：灶身加長，長寬比和長高比明顯增大，長高比約在2.5︰1以上，很多超過3︰1。多火眼。浙江湖州楊家埠D3M2︰22[5]，灶尾煙孔呈圓柱狀上翹。長24.8、高8.8厘米（圖一︰2）。本式灶流行于西漢中晚期，尤其集中于西漢中期偏晚的階段。

Ⅲ式：灶體長度變化不大，但高度增加明顯，長高比約在2︰1左右。灶面平直或微上拱，多火眼。杭州老和山M88︰29[6]，灶體較寬，三火眼，尾部上翹為煙孔。長29、寬14.6、高13.4厘米（圖一︰3）。杭州大觀山果園M7︰9[7]，弧背灶面，三火眼，后端煙囪呈圓筒狀上翹，方形灶門。長27.5、寬13.5、高15.5厘米（圖一︰4）。Ⅲ式灶常見于江浙地區西漢晚期到東漢早期的墓中。浙江杭州老和山M87與M88并穴合葬，M87的時代為西漢中期偏晚，M88打破了M87南壁，且M87隨葬品中鼎、盒、壺、瓿組合完整，而M88中則未見陶鼎、盒，說明M88晚于M87。M88出土的陶壺與龍游東華山西漢晚期墓M12所出陶壺相似，陶瓿與安吉上馬山M11相似，M88時代定為西漢晚期為妥。Ⅲ式灶的流行時段應為西漢晚期到東漢早期。

B型：無底。前方后尖，平面呈標準船形。灶身橫截面為矩形。雙火眼或三火眼。后端有煙孔。

根據灶身長寬高比及灶墻的變化可分為以下五式。

Ⅰ式：灶體粗短，長寬比較小，灶面平直，前后壁豎直，多單火眼。安徽泗縣前李西漢晚期墓M3︰3[8]，灶身外弧，長方形灶門，灶后端略高于前端，后壁置傾斜式實心煙道。長17.6、寬12、高12厘米（圖二︰1）。本式灶多見于皖中及浙江的西漢中晚期墓。

圖二//B型舟形灶

Ⅱ式：灶面平直或后端漸高，灶身較寬，灶體粗短，兩側壁外弧明顯，單火眼或雙火眼。浙江奉化白杜南岙 M205︰16[9]，灶身中部外鼓，雙火眼，長方形灶門，后有煙孔，長57.2、寬19.2～36、高14～18.6厘米（圖二︰2）。出土Ⅱ式陶灶的墓葬數量較多，杭州老和山M72既出有本式陶灶，又同出A型Ⅱ式灶，而A型Ⅱ式灶流行于西漢中晚期，本式陶灶的時段應相距不遠。Ⅱ式陶灶西漢中期就有少量出現，流行于西漢晚期到東漢早期。

Ⅲ式：灶面平直，灶身矮，寬度變小，灶體修長，長寬比多在2︰1以上。兩側壁外弧減小，后壁向內傾斜。后有煙孔或煙囪。南京建安二十四年龍桃杖墓M2︰7[10]，雙火眼，半圓形火門，后有橢圓形煙孔。長32.8、寬14.4、高17.6厘米（圖二︰4）。浙江湖州小塔山M3︰3[11]，雙火眼，圓形灶門，三角形煙孔。灶面刻劃交叉線多道。長28、高7.6厘米（圖二︰3）。湖南衡陽興隆村永元元年（91年）墓[12]、浙江安吉天子崗永和二年（137年）墓[13]、奉化白度熹平四年（175年）墓[14]、安吉高禹熹平五年（176年）墓[15]等紀年墓均出有本式灶。江蘇丹陽宗頭山漢墓出土一件銅灶[16]，造型與本式陶灶完全相同，同出的錯金銀地銅帶鉤中有銘文“永元十三年五月丙午日鉤”，永元十三年即公元101年。這些紀年墓主要集中于東漢中后期。

浙江德清黃泥墩M33[17]也出土有此式灶，墓中出土的釉陶弦紋罐與龍游縣東華山M28[18]、余杭義橋M50[19]出土的陶罐形制相同，楊金東將義橋編號M50︰6的釉陶罐定為A型Ⅲ式，劃入第四期，即新莽時期[20]。劉波則將東華山M28出土陶罐劃入第五期[21]，即新莽前后。黃泥墩M25出土的硬陶罍、帶腰檐的罐形熏爐與浙江杭州大觀山果園M7出土的同類器完全相同。大觀山果園M7的時代則在新莽至東漢早期。由此可知，Ⅲ式灶在新莽時便已出現，流行于東漢中晚期。

Ⅳ式：灶形變小，灶身縮短，灶臺逐漸變矮。灶面多斜直，后端增高，尾部上翹。前壁上端出現擋火墻，后壁向內傾斜。浙江嵊縣大塘嶺M104︰7[22]，雙火眼，灶尾有三角形煙孔，長方形火門。長27.3、寬15.4、高14.1厘米（圖二︰5）。湖北鄂城吳黃龍二年墓（230年）[23]、安徽南陵麻橋吳赤烏八年（245年）墓[24]、江蘇南京仙鶴山赤烏十年（247年）墓[25]、浙江嵊縣大塘嶺太平二年（257年）墓、江蘇金壇吳永安三年（260年）墓[26]、浙江蕭山永安四年（261年）墓[27]、浙江常山晉太康八年（287年）墓[28]等紀年墓出有本式灶?？梢姠羰皆盍餍杏谌龂鲿x時期。

Ⅴ式：東晉南朝。灶墻高大，灶身較高。南京郭家山M12︰15[29]，雙火眼，尖尾上翹，有三角形煙道，長方形火門，上有梯狀擋墻。長28.8、寬14.8、高16.8厘米（圖二︰6）。Ⅴ式灶出土數量較少，目前所見均出于南京，如郭家山東晉泰和六年（371年）墓，淳化咸墅劉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墓[30]等。Ⅴ式灶流行時段應為東晉南朝。

C型：無底。前圓后尖，灶身橫截面為半圓形。

根據灶身長寬比、火眼數量及有無灶墻可分為以下五式。

Ⅰ式：灶身粗短，多為單火眼，灶尾上翹。安徽靈璧大李西漢末至新莽時期墓M5︰5[31]，灶面前低后高，單火眼，長15.2、寬13.2、高9.6厘米（圖三︰1）。本式灶主要出土于皖北，如靈璧孟山口西漢晚期墓[32]，淮北渠溝M50[33]，蕭縣張村西漢晚期墓M7[34]，宿州夾溝 M4[35]，固鎮圩里西漢晚期墓M17[36]等?；幢鼻螹50的發掘報告根據銅錢和銅鏡判斷其時代為東漢早期。根據其陶器組合和形制來看，時代可能稍早。尤其是墓中出土有帶腰檐的陶鼎比較特別，這類陶鼎還見于靈璧大李M4、山東微山縣墓前村M3、陽谷縣吳樓M1[37]，時代最晚的是在王莽時期，渠溝M50還是定在王莽時期較為合適。因此，Ⅰ式灶的流行時段應為西漢晚期至王莽時期。

圖三//C型舟形灶

Ⅱ式：灶身加長，雙火眼，灶身前低后高，部分灶面前端出現擋墻，煙孔在灶面之上。安徽廬江董院新莽到東漢早期 M128︰7[38]，三火眼，長28、寬15.8厘米（圖三︰2）。流行時段為王莽時期到東漢早期，在湖南地區可晚到東漢中期。

Ⅲ式：單火眼灶增多。灶尾漸趨平直，前后端高差不明顯，甚至后端低于前端。多有灶墻，后有煙孔或煙囪。湖南衡陽新安鄉 M11︰2[39]，灶面弧形，后部略高。雙火眼，后有煙孔。長26、前高8.5、后高9.5厘米（圖三︰3）。襄樊杜甫巷M2[40]也出土一件本式灶，報告中認為其時代為東漢早期，但其出土的雙牛鼻耳罐、編號為M2︰7的陶倉、Ⅱ式圈、Ⅱ式井與襄陽城東街東漢晚期墓[41]出土的同類器物（Ab型Ⅱ式陶罐、A型Ⅰ式井A型Ⅱ式倉、A型Ⅱ式圈廁）相同，時代似應稍晚。且出土本式陶灶的墓葬除此一例以外，均為東漢中晚期。因此，本式陶灶流行時段為東漢中晚期。

Ⅳ式：灶形逐漸減小，灶身粗短。灶面斜直，尾部上翹明顯，尖部有煙孔。后壁內收呈傾斜狀。出現低矮灶墻。南京江寧上坊M1︰35[42]，雙火眼，灶尾尖狀上翹，尾端有圓形煙孔。長30、寬20.8、高16.8厘米（圖三︰4）。湖北鄂城吳黃龍二年（230年）墓[43]、湖北武昌吳永安五年（262年）墓[44]、江蘇溧陽吳鳳凰元年（272年）墓[45]、浙江安吉西晉太康六年（285年）墓[46]、杭州太康八年墓[47]、嵊縣太康九年墓[48]、平陽西晉元康元年（291年）墓[49]、臨安元康三年墓[50]、江蘇句容元康四年墓[51]、江蘇吳縣元康五年墓[52]、江蘇江寧元康七年墓[53]、南京石閘湖永寧二年（302年）墓[54]、南京殷巷永興二年（305年）墓[55]、南京邁皋橋永嘉二年（308年）墓[56]、浙江紹興永嘉七年（313年）墓[57]等紀年墓均出有本式灶。時段集中于三國西晉。

浙江富陽烏龜山M3[58]亦出有此式灶，報告認為此墓時代為東晉末年，主要理由是墓中發現“太康十年”（289年）和“元熙元年”（419年）紀年磚。此說甚為可疑。

首先，墓中同出的兩種紀年磚年代跨度太大。雖然有后代墓利用前代墓磚的可能，但此墓墓磚的形制、花紋相似，甚至連大小尺寸也很相近，年代卻相差130年，難以理解。

其次，墓中出土器物具有典型的三國西晉特征。墓中僅出土青瓷灶、狗圈、雞籠三件器物。其中灶的形制與南京獅子山西晉墓[59]、句容元康四年墓、江寧元康七年墓出土的陶灶幾乎一模一樣，就連火門下方的缺口都出奇地一致，釜甑的形制、組合也完全相同。同墓出土的雞籠在南京石閘湖永寧二年墓、南京殷巷永興二年墓都有發現，同式狗圈在浙江金華太康二年（281年）墓、平陽元康元年墓、句容西晉元康四年墓、吳縣獅子山元康五年墓、南京殷巷永興二年墓、浙江紹興官山岙西晉墓[60]均有出土。同樣形制的狗圈、雞籠均出于東吳西晉墓中，尚無一例出現于東晉。出有此式陶灶有紀年的墓葬最晚的是西晉永嘉七年（313年），之后此式灶消失不見。墓中所謂“元熙元年（419年）”已經晚到100多年以后，此式灶又突然出現，也不合常理。因此筆者以為，紀年磚上所謂的“元熙元年”應為“太熙元年”（290年）之誤。

Ⅴ式：灶身變高明顯，灶尾上翹不明顯，有階梯狀灶墻，高大。后期流行單火眼。江蘇邳州煎藥廟M4︰41[61]，前有擋墻，后有扁圓形煙道，長20、寬17、通高19厘米（圖三︰5）；南京隱龍山M3︰8[62]，雙火眼，長方形灶門上有階梯狀擋墻。長20.5、寬13.5、高14.5厘米（圖三︰6）。浙江嵊州祠堂山天監三年（504年）墓[63]也出有同式陶灶。除個別墓可早到西晉中晚期外，大多為東晉南朝時期。

D型：有底，前帶地臺。根據灶身長寬比和地臺變化可分兩個亞型。

Da亞型：灶身相對粗短，地臺上多有人俑、狗俑。截面大致為半圓形。根據灶身長寬比、灶側附屬物和灶墻變化可分為以下四式。

Ⅰ式：器身較長，長寬比較大，多為2︰1以上，多火眼。尾部尖翹或有較短煙囪。廣州M5080︰58[64]，后端尖狀翹起，三火眼縱列，灶身左右壁各附水缸一口，旁有俑作舀水狀。地臺有俑看火，一狗蹲立門邊，一鼠在灶面，一鼠在額墻。長43、高23厘米（圖四︰1）。Ⅰ式灶發現較少，目前僅見于湖南長沙[65]和廣東廣州兩地。高至喜認為這種灰陶質“前平后尖、兩側帶弧形的三角形雙眼灶”（即本型Ⅰ式灶）在東漢早期就已經出現，在廣州則出于東漢后期墓中。

圖四//Da型舟形灶

Ⅱ式：灶身加寬，漸顯粗短，尾部上翹不明顯。廣州沙河頂西晉墓[66]出土陶灶，尾有煙突，雙火眼置二釜一甑，甑旁塑一老鼠，灶口有一婦女往釜底添薪，長22、寬17厘米（圖四︰2）。沙河頂晉墓出土有刻有“太熙元年”（290年）字樣的銘文磚。

Ⅲ式：灶身粗短明顯，灶墻高大。地臺較寬，有的延展至灶身兩側，地臺上常有勞作俑、狗俑及瓶罐等。福建政和鳳凰山M54︰9[67]，整體較短，尾翹，前有山字形擋墻，長方形火門內有火鉗，火門右置一罐，左側和灶旁各有一梳髻婦女。長12、寬9.7、高8.9厘米（圖四︰3）。本式灶出土較多，如江西贛州官村營齊建武四年（497年）M4[68]，樟樹經樓陳至德二年（584年）墓[69]、永修馬口梁天監九年（510年）墓[70]，福建建甌木橔梁天監五年（506年）墓[71]，江西吉水房后山隋開皇二十年（600年）M11及M5等?？梢?，Ⅲ式灶主要流行于南朝，隋代還有發現。

Ⅳ式：灶身變窄，后部下端內收明顯，單火眼，灶墻變小，制作粗糙。江西吉水房后山M2：6[72]，單火眼，凸字形擋火墻，長方形火門內塑兩根泥條，旁有一罐。灶旁立一婦人雙手捧蒸煮器。灶尾有橢圓形出煙孔。長11、高7.9厘米（圖四︰4）。墓中同出紀年磚銘為“開皇廿年”，即公元600年。

Db亞型：灶身修長，地臺規整。截面為矩形。

根據灶身長度和灶墻變化可分為以下三式。

Ⅰ式：灶身較長，長寬比較大，側壁微弧，階梯狀灶墻相對矮小。尾部上翹明顯。地臺上常有狗俑、人俑。福州翠湖山莊M1︰3[73]，地臺上側臥一狗，后有心形煙孔，雙火眼。通長29、寬11、高9.4～12厘米（圖五︰1）。本式出土數量較多，主要見于泉州北峰梁承圣四年（555年）墓[74]，惠安曾厝村隋開皇十二年（592年）墓[75]，晉江呂厝唐墓M1[76]、紫帽園坂村唐墓[77]，永春金峰山唐永徽二年（651年）墓[78]等。其中晉江紫帽園坂村、呂厝出土的青瓷器符合磁灶窯址唐朝中后期器物特征。本式灶應流行于南朝中晚期至隋唐時期。

圖五//Db型舟形灶

Ⅱ式：灶身長寬比更大，尾部無明顯上翹，側壁平直，地臺上偶有陶狗，不見人俑。福州倉山區M1︰19[79]，前有山形擋墻，尾部有出煙孔，雙火眼，地臺上蜷臥一狗。長19.1、寬4～7、通高7.7厘米（圖五︰2）。福建安溪后垵唐墓[80]，福清龍田唐墓[81]也出有本式灶。安溪墓地伴出有乾封二年磚，福清龍田墓中伴出有開元通寶。此式灶應流行于唐代。

Ⅲ式：灶面平直，尾端不上翹，擋墻較小。地臺上已無陶俑。福建永安南坑口[82]出土陶灶，雙火眼，下有地臺，通長28、寬12、高9.4厘米（圖五︰3）。

從造型上看，B型和C型灶是最為典型的舟形灶，其出土數量最多，分布區域最廣，二者平面形狀大致相同，只是灶身橫截面一為矩形，一為半圓。A型灶出現時間最早，形制上帶有明顯的早期特征；D型灶則是一種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類型。

二、舟形灶的時空分布

舟形灶分布范圍主要在長江和淮河流域，以蘇浙皖分布最密集，湖北、湖南、魯南也有一定分布。不同形制的灶分布地域也有差別。

A型灶西漢早期就已出現，是出現最早的舟形灶，一直貫穿于整個西漢時期，東漢初期以后逐漸消失不見?？傮w數量不多，主要分布在江淮之間及蘇南浙北地區（圖六），這可能是舟形灶的起源之地。Ⅰ式灶見于江淮之間的盱眙、六安及江南的蘇州、常州、安吉、龍游等地，Ⅱ式則主要見于淮河流域的泗陽、天長及江南的常州、湖州、杭州等地，后來其分布區域向南收縮，Ⅲ式灶則主要出現在江南的蘇南浙北地區，江北地區已經很少見。

圖六//A型灶分布示意圖

B型灶是最為典型、延續時間最長、分布地區最為廣泛的舟形灶之一。它出現于西漢中期偏晚，一直延續到東晉南朝時期。其分布遍及淮河、長江流域，北至山東，南到福建，西到峽江地區，但以江淮東部為主要分布地區（圖七）。

圖七//B型灶分布示意圖

早期的Ⅰ式灶零星分布于浙北和淮河流域，之后向蘇南和江淮地區擴散，在環太湖流域數量增加較快，Ⅲ式陶灶出土數量最多，分布也最廣，但以蘇南浙北最為集中，江淮之間還偶見，淮河以北已經罕見。兩湖地區出現稍晚，多為東漢時期。即使是同式灶，兩湖地區也要晚于浙江及江淮地區，如Ⅱ式灶在江淮地區出現在新莽至東漢早期，而兩湖地區一般則要晚至東漢中期才出現，表現出明顯的滯后性。

河南地區出土的B型灶不是典型的、前方后尖的舟形灶，其灶后端多呈現圓弧狀，這可能受相鄰的關中地區馬蹄形灶影響。從形制上看，河南地區的此式灶兼具舟形灶和馬蹄形的特點。其Ⅰ式灶為單火眼，Ⅱ式灶多為雙火眼，這與江浙一帶B型灶的發展規律相同。不同的是，浙江地區的Ⅲ式灶延續了多火眼的趨勢，而河南地區的Ⅲ式灶卻又出現了單火眼，中原地區的馬蹄形灶、長方形灶都有這種現象，當不是偶然。

C型灶與B形灶一樣屬于最為典型的舟形灶，流傳區域廣，時代延續長。它集中分布于以徐州為中心的魯蘇皖交界地區，在舟形灶中其地理分布最北，后期主要分布于江蘇、浙江地區及兩湖地區（圖八）。它從西漢中后期出現，一直延續到東晉南朝。

圖八//C型灶分布示意圖

早期的Ⅰ式灶出現于皖北地區，Ⅱ式灶已經擴展至鄰近的蘇北、魯南地區。東漢中晚期以后，Ⅲ式灶開始出現在南方，主要是兩湖地區，但其灶形特點卻與魯蘇皖地區的陶灶有些許不同。兩湖地區的Ⅲ式灶灶身修長，雙火眼，灶面前低后高，無灶墻；魯蘇皖交界地區的Ⅲ式灶灶身粗短，單火眼，灶面平直，多有灶墻，灶墻上有的有樹形紋。Ⅲ式灶在浙江地區發現數量極少，但Ⅳ式灶卻在浙江盛極一時。Ⅴ式灶數量較少，目前僅見于浙江地區。C型灶南移的趨勢較為明顯。

D型灶主要分布于現江西、福建地區，其中Da亞型主要分布于現江西境內（圖九），Db亞型則主要分布在福建境內（圖一〇）。雖然出現時間較晚，但延續時間最長。在江西地區可以到隋代，而在福建則一直延續到宋代。其分布很有特點，Da亞型Ⅰ式、Ⅱ式灶發現數量較少，主要分布于廣東境內，而Ⅲ式灶出土數量較多，主要發現于江西境內的贛州、新干、樟樹、高安、南昌、永修等地，主要沿贛江分布，Ⅳ式灶也主要見于江西，數量較少；而Db亞型主要分布于福建境內，Ⅰ式灶發現較多，主要沿閩江和沿海分布，閩北的政和、建甌正當由浙入閩的要道，這里出土了數量較多的Ⅰ式灶。Ⅱ式灶則主要發現在以泉州為中心的區域，Ⅲ式灶已深入福建內陸山地，這與外地移民入閩的進程是相符合的。

圖九//Da型灶分布示意圖

圖一〇//Db型灶分布示意圖

D型陶灶在福建主要集中于以建甌為中心的閩北地區、以福州為中心的閩東地區及以泉州為中心的閩南地區，這也與福建境內六朝墓葬的分布區域基本重合[83]。

D型灶是唯一在舟形灶流行的核心區域——淮河及長江下游地區不見的灶形。這種下有地臺、上置陶俑或明器的做法，在嶺南地區十分常見，且不只限于灶，陶井、陶倉、畜圈、陶俑上均有，帶有地臺的陶井屬于“漢代嶺南區文化因素”[84]，兩廣地區的陶瓷俑“多采用數人與馬、輦共載于一托板之上的表現方式，這種表現方式尚不見于其他地區”[85]?？梢娺@種帶地臺的模型明器是嶺南地區較有特點的器物，帶有濃厚的嶺南文化因素。

但最早的D型灶卻見于湖南長沙。陶灶至遲在漢武帝滅南越以后就已經在嶺南地區出現，但嶺南地區流行的是帶地臺的長方形灶或梯形灶，舟形灶出現得比較晚，數量也極少。而湖南地區卻是舟形灶分布的重要區域，上述四型舟形灶在湖南都有發現。因為地理上的便利，湖南地區自古便是中原漢文化進入嶺南地區的重要通道，“從西漢中期開始，越式風格的陶器在長沙漢墓中出現，其影響擴張至湘中一帶”[86]。這種下置地臺的做法也影響了湖南地區的陶灶。正是受到了中原文化和越文化的雙向影響，帶有地臺的舟形灶至少在東漢早期便已出現在這里。而D型灶在廣州的出現，應是湖南地區反向影響的結果。東漢晚期以后，D型灶就不見于湖南，而在廣州地區，兩晉時期還可以見到，江西、福建地區更是到了南朝以后才大量出現，其地臺上置陶俑的做法明顯受到廣州地區的影響。

舟形灶在西漢早期就已經出現，屬于出現較早的灶形，延續時間也較長，大多數灶型一直延續到到六朝時期。東晉南朝以后，隨著模型明器的葬俗日益式微，陶灶在中原地區墓葬中出現的概率逐漸降低，但舟形灶在東南地區卻仍然流行，隋唐時期才逐漸減少。而其中的D型灶甚至延續到宋代依然可以見到，延續時間之長是其他灶型所不常見的（表一）。

表一//舟形灶的時代演進

從舟形灶分布范圍來看，幾乎均為傳統上的楚地?！痘茨献印け杂枴份d：“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郯、邳?！背氐慕蛞袁F在的兩湖地區為中心，包括河南大部、山東南部地區，江蘇、安徽、浙江、江西、陜西、四川、重慶的一部分，幅員廣闊。楚國故都原本在郢（今湖北江陵），秦將白起滅郢后，公元前278年，楚頃襄王東遷至陳（今河南淮陽），楚考烈王十年（公元前253年），又遷都于鉅陽（今安徽阜陽）。公元前241年，再遷壽春（今安徽壽縣），幾次遷都在淮河流域。江淮地區乃至黃淮地區南部，都與荊楚文化有著重要的關聯。

到了漢代，情況有所不同，《史記·貨殖列傳》中載：“自淮北沛（今江蘇沛縣）、陳（今河南淮陽）、汝南（治今河南平輿）、南郡（郡治今湖北潛江西北），此西楚也……彭城（今江蘇徐州）以東，東海（郡治今山東郯城）、吳（今江蘇蘇州）、廣陵（今江蘇揚州），此東楚也……衡山（郡治今湖北黃岡）、九江（郡治今安徽壽縣）、江南、豫章（今江西南昌）、長沙（郡治今湖南長沙），是南楚也?！盵87]《漢書·高帝紀》注引孟康《音義》稱：“舊名江陵（即南郡）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盵88]西楚約當今淮水以北，泗、沂水以西；南楚北起淮、漢，南包江南；東楚跨江逾淮，東至于海。

秦末農民戰爭中，從陳勝吳廣到劉邦項羽，均為楚人，而劉邦建立的大漢王朝，其帝王將相亦以楚人為多，是以在漢文化中楚風盛行。隨葬陶灶是漢文化的葬俗，但有著典型江南風格的舟形灶卻在楚地遍地開花。蘇南浙江成為舟形灶分布的中心，幾乎所有類型的舟形灶在此都有發現，而最為典型的舟形灶，即B型灶和C型灶，在此出土數量最多，分布區域密集，這是其他地區所無法相比的。

另外一個地區亦無法忽視，即以徐州為中心的蘇魯皖交界地區，是西漢楚國所在地，是C型灶最重要的分布地區，且時代相對其他地區要早，它可能是C型灶的起源地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舟形灶分布的北界，在今魯南棗莊一線，即司馬遷所說的“朐繒線”：“朐（今江蘇連云港）、繒（今山東蒼山西北）以北，俗則齊”，即此線以北為齊俗，以南則為楚俗?？梢哉f它是楚文化的北界，同時也是舟形灶分布的北界。

因此，舟形灶似應與楚文化有密切關聯，但在楚文化的核心地區江漢平原舟形灶出土數量并不很多，形制上也不典型，更不是主流灶形。陶灶是一種模型明器，是漢文化喪葬禮儀重要的組成部分，最早出現于秦漢文化的核心地區關中，楚地無疑是最早接受這一文化的地區之一，湖北荊州謝家橋一號漢墓[89]就出土有陶灶，墓中出土器物具有明顯的秦文化和楚文化的特征，竹牘紀年為西漢呂后五年（公元前184年），這是目前最早的出土有陶灶的紀年墓，而且是在楚文化的核心區域。與關中地區流行的馬蹄形灶不同，江漢平原流行的陶灶卻是曲尺形灶，這是關中所不見的，由此也可以看到，楚地接受了主流的秦漢文化，卻有明顯的地方特點，舟形灶也應是楚漢文化在江淮地區交匯融合下的產物。

三、舟形灶的形制特點及由來

因為形制如船，有人就認為舟形灶的形制是受江南多船的啟發出現的，顯然有望文生義之嫌。如同舟形灶也被稱為鞋形、靴形、腰鼓形一樣，只是形似而已。且灶為火具，船卻是水上交通工具，水火不相容，對相信陰陽五行的古人來說很難將其聯系在一起。同樣是模型明器，只把灶做成舟狀，而井、倉等其他明器并沒有船形，本身也沒有道理。而且北方沿海一帶亦善操船，南方善舟楫的也非只是江浙一帶，比如兩廣地區，也并不流行舟形灶。

它的形制似船，從其設計上來說可能借鑒了燒造陶瓷的龍窯。典型的舟形灶一般前端小，中部突出，后部尖窄，尾部上翹，與龍窯的形制較為相似。與其他地區的陶灶相比，舟形灶有一個突出的特點：普遍沒有煙囪。這一點可能也是受龍窯的啟發，與北方窯爐高大的煙囪相比，龍窯的煙囪要短小得多，龍窯窯室拱頂成弧形，截面是半圓形的，且前低后高，窯頭橫截面小，有利于熱量的集中，流速較快，火焰自然上升，使熱煙氣順利地沿窯長方向流動。龍窯的中部最大，火焰流速較慢，熱能充分，有利于制品燒成；窯尾較小，煙氣流速又增大，保證一定的動壓，有利于排煙。龍窯一般沿山坡傾斜設置，自然的地勢本身就起著煙囪的作用，形成一定的抽力，所以無需煙囪增加抽力。而C型陶灶就是半圓形的，Da型舟形灶的截面大致也是半圓，這在其他形制的陶灶中很少見的，灶身也多見前低后高，尾部上翹，與龍窯的結構有相似之處。

陶灶也是燃燒裝置，與陶窯發生聯系也非常自然，而且流行區域的重合度也較高?！罢憬菨h代瓷業的主要產地……龍窯早在商代時期就已經在浙江地區出現，到了東漢時期已經比較廣泛地使用”[90]。所以這一帶流行舟形灶當為情理之中。

總體上來說，舟形灶多見單火眼、雙火眼，三眼灶少見。且火眼大小相近，沒有主、副之分。早期陶灶多是單眼灶，西漢中期以后，雙火眼灶成為主流，而到東漢晚期以后情況有些變化，蘇南浙江地區依然流行雙火眼灶，而在中原地區單眼灶卻卷土重來，這與中原地區盛行的長方形灶的發展是同步的。

舟形灶的灶面少見裝飾，常見的只是簡單的幾何紋飾，如弦紋、網狀印紋等，中原與關中地區常見的模印食物和廚具的做法不見于舟形灶，僅有的在灶墻上印樹紋的作法也僅限于舟形灶分布的最北限，與中原地區關系緊密的蘇魯皖交界地區。這可能與舟形灶的灶面狹窄有關，火眼以外空余空間不多，不足以安排模印圖案，其中C型灶為弧面，亦無從置物。

在中原地區陶灶前端常見的灶墻（或稱擋火墻、擋煙墻）在舟形灶中出現得并不多，但其分布卻非常有區域特點。B型灶主要見于江南地區，基本不見煙囪和擋墻，但河南地區出土的B型陶灶卻出現了煙囪和擋墻。蘇魯皖交界地區出土的C型灶多有灶墻，而在蘇南浙北則普遍沒有。河南地區、蘇魯皖交界地區舟形灶的特點與中原地區長方形灶的發展也是同步的。

灶墻是為了阻擋燃燒產生的草木灰，以免其落入鍋中。一般而言，喬木比草本植物和灌木的灰分低，更適合用來燒灶。但人口眾多的北方平原廣闊，山林少，植被相對稀疏，木材價格較高。北朝時山東人賈思勰在《齊民要術》記載，栽種榆樹，不能做椽及器物的可以拿來賣柴，“一束三文”；載種柳樹，“百樹得柴一載（大約是一輛小車的載重）……載直錢一百文”[91]。對于普通百姓而言，靠購買木柴為燃料做飯，成本還是很高。為經濟考慮，多以秸桿、小灌木、細樹枝為主要燃料，便宜，但灰分相對較大。南方人口相對較少，而且山林眾多，植被茂盛，木材易得，且木材較之秸桿燃燒效率高，燃燒時間長，所以燃料多以樹枝、木柴為主（D型灶的灶膛里就經常有大塊木材為燃料），灰分相對較小，對灶墻的要求并不突出。加之南方空氣濕潤，灰分也揚不起來，而北方空氣干燥，本就較高的灰分更容易四處飛揚，為確保食物衛生，所以北方陶灶多有灶墻。

灶墻的出現與時代也有關系，A型灶出現較早，均無灶墻；D型灶出現較晚，一般都有灶墻。江浙一帶的B型、C型灶的早期類型，如Ⅰ式、Ⅱ式灶不見灶墻，Ⅲ式開始出現灶墻，而Ⅳ式、Ⅴ式灶卻普遍出現灶墻，這也說明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也越來越注意飲食衛生了。

蘇魯皖交界地區的C型灶火眼普遍偏少，多單眼灶，只置釜甑，均陶制。而浙江地區多雙火眼或三火眼，灶具常見銅、鐵質地，以鐵釜為多，亦有鐵鍋、鐵盆之屬。

浙江地區出土的B型灶、C型灶在新莽前后有前低后高的變化，且后壁內斜，而其他地區出土的陶灶則無明顯變化。

四、舟形灶的傳播與流布

以徐州為中心的蘇魯皖交界地區是舟形灶重要的分布地區之一。漢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劉邦封異母弟劉交為楚王，拆分故楚國東?？?、彭城郡、薛郡三十六縣置楚國，即包括現在的蘇北、魯南、皖北大部。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楚王劉戊參加了七國之亂，亂平后，析彭城郡南部置沛郡，以楚國之薛郡置魯國。漢宣帝地節元年（公元前69年）改為彭城郡，轄境相當于今山東微山、江蘇徐州市區、沛縣東南部，邳州西北部及安徽淮北以東，郡治彭城。這個區域內出土了A、B、C型舟形灶，尤其是C型灶，出現時代較早，A型灶、B型灶的早期類型也多見于淮河流域。這個區域可能是舟形灶的發源地區之一。

但在新莽以后，出現了明顯的南移趨勢。在考古上的表現是，淮河以北舟形灶出土的數量大減，而江淮乃至江南地區舟形灶出土數量明顯增加。到了三國兩晉時期，這個進程大大加快，浙江境內出土的C型灶幾乎都是這個時期的，而淮河以北已經基本不見舟形灶。這和當時北方移民不斷南遷江浙的歷史事實密切相關。

《漢書·武帝紀》曾記載，從關東向會稽遷徙災民[92]，“其具體遷出地點，是河淮之間的梁、楚舊地”[93]，便是以徐州為中心的區域。但這個時期的移民數量不多，規模相對也較小。兩漢之際，王莽篡漢，中原一度大亂，北方人開始不斷南遷。吳郡錢塘人范平，“其先铚（屬沛郡，現安徽淮北臨渙鎮）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盵94]《通志·氏族略》載：“秦有御史大夫錢產，子孫居下邳。漢哀、平間，錢遜為廣寧太守，避王莽亂，徙居烏程（在今浙江湖州）?！盵95]

而更大規模的南遷應該是從漢末開始，東漢末期發生的黃巾大起義，席卷黃河中下游的廣大地區，徐州所在的蘇魯豫皖交界地區深受其禍；三國的軍閥割據紛爭，徐州再一次成為戰場。為躲避戰禍，徐淮地區人民紛紛南遷。西晉的永嘉之亂，導致“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96]，掀起了中國歷史上大移民的第一次高潮。

徐淮地區南渡人士大多聚居于蘇南浙江一帶，這個地區也是C型灶出土最為集中之地。

江南大姓張氏亦從徐淮地區遷居江南[97]，東吳孫權的首席謀士張昭，“彭城人也”，因“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渡江”[98]。南朝劉宋的開國之君劉裕也是彭城人，永嘉之亂中其高祖父劉混南渡，“居晉陵郡丹徒縣之京口里”[99]，即鎮江東門外壽丘山下。劉裕的皇后也是徐州附近地區人，“孝穆趙皇后，諱安宗，下邳僮人也……孝懿蕭皇后，諱文壽，蘭陵蘭陵人也”[100]。僮縣位于今安徽泗縣山頭鎮潼城村東北，蘭陵在今山東棗莊南。

出有B型陶灶的孫吳中晚期薛秋墓[101]曾出土有上“折鋒校尉沛國竹邑東鄉安平里公乘薛秋年六十六字子春”字樣的木刺，竹邑即今安徽宿州老符離集；江蘇鎮江諫壁鎮曾發現彭城郡呂縣司吾令劉庚墓[102]。呂縣故城在江蘇徐州銅山區北，司吾縣在《水經注》有載：“司吾城，在司吾山東，俗為?峿。故城在宿遷縣北六十里?！辨偨瓥|郊京山也出土了原籍東?？ほ翱h的劉剋墓志[103]；山東嘉祥出土的《徐之范墓志》[104]稱：徐之范為“漢太尉防之后”，而徐防是“后漢沛國铚人”。徐之范的十二世祖饒“屬漢魏糾紛，避地江表，居東陽之太末（治今浙江龍游）?！盵105]

江北人口大量南遷“不可避免地將中原黃淮流域的埋葬方式帶至長江下游一帶”，因此，“和魯南、蘇北一帶形制和結構比較一致的畫像石墓和石室墓，在東漢晚期長江下游的個別地點也有發現”[106]。而這些畫像石墓中也出土了C型陶灶[107]，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墓主與蘇北的關聯。

在大遷徙中，也有部分徐淮地區的移民移居江西、湖北等地區，“永嘉中，（華軼）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108]?！按箅y（指蘇峻之亂）之后，綱紀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萬計，布在江州”[109]，雖未明言流人來自何處，但數以萬計的流人必然包括徐州流民。江西南昌東吳高榮墓[110]中出土有木簡，其文曰：“弟子高榮再拜問起居沛國相字萬綬”，墓主高榮即是沛國相縣（今安徽淮北）人。而湖北新洲月亮塘西晉墓[111]出土的墓磚上刻有“太康元年下邳□□舍人徐”的字樣，墓中即出土有C型舟形灶。

D型灶主要分布在現江西、福建境內，在六朝時基本上屬于江州所轄，D型灶出土地點也多在人口集中的郡治及主要城市周邊（圖一一）?！疤凳辏?89年）……（十一月）甲申……（以）濮陽王允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按：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荊、揚二州，疆土曠遠，統理尤難，于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桂陽、安成、武昌，合十郡，置江州）?！盵112]其管轄區域大致在現在的江西和福建境內。其后江州的管轄區域雖有調整，但在整個六朝期間變化并不大。在相同時代的同一個行政區域，具有相似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習俗也合情合理。

圖一一//東晉江州與D型灶分布

但具體到江西和福建地區，情況又有所不同。江西地區流行的主要是Da亞型灶，這應該是受廣州地區的影響。東漢晚期，Da亞型灶出現于廣州，一直延續到兩晉時期，南朝時則在江西大量出現，且基本上沿贛江分布。而贛江是廣州和江西之間最重要的交通要道。秦時“所通越道”路徑主要有四[113]，其一就是從江西南部溯贛江支流章江越大庾嶺的橫浦關（今廣東南雄小梅關西）達湞水入北江。漢武帝滅南越時，“主爵都尉楊仆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114]走的就是這條線路。清朝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認為：“自南昌以南諸郡之水悉合于贛水，而委輸于鄱湖。地勢南高而北下，上流之重恒在南方，故嶺嶠發難，贛江上下千里之間皆為戰地，振古如茲矣?！盵115]江西地區漢墓曾出土很多典型嶺南風格的器物，如新余西漢墓出土的喇叭口壺[116]、南康西漢墓[117]和南昌東郊M15出土的硬陶瓿[118]、湖口永初七年墓出土的橫耳四系罐[119]等，就曾廣泛流行于嶺南地區，很可能就是嶺南地區輸入的產品。

自漢以后，自嶺南至六朝都城建康多由此途。義熙五年（409年），劉裕伐慕容超，“（廣州刺史盧循）乃率眾過嶺，是月，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委任奔走”[120]。敗退時，“循于左里（今江西都昌縣左蠡鎮）奔走，而眾力猶盛，自嶺道還襲廣州”[121]。侯景之亂時，陳霸先自廣州越嶺北上勤王，“發自始興，次大庾嶺……進頓南康”[122]；梁太平元年“二月庚午，蕭勃舉兵，自廣州渡嶺，頓南康……至于豫章”[123]，走的也是這條通道。

因此可以認為，江西地區出土的Da亞型灶應該來自廣州。

而福建情況有所不同，福建地區出土的主要是Db亞型灶。陶灶為典型的漢式器物，終漢之世，僻遠的福建地區極少發現陶灶。六朝以后，隨著漢人的不斷遷入，陶灶出土的數量逐漸增多起來。東吳永安三年（260年），孫權將會稽南部都尉改為建安郡（治建安，現建甌），析建安郡侯官縣地置東安縣（治在今福建南安豐州），這應該是人口遷入的表現，“只有當中原移民在甘地已經聚居了相當數量的人口，并且土地已經墾殖以后，當局都會以建立一個新縣的方式認可這一地區的開發?！盵124]太康三年（282年），西晉政府以建安郡東部為晉安郡，治侯官（今福州），隸江州，改東安縣為晉安縣。

福建在地理上與江西、浙江相鄰，但其僻在海隅，開發相對較晚。孫吳政權一度將福建作為犯罪官員的流放地，吳主孫亮廢后，“黜為侯官侯，夫人（全氏）隨之國，居侯官”[125]，吳主孫皓將“諸父與（孫）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即侯官）”[126]。魏遣吳國壽春降將徐紹來吳下書，為孫皓所殺，“徙其家屬建安”[127]；左丞相陸凱因為“數犯顏忤旨”，在他死后，孫皓“竟徙凱家于建安”[128]。而會稽太守郭誕因未揭發臨海太守奚熙的“妖言”，被“送付建安作船”[129]。

正是因為其地處偏遠，福建成為逃亡或避難之地。西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吳王子子華、子駒便“亡走閩越”[130]；建安元年（196年），孫策起兵攻會稽郡，太守王朗“奔東冶，侯官長商升為朗起兵”[131]；“元嘉初，上虞孫溪奴多諸幻伎，叛入建安治中”[132]。

除了逃亡以外，飽受戰亂之苦的中原移民也選擇了相對安定的福建作為棲身之所。美國學者畢漢思從地方行政區劃的設置過程，考察了這些移民到達福建的路線：“中原移民沿著錢塘江上溯，經其兩岸的沃土轉入支流的河谷。公元191至195年，有兩個新縣在金華江上出現。還有一些移民沿著官溪上行……浙閩界上的一道隘口充當了進入福建南浦溪上游的通道……于是首批移民沿著江山港上行，穿過上述隘口，由北邊進入福建，隨之三個縣城被置于南浦溪畔，這些縣的設置至遲不過公元204年，也許就緊接著196年以后。部分移民從南浦溪轉入崇溪。稍后，公元205年時在崇溪畔也建立了一個新縣?！盵133]在浙江和福建政和、建甌、福州均出土了一定數量的Da亞型Ⅰ式灶，在建甌還出土了浙江地區非常流行的C型Ⅲ式舟形灶，這說明以建甌為中心的閩北地區正是浙江移民向福建遷移的道路。

還有一條進入福建的通道在江西，“公元257年，江西的撫河及其支流同時設置五個縣城。東江的源頭已經靠近福建邊界，此處有一個富屯溪的寬闊隘口。這個隘口是移民的又一個通道。中原移民沿著富屯溪下行直到金溪口，然后折向西行，沿金溪上溯。接著，在260年就有兩個縣城（昭武、將樂）分別在富屯溪和金溪岸邊出現”[134]。

葛劍雄也認為，“除了地方行政官員等人外，（福建的）移民都是由相鄰的浙江、江西就近遷入的平民”[135]。福建泉州北峰南朝墓曾出土Db亞型灶[136]，發掘者認為墓主就是遷居的漢人。

建甌、政和等閩北地區既出有Da亞型灶，又出有Db亞型灶，似乎也說明了入閩移民來自不同方向。政和松源南朝宋元嘉十二年墓（435年）的青瓷盞與上林湖同期遺存標本[137]相同，建甌南朝墓出土了刻劃蓮花紋的五盅盤[138]，在江西豐城羅湖窯[139]也發現了同類器物標本。建甌東峰六朝墓地[140]出土的青瓷盤口壺、雙唇罐、缽、盅，鐵鼎、鐵剪，滑石豬以及蓮瓣紋裝飾，顯然受到了以南京為中心的長江下游地區墓葬文化的影響。而墓室中較多使用磚柱的做法，又與贛江地區的文化有密切的關系。

也正是因為山高路遠，福建地區的移民在整個六朝期間不過是“緩慢的推進”，據葛劍雄估計，“西晉以后的移民及其后裔肯定不足十萬，大概只有六七萬”，所以直到唐初，福建也只有三州十縣的行政設置。也可能因為這個原因，其喪葬風俗相對穩定，Db亞型灶在唐代還很常見，在有些地區甚至延續到了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