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紅樓夢》在當代日本社會的傳播價值*
——以王敏的翻案改編為中心

吳 昊

內容提要:進入新世紀的日本社會表現出更多的后現代性癥候，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伴隨著流行文化浸潤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在青年群體中尤為如此。 辯證地看，這種現象并非完全得益于日本戰后民主主義深入人心，更現實的原因是諸如企業、家庭等公與私的場域內普遍存在阻礙個性發揮與個人獨立的傳統封建因襲。 在此社會大語境里，華裔學者王敏以翻案小說的形式改編了《紅樓夢》，故事以平等為終極理念、以“個性伸張”和“女性獨立”為主人公的奮斗目標，適應又針對了當代日本社會的現實弊病，使中國古典在異域延續了“后世生命”，是尋求《紅樓夢》當代價值在日本的有益嘗試。

華裔學者兼作家王敏在新世紀伊始的2001 年出版了翻案小說《紅樓夢物語版太虛幻境卷》，這是日本《紅樓夢》接受史上首次由華裔女性作家操刀改編的《紅樓夢》衍生作品。促使翻案誕生的是上世紀末的日本社會現狀，后現代社會的諸多問題日趨明顯，特別是來自青少年的、女性的、社會公平福祉等現代社會難題亟待解決而又一時難以解決。 針對這些現實問題，作家創作了這部翻案作品。 通過巧妙地設置，作家使中國清代的古典故事在現代的、異域的維度與角度下再次展開，回應了當代日本社會的困局，具有“二次啟蒙”的社會影響。

一、寓于現代寓言中的“個性”與“平等”

《紅樓夢》原著的結構是頭尾兩端的神話設置，開篇是基于女媧補天的“亞神話”交代“石頭”的來路，結尾以魂歸大荒明確了一干情癡孽鬼的歸途。 無論曹雪芹還是續作者都以“亞神話”為載體彰顯小說的主旨思想。 可見“亞神話”作為小說創作的一種手法，具有提示主旨的作用。 王敏也采用了相同的手法，巧妙地展示了翻案作品的小說主旨。 翻案開篇是如此重組“女媧補天”神話的:女媧決定補天后建立一個新國家，遂委托天帝全權負責，天帝之下又有“荒唐”與“無稽”兩神仆負責試煉眾多補天石。 由此引出了補天石受訓一段:

這些補天石有嚴格的規格限制，需要統一接受訓練。 首先是強度和耐久性測試。 即測驗補天石們對水或土石的壓力、沖擊的耐受度。 最低標準是在百萬年的時間內承受百萬噸的壓力。 其次是同一性和協調性。 補天如若有一處細小裂縫就會造成全面崩塌。 因此所有補天石的形狀、質地必須整齊劃一。 如果發覺自己與周圍的補天石質地不同，那只有努力與之相同。這個同一性和協調性是補天工程獨有的要求，除此之外還有“敏捷性”、“獨創性”、“反應性”等從未聽過的訓練涵蓋其中。 訓練有一千天之久，還沒有假期。 這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補天石，全部按時完成了訓練任務。

天帝，作為石頭的對立面出現，他的人才鍛造標準是高度整齊劃一的，他代表著現代社會權威、運行規則與統治制度，正是這些標準化的“人力資源生產”引發一系列“現代性問題”。 盡管如此，這種生產仍是強制推行的，它暗示權力抑制、限制了個人主體性。 那么，面對這種制約壓力，石頭在補天面試時給出了反擊:面試官無稽首先開口說道，“你有什么想法就說出來。 你成績是非常優秀的，可好像聽說你對協調性和獨創性的訓練有點微詞”。 石頭決意說出自己的想法:“是的。 所謂協調，我認為是所有人、或者說大多數人集思廣益、共同做事。 決不是單純地壓抑個性、要求千人一面。 如果非要如此才能出人頭地，那我只有放棄了。 尊重個人的獨創性、建設平等的新國家，才是真正應該做的?！?/p>

石頭的故事，與其說是亞神話，更像是一則充滿暗喻與諷刺的現代寓言。 石頭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即要求當權者保護個性、提倡個性，在此基礎上達到人皆平等的社會愿景。 翻案將個體差異與平等聯系起來，拒絕權威主義制定的“大寫的標準”，拒絕以統治階層的利益為基礎給個體做價值高低排序，倡導社會邊緣與中心都享有同樣的平等地位。 這個主旨設定非常契合后現代思潮，或曰該版翻案小說本就是在日本后現代社會的進程里、在面對日本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下形成改編思路的。 “天帝”可視為日本現代社會運行的資本制度，“石頭”則如同字面意思暗喻處于現實社會中的千萬普通勞動者。 石頭的困惑與堅持折射出日本后現代社會中復雜而深刻的痼疾。 具體表現為戰后經濟騰飛階段的工薪族過勞死、武士道轉化成現代日企里的“忠誠度”要求、終身雇傭制與年功序列制度的“大鍋飯”、鼓勵以公司為家、貢獻到死的“現代企業文化”。 眾多工薪族就是同質同構的螺絲釘，以統一標準被制造出廠，組裝進入每個資本運作的機器工廠中去，如若發生磨損就被廢棄，后續自有源源不斷的螺絲釘補充上來。 特別是上世紀90 年代日本經濟出現頹勢后，原本“公司即是家”的田園牧歌式的和諧告一段落，企業自上而下推行績效分級、末位淘汰制，每個工薪族都被推入“成功組”與“失敗組”的比武擂臺，進而加速了社會的階級分化與個體的“異化”。 這樣，冷酷又高高在上的現代主義秩序必然招致千千萬萬如同“石頭”的個體的反感與憤懣，“消解權威”、“個體發聲”，這些西方國家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開始的文化政治訴求，也在現當代日本找到了合適的對接口。

作者沒有就此打住，她安排石頭要求個性尊重之上終極要求社會公平。 換言之，這則現代寓言真正的目的并非解決個體的問題，而是超越了個體、意在實現“人皆平等”的社會理想。 這在石頭對天帝直陳其理想“尊重個人的獨創性、建設平等的新國家，才是真正應該做的”時初露端倪，繼而這種理念頻繁地出現在全書中，與開篇的現代寓言形成了復調式的言說結構。 代表性的改編情節有賈家私塾的描寫:“私塾長賈代儒是學術界的實力派人物，在官僚體系中也廣有人脈。 ……子弟入私塾時，贈予賈代儒大量現金和禮物，因此風傳他利用入學大肆斂財。 而私塾的現狀是聚集了年齡和家庭環境差異很大的青春期男孩，秩序混亂?！背说烂舶度坏馁Z代儒外，翻案還擇取了賈雨村、薛蟠的故事，正是這些身邊的丑惡現象刺激了寶玉，促使他直面社會秩序與權利結構中的自我:“寶玉從這些事情見識到了社會人狡猾的生存方式和普通人對權力的弱勢地位，不禁悲從中來?！弊鳛橘F族大家庭嫡子繼承人的寶玉，也積極而深刻地自我反思:“總是侍女環繞、華服裹身、珍饈盡品的自己。 雖然生活舒適，但也沒有什么特別的歡樂。 毋寧說是無聊吧! 男人們總是酒啊、花啊、賭博啊，一味沉溺在快樂中，悠哉悠哉地活著，不用辛苦工作。 寶玉對想學習卻交不起私塾學費的秦鐘頓生同情，心情沉重。 高貴是什么呢? 高貴不就是罪惡嗎? 高貴是不可饒恕的?！边@是難能可貴的。 拋卻貴族身份的舒適，不認同貴族階級的生活態度，對出身貧寒的玩伴秦鐘換位思考，翻案寶玉在反思中觸及到了平等理念。 為了突出寶玉的思想特質，作者繼而發揮了原著鬧學堂一段，設置了一個小吏兒子對寶玉揶揄諷刺:“地方上的小官吏都有護官符并任任相傳。 寶玉，你犯了錯也沒事! 因為有護官符保護你呢!”寶玉憤怒了，“你別說這混賬話! 人不都是一樣的嗎!”“人都是一樣的”這句臺詞多次出現、貫穿始終。 可見，平等是整個翻案的思想核心。

平等之所以成為該版翻案小說的核心精神，須追及到文本(text)產生的社會大語境(context)中。 翻案出版時間是新世紀伊始的2001 年，其原因可在當時日本社會的變革中尋到答案。 如前所述，90 年代泡沫經濟崩潰，“一億總中流”的社會福祉神話逐步瓦解，競爭帶來了“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 這些嚴酷的社會現實推動日本社會階層差距擴大化、顯性化。 一時間學術界冠以“差別社會”的書籍成堆出版，社會上檢討之聲不絕于耳，卻苦無良策。這些都使普通民眾意識到了社會生活中處處存在的“不平等”。 然而，對于這些大多出生于戰后的普通民眾來說，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為主軸的戰后民主主義編織出的“人權”與“民主自由”的宣傳早已深入人心，說它是現代日本人的集體無意識也不為過。 這就形成了民眾認同的“人皆平等”的基本理念與越發“不平等”的社會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 因此翻案寶玉掛在嘴邊上的臺詞“人不都是一樣的嗎?”這句追問與呼吁便是本世紀初日本社會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政治話語。 它一方面說明了縱使高度發達的日本現代社會也存在著諸如特權壟斷、貪污腐敗等反現代性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社會需要文學作品不斷啟蒙、不斷滌清。 這就是該版翻案故事落實到現代日本社會的意義活性所在。

二、“平等”之大觀園中的“女性獨立”

“平等”是貫穿全書的綱要，它不只體現在寶玉身上，也體現在黛玉等女性故事中。 女性故事與女性群像本就是原著的一大特色，紅樓女性角色之多、篇幅之重、意義之深，蔚為大觀。 “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推了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 何堂堂之須眉，誠不若彼一干裙釵實愧則有余、悔則無益之大無可奈何之日也?！比绻f作為男性的曹雪芹對女性表達了深切的同情與關懷，那么作為女性的王敏則直接以女性立場重寫紅樓女性故事。 整體結構是，以警幻仙子訓誡寶玉開啟女性故事，以此提綱挈領分別重塑了黛玉、熙鳳這兩個重要人物形象，字里行間流露出鮮明的女性意識。 試看作為女性故事引子的“寶玉夢游警幻仙境”一段的改寫:

警幻道

:

“這個世道，令人悲哀的還是男性中心。不管多么出色的女人，都不可能與男人有同樣的工作。所謂出人頭地，最多就是嫁個好人家啊，或者給富人做妾。 也就是說，女人是男人的玩偶，工具而已。 我這薄命司里收錄的都是男性社會里被蹂躪的女性的悲哀記錄?！?p>……

“紈绔子弟們定會如此解釋

‘

淫

’:

我們雖好色，但絕不會沉溺其中。 我們發生關系，可彼此有情，因此不是

‘

淫

’

。 大家都不知道真正的

‘

淫

’

是什么。我看他們就是純粹的性游戲，什么情啊、不沉溺啊都是自我粉飾的話罷了?！?p>……

最后警幻以開玩笑的口吻說

:

“但是啊，你才是真正理解

‘

淫

’

的人啊。 你天分里生出對女性的癡情，你把女性看做是美、是崇高。 不是肉體的，你是與她們心心相通。 是精神的戀愛

!

那就是

‘

意淫

’

，真正的

‘

淫

’

?！?p>原著警幻仙子對寶玉論“淫”，是不占男女一方地抽象討論“情”為何物；相比之下，作者以警幻之口旗幟鮮明地指摘男性中心社會里女性的從屬地位；“玩偶”“工具”毫不客氣地撕破了紈绔子弟以“愛”為名的面紗，最后重新定義了“意淫”，可謂坐實了翻案的女性立場。 首先，“意淫”的精神基調與原著是基本吻合的。 其次，翻案把原著對意淫的定義“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轉化成形而上的“美與崇高”。 原著“意淫”近乎于現代意義上的“愛情”，是不排除性愛的男女情感關系。 而翻案的“意淫”則“潔化”了，過濾了性愛的生活性，將小說的女性觀提高到了哲學的高度。 這是日譯本歷史中不曾有過的闡釋。 由此也能看出女性作家特有的創作特征。 以此提綱挈領，寶黛故事也即將上演。 與原著相似的是，寶黛是親密的玩伴，兩人共享相同的價值觀；與原著不同的是，寶黛之間不是苦于戀愛受阻，而是黛玉渴望獨立、寶玉從旁支持:“女孩子們，現在已經開始自己走自己的路了。 不被傳統因襲所束縛，自己開拓未來?！边@是寶玉的心靈獨白，也是作者為寶黛之戀賦予的新的心靈契合點。 同時也應看到，寶黛戀情已然被稀釋了，小說表達的重點由“愛而不得”移置到黛玉的人生規劃的雄心壯志上。 試看作者杜撰的寶黛共話女性生存之路片段:

黛玉

(

對寶釵想進宮的想法

)

聽了道

:

“確實做女官生活有保障。 但寶姐姐這樣的能人還有別的可做。正因年輕才應做些有益之事。 只是這世道是女人憑借男人的地位生存，如果寶姐姐想靠女人的武器出人頭地的話，那我也無話可說了?！弊詈筮@話有點過頭，黛玉不覺想到了去世的父母的教誨

:

“往后就是你們的時代了。 無論事業還是婚姻都能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你們創造這樣的時代吧。 但是也別忘了身為女人的自豪和責任?！摈煊衩靼?，社會雖說是有能者上、公平公開，但是究竟還是依仗著家世背景的官僚組織結構網。就像從前的先生賈雨村，他一直教導黛玉做人要一身正氣，但當官后就懼怕權者、轉而追求私利。 黛玉對賈雨村自食其言很失望，但她仍期待著有朝一日離開外祖母的庇護，在這個墮落的世界上有塊立足之地。 她暗下決心，從現在開始努力學習磨煉自己。

黛玉已經不再囿于填詞作賦聊以自慰，而是越界出賈府放眼社會。 她冷靜地接受了社會的腐敗污濁，但仍舊心懷理想，試圖憑借個人努力支撐起自己的人生。 這個角色巨大的變化不僅在日本改編史上獨樹一幟，也對日評《紅樓夢》一貫“揚釵貶黛”的傳統話語模式形成了沖擊。

同時，對于另一位重要的紅樓女性熙鳳，翻案也設置了很大的表現空間。 作者在熙鳳亮相之際，就用旁白形式提前交代了賈璉的風流糜爛，使讀者快速地明確熙鳳光彩照人背后尷尬艱難的處境。 作者為熙鳳單設一章篇幅特寫，篇章名為《細腕繁盛記》，記敘熙鳳協理寧國府、弄權鐵檻寺一段。行文多用心理獨白方式揭示熙鳳內心活動，突出其精明強干、謀略算計的女能人形象。 如面對賈珍懇求出山時暗自想到:“大家都說我好強能干，而且心直口快又周到。 老祖宗也信得過我。 我苦心算計，說話也中聽，也有人來問我生意經。 做生意，這些對我來說還是事兒么? ……打今天往后月余時日，便可掌握賈家實權。 就等著聽他們說‘真不愧是鳳姐啊的話’吧!”原著采用旁白道:“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好賣弄才干，今見賈珍如此央他，心中早已允了?！泵黠@地，作為男性作家的曹雪芹采取了全知視角，敘事顯得冰冷，而翻案以話劇臺詞式的現代方式補白了“心中早已允了”的權利女性的私密心態，加強了熙鳳與讀者的互動。 最能說明作者對熙鳳態度的是“弄權鐵檻寺”片段:“熙鳳操持了秦可卿喪事，目睹了賈府金錢交易的骯臟，也了解了東府亂套的實情。 她預感到可卿托夢中預言的大廈將傾的恐怖。 但她心想到‘我沒事的。今晚靜虛就帶來錢了。 我已經有能力不靠賈家，自己走自己的路了?！边@段可視為作者為熙鳳的辯護。 盡管熙鳳受賄擾亂司法，但她本身也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熙鳳一直用錯誤的方式實現合理的夢想，展示了人物的悲劇命運。

原著的熙鳳形象本就是復雜的，但遺憾的是日評《紅樓夢》史上對熙鳳是“批判一邊倒”，長久以來沒有全面辯證的看法。 代表性的名家論述是戰前的狩野直喜認為“王熙鳳性格陰險多智，不修品行，盛氣凌人，能得賈母與王夫人歡心，以其有總理家務之才，乃手握榮國府財政大權，擅威福，而彼之品行頗惡，又深嫉妒，常因其夫賈璉偷腥，大起風波。 賈璉初時欲奪回夫權，然終為王熙鳳所壓，無出頭之日。 中國婦人如呂后或武則天等男子所不及者常有之，王熙鳳亦屬此類。 其權謀之深，行為之惡，雖男子亦震畏也”。 相比之下，站在新世紀的王敏以女性作家的理解發掘出熙鳳凌厲貪婪的內在一面，使日本的王熙鳳形象接受更加立體與辨證。

黛玉與熙鳳的新形象并非作者閉門造車的結果，而是能夠勾連出現代日本社會女性的真實生活情況。 雖然戰后日本社會自六七十年代經濟騰飛、物質生活變得殷實起來，創造了“一億總中流”的中產神話，但這并不代表男女平等水到渠成。 反之，即便是戰后日本經濟最為繁榮的時期，女性就業率仍舊不高，甚至出現了全職家庭主婦熱潮。 正如上野千鶴子犀利指出的“什么是近代? 什么是反近代，脫離近代? 傳統文化項目順應它所處的語境，發揮著或正或負的作用”。 可見“男主外女主內”的封建因襲、穩固的性別秩序與女性的惰性仍然交錯地存在于表象日新月異的現代日本社會。 再將視野聚焦于翻案小說發表的新世紀伊始的2001 年，彼時的日本已經經濟疲軟，景氣不濟，“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格局與社會對女性“賢妻良母”的價值期待，已然在下崗失業率走高等現實的打擊下備受沖擊，社會上出現了家庭主婦兼職潮、甚至部分家庭是丈夫留守妻子打工支撐生計。 同時，日本政府提出“男女共建社會”規劃，官方上為婦女走出家庭背書。 這些都可視為翻案黛玉性格的社會語境因素。 黛玉就成為這股社會潛流的代言人，她懂得利用社會性話語解決自身問題，代表著新生代日本女性的普遍想法。

以女性立場敘說女性故事是該版翻案小說的一大亮點。 除了最能體現女性獨立意識的黛玉，還有以離開賈府獨立門戶為人生目標的王熙鳳，并不承認自己是紅顏禍水的尤三姐，默默支持黛玉的李紈，并不獨斷裁定子孫婚姻的賈母。 這些女性形象脫胎于清代舊式貴族女性，但卻都染上了現代社會的光彩，折射出現代社會不同性格類型的女性群像，共同作為平等主題下的一個故事分支，演繹著處于當下日本社會各種困局與迷惑中女性的掙扎與思索、突圍與救贖。

三、改編在日本當代紅學研究中的地位與意義

王敏的翻案小說是立足日本后現代社會現實的基礎上的，她借男女主人公之口提出了一種面對封閉社會環境的青年突圍之策。 即突破自我定式，積極聯通社會。 這可視為作家給日本社會現實開出的一劑藥方，是翻案的最大特征。 然而，放眼望向日本當代紅學領域，卻呈現出一種迥然不同的氛圍。

首先，與該版翻案同時期面世的是作家小林恭二在2006 到2010 年連載在知名雜志《世界》上的《水彩紅樓夢》。 他將寶玉塑造成只知美女享樂、胸中無物的混世魔王；將黛玉變形成嫉妒成性、病態刻薄的麻煩制造者。 全篇以欲望敘事為主腦，奉行的是快樂主義哲學。 如果說王敏翻案是形而上的理想主義情結，那么小林恭二便可概括為形而下的群丑狂歡。 這種類型的改編作品在日本改編史上并非首創。 戰敗初期1953－1954 年間華裔文人陳德勝自費出版了《新說紅樓夢》，以荒誕淫樂為賣點，將《紅樓夢》改編成日式的官能小說，導致名著面目全非。 新世紀以來陸續出現的同人小說、電子游戲等也采取了類似情色化做法，以中國古典的異域風情招徠消費者。 從他們的改編效果來看，形而下地解構《紅樓夢》只能走情色化路線，加重原有的男女情節使之成為賣點。 這樣原本屬于精英階層、強調精神境界的名著就搖身蛻化成了供大眾性獵奇、情緒發泄的消費品。 這類改編中的主人公普遍都是性愛符號，特別是寶玉，沒有被賦值以思想，僅是游走于章節之間用以引出性愛描寫的工具。 這種名著在大眾文化中的“重生”現象，正如法蘭克福學派分析的那樣:“當經典文化重生的時候，其本來的含義早就發生了變化，已經不再具有反抗現存權力機制的功效；原本那些使人們疏離現實、保持冷靜思考的意蘊也已不復存在?！彪m然這類改編數量不多，也未形成時代潮流，但七十多年來從未間斷。 這說明始終有作家謀求在大眾閱讀市場賺取噱頭，不惜犧牲《紅樓夢》的文學性。 換言之，以性愛為賣點的“紅樓夢”已經是商品化了的、喪失文學本真性的消費文字，由此反襯出王敏版翻案的可貴之處。

其次，日本《紅樓夢》改編史上迄今為止共有兩部翻案小說。 另一部是戰后初期由翻譯家飯塚朗(日本第三套全譯本的翻譯者)執筆改編，連載于《大阪每日新聞》上的《私版紅樓夢》。 與王敏版本不同的是，飯塚朗采用個人內省式的視角，借主人公寶玉將自身對人的存在感、人的社會身份建構、人與他人的依存關系表現出來。 可以說，飯塚朗指向主人公本體存在的哲學思考，是一種內在的心靈絮語。他的思想內核是“自我”，而且是帶有日本文學傳統私小說性質的，隔絕社會關聯的“自我”。 與之不同的是，王敏在半個世紀之后再出翻案，走的是與之相反的聯通社會、解決社會問題之路。 其中很大原因在于作者自身的寫作特點，用作家本人的話來說，“讀者應該覺察到《紅樓夢》是酷似現代社會的書。 現代日本青年中屢屢爆出的未婚媽媽、COSPLAY 現象，都是每年舉辦成人式時候騷動的話題。 不僅如此，青年與父母斷絕關系的新聞也層出不窮。 ……世紀末的日本諸相突顯出來。 《紅樓夢》與經濟高度增長期的日本有著重疊之處。 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此前隱藏的各種問題一齊噴涌出來。 日本沒有解決的方案而困頓不堪。 這種狀態不就是‘紅樓夢’嗎? 因此，我覺得此書是能預見21 世紀的珍貴之作?！庇纱丝闯?，王敏創作的眼光總是瞄準于現實社會有感而發的。 另一方面，處于新世紀的日本青少年群體的一大問題就是過于泛濫的“自我”。 如前所述，戰后民主主義是現代日本社會的思想主軸，“個性自由”是戰后民主優勢的極大體現，在普通日本民眾的認知中多以“自我”來表述。 “自我”這個概念在戰后語境中引領輿論導向，負載了多方意義。 除了正向表達之外，“自我”也成為了利己主義、自我中心主義的遮羞布；或者是回避現實、蜷縮不前的擋箭牌。 這種現象在青少年中尤為常見，那些經濟弱勢、地域偏僻、學力不足的青少年，借助“自我”表面上維護了他們脆弱的神經，實則是阻止他們走上社會接受錘煉的麻醉劑。 過于泛濫的“自我”也是導致當代日本社會被稱之為“無緣社會”的原因之一。 諸如年輕人的喪文化、中老年的孤絕心態、全職主婦精神世界蒼白等后現代問題。 高自殺率的“無緣社會”早已鋪開，個體猶如孤島，一人一星球，彼此之間缺乏積極有效的溝通，甚至連與他人溝通的意愿都很難產生。 換言之，日本現代社會常見的“自我”多數是只留意于個人情緒的“消極自我”，是種單向性的、固步自封的個體話語。 這種“自我”需要超越，成為外向性的、開放式的、與社會交流的雙向性的自我，用來療愈當代日本的社會痼疾。 而該版翻案便借助《紅樓夢》既有的結構向日本社會提供了這樣的“積極自我”的方法。 某種程度來說，這可視為戰后思想家竹內好、溝口雄三式的“作為方法的亞洲與中國”的后現代延伸。

最后，該版翻案在日本的《紅樓夢》改編史上可謂是個孤例，或曰一個統合系統內的“熵”，不同于日本的接受小傳統，不能簡單地化約到某種改編思想流派中去。 正是這個“熵”能夠給系統提供新一輪更新的啟發。 回首日本的紅樓改編史，情色改編不值一駁，“消極自我”曇花一現，在新世紀的時代風土中如何續寫紅樓故事? 這版產生于社會、聯通社會進而改造社會的、具有現實價值指向的作品，不啻為《紅樓夢》改編的新思路。 一般地，名著改編是從高雅文化到大眾文化，作品在跨越兩個對壘的文化場域的過程中，大多數是從對抗性的、異質性的、超驗的文本變成同質的、可預見性的、去政治化的文本了。 但是，此版作品并沒有走日本改編的老路，究其思想根源，具象地看是王敏本身基于女性的生命感悟、生活體驗與華裔學者身份，創作出不同于既往的日本本土的、男性作家的改編作品。 更深遠地看，翻案的思想內核不正是積極入世的中國文學精神?原著對封建禮教的質疑與反思，對婚戀自由的憧憬與爭取，與現代日本社會普通人對資本運行制度的抵抗、對傳統性別秩序的突圍，發生了重疊，或者說從文本抽象出的兩個圖式具有某種互文性。 因而以中國古典之矛，攻彼后現代社會之盾，可開辟出一個難得的歷史契機。 進入后現代社會的日本面臨的諸多人的困局，現代性的難題，在日本的人文學界謀求解決之際，中國古代文學乃至中國文化能夠透過翻譯改編的形式為其提出一個思路、一種做法、一些啟示；同時也使得中國故事浸潤到現代日本人的心靈深處。 這對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都是雙贏而有益的。

注釋

① 王敏

(

1954－

)

，日本法政大學國際日本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作家。 御茶水女子大學博士。 主要以宮澤賢治研究為中心展開豐富多彩的研究。 作為第一位給天皇講授中國文化的中國學者，她長年致力于中國文學文化在日本的傳播。 現在活躍于中日文化交流事業。 翻案小說，是改編原著的時間、背景、人物等的二次改寫，是日本接受外國小說的傳統形式。 日本對《紅樓夢》的翻案有二，一是戰后初期飯塚朗的《私版紅樓夢》，一是王敏在2001 年出版的《紅樓夢物語版太虛幻境卷》。 王敏除了本書之外，還于2008 年在講談社出版過《紅樓夢》的縮略譯本。 該縮略譯本是原著故事梗概的精要拔萃，與本文研究的翻案改編作品體裁不同。 本文是以王敏對《紅樓夢》的翻案改編為主的研究。 文中的翻譯是筆者所加。

② 亞神話，是神話的一種亞型，或者是一種模仿。 它只有神話的形式，但沒有神話的思維方式、闡釋意義、宗教功能，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藝術表現方式、審美價值、社會意義等。

③

[

日

]

王敏《紅樓夢物語版太虛幻境卷》，

ソレイユ

出版社2001 年版，第10—11 頁。 文中有關引文皆出于此，恕不另注。

④ 曹雪芹著、脂硯齋評《紅樓夢》，線裝書局2014 年版第1頁。 文中有關引文皆出于此，恕不另注。

⑤ 日本評論界對黛玉形象的總體評論是認為黛玉是病弱的才女，性情孤僻，不善人際關系。 戰前代表性的發言是京都學派創始人之一的狩野直喜，他認為黛玉不具備中國傳統的賢妻良母特征。 戰后左翼文學觀興起之際，評論界普遍認為黛玉反映了不受封建禮教壓抑的進步意識。 但是，同時也有松枝茂夫提出的“情人太太論”，奧野信太郎提出的“絹絲毛絲論”，都是揚釵抑黛的立場。 進入新世紀后，有如井波律子等女性評論者的登場承認了黛玉性格中也有堅強的一面，但整體來看日本大部分評論仍是相對消極的。

⑥ “細腕”，根據《大辭林》，基本義項是“細的、瘦的手腕”，引申義為“氣力弱。 生活力弱”。 王敏以“細腕”指代王熙鳳的女性屬性和社會地位；然而，又用“繁盛”與“細腕”形成相悖之感。 修辭上的矛盾可見熙鳳形象的復雜性。

⑦

[

日

]

狩野直喜著、張真譯《中國小說戲曲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14 頁。⑧

[

日

]

上野千鶴子著、吳詠梅譯《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終結》，商務印書館2004 年版，第134 頁。⑨

[

英

]

約翰

·

斯道雷著、常江譯《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81 頁。⑩

[

日

]

王敏《要譯紅樓夢》，講談社2008 年版，第10 頁。

[11] 無緣社會，指的是現代日本社會中，隨著經濟高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人際關系淡漠等觸因，人與人的血緣、地緣、社緣的關系弱化現象。

[12] 戰后日本思想界的中國研究中，占有獨特位置的是竹內好提出的“作為方法的亞洲”、溝口雄三的“作為方法的中國”。 兩者思路共性在于試圖從中國的思想、革命與建設實踐中尋找戰后日本社會發展的多種借鑒與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