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66年博物館出國展覽與中國新形象表達

徐 玲

（鄭州大學考古學系 河南鄭州 450000）

內容提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面臨著復雜的國際環境，如何建構國家新形象以消解早期國際上對中國的負面認知，成為國家建設的重要議題之一。博物館展覽的直觀形象表達優勢，受到此時期國家文化宣傳部門的重視。1950—1966年，國家組織的博物館出國展覽通過“新”“獨立”及“文明”等主題性敘事，向國外主動展示中國新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國形象長期“他者化”的局面，為中國國際形象的重新表達作出了獨特的歷史貢獻。

1949年后的“新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概念，超出時間順序上先后的本意，更多表達了努力告別舊時代、進入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政治意愿。在國家建設層面，政府在積極創造社會主義新成就的同時，還希望全面向國內外展示國家新形象，尤其是重新表達國際形象。1950—1966年，中國博物館充分利用自身獨特的收藏優勢，在出國展覽中通過特定的主題敘事對外宣傳國家新形象。近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國際形象的展示議題引起學界關注[1]，但從博物館出國展覽角度系統考察此時期國際形象塑造的研究尚不多見[2]。有鑒于此，筆者參閱相關日記、檔案及報刊等史料，從早期國外博物館呈現的中國形象與國人反觀、博物館出國展覽中的“新中國”表達及博物館出國展覽的影響等方面，探討1950—1966年博物館出國展覽中的中國新形象表達，以期深化和豐富博物館史的研究。

一、早期國外博物館呈現的中國形象與國人反觀

受制于“天朝上國”思維，近代之前中國既缺乏主動向外表達自身形象的意識，也不重視他國對中國形象的評價。很長時間里，“有關中國的信息、形象反而是通過西方來華者傳播出去的”[3]。被“他者化”的形象成為國際對中國的主流認知模式：

具體的微觀形象有“東亞病夫”的精神形象，“小腳女人”和“豬尾巴”的社會風俗形象，“面黃肌瘦”“食不果腹”“流離失所”的民眾形象，“一盤散沙”“滿地煙館”的民族形象，“兵丁羸弱”“鳥槍古炮”的國防形象，官員無知貪墨的官場形象等。[4]

早期國外博物館遵循“他者化”中國形象的模式，在進步史觀思維下，將中國物件作為進化序列中落后的“標本”置于展覽中。在襯托西方社會文明進步的同時，塑造了中國停滯、愚昧的老大帝國形象。如英國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在展出中國文物時，曾將除瓷器之外的中國文物全部歸入了“人種學類”[5]。這些展覽“使我們的民族顯得一無是處”[6]，成為“他們想象中的令人惡心和厭惡的所謂的中國文明”[7]。由此，早期國外博物館成為中國負面形象傳播的集中地。

隨著出國參觀博物館機會的增多，國人開始關注國外博物館呈現的中國形象問題。1886年，駐美大使張蔭桓參觀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時，認為其“所藏中國器物絕無佳品”。1936年，旅居美國的報人伍莊在其《美國游記》中記述參觀紐約美術博物館（今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時發現“院內陳列之中國物，則多為北京琉璃廠貨，無精美者”，并認為歐美博物館收藏鑒賞中國美術品者“其眼光多拙劣，不能以為在大博物院而信之也”[8]，明確質疑了歐美博物館對中國文化的賞鑒力。

1949年后，國外博物館“他者化”中國形象的狀況并未改善。1949年鄭振鐸等人出國參加世界和平大會，在參觀捷克斯洛伐克的人類博物館時發現“中國器物列入野蠻人的一群”[9]。1953年鄭振鐸赴蘇聯參觀國立東方文化博物館（今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The National Museum of Oriental Culture），見展出的中國繪畫“像周昉、趙子昂、王振鵬、文徵明、仇英，乃至惲格、戴熙，無一不偽”[10]。1955年，中國博物館代表團訪問蘇聯期間發現蘇聯的一些博物館仍在公開陳列中國的“小腳婦女繡花鞋、大煙槍等”[11]。同年，王振鐸赴民主德國考察博物館，所見同樣令人失望，認為其社會“對中國認識有神秘的錯誤印象”[12]。如一家博物館在展示中國時所選的物品有“鴉片戰爭中龍旗兩面，馬鞍一個，破胄一個，水煙袋一個，鴉片煙槍一個，旱煙桿二個”。除此之外，王振鐸還發現多家博物館將中國物品混同日本等國物品，“中國瓷器室日本貨陳列亂雜”[13]。1958年，中國博物館工作者訪問羅馬尼亞、波蘭時發現在兩國的許多博物館展出的中國物品“既不能代表中國的歷史傳統，更不能表現現代中國的藝術成就”[14]。

以上國人的反觀活動成為中國博物館出國舉辦展覽、打破“他者化”局面、重新表達國家形象的驅動力之一。

二、博物館出國展覽的中國新形象表達

隨著民族國家意識的進一步覺醒，消減負面認知影響、重塑國家形象，成為爭取國際認可、確立中國國際地位的重要議題。早在1948年5月，《人民日報》刊發了社論《舊中國在消亡，新中國在前進》[15]，拉開了去除長期以來被國際社會貼上的貧窮和愚昧等負面形象標簽、創造國家人民生活全新歷史時期的大幕。1949年毛澤東宣告：“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現于世界?！盵16]毛澤東描繪的“新中國”，“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而文明先進的中國”[17]，這成為對中國新形象的基本定調。其中“新”“獨立”和“文明”等作為中國新形象的關鍵詞，成為此后博物館出國展覽（表一）中國形象表達的主要意涵。

表一//1950—1966年中國主辦的博物館出國展覽一覽表

首先是“新”的意涵表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被認為是把一個破敗不堪的舊中國變成了一個朝氣蓬勃的“新中國”[18]。出國展覽主題強調1949年以后國家建設新成就和新變化的展示。如1950年赴蘇聯等國的“中國藝術展覽會”（以下簡稱“中國藝展”），初步擬定的陳列計劃中就強調了“今日的中國”的表達，展覽目的設定為古代藝術品和現代藝術品并重，“將使蘇聯人民看到中國的悠久歷史文化藝術和新中國的藝術發展，通過畫面，也看到新中國人民的真實生活”[19]。展覽順序有意安排為：“第一部分是現代油畫，以表現今日的中國，然后按照年代由史前至清，最后是木刻、年畫、新國畫，給人以新中國的印象結束”[20]。為滿足“新”形象的主題表達，該展覽選取了多達五百件的現代工藝品、美術作品以及解放戰爭和生產建設時期的照片等。此后赴蘇聯的“中國工農業展覽會”更專門展出了四千多件代表1949年以后中國工農業建設成就的物品[21]。

此時期博物館出國展覽中表現國家新成就的藝術品內容很豐富，既有傳統的陶瓷、雕刻工藝品、漆器等，也有反映1949年以后中國日常生活的年畫、剪紙、刺繡、編織及民間玩具等。1955年赴蘇聯的“中國實用藝術展覽會”展出了2500件中國瓷器、漆器、銀器和象牙工藝品等[22]。1957年浙江省博物館舉辦的赴捷克斯洛伐克的“浙江省蠶絲展覽”更是以中國地方特色工藝品為主題，展示了中國蠶絲業的新發展。1959在保加利亞舉辦的“中國現代繪畫展覽”中，還專門展出了民間年畫。1960年、1962年兩次“中國現代陶瓷展覽”展品則為五百多件馳名中外的、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1949年以后生產的陶瓷器，分別來自江西景德鎮、廣東石灣、湖南醴陵、浙江龍泉和河北唐山等地。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生產的景德鎮陶瓷器多次出現在出國展覽中[23]，成為中國新形象的標識物。

其次是“獨立”的意涵表達。相對于“新”形象的表達，長期受制于人的中國在1949年以后表達“獨立”國家形象的意愿更為強烈，獨立自主辦展的主體性意識表現在博物館出國展覽的各個環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由中華民國政府主辦的博物館出國展覽，影響較大的有1935年的“中國藝術英倫國際展覽會”和1940年的“中國藝術展覽會”。然而查閱兩次展覽相關資料，發現在辦展話語權上民國政府并未受到尊重。如1935年赴英展覽的英方主事者特別強調歐洲趣味（European taste），從組織方式、展品選擇、展覽場地、展覽形式及宣傳方式等嚴格把持，并不采納中國的博物館隨展人員的意見[24]。因缺乏辦展話語權，中國成為在場的缺席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在承續民國時期博物館出國展覽的政府主辦、多家博物館參與、國內預展等模式的同時，開始力爭辦展的主體性權利。從展覽主題、展品選擇、展覽地點、展覽形式到展覽宣傳等均拒絕國外機構或個人干預，辦展過程始終堅持中國主體性原則，向國際社會明確傳達“獨立”的中國形象。1950年“中國藝展”雖開端于蘇聯政府的邀約，但在隨后的展覽展品選擇和解釋、展品布置方式以及展覽場地選擇等，均堅持了中國獨立自主辦展的原則。該展覽由文化部統一籌辦，最終參展的一千多件展品全部由中國博物館專家獨立選取[25]。時任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隨展出國，接洽安排展覽事宜。赴蘇后，王冶秋率隊考察蘇方安排的莫斯科展覽場地——美術學院樓上，發現場地空間過于狹窄，不適宜大規模展出和觀賞，即與蘇方交涉爭取新的展覽場地，最終成功將展覽地點調換成世界著名的特列季亞科夫藝術館（The Tretyakov Gallery）[26]。此次展覽地點的交涉成功影響很大，一改往日中國展覽不被重視的局面，隨后在列寧格勒展出時場地為著名的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The Hermitage Museum），在烏克蘭的展覽場地為條件較好的東西方藝術博物館（The Khanenko Mu?seum）[27]?！爸袊囌埂毖舱怪疗渌麌視r，展覽地點均安排在條件較好的博物館[28]。在可見的資料中發現，此后博物館出國展覽的地點安排時，中方的意愿基本上都得到了尊重。

最后是“文明”的意涵表達。針對早期國外博物館呈現的中國停滯、落后的形象，1950—1966年博物館出國展覽集中選取精美的、富有民族代表性的文物作為展品，以表達中國文明深厚和悠久的形象。

1949年以后博物館最早舉辦的四次出國展覽中，除了1950年“中國藝展”由古代文物與現代藝術品組成外，其他三次“中國文物展覽會”“中國月展覽”及“新中國展覽會”均以文物展示為主題。即使古今并重的1950年“中國藝展”，仍以最精美的文物為出國展品首選。如北京歷史博物館選取了河北景縣封氏墓出土文物和浙江紹興出土文物，就被中國博物館專家評價為“精絕”[29]，也被中國觀眾評論為“最具代表性的中國物品”[30]。當時出國展覽的文物多是精挑細選的、最具中華文明代表性的文物。以陶瓷類為例，1950年擬定的出國展覽陶瓷類文物選取原則是“要求每個時代各大窯址的代表性文物，帶款識、文字，富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紋飾等文物為主，時代上盡量全等”[31]。據此選取的陶瓷類文物既有甘肅的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彩陶器、山東的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黑陶器；也有明清時期的精美陶瓷器，如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慶等官窯的精品陶瓷器。此時期選取最具代表性、最好的文物出國展示國家文明成為共識且影響深遠。此后分別在歐洲和日本展出的甘肅敦煌藝術、山西永樂宮壁畫藝術等，均以最具代表性的中國文物展示國家文明為目標。如在日本東京、大阪舉辦的“中國敦煌藝術展覽會”展出了“敦煌窟中由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到宋、西夏、元等朝代的壁畫的摹本、攝影和彩塑模本等三百多件展品”[32]，成為向日本傳播中國文明的特殊物件。

王冶秋在1956年全國博物館會議上講道：“六年來博物館方面參加或舉辦了多次出國展覽（包括蘇聯、民主國家、資本主義國家），介紹并宣揚了祖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盵33]這是對此時期博物館出國展覽宣揚國家文明形象的一個總結。作為文明載體的文物屬于特殊物品，為了有效遏制近代以來的文物流失，1950年中國頒布了《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并設置了文物進出境審核機構，實施嚴格的文物出境許可[34]。但1950—1966年仍堅持選用珍貴文物原件出國展覽，也側面反映了展示國家文明形象的一種急迫意愿。

三、博物館出國展覽的影響

1950—1966年博物館出國展覽分別以“新”“獨立”和“文明”為主要意涵，努力表達中國新形象的嘗試，對當時及以后博物館發展影響很大。一方面，這些展覽有效革新了展出地博物館及其觀眾對中國形象的認知；另一方面，出國展覽帶動更多國內博物館工作者到國外實地感受國外博物館文化，并開始從更廣的視角審視自身不足，與展出地學術交流意識增強。

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出國展覽對展出地博物館的影響較為明顯，一些博物館開始主動舉辦中國主題式的展覽，部分博物館還在館內設立中國專館（部室）等。1950年承辦過“中國藝展”的特列季亞科夫藝術館主動舉辦“中國年畫展覽會”；1951年烏克蘭東西方藝術博物館正式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藝術部，集中展示許多中國當代藝術家的作品，“生動地反映了在中國發生的巨大變革”[35]；1952年，蘇聯國立東方文化博物館利用特有的中國收藏舉辦“中國藝術展覽會”，辦展期間經常為蘇聯學生舉辦有關中國文化藝術的報告會[36]；1954年該博物館又舉辦大型“中國藝術品流動展覽會”，在蘇聯各地巡回展出[37]。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國立東方文化博物館中國藝術陳列部在1957年才正式建成[38]，但早在1952年就開始積極協助其他藝術博物館成立中國藝術部，如蘇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中國藝術品專室、烏茲別克國立藝術博物館（The Uzbekistan National Museum of Art）中國藝術部等[39]。此類活動引發了蘇聯其他機構關注中國問題，并開始主動舉辦有關中國文化的各種展覽[40]。

受蘇聯博物館影響，其他國家博物館也開始設立中國專館（部室）等。1954年匈牙利布達佩斯東亞博物館（The East Asia Museum，Budapest）開始籌備一個常年開放的中國博物館，以便“陳列許多現代和過去的中國藝術家的繪畫和木刻”[41]；1956年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The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Museum，Sweden）“計劃把國內的中國文物集中起來，成立一個中國博物館”[42]。1958年羅馬尼亞國家藝術博物館（The National Museum of Art of Romania）、波蘭克拉考夫國立博物館（The Krakov National Museum，Poland）等專設了東方藝術部，兩國的其他幾家博物館也開始積極籌備專設中國部（室）[43]。

此時期留存的關于博物館出國展覽中展出地觀眾的觀展情況，如觀展人數、觀展反映等相關材料并不多，有限史料僅可參考中國國內報刊的報道記錄，如《人民日報》報道了1950年“中國藝展”在蘇聯莫斯科、列寧格勒的觀眾人數及開幕盛況等[44]，《文物參考資料》則記錄了蘇聯觀眾的一些觀展評價[45]。

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出國展覽對國內博物館的影響同樣深遠，隨著國內博物館界學術交流意識的增強，與展出地聯系日益頻繁。影響較大的如1954年故宮博物院主動邀請民主德國漢學家愛德華·埃爾克斯（Eduard Erkes）來華舉辦學術講座。埃爾克斯介紹了中國古代文物和近代藝術品在萊比錫的博物館陳列情況以及柏林的歷史博物館陳列工作等，還重點談論“歷史與藝術性博物館的區分，以及考古發掘品的臨時展覽與交博物館保存陳列的方式問題”[46]，使中國博物館界及時了解了民主德國部分博物館的發展情況。1955年文化部首次派出中國博物館代表團訪蘇，主要目的是學習蘇聯博物館的經驗，借以促進我國博物館文物事業的發展[47]。此次訪問不僅對中國博物館全面借鑒蘇聯博物館理論與方法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同時帶動國內更多博物館重視與國際社會的交流活動。僅在1956年，受邀前來中國博物館訪問、舉辦講座的就有越南、蒙古、埃及、澳大利亞、比利時和新西蘭等國的數十位專家[48]。隨著1956—1957年博物館出國展覽次數的增多，到中國博物館參觀訪問、學術交流的國外專家也隨之增多。1957年蘇聯代表團在故宮博物院舉辦座談會，首都六家博物館共36人參加。代表團中的三位考古、博物館專家巴甫洛夫（В.В.Павлов）、格魯哈略娃（О.Н.Γлухарева）和嘉柯諾娃（Н.В.В.Дьяконова）專門用一個月時間參觀考察了南京、蘇州、杭州、上海、濟南、北京等地的各種類型的博物館，同時在以上城市舉辦了超過二十次的座談會[49]。同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納波爾斯坦克（Náprstek）博物館專家瓦茨拉夫·肖爾茨（Václav Scholz）到中國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訪問，參觀了13個城市的15家博物館。他在介紹捷克斯洛伐克博物館工作經驗的同時，對中國博物館工作也提出了有益的建議[50]。此后不久，蘇聯博物館專家來華參觀了中央自然博物館、徐悲鴻紀念館等，介紹了蘇聯學校與博物館間建立密切聯系的情況[51]。1959年，保加利亞博物館代表團來華，首都博物館界專門安排了與代表團兩位專家米爾契夫（Mirchev）和札姆博夫（Zambov）的座談會，兩位專家介紹了參觀中國各地博物館的印象和建議[52]。同年，民主德國藝術史家代表團來華，參觀了北京、上海、杭州、西安、洛陽等地的博物館和考古發掘情況后，在故宮博物院的座談會上交流了博物館工作意見[53]。1963年，波蘭文化藝術部博物館和歷史古跡保護管理局局長米·普塔什尼克（M.Putashnik）和華沙歷史博物館館長亞努什·杜爾科（Yanush Durko）來華，在各地博物館參觀訪問了三周[54]。

以上來華專家參觀考察博物館，帶給中國博物館更多的辦館經驗和新的學術理念。因此，當時的國內博物館都很重視外國代表團的參觀考察工作，除故宮博物院、北京歷史博物館外，從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及陜西省博物館（今陜西歷史博物館）的相關材料中，也可以發現這幾家博物館同樣重視外賓的參觀訪問工作：時任南京博物院院長、博物館學專家曾昭燏親自為外賓講解[55]；上海博物館在1952—1957年接待了大量的社會主義國家政府代表團以及來自世界各國的文化、藝術、科學代表團和博物館專家[56]；陜西省博物館為了更好地接待外賓，1955年專門“增開一個供專家研究和外賓參觀的保管性的陳列室”[57]，為迎接國慶十周年期間大量外賓的參觀，特意調整了博物館的展覽規劃[58]，早在1961年就開始為外賓提供專門的導引和簡介服務等[59]。

總之，國外博物館主動舉辦的中國主題展覽和中國專館（部室）建設，無疑拓展了中國文化在國外傳播的渠道，使展出地觀眾能夠接收更多的中國文化信息，從而修正對中國形象的原有認知。國內博物館與國際社會的學術交流，又為中國文化進一步走向國際舞臺，更全面表達中國形象增添了新的專業支持。從國家形象傳播角度而言，以上受出國展覽影響所引發的國內外博物館活動，同樣可理解為中國博物館表達中國新形象的另一種方式。

四、余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博物館為消解國際上對中國形象的負面認知，采取走出去主動表達國家新形象的努力，顯示出1949年以后博物館在國家建設中的積極擔當。在出國展覽過程中，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辦展原則，革新了被長期封閉在國外博物館中的國家形象，其行為本身就是中國新形象的一種有力表達。整體上，因服務于國家形象重塑的強烈政治意愿，此時期博物館出國展覽一方面調用全國博物館藏品，形成展覽的文物數量多、級別高、歷史時間跨度大、品類全等特點，在彰顯深厚、豐富中華文明的同時，還關注到1949年以后國家建設新成就的展示，向國外宣揚了一個欣欣向榮的中國新形象。不可否認的是，受時代所限，此時期出國展覽同樣存在一定的不足，如為追求展覽規模和展覽轟動性，對展覽細節打磨不夠等。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展覽的表達效果，使1950—1966年博物館通過出國展覽表達中國新形象的期望打了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