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益、戴乃迭英譯〈紅樓夢〉底本研究》序

張慶善

(本文作者:中國藝術研究院，郵編: 100029)

這本書的基礎是李晶的博士學位論文，在書稿修改完畢即將出版之際，作為她的博士研究生導師，自然有一些話要說。

李晶本科是山東大學外語系，在北京師范大學讀碩士時專業則是中國現代文學，但她似乎與《紅樓夢》有一種割舍不掉的情緣，尤其對楊憲益、戴乃迭英譯本《紅樓夢》始終抱有極大的興趣。 在讀博士研究生前她就對楊、戴英譯本《紅樓夢》進行了研究，因此她考上了博士研究生，在選擇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的時候，自然而然就選擇了楊、戴英譯本《紅樓夢》研究。

我不懂英語，但我對《紅樓夢》的外文譯本及其研究一直很關注，尤其人們對楊、戴譯本與霍克思譯本的比較研究，引起我很大的興趣。 我是從拜讀宋淇先生的相關文章而引起我對《紅樓夢》“西游”的關注，后來也看過香港洪濤先生的有關文章。 最初只是想知道英語版的《紅樓夢》是怎樣講述《紅樓夢》故事的，也很想知道楊、戴翻譯與霍克思翻譯有什么不同。 當我知道霍克思把“怡紅院”翻譯成“快綠院”、把“平兒”譯為“忍耐”，而他苦思冥想，也無法把“紅樓夢”三個字翻譯為書名，而選擇了“石頭記”為書名時，我感到翻譯竟是這么有趣。 當然，我同時也在思考一個問題:英語世界里的《紅樓夢》還是中國人讀的《紅樓夢》嗎?

記得當年吳組緗先生在一個會上(可能是中國紅樓夢學會常務理事會)說了這樣一個故事，吳老說曾有一個外國留學生跟他學習，很用功，學得很好，吳老很喜歡這個外國學生。 后來這位留學生畢業要回去了，請吳老吃飯，在吃飯時向吳老提了一個問題:“吳先生，賈寶玉和林黛玉那樣地相愛，他倆為什么不跑呢?”吳老幽默地說，當我聽到這位學生提這個問題，差一點暈過去。 他說如果賈寶玉和林黛玉為愛情而私奔，那還是賈寶玉、林黛玉嗎? 那還是《紅樓夢》嗎?吳老說，盡管這個學生是那樣地熱愛中華文化，是那樣喜歡《紅樓夢》，但還是沒有真正讀懂《紅樓夢》，沒有真正了解寶黛愛情。 吳老強調:我說這個故事是想說，文化的差異的確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礙，一個外國人要真正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很不容易的。 吳老講的這個故事，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對《紅樓夢》譯介的興趣，主要是想了解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的《紅樓夢》會是什么樣?

李晶確定博士論文題目寫楊、戴英譯本《紅樓夢》后，我就問過她:楊憲益、戴乃迭先生翻譯《紅樓夢》是用哪個本子為底本呢? 因為我看宋淇先生的文章，他雖然對霍克思英譯本《紅樓夢》評價很高，但卻對霍克思翻譯《紅樓夢》時選用程乙本為底本提出了批評，認為霍克思選用程乙本為底本是“最大的缺點”。 因此我想到楊憲益、戴乃迭先生翻譯《紅樓夢》采用的是哪個底本的問題。 而李晶在以往的研究中也發現過去人們在評價楊、戴譯本時對底本選擇的忽略。 “梳理過去四十年來的研究歷史，可以發現:迄今為止，楊譯《紅樓夢》的研究都限于對片段文本的解讀，缺乏對三卷本譯作的整體關注，對楊譯《紅樓夢》的歷史背景與成書過程也缺乏細致完整的考察。 此外，由于《紅樓夢》英譯的研究者以外語教學與研究界學者為主，研究者的理論支持主要為國外翻譯理論和英語語言學理論，較少見到有學者從古典文學的文獻學、版本學等角度對《紅樓夢》英譯本展開研究。 ……既往的研究成果中對原著底本問題的忽視，導致對楊譯《紅樓夢》的種種誤讀與誤判，即是過去長期研究狀況的一個反映?！?引言)由此可見，她在當時確定以楊、戴英譯本《紅樓夢》的底本研究為博士論文題目，是很必要的，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在確定這個題目時，我們明確過這個課題的研究重點，不是將楊、戴譯本與霍克思譯本做比較，更不是評論兩個譯本的優劣，而是通過楊、戴譯本底本的考察研究，“重在探索楊譯對底本的選擇與處理，從而厘清楊譯在傳統文化精神的闡釋與傳達方面的特色及其意義，進而探索楊憲益、戴乃迭兩位譯者在特殊歷史時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堅持的文化理念與創作立場，為后來者如何觀照文化傳統，如何將傳統經典文本介紹給世界人民，提供一個有益的參照?！?引言)

楊憲益先生是大翻譯家，更是一位大學問家。 在楊、戴先生確定翻譯《紅樓夢》前后，文化部《紅樓夢》校注組已經成立，在馮其庸、李希凡先生的帶領下，來自全國各地的一批專家學者確定以庚辰本為底本，?？闭硪粋€新的通行本，這就是1982 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新校本”。那個時候為什么要?？闭硪粋€新的本子呢? 就是因為當時社會上流傳的通行本是程乙本，而這個本子經過后人“整理”時，對早期的脂本文字有許多改動，甚至是人物形象的改變，已離曹雪芹原著的面貌越來越遠。 那個時候人們對《紅樓夢》版本的研究及其認識較之以前大為提高，對早期脂本的價值更為重視。 人們一般認為，早期抄本即脂評本優于程本，而在兩種程本里程甲本又優于程乙本，這幾乎是那個時候學術界的共識。 為了恢復曹雪芹原著的面貌，為廣大讀者提供一個更接近于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普及本，所以要?？闭硪粋€以早期脂本為底本的普及本。 而楊、戴兩位先生開始翻譯《紅樓夢》的時間，與文化部《紅樓夢》校注組成立的時間差不多。 楊憲益、戴乃迭先生翻譯《紅樓夢》，負責審校的則是吳世昌先生，他早在六十年代撰寫《紅樓夢探源》時，就對《紅樓夢》的版本特別是早期脂本深有研究，這些無疑都會影響到楊憲益、戴乃迭先生對底本的選擇。 選擇一個更接近于曹雪芹原著面貌的底本，翻譯出一個更忠實于原著的英文版《紅樓夢》，忠實地傳達中華文化精神，這也正符合楊、戴的翻譯理論與原則。 而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時代，翻譯《紅樓夢》選擇底本也不完全是楊、戴兩位先生自己所能確定的，種種因素決定了當時選擇早期脂本為底本是不二選擇。

李晶雖說不是第一個提出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英譯底本問題的，但卻是第一個以楊、戴《紅樓夢》英譯底本研究為博士學位論文的，也是第一個比較全面系統地研究楊憲益、戴乃迭英譯本底本的人。

探索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英譯本的底本，是一個需要細心、耐心才能干的活，更是一個艱苦的過程，這個課題的難度其實是很大的。 經過艱苦努力，可以說她已對楊、戴英譯本《紅樓夢》的底本問題有了一個清楚的答案。 李晶的研究結論是: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的《紅樓夢》，既不是單純依據有正本，也不是單獨根據庚辰本，而是經過譯者對兩種底本文字的判斷與選擇，結合了兩種底本的長處，翻譯出的一個獨特的《紅樓夢》文本。 這個結論是李晶在細心梳理對照以后得出來的，以往從沒有人說過，這對科學地評價楊、戴英譯本《紅樓夢》，進一步推動楊、戴英譯本《紅樓夢》的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搞清楚了楊、戴英譯本《紅樓夢》的底本問題，無疑是《紅樓夢》譯介研究的重要收獲，其意義在于將楊譯《紅樓夢》的底本考察納入《紅樓夢》英譯史的研究中，通過與霍克思等其它經典英譯的對比，著重從底本選擇與譯者主體性的發揮方面，闡明楊譯對于《紅樓夢》在英文世界中的傳播具有的特殊意義:“相較于其它英譯，楊譯的底本從內容的完整性、文化內容的準確性、對曹雪芹原意的把握與傳達等幾個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優長之處。 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楊譯是最忠實于曹雪芹原意、最貼近《紅樓夢》原貌、最能體現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一個英譯本?！?引言)

這里有必要說說“楊譯本”或“楊戴本”的稱呼問題。過去人們都是說楊憲益譯本(簡稱楊譯本)，盡管人們都知道這個譯本是楊憲益與戴乃迭合作翻譯的，戴乃迭先生為這個譯本的翻譯所付出的心血一點也不比楊憲益先生少，但人們長期以來還是習慣于稱這個譯本為“楊譯本”。 我一向認為，“楊譯本”應該更確切地稱作“楊、戴譯本”，而李晶在撰寫與修改博士論文的過程中，從版本的角度出發，提出應該把“楊譯本”稱為“楊戴本”，對此我是非常贊成的?！皸畲鞅尽钡奶岱?，決不是簡單的一個“提法”問題，這與對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紅樓夢》的評價有重要關系。 一是這個提法更符合這個《紅樓夢》英譯本的文本事實，楊憲益先生就曾說過，翻譯《紅樓夢》時戴乃迭先生花費的時間比他還多，因此這個《紅樓夢》的英譯本在稱呼上，應該有戴乃迭先生的名字——這也是對把一生獻給中國的戴乃迭先生表達尊重和崇高的敬意；二是以往翻譯界在對楊、戴譯本評價時，往往忽視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紅樓夢》時的合作，甚至認為霍克思先生翻譯《紅樓夢》有母語的優勢，從而得出霍譯優于楊譯的結論。 這些評論者似乎忘記了戴乃迭先生也是以英文為母語，并在牛津大學接受過系統而正規的教育。 由此可見，從“楊譯本”的提法改為“楊戴本”的提法，不僅是必要的還是很重要的。

我前面已經說過，李晶完成這篇博士論文是很不容易的，是下了苦功夫的。 記得她在寫作博士論文期間，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有一個中期檢查，一位對《紅樓夢》很有研究的老師聽了李晶的中期報告以后，不客氣地說，這個題目怎么能寫博士論文呢? 翻譯《紅樓夢》與版本有什么關系? 當時讓李晶很是緊張。 后來我們分析原因，我說這位先生是大專家，連這位先生都不知道《紅樓夢》版本對譯介的重要性，恰恰表明你的研究有多么必要和重要。 這個插曲并沒有對李晶的研究產生消極的影響，反倒是激發了她爭強好勝的勁頭，她更加重視寫論文時的問題意識和解決問題、尋找答案的追求。 果然，她在博士論文完成以后請這位先生批評指正，這位先生看過后大為贊賞，說這樣論文不評為優秀，還能評什么文章為優秀。 李晶的研究獲得了紅學界、翻譯界的充分肯定。 現在在《紅樓夢》譯介研究中，不僅如何評價楊憲益、戴乃迭譯本不能忽略底本選擇的問題，就是評介其它的《紅樓夢》譯本也不能忽略《紅樓夢》版本問題，這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這與李晶這些年來的研究不無關系。

一部偉大的文學經典，就是展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窗口，就是一個偉大的文化使者。 偉大的文學經典在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紅樓夢》毫無疑問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古典文學作品，在中國文學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極高的地位。 它優美的語言、神奇的結構、動人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為世人展示了一幅豐富多彩的中華民族的社會風俗畫卷。 打開了《紅樓夢》藝術的大門，你就會進一步了解中國、讀懂中國。 因此，《紅樓夢》及紅學不僅應該，而且一定會成為溝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梁。 清末大詩人黃遵憲出使日本，他在與日本友人筆談時說:“《紅樓夢》乃開天辟地、從古至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恨貴邦人不通中語，不能盡得其妙也?！?《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迄今，日本已經有好幾種日文全譯本《紅樓夢》，涌現出伊藤漱平等等著名紅學家，不知道日本朋友是否已經盡得《紅樓夢》之妙了呢?

當然，真正能認識《紅樓夢》的不朽和偉大，也不是那么容易。 文化的差異，令人望而生畏的方塊字，特別是《紅樓夢》豐富的內容和獨特的藝術表現方式，都使得許多外國朋友面對《紅樓夢》，就如同站在喜馬拉雅峰腳下、面對巍峨的高峰一樣，充滿了敬仰、迷惑，以至于望而卻步。 而楊憲益、戴乃迭英譯本《紅樓夢》與霍克思、閔福德英譯本《石頭記》的出版，使得英語世界有了兩個全本《紅樓夢》。兩種英譯本對《紅樓夢》的闡釋各具特色，都為《紅樓夢》的世界性傳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這些年來，《紅樓夢》的譯介研究似乎越來越受到翻譯界和紅學界的重視，《紅樓夢學刊》發表過不少研究《紅樓夢》譯介的文章，這是值得肯定的。 而李晶這本書的出版，無疑是《紅樓夢》譯介研究的重要成果，值得慶賀。 我衷心希望這本書的出版，進一步推動對楊、戴英譯本《紅樓夢》的研究，為推動中外文化交流，講好中國故事，做出積極的貢獻。

是為序!

2020 年1 月7 日于北京惠新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