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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地區北齊墓葬探析

2021-10-29 07:57胡選奇
東南文化 2021年4期
關鍵詞:晉陽北齊墓葬

胡選奇 賈 飛

(1.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北京 100871;2.徐州漢兵馬俑博物館 江蘇徐州 320300)

內容提要:徐州在北齊時期是高氏經略江淮地區的核心所在,其文化面貌也呈現出多樣性。大族墓葬的主要文化因素來自于鄴城復制式的傳入,大部分隨葬器物當屬于統一模具或同一批工匠制作。凸字形長方形券頂磚室墓屬于東晉劉宋時期的文化孑遺,是徐州地區北魏至唐初主要的墓葬形制。出土的陶俑,多帶有濃厚的軍事色彩,因軍隊構成的原因,在主要受到鄴城影響的同時,也接受了來自晉陽地區的文化因素。陶瓷等生活器物,同時受到南北方的影響。徐州及附近地區基層社會的墓葬,則依然按照其當地習俗逐漸演變。此外,南北之爭以及北齊鄴城—晉陽之爭的歷史背景也在徐州北齊墓葬文化中有所反映。

徐州地區北齊墓葬目前公開資料的有東甸子村M1(表一︰1)、M2(以下簡稱甸M1、甸M2)、石橋村M1(以下簡稱橋M1)[1]以及楚岳山莊墓[2]。此外,1985年徐州漢兵馬俑博物館建設和1987—1989年徐州獅子山駱駝山磚瓦廠施工,發現了一大批北朝墓葬[3],其中可見出土資料且能夠明確為北齊時期墓葬的有獅子山磚瓦廠87M65(表一︰2)和88M1(以下簡稱獅87M65、獅88M1)兩座墓葬。雖然發現的不多,但除楚岳山莊外[4],皆能比較清晰地反映出徐州在北齊時期的文化面貌。

表一//徐州與其他地區墓葬形制對比

一、墓葬形制

這一時期徐州地區的墓葬形制承襲自南朝的東晉劉宋時期,為凸字形長方形券頂磚室墓。這種形制曾流行于東晉劉宋時期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如王興之夫婦墓(表一︰4)[5],劉宋明曇憘墓(表一︰6)[6]乃至長江中游湖北枝江姚家港晉墓(表一︰5)[7]。這種墓葬形制在劉宋晚期以后已基本不見于長江中下游地區,而徐州在入魏以后,繼承了這種形制并廣泛流行,成為徐州地區北魏至唐初常見的墓葬特征,如花馬莊唐墓(表一︰3)。其他地區的北齊墓葬形制多繼承于北魏,以方形磚室和土洞墓為主,四壁略弧,如磁縣高潤墓(表一︰7)[8]以及安陽范粹墓(表一︰8)[9];河北、山東等世家大族所聚居的地區多有石室墓發現,形制有圓形、方形和長方形,如臨淄崔混墓(表一︰9)[10]。同時期長江下游地區則流行多小龕、直欞窗、棺臺之類設置的券頂單室墓[11]。

二、隨葬品

北齊墓葬隨葬品一般可分為葬器、陶俑、模型明器以及陶瓷銅玉質等生活器具四大種類[12]。

1.葬器。包括棺及棺木附屬器物、棺床及設于棺床周圍的帷帳、陶/石質燈以及墓志等。這些器物在已發現的徐州北齊墓葬中較為少見。

2.陶俑。本屬模型明器,因陶俑數量最多,幾已構成北齊墓葬隨葬品的主體,故此處單分一類。主要包括鎮墓類、儀仗類以及生活類等三類內容。

(1)鎮墓類陶俑包括鎮墓獸以及鎮墓武士。

①鎮墓獸:發現于獅87M65(表二︰1;M65︰15),為人面與獸面組合一對;呈蹲踞坐,昂首蹙眉,頭頂有一圓形凸起和沖天戟,背部豎鬃毛;這一形制的鎮墓獸為鄴城地區堯峻墓(567年)及以后常見的鎮墓獸范式,同見于賈進墓和高潤墓(表二︰3)等,晉陽與冀定青齊地區基本不見這類樣式。

表二//徐州地區北齊鎮墓俑與其他地區對比

②鎮墓武士:目前有甸M1(表二︰2;M1︰31)和甸M2發現,成對隨葬;武士頭戴圓頂盔,身著明光鎧甲,左手按虎頭盾;虎頭居盾中央,上下各有舞人紋飾;這類俑各地都有發現,略有差別,如鄴城地區元良墓(表二︰4;CMM1︰16)[13]、晉陽地區厙狄業墓(表二︰6;標本T84QS2)。

(2)儀仗類俑。參照墓室壁畫中的儀仗出行圖、牛車、鞍馬準備出行圖,可知這一類隨葬品以牛車為中心,包括護衛的軍卒俑、侍從、儀仗俑、鼓吹樂俑、駱駝、驢等陶畜模型[14]。這一類俑又包括軍卒俑、儀衛俑以及陶動物等三類。

①軍卒俑為徐州地區北齊墓葬的主要構成部分,陶俑風格與造型主要來自于鄴城與晉陽,根據兵種的不同,可分為五型。

A型:持盾俑。見于甸M1,甸M2,獅87M65(表三︰1;M65︰3)、獅88M1;頭戴卷裙小帽,內穿圓領衣,外罩左衽朱紅色褶服,形體瘦高,左手持盾。相同形制在鄴城較為常見,如和紹隆夫婦墓,高潤墓(表三︰8)等,不同于晉陽地區持盾俑。

表三//徐州地區出土北齊軍卒俑與其他地區對比

B型︰負箭箙俑。根據冠服的不同,可分兩個亞型。Ba型︰見于甸M1(表三︰2;M1︰11);頭扎巾,內著圓領上衣,中穿左衽長袖衣,外罩短袖翻領左衽衣,背斜挎箭箙;與鄴城元良墓(表三︰9;CMM1︰9)所出一致。Bb型:見于獅87M65(表三︰3;M65︰1);頭戴兜鍪小帽,前有護額,內穿寬袖衫,外罩兩襠甲,后背箭箙;與鄴城地區和紹隆夫婦墓與高潤墓(表三︰10)所出一致。負箭箙俑在晉陽較為少見。

C型:侍衛俑。根據冠服不同,可分為三個亞型。

Ca型:鎧甲俑。見于甸M1(表三︰4;M1︰16);頭扎巾,上身內穿圓領長袖衣,中著翻領衫,外罩菱形鎧甲;相同形制亦見鄴城地區灣漳大墓(表三︰11;標本1202)[15]與元良墓等。

Cb型:扎巾侍從。見于甸M1(表三︰5;M1︰28);頭扎巾,上身內穿圓領衣,外著左衽長袖衣;衣著為漢式服飾,與鄴城地區賈進墓背箭箙俑(表三︰12;M54︰59)一致。為胡漢文化的糅合。

Cc型:三棱風帽俑。見于甸M2(表三︰6;M2︰12);僅存頭部,面目清秀,戴山字形三棱風帽;山字形三棱風帽俑不見于鄴城地區,但在晉陽地區大量發現,基本每座大墓都有出土;如婁睿墓(表三︰13;標本51)[16]、徐顯秀墓[17]等都很常見。

D型:騎兵俑:僅出一件,見于獅88M1(表三︰7;M1︰8);頭戴三棱風帽,上身著圓領窄袖衣,腰扎帶,下穿褶褲,膝部系縛,腳插入蹬內,雙手置于腿上,右手握拳作持物狀,馬匹昂首直立,當盧、轡勒、鞍韉、蹬及障泥均齊備;鄴城與晉陽地區皆不見山字形三棱帽冠式的騎兵俑,但晉陽多見三棱帽冠式的鼓吹騎俑,如賀拔昌墓擊鼓騎俑(表三︰14;標本T99HQH2-1)[18]以及婁睿墓鼓吹騎俑等;不排除此為擊建鼓騎俑的可能。

②儀衛俑包括文吏俑以及鼓樂俑。

文吏俑。根據冠服樣式可分兩型。

A型:小冠式。見于甸M1(表四︰1;M1︰20);頭戴小冠,穿圓領長袖褶衣,衣袖寬大,除不穿兩襠甲外,與鄴城、晉陽、冀定以及青齊地區所出文吏俑基本一致,如磁縣灣漳大墓(表四︰5;標本79)以及濟南東八里洼壁畫墓[19]。這類俑是北齊時期樣式最為一致的陶俑之一。

表四//徐州地區出土北齊儀衛俑與其他地區對比

B型:套衣式。見于甸M1(表四︰2;M1︰13),獅87M65以及獅88M1;頭戴風帽,上衣內穿長衫,外披長袖風衣,領口系帶,雙手拱于胸前,為衣袖所遮掩。套衣俑為鄴城、冀定以及青齊地區流行的陶俑類型,如磁縣灣漳大墓,濟南東八里洼(表四︰6)等;基本不見于晉陽地區。

鼓樂俑。見于獅87M65,獅88M1(表四︰3;M1︰6),甸M1(表四︰4;M1︰14)以及甸M2;頭戴風帽,帽裙垂至頸部,穿圓領窄袖衫,腹前置一扁圓形鼓,或缺;見于鄴城和紹隆夫婦墓、灣漳大墓、高潤墓(表四︰7)、賈進墓(表四︰8;M54︰88)[20]等。部分簡報將無鼓者定為牽馬俑,此處均歸為鼓樂俑。

③動物類包括牛、馬、駱駝以及驢等陶畜模型。

以牛車和鞍馬為儀仗出行中的核心內容(表五︰1、2;M65︰17、M1︰47),多數身披華麗的瓔珞,幾已構成北齊墓葬中的定式。徐州地區北齊墓中尚未有驢發現。獅87M65所發現的半跪駱駝(表五︰3;M65︰64),在鄴城地區只發現于灣漳大墓(表五︰11;標本1018)與茹茹公主墓。

表五//徐州地區出土北齊陶動物與其他地區對比

(3)生活類以表現家居生活的胡俑、侍俑、女俑以及陶家禽/家畜為主。

①胡俑:見于甸M1(表六︰1;M1︰10);深目高鼻,腦后梳小辮,上身著高圓領褶衣,左肩斜挎囊包;類似形制可見于晉陽地區婁睿墓所出胡俑(表六︰10;標本525)。胡俑在北齊墓中發現很多,但發型與服飾略有不同。

表六//徐州地區北齊生活類俑與其他地區對比

②侍俑:僅出一式,較為一致,見于甸M1,獅87M65(表六︰2;M65︰49)以及獅88M1;頭戴小冠,內穿圓領衣,外罩交領右衽寬袖外衣;這類俑在鄴城、冀定以及青齊地區較為常見,但徐州所出皆為著右衽上衣者,不同于其他地區多穿左衽,相同者可見高潤墓所出侍俑(表六︰11)。

③女俑:可分為立式、跽坐式以及騎馬三型。

A型:立式。根據發髻以及衣飾可分為四個亞型。

Aa型:僅見于甸M1(表六︰3;M1︰29);上半身缺失,著長裙,內有筒裙,裙擺左部有提裙,裙褶線條流暢;亦見于元良墓(表六︰12;CMM1︰64)出土女侍俑。

Ab型:僅見于獅87M65(表六︰4;M65︰33);頭部束發單髻,內穿圓領衣,外罩左衽寬袖外衣;與高潤墓所出侍俑(表六︰13)基本一致。

Ac型:見于獅87M65(表六︰5;M65︰34);頭梳高髻,上身內穿圓領衣,外罩交領左衽廣袖衫,下穿白色長裙;屈右臂,右手貼于腹部,左手下垂;相似服飾可見鄴城地區茹茹公主墓(表六︰14)[21]、高潤墓等。

Ad型:見于甸M1(表六︰6;M1︰17);頭梳單髻,著襦裙裝,上身內著長衣,外罩圓領短襦,束胸,胸前飄垂兩條長帶,應為帔帛,下穿窄裙;鄴城地區北齊墓普遍發現有著襦裙裝的女俑,如趙胡仁墓(表六︰15;M1︰26)[22]。

B型:騎馬女俑。見于甸M2(表六︰7;M2︰15),獅87M65;頭梳雙髻,身著圓領長袖衣,左手前伸扶鞍,右手自然下垂,雙腿垂于馬兩側。騎馬女俑的衣著與其他女俑不同,近似男裝,這在其他地區的北齊墓中所見不多;至隋唐墓葬中,有較多的騎馬女俑以及著男裝的女俑發現,如鄭仁泰墓。著男裝騎馬女俑的出現,應與此時女性地位的提升有關。顏之推《顏氏家訓》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23]隋唐自然也繼承了這種遺風。

C型:跽坐女俑,又稱勞作俑??煞謨蓚€亞型:Ca型端箕,見于獅87M65(表六︰8;M65︰31),服飾與立式基本一致;Cb型持盆,見于獅87M65、甸M1(表六︰9;M1︰18)。持盆端箕俑在北齊各地區墓葬中多有發現,如元良墓(表六︰16、17;CMM1︰57、58),灣漳大墓等。

④家禽、家畜類:包括狗、豬、羊、雞等四類;豬、狗、雞均可分為牡牝兩式。這類俑在北齊各地墓葬均有發現,為承繼北魏而來,差別不大。

3.模型明器,主要為與生產生活有關的倉、灶、井、磨、碓以及虎子等。

(1)灶:分兩型。A型,素面,見于甸M1(表七︰1;M1︰45);B型,灶門附近刻畫紋飾,如獅87M65(表七︰2;M65︰63),門墻上有彩繪圓圈組成的花樣和火焰紋。北齊墓葬所出灶多見有刻劃紋飾,紋飾內容鄴城與晉陽略有不同,徐州與鄴城更為相近。A型可見于賈進墓(表七︰11),B型可見于高潤墓(表七︰12)。

表七//徐州地區北齊墓出土模型明器與其他地區對比

(2)倉:分兩型。均為圓形攢尖頂,頂有瓦棱,倉身呈圓筒形。A型,見于甸M1(表七︰3;M1︰50),底座不明顯。B型底座明顯,見于獅87M65(表七︰4;M65︰21)。鄴城地區東魏以及北齊早期墓葬,倉多有四足,如趙胡仁墓和灣漳大墓;帶底座或直筒無底座型在北齊中后期墓葬中廣泛應用,如賈進墓(表七︰13;M54︰93)和高潤墓(表七︰14)。

(3)井:分兩型。A型,見于甸M1(表七︰5;M1︰36);方形,下寬上窄,有井字形欄,四角有紐。B型,見于甸M2(表七︰6;M2︰5),獅87M65。方形,下有底座。這兩型井,均不見于鄴城地區,鄴城所出陶井多有底座與井字形欄,如賈進墓(表七︰15;M54︰25)和灣漳大墓(表七︰16;標本999)。徐州所出這兩型陶井特征的結合,便組成了鄴城地區所出陶井樣型。

(4)磨:由磨身和支座組成,磨身又分磨扇、磨盤上下兩合,均為圓形。分兩型。A型,見于甸M1(表七︰7;M1︰44)。磨盤偏上,整體呈斜收狀。相同樣型可見于鄴城賈進墓(表七︰17;M54︰24)。B型,見于獅87M65(表七︰8;M65︰28)。磨盤偏中部,中部弧凸。相似形制可見于鄴城茹茹公主墓(表七︰18)。

(5)碓:見于甸 M1(表七︰9;M1︰53)、獅87M65。碓底前寬后窄,碓桿支于架上,桿頭綁圓錐形杵頭。伴隨碓出土的也常有掃帚等。相同形制亦見鄴城賈進墓(表七︰19;M54︰23)。

(6)虎子:僅見于甸M1(表七︰10;M1︰65);四足趴臥,頭前伸,嘴張至圓形,兩側漏齒,尾前翹至頭成提梁。類似形制亦見于鄴城灣漳大墓(表七︰20;標本0298)。

4.生活器具。多為陶瓷器。

(1)陶器主要為陶碗、陶罐以及陶杯等。

①陶罐可分為兩型:A型為灰陶雙系罐,敞口,短頸,鼓肩,平底,鼻形系。見于甸M1(表八︰1;M1︰49)。關中地區這種陶罐發現較多,如北周莫仁相墓(表八︰12;M21︰96)[24]。B型無系,敞口,短頸,鼓肩,平底。僅見于橋M1(表八︰2;M1︰7)。

表八//徐州地區北齊墓葬出土陶瓷器等與其他地區對比

②陶碗:見于獅87M65(表八︰3;M65︰41)。淺腹,餅狀足。相同形制可見鄴城趙胡仁墓(表八︰13;M1︰136),賈進墓等。

(2)瓷器主要有瓷碗、盤口壺、瓷罐、唾壺、瓶以及硯臺等。

①瓷碗,可分兩型。A型:深腹,餅狀足或假圈足。見于甸M1(表八︰4;M1︰58),甸 M2,獅 87M65,獅 88M1。鄴城地區如灣漳大墓(表八︰14;標本0395)、高潤墓等。B型碗:見于甸M1(表八︰5;M1︰64);淺腹,高圈足?;静灰娪谄渌貐^墓葬中,徐州地區所發現的北朝至唐早期瓷窯也不見此種形制的瓷碗[25];高圈足瓷碗在唐中期以后較為常見;但南方地區東漢至六朝早期常發現一種高圈足簋(表八︰15;M204︰57),形制與此類似,如湖南資興東漢墓出土釉陶簋[26],對其淵源或有影響。

②盤口壺:見于獅87M65(表八︰6;M65︰65),獅88M1。壺盤口,肩有四系,系為雙股泥條狀,長頸,鼓肩斜收至平底。盤口壺在南北朝后期至隋已發現于各地,且朝著瘦高并呈流線型發展,相似形制也可見于安徽亳縣隋墓和太原隋斛律徹墓(表八︰16,標本89)[27]。

③瓷罐,可分兩型。A型:四系罐,見于獅88M1(表八︰7;M1︰2)。方唇直口,四系,鼓腹,腹部最大徑在器中部,平底,內外均施青釉。相似形制可見于江蘇淮安財富廣場南北朝墓(表八︰17;M14︰1)。B型:十系罐,見于橋M1(表八︰8;M1︰6)。直口,十系(四橋形,六環形),鼓腹,腹部下釉飾成腹蓮紋。相同形制的十系罐可見江蘇泰州發現的南陳太建十一年(579年)十系罐[28]。橋型紐帶系罐在徐州多有發現,北方地區如趙明度墓(表八︰18;M115︰5)也有發現[29],且技術已臻成熟。

④唾壺:見于甸M1(表八︰9;M1︰63);盤口外敞,束頸,折腹,假圈足。相似形制可見于崔昂墓[30],厙狄迴洛墓(表八︰19;標本54)[31]等。

⑤瓷瓶:見于甸M1(表八︰10;M1︰62)。敞口略呈盤狀,細頸,鼓腹,假圈足。相似形制的瓶在鄴城與青齊地區零星有發現,如范粹墓出白瓷瓶,臨淄崔氏墓M6出白陶瓶(簡報作壺);但晉陽地區發現最多,凡有大墓,多有發現,如婁睿墓(表八︰20;標本771),張海翼墓[32]等;材質有陶、釉陶以及銅質,少見瓷質;陶瓶在北魏平城地區十分流行,應屬鮮卑器物。

⑥硯臺:僅見于甸M1(表八︰11;M1︰70),簡報作洗。侈口,卷沿,腹內弧,圜底,三蹄足。相似形制可見于賈進墓(表八︰21;M54︰11)。

三、小結

徐州歷來為南北要沖,南北朝時期更為戰略要地。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劉宋徐州刺史薛安都降魏,北魏始有徐州,徐州也進一步成為南北爭奪的焦點。此后徐州雖有短暫易手,但始終為北方政權所把持。侯景之亂后,北齊疆域已推至長江北岸,隔江與南方對峙,徐州地區更成為高氏經略江淮的核心。江左也因此侯景之禍社會大為凋敝,南梁民眾不斷遷往此地。且南朝后期南陳文化向北傳播的力度已明顯不如以前,使得徐州地區的文化匯聚力進一步得到加強。隋開皇初年在定國典禮時,時人就鄙棄南陳:“江南王儉,偏隅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并“悉用東齊儀注以為準”[33]。而徐州作為南北爭奪的焦點,南北文化在此地的博弈變遷也是了解南北對峙的關鍵所在。

徐州地區目前尚未發現有明確紀年的東魏北齊墓葬,可斷定相對年代的也只有北齊時期,東魏墓葬尚未可見??傮w而言,目前發現具有明顯特征的徐州地區北齊墓葬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其文化因素主要來自于鄴城,并呈復制式的傳入,當屬于統一模具或同一批工匠制作。其次為晉陽以及南朝文化影響,與相鄰的青齊地區文化關聯不大。

2.墓葬的年代多屬于北齊中后期,如獅87M65出土持盾俑、鎮墓獸以及甸M1、獅87M65出土的兩式陶倉等,均表現出鄴城地區北齊中后期的器物特點。

3.凸字形長方形券頂磚室墓屬于東晉劉宋時期的文化孑遺,為徐州地區北魏至唐初徐州主要的流行形制。

4.陶瓷等生活化器物,同時受到南北方的影響。既出土有受南朝影響后流行于北方的諸如唾壺、硯臺等青瓷器,又有廣泛流行于六鎮兵民中的陶雙系罐等器物,也運用瓷器技術制作流行于晉陽的陶瓶等。位于徐州南部戶部山的青瓷窯址,其年代為北朝末期至唐朝初年,出土的器形有碗、罐、盤口壺、高足盤等,其中青瓷碗在形制與釉色上與北齊墓葬所發現的器物基本相同[34]。這些瓷器的產地,或即徐州本地。

5.徐州地區北齊墓出土的陶俑中,以軍卒俑為主,多帶有濃厚的軍事色彩,因軍隊構成的原因,在受到鄴城主要影響的同時,也接受了來自晉陽地區的文化因素。徐州地區所發現的軍卒俑,是在北齊鄴城地區不斷加強軍政地位的背景下產生的。北齊一朝,多數時間都籠罩在晉陽的陰影之下。由北鎮流民和爾朱余部為主力的晉陽兵團,既是對抗柔然,西魏北周以及突厥的精銳,也是懸于鄴城之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文宣帝高洋篡魏的受阻,其子高殷的被廢,孝昭帝高演的篡位,武成帝高湛的迎立,皆是在晉陽勛貴操作后的結果。為解決晉陽問題,文宣帝高洋在即位之初,便采取種種措施,調整晉陽與鄴城的軍政地位問題。其中的措施之一,便是將東魏時期為監視元氏而設的京畿都督府擴充,在其基礎上增設新軍:“及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后取之,謂之百保鮮卑?!盵35]此外,也吸納漢人勢力:“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盵36]天保三年至七年(552—556年),北齊對于江淮地區的長期用兵,便是以糅合漢人將領,河北塢堡,侯景舊部以及晉陽勛貴等為基礎的[37]。

6.獅87M65以及甸M1等徐州地區所發現的北齊墓葬墓主多為高官貴吏,對于其來自鄴城或晉陽的文化因素,也主要針對這些墓葬。徐州及附近地區基層社會的墓葬,與這些文化因素關系不大,依然按照其當地習俗逐漸演變。如滕州前臺北朝墓葬[38],淮安財富廣場南北朝墓[39],淮南謝家集北齊墓等;一來在延續本地文化的同時深受南方地區的影響,其次對于上層社會的文化變遷反應微弱。這些墓葬多依據出土的常平五銖,將年代定為北齊,其文化面貌也實難與北齊墓葬相聯系在一起。滕州前臺墓葬群共發現四百余座墓葬,其中四十余座北朝至隋的墓葬,基本皆為石塊堆砌而成的石槨墓,出土遺物則以四系罐、四系盤口壺、碗等瓷器以及銅鏡、銅飾等為主;若無常平五銖的出土,基本無法斷定其屬于北齊至隋時期的墓葬;根據墓葬簡略程度以及出土遺物,這些墓葬當屬于平民墓?;窗藏敻粡V場墓群年代為南北朝晚期,墓葬形制皆為長方形磚室券頂墓,出土常平五銖的M7亦出土有青瓷四系罐和青瓷碗,基本為南朝文化面貌;淮安在北齊屬淮州,侯景之亂后為北齊所有,572年前后,南朝陳伐齊,又歸于陳。安徽淮南市謝家集的一座券頂磚室墓亦是根據所出常平五銖將其年代定為北齊,該墓總長4.55、寬1.35米,墓壁由單磚錯縫平砌,墓底為“人”字形鋪磚,隨葬品包括1件青瓷四系盤口壺等。

徐州地區在入魏以后,對北魏政權經歷了由反抗至認同的一個過程。反映在考古學上,便是徐州地區所發現的北魏墓葬器物種類和大體的形態與北魏遷洛以后墓葬的面貌相似[40]。但仍需注意的是,南北雙方文化在徐州地區的匯聚,來自北方的更多的是諸如軍卒俑、貨幣等政權統治下的產物,南方地區則更多的是葬制、陶瓷等生活化的習俗演變。北齊時期,尤其在北齊中后期,徐州地區的墓葬呈現出鄴城地區復制式的介入,儼然成為周邊地域的一座孤島。這一孤島式的墓葬文化,也反映出南北文化變遷以及雙方對于徐州之爭的歷史過程。

(后記:本文得到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韋正教授的指點,特此致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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