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考古出土梅福相關的宋元時期買地券

周 興

（舟山市文物保護考古所 浙江舟山 316000）

內容提要：江西宋元墓葬中出土有一類較為特別、數量偏少的買地券，基本發現于吉安市境內。以張重四地券為代表，券文中將西漢梅福作為知見人，文句有固定范式，券末附咒語、符箓，體現了較高的文化水平。結合《道藏》等文獻，對劵文中一些術語進行了簡要解讀，并提出吉安市為這種買地券及其背后風水流派的中心傳播區域。元代以后梅福因神職降低不再作為知見人出現，但劵文末符咒有所保留，在一些地方仍舊繼續流傳。

買地券，“又被稱作地券、地莂、地契、幽契等，是在鉛、鐵、石板或磚瓦上書寫的、用于陰間的土地買賣契約”[1]。其出現于東漢時期，魏晉、唐五代墓葬中一直不斷。宋時買地券考古出土發現較多，隨葬風氣之盛，比唐人埋墓志有過之而無不及。宋人周密曾說，“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為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云”，并提及《續夷堅志》中曾發現唐哀宗時“鐵券刻金字者”[2]，該說法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考古發現的證實。宋代以后多用石板雕刻或題寫，學者已有較多論著進行過探討。

本文擬對一種券文中體現“梅?！钡南嚓P買地券展開研究，券文通常表述為“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梅仙真（梅子真、梅仙真人）時在旁（傍）知（知見、知狀）。急急如（太上）女青（詔書）律令”句式，較為少見而獨特，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梅福相關買地券

目前發現的宋元買地券文中涉及梅福的有10例，均發現于江西省，且基本在吉安市范圍內。以吉安縣紹熙元年（1190年）葛仲吉妻胡氏墓[3]所出為最早，此外考古出土的還有吉安縣紹熙五年（1194年）葛仲吉墓[4]、吉州區嘉泰四年（1204年）周必大墓[5]、南昌市進賢縣紹定二年（1229年）舒氏墓[6]、新干縣紹定六年（1233年）楊氏墓[7]、吉水縣寶祐二年（1254）張重四墓[8]（圖一）、峽江縣景定元年（1260年）王百四墓[9]；吉安縣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彭因墓[10]、吉安縣大德四年（1300年）劉灼墓[11]（圖二）、永豐縣延佑六年（1319年）陳氏墓[12]，前后出現和流行了129年。

圖一//張重四墓買地券

圖二//劉灼墓買地券

這里選取張重四墓買地券為代表，以向讀者展示這種格式化的文字。券額五行豎書“有宋張君重四宣義地券”，字體較大。下方正文從右至左豎書，該券文高朋[13]、魯西奇[14]、劉未[15]都曾先后釋錄，然對照拓片均存在零星錯釋之處。本文釋讀如下：

青烏子曰：“按《鬼律》云，葬不斬草、買地立券，謂之盜葬?！蹦俗魅脑唬壕S」皇宋寶祐二年歲在甲寅十二月己巳朔越十二日庚辰，孤哀子張叔子伏為」先考重四宣義，生于紹熙庚戌九月十有八日，終于嘉熙丁酉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庚子歲」閏月朔，葬于廬陵縣膏澤鄉汪塘原。今卜此吉日，動土斬草，以是月十七日乙酉改葬而安」厝之。龜筮協從，州曰吉州，縣曰吉水，鄉曰中鵠，原曰洞源，太平山即壬亥山己丙向，為之宅」兆。謹以冥貨極九九之數，幣帛依五方之色，就于 后土陰官鬻地一區，東止青龍，西抵」白虎。南極朱雀，北距玄武。內方勾陳，分治五土。彼疆爾界，有截其所。神禹所度，豎亥所步。丘」丞墓伯，禁切呵護。敺彼罔象，投畀兕虎。弗迷獸異，莫予敢侮。千齡億年，永無災苦。敢有干犯，」神弗置汝。幽堂亭長，收付地下。主者按罪，弗敢云赦。乃命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為作券文。亡」靈允執，永鎮幽宅。 天光下臨，地德上載。藏辰合朔，神迎鬼避。涂車芻靈，是為器使。夔龍」魑魅，莫敢逢旃。妥亡佑存，罔有不祥。子子孫孫，俾熾俾昌。山靈地神，實聞此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梅仙真時在旁知。急急如 太上女青詔書律令 敕！」（符箓）」太上靈符，鎮安幽宅。亡靈永吉，子孫昌熾。邪精伏藏，蛇鼠遁跡。急急如 律令敕！」玉女地券神咒?！固医痂?，靈氣輝光。六丁左侍，六甲右傍。青龍拱衛，白虎趨鏘。朱雀正視，玄武當堂。川原吉」水，善應兇藏。五方五殺，不得飛揚。今奉 太上玉女神祕券咒。急急如 律令 敕！」

經筆者對前述10例券文進行對比分析，葛仲吉妻胡氏、葛仲吉、周必大、張重四、王百四、彭因、劉灼、陳氏等券句式雖略有差異，但有前后相承關系，可歸為一類；舒氏、楊氏墓券各自分別為一類，屬于第一類的簡化刪減版。為便于對比，略參張傳璽對買地券廣例的設計[16]，根據此類劵文的文本特征，對這10例買地券券文內容提煉如下（表一）。

表一//梅福相關買地券廣例

尚可注意者，還有一方南昌市進賢縣紹定五年（1232年）曾氏太君地券[17]。該券與此類買地券體例極似，如業主“后土富媼”、合券者“翰林主人、子墨客卿”，而且同樣有“青烏子……盜葬”。然無知見人，而改為“尋山定穴：李淳風先生、郭璞仙人、白鶴仙人、張堅固、李定度?！眲t顯然不能列入與梅福相關之列，故本文未收入。

二、梅福事跡

梅福為西漢末年成帝、平帝時人，事跡見于《漢書》[18]和《資治通鑒》[19]等正史中。表字子真，九江壽春人，曾任南昌尉，漢成帝時外戚王氏專權，梅福曾多次上書?！爸猎贾?，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后，人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盵20]貞觀十五年（641年）梅福宅已被改建為太乙觀[21]，其后“子真廬”更是被唐末五代時期的高道杜光庭列為道教“三十六靖廬”之第十一廬[22]。

《道藏》還收有宋代仙壇觀道士楊智遠所撰《梅仙觀記》[23]和元代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等[24]，對梅福的事跡、成仙經歷有較多的敘述，記載了因為“國家逐年祭醮，每遇水旱，人民祈禱皆有感應”和“（梅福）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等原因，于北宋元豐五年（1082年）七月敕特封“壽春真人”、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閏四月特封“壽春吏隱真人”封號，收錄有敕牒全文，可作梅福其人生平之補充材料?！睹废捎^記》中的《梅仙事實》章節是目前所見唯一較為系統記述梅福修煉成仙過程的資料[25]，可考知梅福漢代以后被神化、宋代得到朝廷敕封的過程。除此之外，如高朋已經指出的，宋人筆記小說《稽神錄》《塵史》中也有提及[26]，另《黃氏日抄》記載梅福作為“相山四仙”之一，南宋理宗紹定四年（1231年）和端平元年（1234年）兩次再封[27]，惜未載所封仙號。然而在《道法會元》中將梅福作為馬靈官的“提魂倒降使者”或“迷魂倒降將軍”[28]，此外還有“騰魂倒降使者”“騰魂攝附大將”等不同稱呼，多為施符咒時召使，神職地位已然降低。

梅福的傳說還出現于江西、福建、湖南和安徽、江蘇等省方志中[29]，浙江省紹興[30]、寧波[31]和舟山[32]等地也都有梅福傳說，杭州臨安甚至尊其為所謂“茶祖”[33]，可知梅福信仰在南方地區傳播范圍之廣。

三、相關研究

（一）知見人梅福的出現

上引涉及梅福的買地券，屬宋代者年代最早為宋光宗紹熙元年，最晚為宋理宗景定元年，距離朝廷兩次敕封真人已經過去一百余年。按照常理，皇帝敕封對于民間神祇的信眾崇拜和影響力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但目前出土的買地券中并未發現兩次敕封后就出現以梅福作為知見人的例子。如北宋元豐五年第一次敕封后，九江元豐八年（1085年）蔡八郎墓買地券作“知見人同亡人酒脯百味香食……仙人書契此石道士充?！盵34]、新余元祐元年（1086年）胡三郎券作“知見人直符”[35]；南宋紹興二年第二次敕封后，所見瑞昌紹興三年（1133年）劉三十八郎券作“原知見人歲月主者”[36]、吉安紹興十一年（1141年）劉三解元券中“見人李定度”[37]，依然為唐五代、甚至東漢以來習用慣例，似乎朝廷敕封和民間買地券以梅福作知見人這兩者之間缺少必然的聯系。

李俊清在對《梅仙觀記》進行研究后，提出《梅仙觀記》編定于南宋末年，而楊智遠活動于北宋元豐年間，故該書作者并非楊智遠；且根據書中所記，推算《梅仙事實》撰于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或至少是在淳熙以后[38]。而邱園莉認為“《梅仙觀記》始修于北宋，主體部分完成于南宋紹興，元代續添，明代人亦有更改”[39]。

巧合的是，筆者發現如果依李俊清的觀點，將《梅仙事實》的撰寫年代推定在南宋淳熙（1174—1189年）以后，則恰好與目前江西地區考古出土買地券中出現梅福這一情況產生先后關系。這或許可以認為《梅仙事實》的撰成，是梅福崇拜達到頂峰的表現，繼而同時在民間買地券中得到反映，相應地解釋了為何朝廷敕封達一百多年后民間葬具中才有所回應。另一方面，根據這一時間出土地券文書突然出現以梅福作為知見人，反證了《梅仙事實》可能確實撰成于淳熙后。

至于為何以梅福充當知見人，有學者認為可能是考慮到他的官方身份，“要采用那些在國家祀典中的神靈來充當見證人，以確保契約得以合法以及有效的執行”[40]。本文認為還與梅福在本地域內的信仰知名度、祈禱靈驗度等因素有關，即便目前尚未發現宋代時梅福的執掌范圍與冥界陰間有任何關聯。

（二）買地券類型及使用者身份

上引涉及梅福的買地券，基本都有“青烏子曰：按《鬼律》論云，葬不（斬草）買地立券，謂之盜葬”“龜筮協從，州曰某某，縣曰某某，鄉曰某某，原曰某某，某山某向，為之宅兆”及“東止青龍，西抵白虎，南極朱雀，北距玄武”等語句。關于這種寫法的買地券類型，黃景春[41]和劉未[42]的論作都已經注意到，魯西奇[43]更對這些買地券進行了簡單介紹和完整錄文，并將券文中所載神祇進行了列表，然表中有個別錯誤之處，周必大地券“見人”處缺“梅仙真”；王應白（即王百四）地券“保人梅仙真人”實應為“見人梅仙真”。

江西地區宋元時期買地券目前考古出土約100件左右，從數量上來對比，本文所論及的這種買地券僅占不足十分之一；結合多發現于吉安市范圍內這一情況，筆者推斷，產生這種買地券的風水派別當時的傳播中心范圍當在今吉安市，影響相對較小。筆者還發現，雖然宋朝皇帝早已敕封“壽春真人”和“壽春吏隱真人”稱號，但買地券中仍然稱“梅仙真”或“梅仙真人”，甚至直呼其名為“梅子真”，表明朝廷封賜使梅福成為國家的正統神明，進入國家祀典，其影響力得到擴大[44]。但顯然這類民間買地券行文受官方影響較小，有自己的流傳范圍或風水派別，因而會流傳這一類券文范本。

該類買地券文本券式與北宋王洙《重校正地理新書》和元代《塋原總錄》均不同，顯示出自己獨特的文本結構，自成體系。因此本文認為這種買地券雖然目前發現較少，但為便于研究，仍可將其歸為單獨的一種類型，而不宜無視其獨特性，而籠統歸入江南樣式江西淮南類型[45]。

還有人統計，梅福宮觀祠宇以江西省為最多，達28處；而江西省內又以南昌府南昌縣為最多，有5處。臨江府（今吉安市）總共只有4處[46]。此數據或有缺漏，但似乎仍然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江西作為梅福信仰的主要分布區，與本文論述的這種買地券的信仰群體無必然的正相關關系。體現在數據分析上，與梅福宮觀祠宇這些留存遺跡無關。

有關買地券使用人的身份問題。根據劵文或墓志銘，可以看出，墓主十人除周必大官職較大外，其余不乏富戶、平民這些中下階層人士。筆者認為這種形式買地券“主要出土于較大墓葬，可見只有高官或富豪之家采用”[47]的結論略顯武斷，而應該是上至國公、下至平民墓均有發現，雖然數量較少。并且，周必大曾任宋高宗永思陵的山陵使，是郭璞風水葬法的積極推行者[48]，結合下文分析就更加耐人尋味了。

（三）相關問題探討

1.券文中的術語

（1）“青烏子”與《鬼律》

關于“青烏子”，東漢時期墓葬出土文物中已有，如洛陽燒溝M1073出土的東漢靈帝建寧三年（170年）解注瓶文[49]。道書《歷世真仙體道通鑒》載“有青烏子，能相地理，（黃）帝問之以制經?！薄扒酁豕?，彭祖之弟子也。身受明師之教，精審仙妙之理?！盵50]詹石窗[51]等道教研究者早有精當的看法，此處本文同意《中國道教考古》認為青烏子“為北帝佐相”“乃服食成仙而善堪輿葬術的仙人，自漢末以來即加入了道教的神仙系統”[52]的觀點。

《道藏》現在能看到的《鬼律》只保存下來了《上清骨髓靈文鬼律》和《女青鬼律》兩部，分屬洞玄部戒律類和洞神部戒律類。劵文提及的所謂“葬不斬草……謂之盜葬”兩書均無記載。關于《鬼律》下文還將論及。

（2）九九之數、五方幣帛

券文中“冥貨極九九之數，幣帛依五方之色”，所謂“九九之數”全稱一般寫作“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文”[53]，表示買地的虛擬價格，東漢、南朝一些地券中已經綻現雛形。關于此點，黃景春已有專文[54]，此處不贅?！皫挪牢宸街弊置胬斫馐前凑瘴宸轿宸N不同顏色的幣帛參與喪葬活動。然而大儒張載在《喪紀》一文中指出，“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于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55]，則似乎又兼為一種擇穴檢驗方式。

（3）“天光下臨，地德上載。藏辰合朔，神迎鬼避?！?/p>

均出自晉代郭璞《葬書》。該書對“天光下臨，地德上載”的解釋為“天有一星，地有一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葬得其所，則天星垂光而下照，地徳柔順而上載也！”[56]“蓋穴有三吉，葬直六兇?！厣窈纤?，神迎鬼避，一吉也……”[57]，“藏辰”原書作“藏神”，后一句意謂埋葬選擇良辰吉日，則吉神會迎接、兇煞會逃避。宋代買地券中已將兩句連寫，清代時亦如此，如“郭景純曰：‘天光下臨，地德上載。藏神合朔，神迎鬼避?！盵58]

（4）“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等

高朋已經指出，“翰林主人、子墨客卿”和“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分別來源自《漢書》和《詩經》[59]，此外筆者搜撿儒家經籍，如“有截其所”（《詩經》）、“龜筮協從”（《尚書》）和“涂車芻靈”（《禮記》）等，確實反映了“宋元時期江西買地券顯示出很高的文化水平，券文寫作中有一種創新精神?！盵60]結合上面幾點，本文認為這一類買地券的創制者應該是有較高文化素養，熟悉《詩》《書》等儒家經典、并能將風水術語和道教符咒融合其中的道士或民間風水師。

2.女青律令、太上女青詔書律令

同青烏子一樣，女青也為道教神祇，“既是道教大神的使者，又掌管玄都中宮鬼律，具有強大的鎮服萬鬼的威力”[61]。本文所論地券“時在旁知”文后，較早的胡氏、葛仲吉兩券僅稱“急急如女青律令”，剩下的一般都作“急急如太上女青詔書律令”或不提，可能是文本、稱謂演變所導致，指示意思相同。

《中國道教考古》一書對女青鬼律[62]和女青詔書律令[63]已經進行過詮釋，可參看。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女青詔書律令》應該就是指的《女青鬼律》[64]，成書時間丁培仁認為在東晉中期[65]；白彬等進一步推定約在距永和八年（352年）不遠的東晉中期，屬于“寇謙之新天師道以外的天師道文獻”，且因其南方地域特征明顯，更將這些帶有“女青詔書律令”的買地券認定為南天師道遺存[66]。再者，有人指出北宋中期后道教新創經典已不再提及女青，但在宋《地理新書》、元《塋原總錄》和明《三元總錄》中仍以“急急如五帝使者女青律令”結尾[67]，筆者認為這可能反映了民間買地券文本范式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和保守性。

3.地券神咒與神秘券咒

（1）上文所列有8方買地券中都有“太上靈符，鎮安幽宅。亡靈永吉，子孫昌熾。邪精伏藏，蛇鼠遁跡”類似內容，楊氏墓券文中為“右一靈符，永鎮幽宅。亡魂安靜，子孫逢吉。魑魅藏蹤，蛇□徙跡”，個別文句不盡相同，與其他墓所出略有區別。據張重四券文指示，可知為“玉女地券神咒”。

（2）在張重四、彭因兩墓券文中還有兩段神咒，即“太上玉女神祕（秘）券咒”，咒語為“太乙金璋，靈氣輝光。六丁左侍，六甲右傍。青龍拱衛，白虎趨鏘。朱雀正視，玄武當堂。川原吉水，善應兇藏。五方五殺（煞），不得飛揚?！?/p>

宋元以后，明代江西本地買地券文后轉為另一種咒語，以南昌正統十一年（1446年）余妙果墓買地券為例，券文作“元始符命，告下什方。部衛形魂，安鎮玄堂。五方五煞，不得飛揚。子子孫孫，永世吉昌”[68]，或見于吉安市泰和縣出土的幾方買地券，為“元始符命，普告十方。部衛形魂，安鎮玄堂。水土旺聚，精邪伏（遁）藏。五方五炁，不得飛揚。如（爾）子若孫，世世其昌”[69]（圖三）?？傮w四句五句不等，后亦畫符箓。此種地券以嘉靖朝居多，晚到16世紀末的萬歷中期，也基本在吉安市范圍內發現。

圖三//周貴高墓買地券

江西省外，安徽合肥明正統九年（1444年）陶時墓所出“陰契券文”背面亦有類似文字，為“太乙金章，神氣輝光?！沽∽笫?，六甲右旁?！骨帻埞靶l，白虎趨鏘?！怪烊刚?，玄武當堂?！股呤蠖蒇E，邪精伏藏?！雇龌臧餐?，子孫吉昌?！刮宸轿逋?，不得飛揚?！勾ㄔ醇?，永鎮山崗?！梗ǚ偅保▓D四）[70]以張重四券作參照標準的話，也應該是道書未見的所謂“太上玉女神祕（秘）券咒”。句式變動，則可以解釋為后世傳抄過程中產生混淆，將兩種不同咒語合而為一，且傳播范圍擴大，已經從江西流傳到安徽。

圖四//陶時墓買地券（背面）

近來李明曉引述他人結論，以嘉靖九年（1530年）周貴高券、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氏券、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王孺人諸券文為例，提出江西明代買地券仍體現出鮮明的梅福信仰[71]。但筆者仔細搜檢，均已不列梅福，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元代以后，梅福不再出現于買地券中。這或許與梅福信仰的衰落有關，證據之一即上文所引《道法會元》中所記載的梅福神職，已經從南宋時“壽春吏隱真人”降為馬靈官的使者或將軍，在道教神仙信仰中的地位大大降低；加之明朝推崇玄武大帝等神祇。因此，在明代買地券中未再出現梅仙真作為知見人的實例，但咒語仍有少量流傳。

還需要指出的是，上引泰和縣明代買地券，即便多方券文最后有“正一盟威秘箓混元一氣法師……承誥奉行”“靈寶洞玄仙卿……承誥奉行”等句，明顯屬正一派、靈寶派無疑。但咒語較宋元時改動為多，尚不能據此上推張重四、彭因墓地券的道教派別。

結語

江西地區宋元時期出現以梅福作為知見人的買地券，是梅福信仰在本地達到高潮，反映在民間隨葬文書中的一個表現，雖然數量較少，但使用者從高官到平民都有發現。據劵文內容分析，其文句優美，文本創制者應為文化水平較高的道士或民間風水師。劵文后附的兩段咒語，在梅福消失于地券券文后，依舊流傳到明朝，且傳播到安徽境內。隨著今后考古出土資料的增多，有關其類型分類、研究還有待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