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錢鍾書評王國維《紅樓夢評論》*

萬明泊

內容提要:在《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中，錢鍾書對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做了深入討論。 他從文學角度出發來把握悲劇概念，分析《紅樓夢》不合悲劇概念的原因；又從敘事模式的角度比較馮小青與林黛玉形象的異同，以此來展現《紅樓夢》的獨特性，也折射出錢鍾書“闡釋循環”的批評理念。 而在具體的論述中，他兼采王國維“厭世解脫”說的合理意涵，分析人物設計的獨到之處。 這些內容均為此前論者未曾論及，對于探索錢鍾書小說觀念，以及他對《紅樓夢評論》的批評態度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面對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褒揚者有之，批評者亦有之。 然而，在眾多針對《紅樓夢評論》的批評聲中，錢鍾書的意見尤為顯眼。 他在《談藝錄》一書中對王國維的評論多有指摘，認為以叔本華理論來闡釋《紅樓夢》的做法是削足適履，徒亂人意，沒有把握到故事發展的本來脈絡，并由此得出了“利導則兩美可以相得，強合則兩賢必至相厄”的意見。 錢鍾書的論述到此即止，但和它相關的討論并沒有就此告一段落，有很多問題值得再去考察。 比如，錢鍾書指出王國維附會叔本華理論是“作法自弊”，那么錢鍾書自己的“法”又落向何方呢? 換言之，他對西方悲劇理念作何把握? 他會將《紅樓夢》這一名著置于何處? 凡此種種問題，都亟待進一步的展開與討論。

而筆者在翻看《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以下簡稱《札記》)時，就發現了與此相呼應的內容，態度鮮明地表達了他對《紅樓夢評論》的看法。 相較《談藝錄》，《札記》作為錢鍾書的讀書筆記，委曲詳盡，心緒吐露得更加直白。藉由對材料的研讀分析，我們可以管窺錢鍾書的小說觀念和他對《紅樓夢》的藝術把握。

一、悲劇概念的文學體認

在《札記》第七九八則中，錢鍾書提出了對王國維評論的批評，立場鮮明，態度坦率激烈。 如果說《談藝錄》中的錢鍾書還是僅就闡釋方法上對王國維表示懷疑，那么，在《札記》中的他則直截了當地批評其對悲劇概念把握得不嚴密、不準確。 文中指出:“按王觀堂稱《紅樓夢》具‘厭世解脫之精神’，故為‘徹頭徹尾之悲劇’，竊多疑滯。 觀堂于西方哲學尚窺門徑，于西方文學并未涉藩籬，故不知古今悲劇用意迥別。 如J.A. Symonds，

The Greek Poets

， 1st Series‘Ancient ＆ Modern Tragedy’ 之類老生常談，亦似未聞?！痹阱X鍾書眼中，王國維只不過略通西方哲學，對西方文學則是茫然不曉，所以才會導致對悲劇概念缺乏文學性的體認。為了證明該觀點，他又援引一部英文典籍，以此來道出王國維在西方文論上的匱乏。 此處引用的著作為西蒙德(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希臘詩學研究》(

Studies of the Greek Poets

)，全書主要將希臘文學史分為五個時段，詳述了各個時段的文學特征，并回顧該時段文學與歷史的交互關系。然而，筆者翻遍了該書的各個角落，都沒有找到文中所謂的“Ancient ＆ Modern Tragedy”(古代與現代悲劇)，想來是錢鍾書在記憶上出現了混淆。 不過，在《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中，錢鍾書也對該書做過記錄與評價。 此記錄應作于錢鍾書英國留學期間，與《札記》寫作時間相隔較遠，并且較之于《札記》，寫作更加簡潔規整，基本上只是對所讀之書進行摘抄與撮要。 在對該書的評價中，錢鍾書寫下這樣的一句話，道出了西方古今悲劇的用意區別:“現代悲劇不像希臘悲劇那樣，承擔著解決問題的責任?！边@句話，或許可以轉作《札記》中“古今悲劇用意迥別”的注腳，從中也可以看出兩點問題:一是王國維對悲劇的理解全然是借鑒叔本華的悲劇理論，沒有注意到一些老生常談的文學常識，從而忽略了對悲劇概念的文學體認，以哲學上的洞見掩蓋了文學上的不見。 二是錢鍾書在寫作時不經意流露出這樣一種看法，即他對悲劇概念的厘定源自西方文藝理論。在他的批評觀中，如果要論及某部中國著作的悲劇特征，則勢必要牽涉到用西方文論闡釋是否得當的問題。

在錢鍾書早年評論《中國古代戲曲中的悲劇》中，就對中國文學與悲劇概念做過細致的考辨。 值得注意的是，此篇的題目雖喚作“中國古代戲曲”，但錢鍾書的關注范圍始終著眼于整個中國古代文學。 在他看來，真正的悲劇不該像王國維那般“厭世解脫”，反倒是:“顧曲既畢，全無激情過后的平靜，或者像斯賓諾莎所謂對內在命運的默許(acquiescentia)?！币彩腔诖?，錢鍾書提出了一個十分大膽的結論——中國古代文學缺少悲劇。 《竇娥冤》《梧桐雨》《趙氏孤兒》等等劇目，都被錢鍾書逐個否決，他認為這些均非悲劇。 錢鍾書指出:“除了喜劇和鬧劇外，我們那些嚴肅的劇目都應該被歸為傳奇劇。 這種戲沒有表現單一的主導激情，卻表現出一串松散地連續著的激情?！贝颂?，他還打了個有趣的比方，說這樣松散地連續著的激情就像“一層層紅白相間的五花培根”。 縱觀全篇評論，錢鍾書援引了大量西方文論術語來界定悲劇，如“悲劇反諷”(tragic irony)、“過度悲劇”(tragic excess)、“倫理的真誠”(ethical seriousness)等等，一方面可見錢鍾書對西方文藝理論足夠熟稔，另一方面則表明錢鍾書對悲劇概念審定上的精嚴，認為必須要契合西方文論中的種種條件，才能夠稱其為悲劇，然后方可去做文學上的比較，所謂“傾蓋如故，天涯比鄰，初勿須強為撮合”。 這樣的批評方法，也貫穿了錢鍾書整個的治學之路。 解乎此，我們就會明白為何錢鍾書對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懷有微詞，那是因為王國維在分析時沒有對悲劇概念進行文學性的體認，直接將尚待論證的內容視作前提，從而忽視了《紅樓夢》本就難以用悲劇概念去框定的問題。

實際上，針對中國古代文學是否有悲劇的問題，一直以來爭議者眾。 比如穆勒(Herbert J. Muller)從宗教視角出發，指出中國文學何以缺少悲劇。 穆勒認為:“中國人對始終的問題不重視，對死亡話題的談論表現冷淡?！边€比如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在論及悲劇共通性時說:“悲劇作為戲劇形式來看，不是西方獨有的。 東方藝術也有暴力、苦痛與各種災難，日本戲劇就充斥著暴力以及死亡的儀式。 但如果談到表現痛苦與個人主義的悲劇，那就是西方傳統中獨有的。 這種觀念與它所暗示的人生觀，明顯受希臘影響。 至其衰亡的那一刻，悲劇中各類形式是希臘化的?！狈泊朔N種，皆是以西方中心的視角來看待中國古代文學，認為悲劇的缺席乃是由于中國缺乏相應的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識。 不過筆者認為，此處將悲劇概念拔得過高，顯然是在制造某種理論上的焦慮。 雖然在文學創作上，中國缺少西方意義上的悲劇作品，但在表述上卻有相應思想的流露。 悲劇的存在與否，決不能簡單歸因為中西方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識上的差別。 這種評判，隱含著西方中心式的傲慢。 錢鍾書在《札記》中就指出:“《四牡》:‘豈不懷歸? 王事靡盬’；毛《傳》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鄭《箋》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捶质杳鞔_。 后世忠孝不能兩全之說，已見端倪……Hegel論悲劇中恩義(die sittliche Substanz)彼此水火冰炭(Kollision)， 正舉戀家( die Familienliebe) 與謀國 ( das Staatsleben)為例?！笨梢?，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完全可以找到契合悲劇概念的表達，在文化心理上存有類似的特征。所以在評判中國古代文學與悲劇概念時，需要考慮更為復雜的既定因素，不可簡單拿所謂文化心理來搪塞了事。

二、 敘事模式的斟酌比對

既然錢鍾書不滿王國維借叔本華悲劇說來闡釋《紅樓夢》的做法，那么錢鍾書是如何看待《紅樓夢》的敘事架構呢? 在《札記》中，錢鍾書給出了自己的示范:“林黛玉者，與馮小青代興者也。 寫才色女子歡寡愁殷，情深命薄，讀而使人腸回心結，代之飲恨者?！痹谶@里，錢鍾書將馮小青與林黛玉的形象捉置一處，認為這二者形象具備某種承接意味。 關于這個問題，此前已有不少學者論及，并考辨二者間的關聯。 錢鍾書采取的方法則是轉換角度，通過打破既有的敘事模式來把握其獨特性。 錢鍾書指出:“《紅樓夢》文詞通俗，易于傳布；事跡繁富，饒有趣味。 黛玉與寶玉齊心耦意、鉤心斗角，非若小青之夫婿土木偶而紈袴者。 《傳》謂其‘性嘈唼憨跳不韻’，即無悍妻亦同駔儈，不足比于風流人物。 且寶黛心意相悅，才地相當，昕夕相共，而既不成美眷，亦未遂幽歡。 舉數千載佳人才子刻板活套，粉碎而掃空之。 讀者耳目為新，惆悵莫釋?！睆闹胁浑y看出，錢鍾書評價《紅樓夢》是回到了當時的文化現場，用盛行的馮小青故事來斟酌比對，以此發現其藝術上的獨創性。 他認為《紅樓夢》的獨特就在于打破了當時盛行的敘事窠臼，造就了別樣的故事安排，由此引發了讀者的追捧與喜愛。

對待《紅樓夢》，王國維與錢鍾書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批評風貌。 前者借西方哲學理論來評價剖析，而后者則回歸到對當時同類作品的比較研讀，以此來勾畫《紅樓夢》在既有模式上的突破。 那么錢鍾書為何會采取這種有別于王國維的批評觀念呢? 這同錢鍾書提出的“闡釋循環”說密不可分。

錢鍾書“闡釋循環”說的提出，起自他對乾嘉漢學的批判。 錢鍾書認為乾嘉漢學那種“必知字之詁，而后識句之意，識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義”的讀書技法，只是著重于瑣碎的字句釋讀，并不能從整體上把握文意，難免失之于偏頗。 有鑒于此，他引出了著名的“闡釋循環”說:“積小以明大，而又舉大以貫??；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窮末；交互往復，庶幾免于偏枯，所謂闡釋之循環(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痹谶@段論述中，他打通了傳統古籍釋讀與西方闡釋學之思想，勾勒出闡釋方法中交互往復式的特征。 并且，闡釋的范圍也不再局限于文本內部的語言循環，而是更進一步擴展到文本外部“作者立言之宗尚、當時流行之文風”，關注二者間的內容循環，使理論的應用更具普適性。 可見，錢鍾書評判作品，必然會關注到文本外部的文化風氣，并由此把握二者間的對話特征。

在對《紅樓夢》的評價上，錢鍾書就延用了這一批評方法。 他對《紅樓夢》的批評不滿足于單個的文本鑒賞，而是將它放置到一個更為弘廣的背景中去，對當時的流行風尚進行考察與探究，以此來品鑒作品獨到的藝術魅力與價值。在比較分析的過程中，他看出《紅樓夢》對既往經典作品的吸收與借鑒。 比如除了之前論及的馮小青形象外，他還認為該書受到《水滸傳》與《金瓶梅》的影響。 錢鍾書解釋道:“《紅樓夢》以前，吾國小說之偉為巨著，抗伍《左》《史》者，唯《水滸》與《金瓶梅》……故稗官家與古爭強，見賢思齊；心目中輒思與之驂靳鼎足?！彪S后，他列舉出多項例子說明《紅樓夢》在內容上多取法于《水滸傳》與《金瓶梅》，指出前代作品對該書形成的深遠影響。 伽達默爾在論及“闡釋循環”時說:“一種名副其實的詮釋學必須在理解本身中顯示歷史的實在性……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種效果歷史事件?！笨梢?，任何一種文學經典的形成，不單是依托其本身的藝術價值，更是由文化風尚、時代風氣等多種因素層累堆積而成，任何一種文本的讀解與闡釋都逃離不掉“效果歷史”的影子。 所以錢鍾書在批評分析時，也是先從大的歷史整體性上關注《紅樓夢》文本獨特性，強調文化環境對其施加的影響，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品讀它背后所處的文化語境。

同樣，“闡釋循環”的批評特色就在于不光要從整體推及部分，還要從部分反觀整體，以此來構成一種循環。 帕爾默(Richard E. Palmer) 在分析“闡釋循環”說時，就認為:“一部文學作品總會附帶著包含自身理解的相關語境，而個人視域與作品視域如何能夠相融合，這便是闡釋學研究中的重點?！彼苑催^來，錢鍾書也從個人視域與作品視域融合的角度上，談到了《紅樓夢》對此后創作技法及社會文化的影響。 在《札記》中，他列舉《文章游戲初編》《越縵堂日記補》《香飲樓賓談》諸書事例，指出自乾嘉以來，《紅樓夢》已成文人津津樂道的話題，其詩文中也有一些對《紅樓夢》故事的引用與戲仿。 甚至有人還不滿足于只在詩文里抒發，在日常生活中也效仿《紅樓夢》的人物行為。 《札記》載:“(時人)談講不已，進而師法，乃至孌童姹女亦挦撦黛玉。 聊舉二例以供笑枋:張亨甫《金臺殘淚記》卷一《王小慶傳》云:‘未隕先虞，不寒猶怯；年知如水，意常如秋。故才人必早衰，美人亦然；美人必善病，才人亦然。 然而情天多陷，無石可填；情海多沉，無鵲可渡，是又有思殉者焉?！迥弦患?，逕黛玉其名而林其姓，所作《林顰避難始末記》光緒庚子五月二十八日云:‘早忽咯血一器，血作深碧色，忽鼻衄大至，即將盛咯血之器盛之。 一碧一紅。 驚視既久，不覺淚涔涔亦化赤也?！w八十二回病瀟湘‘滿盒子痰中有血星’之踵事增華?！睆倪@兩件事上便可一窺《紅樓夢》在當時所造成的文化影響，并由此看出錢鍾書“闡釋循環”的批評方法——從《紅樓夢》所處的文化語境看待作品，再從《紅樓夢》產生的文化影響反觀其意義。

三、 “厭世解脫”說的合理意涵

此前曾有學者對錢鍾書之于《紅樓夢評論》的批評做過梳理與討論，但可能是囿于材料的限制，只看到錢鍾書對王國維籠統的批評，卻沒有看出他在批評處留有細膩的吸納；只看到錢鍾書對王國維哲學思想的批評與不滿，卻沒有看出他對其文學體悟的珍視。 比如鄧曉芒指出錢鍾書對王國維評論的否定是建立在對叔本華哲學的理解上，“按照叔本華的觀點:意志自相矛盾導致互相抵消，最后我放棄意志，這就是悲劇了?！惫识鯂S對悲劇概念的理解實際是中國式的，帶有對叔本華理論的“活剝”。 汪榮祖認為錢鍾書對王國維的批評道出了中西方文化之隔，叔本華理論與《紅樓夢》本事與結局不同，“強同必然不通”。 王人恩認同錢鍾書的論斷，也就此指出了叔本華尚屬“玄諦”，算是理論的抽象，從而認定王國維在文學分析的不合理處?？偠灾?，學者們聚訟紛紜，爭議的落腳點仍是扣在哲學問題上的，對錢鍾書的論斷也只看出大而化之的否定，缺乏細膩的、文學性的觀察。

實際上，錢鍾書雖然對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抱有批評，對借叔本華理論來闡釋的做法微詞甚多，但是一如前文所說，他批評的出發點始終扎根于文學。 所以，對錢鍾書的批評分析若只停留在哲學層面，而不對一些細致幽微處進行考辨，匆忙之間，定會錯失掉不少風景。 盡管在《札記》中，錢鍾書對王國維評論的批評不可謂不嚴苛，但他還對其理論有所借鑒，其開篇就承認王國維以“厭世解脫”把握《紅樓夢》是“持之不為無故”。 所以在后續的論述階段，他并沒有表現出對王國維評論一味地否定，也兼采“厭世解脫”說的合理意涵。 如《札記》記載:“附記小青臨歿，尚顧影自賞，命畫師寫照。 與某夫人書云:‘其詩集小像，托陳媼好藏，覓便馳寄。 身不自保，何有于零膏冷翠乎?’殊關心身后之名。 遺稿之焚，罪在妬婦。 黛玉于身名了無顧藉，至自焚其稿，極凄涼慘痛之致盡者?！睆闹锌梢?，不同于馮小青對身后名的掛念，林黛玉的焚稿更突顯其內心的寂滅，而錢鍾書在比較馮小青與林黛玉事跡的著眼點便在其解脫處。 錢鍾書在對王國維評論后發表這一看法，也足證王國維說法對他產生的影響。

對于“解脫”二字，錢鍾書在《札記》中也著墨甚多，如其在分析《老子》第十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時，就對其中“有身”“無身”二詞發表看法，認為后世道士追求保生養身的做法，實在有違老子身為大患的原意。 他總結道:“欲求解脫，唯有不惜其身，甚且自盲其目，以求不盲于心?！卞X鍾書認為通往解脫的道路就是不惜其身，追求人的毀壞寂滅，唯此方可斷絕諸種妄念。 而林黛玉以焚稿的行為，將生前身后事歸于塵土，就契合了這樣的解脫方式。 并且，從文學創作的角度去講，這樣的行為安排方式也確實比馮小青要高出許多，通過一個具體的行為描寫，就把人物內心中的枯寂難言點了出來。

同時也要注意到，錢鍾書雖然激賞《紅樓夢》“厭世解脫”式的描寫，但在“解脫”一詞上，帶有他先入為主的理解。 實際上，王國維所謂的解脫更是別有深意。 在王國維看來，解脫之道不應歸為身心的毀滅，這樣反倒是對意志的屈服。 面對人生苦痛與欲望的兩難，唯有選擇直面苦痛、擁抱苦痛，用苦痛來證明自我的存在，方能不讓自我沉溺于生活之欲中，絕對不能一死了事。 正如叔本華所說:“一切痛苦對于意志既是壓服作用，又是導致清心寡欲的促進作用，從可能性上說還有著一種圣化的力量；所以由此就可說明何以大不幸，深創巨痛本身就可以引起別人的某種敬重之心……達到無欲無求的境界?！睋Q句話說，正是為了追尋所謂的解脫之境，人生的苦痛遭遇才不可取消，需要人們“以生活為爐，苦痛為炭，而鑄其解脫之鼎”。 這一觀點顯然與錢鍾書以有身為患的看法不同，王國維是把人身視作了對苦痛的重要擔負者。 不過耐人尋味的是，在文學評論中探討不惜其身的錢鍾書，看待人生卻是樂天且達觀的，并沒有做出過激的行為；反倒是一直強調以自身體察苦痛的王國維，在面對人生的抉擇時，走向了自沉與毀滅。

總的來看，錢鍾書雖然對王國維《紅樓夢》的評論采取了批評態度，但并非一味地否定。 他在一些文本幽微處，仍吸納了王國維部分的意見與看法。 所以在分析錢鍾書的批評時，不能因為抓到一些模糊的輪廓，便輕易得出二人在闡釋方法上不可調合，這種結論頗顯草率。 同時，一如前文所論述的那樣，錢鍾書對悲劇概念的厘定完全是仰賴西方文論上的定義。 這種批評范式面對《紅樓夢評論》還說得通，因為其間的悲劇概念要與叔本華理論相對應。 但這是否意味著它在評判整個中國古代文學時，仍可以暢通無阻? 或者說得更直接一些，西方的悲劇概念能否成為界定中國古代文學有無悲劇的標準，那些突顯“倫理價值”的作品是否永無判為悲劇的可能? 這一系列問題的根源在于中國古代與西方文體形式并未產生過實際的對話，所以借西方悲劇概念來評判中國古代文學時，自然不免形成像錢鍾書那樣的結論。 有學者指出:“在涉及到的中西方已建立的二分法中，中國術語不管是作為負面的類型遭受批評還是作為正面的價值受到贊頌，一種含蓄的有時甚至是明顯的偏見實際上早已深深銘刻于它們的內在結構中，中國體系在其中總是處于低下的位置?！倍斘覀兛创袊糯膶W的悲劇問題時，能否跳出這種粗糙的中西二分法，從文體形式上給予所謂中國式悲劇以定義，讓中西方文體形式有更多的對話空間，這或許是一個需要更進一步觀察的問題。

注釋

① 錢鍾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93 年版，第351 頁。

②⑨⑩[14][17][21][22][23]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

·

容安館札記》，商務印書館2003 年版，第2550、2404、2549、2550、2549—2550、2549、2549、2506 頁。③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

·

外文筆記

(

2

)

》，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85 頁。 原文為

:

Modern tragedy do not undertake，like the Greek， to apply the solution as well as the problem.④⑤ Chi

’

en Chung-shu，

“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

Tien Hsia Monthly

1. 1935.

⑥[11][12][13] 錢鍾書《管錐編》，三聯書店2007 年版，第720、281、281、281 頁。

⑦ Herbert J. Muller，

The Spirit of Tragedy

， New York

: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65， p.213.⑧ George Steiner，

The Death of Tragedy

， London

:

Faber ＆ Faber， 1961， p.3.[15]

[

德

]

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年版，第385 頁。[16] Richard E. Palmer，

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

，

Dilthey

，

Heidegger

，

and Gadamer

， Evanston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5.

[18] 鄧曉芒《哲學史方法論十四講》，重慶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338 頁。

[19] 汪榮祖《讀史三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307 頁。

[20] 王人恩《錢鍾書對王國維

〈

紅樓夢評論

〉

的評論》，《紅樓夢學刊》2015 年第6 輯。[24]

[

德

]

叔本華著、石沖白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務印書館2009 年版，第539—540 頁。

[25] 王國維《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商務印書館2000 年版，第11 頁。

[26] 顧明棟《原創的焦慮——語言、文學、文化研究的多元途徑》，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34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