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個體品德”及其培育的當代意義

肖群忠

任何一種社會道德既包括社會、集團道德，也包括個體品德或者個人私德，在傳統中國，私德與公德是一體的，甚至是以私德為基礎的，在近現代中國，從梁啟超起始有公、私德之辨，在現代與當代中國的一段相當長時期內，由于社會生活的變化與時代使命的不同，社會主流道德有重公德輕私德之偏。2019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根據新的時代需要，不僅再次重申而且對作為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組成部分的“個人品德”的內涵首次作出了概括表達，黨和國家領導人近年來也特別強調要重視個體品德或者私德培育，提出了“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的重要論述，那么，什么是個體品德或者個人私德，當代中國社會主義道德體系中的“個體品德”是如何形成并被規定表述的，培育個體品德在當代社會有何意義與價值？這是我們欲加以討論的問題。

一、問題與邊界：“個體品德”與“私德”

什么是個體品德和個人私德？這兩個概念既有聯系，又有差異，需要認真詮釋分析。

所謂個體品德，是指只與自身有關，而不涉及他人的行為或品質，如勤學、立志、儉樸、溫和，或謙虛、嚴肅、耐心、慎重等?！秷虻洹贰爸倍鴾?，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皋陶謨》“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毅”，這些德目和品質基本都是己身應有之道德品質。梁啟超先生也曾指出：“《皋陶謨》之九德，《洪范》之三德，《論語》所謂‘溫良恭儉讓’，所謂‘克己復禮’，所謂‘忠信篤敬’，所謂‘寡尤寡悔’，所謂‘剛毅木訥’，所謂‘知命知言’，《大學》所謂‘知止，慎獨，戒欺，求慊’，《中庸》所謂‘好學，力行，知恥’，所謂‘戒慎恐懼’，所謂‘致曲’，《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所謂‘反身、強恕’……凡此之類，關于私德者，發揮幾無余蘊，于養成私人（私人者對于公人而言，謂一個人不與他人交涉之時也）之資格，庶乎備矣?！保?］（P19）

那么，什么是個人私德或者直言“私德”？從道德內容與應用范圍而言，指涉及私人領域并運用于私人或者熟人交往領域的道德，常常與公德相對。所謂公德，指涉及公共關系與交往或者陌生人之間交往，群己、群際交往的道德。個體品德與個人私德顯然有重合，前者重點強調的是“個體”的品德，后者強調的是內容和應用范圍僅關涉或者波及私人交往領域的道德；前者多追求人格、性情的完美，后者多追求倫理關系的協調處理；前者多表現為一種“品質”規范，后者多表現為行為與交往規范。

其實，傳統知識分子和士大夫階層，包括一般民眾在中國傳統文化重私德的影響下，大多都非常重視私德或者個人品德的修養?！洞髮W》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比寮业膬仁橥馔醯幕A的思想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對私德或者修身的重視。

在西方，基督教三主德“信愛望”表達的似乎是信徒對上帝的態度，但實際上，是從教徒個人品德意義層面述說的三種基本品德。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的世俗四主德，即“智慧、勇敢、節制、公正”，最初似乎是講城邦各個社會階層的人的群體品質，如僧侶、貴族、哲學家應該具有智慧之品質，軍人應該具有勇敢之品質，平民應該具有節制之品質，各個階層的人各守其分，就實現了城邦正義。發展到后來，這四種品質在西方被當作一般人均應具有的普遍個人美德。

本杰明·富蘭克林（1706—1790）是近現代西方最偉大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草擬者，被華盛頓稱作“美國人的象征”。其著作《奮斗史》被看作一部偉大的成功者最翔實的紀錄，一部有益于后人的史無前例的傳記。在這部著作中，他總結了修養己身的13 條美德規范。

富蘭克林童年時就重視自身的道德修養。到了1728 年，在他22 歲的時候，他更加自覺地為自己制定了“一個可以使自己道德完善的大膽而艱巨的計劃”，“我列舉出了我當時所認為值得和必須做到的十三種德行。并且在每一個條目下面我又加了一句簡潔的戒條，清楚表明我對全部條目的應用范圍：一、節制：食不可飽，飲不可醉。二、少言：言必有益，避免閑聊。三、秩序：物歸其所，事定期限。四、決心：當做必做，持之以恒。五、節儉：當花費才花費，不可浪費。六、勤勉：珍惜光陰，做有用的事。七、坦誠：真誠待人，言行一致。八、公正：害人之事不可做，利人之事多履行。九、中庸：不走極端，容忍為上。十、整潔：衣著整潔，居室干凈。十一、鎮定：臨危不亂，處亂不驚。十二、節欲：少行房事，愛惜身體，延年益智。十三、謙遜：以耶穌、蘇格拉底為范”［2］（P126-127）。這13 條德目，實際上可以分為四個大類，即做事或處事美德、待人之道、自我控制、個體美德。處事美德包括“決心”“勤勉”“秩序”幾條；待人之道包括“坦誠”“公正”；屬于自我控制的有“節制”“少言”“節儉”“節欲”；屬于個體美德的有“整潔”“鎮定”“中庸”“謙遜”。

在現代西方，法國人安德烈·孔特-斯蓬維爾著的《小愛大德：美德淺論》，其法文版已經再版六次，并被翻譯成英、法、德、意、日等26 種版本在世界多國出版，1996 年榮獲拉布呂耶爾獎。該書詳細闡述了禮貌、忠誠、明智、節制、勇氣、正義、慷慨、憐憫、仁慈、感激、謙虛、單純、溫和、真誠、幽默、愛情等18 種美德。另外美國著名教育專家、曾任里根政府時期教育部長的威廉·貝內特（William J.Bennett）所著的《美德書》，也以大量史實、故事、名句詳細論述了如下十大美德：同情、工作、誠實、責任、友誼、勇氣、毅力、自律、忠誠、信念?？梢?，各個民族、各個國家與文化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強調的個人品德的內容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的特點，但都同樣重視個人品德的培育。

這種純粹的個人品德確實是有其獨立價值的，但從產生與作用機制來看，似乎又不可避免地與人際道德、公共道德相聯系。這種純粹的個人品德，如陳來先生所說：“僅僅指導個人行為而不涉及他人的道德德性在中國古代儒家道德體系中不占多數，其他都屬于‘可能影響他人’的范圍，仁義禮智信都含有‘對他人的義務’，在中國古代道德文化中‘對自己的義務’和‘對他人的義務’是合一的而不是分立的?！保?］個人“私”德總是相對于“公德”而言的，人的道德固然也存在著一些純粹的不涉及他人的品質，但道德最終是為了協調人與人的關系而存在的。私與公是相對的，人的很多品質不僅是一種自我完善，而且是一種對他人的態度。以中國傳統道德的“五?！薄?、義、禮、智、信為例，過去有學者認為“三綱”是一種人際倫理之綱，“五?！笔侨巳吮貍涞暮愠Ｃ赖?，但事實上，五常不僅是關涉己身的美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關涉他人，如“仁者愛人”“義以正己”。仁是主體自身的一種積極性情感，但這種情感卻是投向他人的；義主要是要求自我的規范，但從最終根源上說，卻產生于人倫關系的“倫分”。孟子認為，義產生于個體內心的“羞惡之心”，但事實上，這種“羞惡之心”，并不是義的產生根源，而是主體在判斷和評價自己和別人是否履行了義務后的一種心理反應，“羞”是自己沒盡義務而感到害羞，“惡”是因為別人沒有履行義務而令我們感到厭惡，如果將之看作是“義”的產生根源恰恰是倒果為因了?！岸Y”雖然是個人行為的一種文飾，卻是基于對別人的辭讓之心和恭敬之心生成的；“智”雖然可能表現為個人的智商、情商與德商，但如果離開對他人和社會關系的把握，我們就不需要智慧了。信則更是“內誠于己，外信于人”。

所謂公德與私德的區分也是相對的，私德是個人應有的優良品質，但這種品質大多又體現在與他人的交往實踐中。另外，從交往場域和空間角度看，典型的公共空間、公共場所的人際交往道德自然是公德，比如正式的政治關系、職業關系、公共空間和場所的陌生人交往，但我們往往也將其中人與人的熟人關系交往或者私人關系交往，如將家人、親戚、朋友間的交往看作是私德。馬君武先生就是這樣理解公私德概念的區隔的：“私德者何？對于身家上之德義是也。公德者何？對于社會上之德義是也?！保?］（P143）可見，簡單從德性的主體承擔者來劃分或者從道德的指向與作用范圍，即對己、對人的角度來劃分，都難以嚴格區分出個體品德（有但太少）和個人私德（私德往往要投射或者運用于人際交往和公共生活）的不同之處。盡管上述概念存在著交叉和模糊地帶，但在日常生活中又需理解把握這種相對中的確定性，當我們評價一個人的個體品德和私德時，知道指的是這個人的做人品質或者整體素質在私人生活與交往中的道德行為表現，就夠了。

總結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給個人品德下一個定義：所謂“個體品德”，是指在內容上多且僅涉及個人應具的品格而不涉及人際、群己交往的品質，在應用范圍上僅涉及個人修身、私人（熟人）交往活動中的個人行為特征和素質、人格、人品，這是一般意義上的理解，它與“私德”概念是一種交叉重合但又有所不同的概念。在當代中國，作為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組成部分，并由中國共產黨的文件提出且加以規定的“個體品德”，則是指國家對個人私德提出的基本道德要求，這種要求既包括對個人基本做人品質的要求，也包括對個人處理國家、職業、人際關系的基本道德要求。這是政黨、國家對國民個體基本美德的一種期待與要求，與廣泛社會生活和人生交往中的私德或者個體美德有一定的聯系，但并不是完全相同，前者只具有制度生活中的社會期待要素，后者才真正是主體人生日常生活與交往中的個體美德。前者可以用文件加以表述，后者由于內容的廣泛性，各個民族、時代文化的差異性，難以作統一的表述，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三達德”（子思）“四德”（孟子）“五?！钡鹊谋磉_，在西方道德傳統中，有基督教道德的“信愛望”三主德和世俗的四主德即智慧、勇敢、節制、公正的表達。社會主義道德體系中的“個體品德”概念的提出與表述，既能夠體現黨和國家對個體品德培育問題的重視，也能夠幫助我們了解國家與社會在個體基本品德方面對民眾的道德期待，但它并不能窮盡個體品德修養的豐富內容和個性特質。

二、當代“個體品德”的提出與意蘊

中國傳統文化是非常重視個人私德修養的，儒家經典《大學》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內圣是外王的基礎?！盀槿视杉?，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保ā墩撜Z·述而》）中國古人在實踐中是非常重視個體品德修養的，士大夫把人格、名節和聲譽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甚至視其為自己的精神生命。普通百姓也認為做事先要做人，做人才是人生的根本。

近現代以來，中國社會謀求變革與富強，一些知識分子將國家、民族在近現代的落后歸罪于傳統文化甚至認為是中國傳統道德過于講私德不重公德而導致的，因此大力倡導為國家、民族犧牲、奮斗的革命道德而不太強調或者實際上無暇有更多精力顧及個人私德。

最早提出公、私德之辨的梁啟超先生對私德與公德關系的認識比較全面，他認為“無私德則不能立”，“無公德則不能團”，相比較而言，私德是個人立身處世的根本，公德是社群得以維持的條件。他最初認為，中國文化重私德、輕公德的情形必須改變，否則，中國在近代世界的衰落是無法挽救的。他認為中國傳統倫理只重視人對人之私人性交往的倫理，而不重視人對團體、民族、國家的倫理。中國要從衰落轉向振興，一定要加強國民對“群”的責任意識，這個“群”不是指社會，而是指國家。這種思想在現代中國影響深遠。但在其后期思想中梁啟超先生又重新回到重視私德的傳統思維上來了，認為無私德則公德無基礎。章太炎先生倡言革命道德，但也比較重視個人私德，其思想也是比較全面的。章太炎先生認為：革命道德即堅定勇敢、不畏犧牲，屬于大德、公德；但在大德公德之外，小德私德也不能忽視，缺乏私德，就不可能有大德的自覺，私德是公德的基礎。

之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救亡圖存、民族獨立的革命實踐中，主要倡導的是舍棄家庭、投身革命、不怕犧牲、勇于奉獻的集體主義道德。劉少奇同志雖然曾經撰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似乎從形式上是要加強黨員個人修養，但其實質內容卻是要求黨員必須投身革命實踐并在其中加強黨性修養，因為他講的主要是黨員的政治修養，防止黨員腐化墮落，是黨組織對黨員的要求，仍然屬于今天所說的“嚴大德”即政治道德的范疇。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的領袖延續了革命時期的思維方式，比起私德，更加重視公德建設。

在1954 年憲法與1982 年憲法中，雖然都有“五愛”的公民基本道德的規定和表述，但卻長期沒有個體品德的相關要求。1996 年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其中提出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三分的框架，但除這三類道德之外，并沒有提及個人道德。黨的十七大報告是首次提出個人品德建設的中央文件，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指出，要“大力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以增強誠信意識為重點，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發揮道德模范榜樣作用，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5］（P35）。在2001 年由中共中央發布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除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之外，增加了“個人道德”［6］（P8）（個人品德）的概念，是很有意義的?？上?，與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不同，此下沒有列出個人道德的德目，有關“個人道德”的提法在后來十幾年中沒有繼續。與1996 年不同而有所進展的地方是指導思想中提出的“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6］（P3）的基本道德規范。陳來先生認為這“新五德”，“應該就是《綱要》所說的‘個人道德’的內容，只是《綱要》自身并沒有作這樣的明確肯定”，“在邏輯上，應該屬于個人基本道德，其中既有個人基本公德，也有個人基本私德。愛國守法、敬業奉獻屬于公德，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屬于私德?！毒V要》的體系邏輯應是以個人基本道德為核心，從中演繹或推化出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形成完整的道德體系。但‘個人基本道德’的觀念始終不能出場，我們的道德體系中始終不能有‘個人基本道德’的地位”［3］。

2013 年12 月23 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指出：“黨的十八大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這24 個字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保?］（P4）“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規范，是從個人行為層面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理念的凝練。它覆蓋社會道德生活的各個領域，是公民必須恪守的基本道德準則，也是評價公民道德行為選擇的基本價值標準。

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8］（P43），在2018 年兩會上又提出“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9］，其中的私德即是個人品德。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19 年10 月27 日發布的《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已經明確提出了個人品德并對其內容作出了經典性論述：“推動踐行以愛國奉獻、明禮遵規、勤勞善良、寬厚正直、自強自律為主要內容的個人品德，鼓勵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養成好品行?！保?0］（P6）其既包含了政黨、國家對個體基本品德的要求與期待，也提倡人民群眾在日常生活中自覺養成美好品行。

這種表述與之前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及家庭道德的表述一樣，均延續了四字五句話的表達形式，近二三十年來的實踐證明，上述三德的表述還是比較準確的，這次對個人品德的表達與2001 年發布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對“基本道德規范”的表達有一定的繼承與損益關系，也是對2013 年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個人層面的要求即“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繼承、充實與發展，但其含義尚待從理論層面進行分析與實踐檢驗。在五句話的表達之后，還有一句即是“鼓勵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養成好品行”［10］（P6），這可能是提出者自覺意識到了上述五條只是政黨、國家對公民個人品德方面提出的一種最基本要求，而在日常生活中，個體品德的內容體現與行為要求是極其豐富的，是不能簡單用這五句話窮盡的，只能依賴個體的自我修養加以充實完善。只有將道德建設與個體品德修養貫徹落實在日常生活中，使人人都具有良好品德，才能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道德素質，才能把公民道德建設真正落在實處。

在此的詮釋論述，我們僅將重點放在這五句話的分析討論上。這五句話的內在邏輯似乎不如上述三德有具體的應用領域而好分析，以筆者目前的粗淺認識，這五句話，應該理解為十個德目，四字一句大多有內在聯系，但個別句子之間的聯系似乎并不密切。如果做整體的邏輯分析，前兩句可視為個體在國家與社會生活中的基本道德態度，第三句、第四句可視作個人的基本品德，第五句可視為個人的基本人生態度。筆者試從這三個方面，對上述五句話十個德目進行分析：

“愛國奉獻”“明禮遵規”是個體在國家、社會生活中應具有的道德態度與品質，如果這句話表達的是“有所為”的積極義務，那么，第二句話表達的則是“有所守”的消極義務。愛國不僅是國民的一種政治義務，也是人的道德義務，這與我們長期以來提倡的“五愛”中的“愛祖國”或者“愛國主義”的要求是相同的，是人的基本政治道德品質?！胺瞰I”是個體在處理人際、群己關系時所應抱持的道德態度與道德精神，它是“愛人民”“為人民服務”和中國傳統倫理的“互以對方為重”（梁漱溟語）的利他主義、集體主義的道德善意的集中體現。明禮遵規就是要求我們在“明理”（禮者，理也、履也）基礎上，自覺遵守社會的文化傳統、風俗習慣、道德規范、文明禮儀，遵守法律法規和社會生活的合理規范，從而維護社會秩序和禮儀之邦的文明風氣。

“勤勞善良”“寬厚正直”則是對個人基本品德的集中概括表達，可以以四個相對獨立的德目來理解?！扒趧凇笔侵腥A民族的優良傳統，這一點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認可，在現代化發展中，這一可貴品質也支撐了中國的發展，它與黨和國家長期提倡的“愛勞動”精神是一致的。中國現時代的經濟社會發展雖然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仍需要倡導和培育中國人“勤勞”的優良品質。中國老百姓深知勤勞是立身之本，耕讀傳家，勤勞致富，勤能補拙。勤勞不僅能促進事業發展，而且能提升人格品質。道德必然涉及人與人之間的得失損益關系，因此，所謂“善良”指人應具有與人為善的態度和作出有利于他人的行為。善良的人身上應既有仁愛之心又有義舉善行。如果說“勤勞”是一種對待事的態度，那么“善良”則是對人的態度?！皩捄瘛笔侵腥A民族“厚德載物”民族精神的體現，具有這種品質的人能夠嚴于律己、寬以待人，能夠待人隨和、和而不同，能夠容忍他人的小缺點過失，能夠尊重并理解別人?！罢薄笔侵敢粋€人能夠持之以恒地堅持正道與原則，保持思想、行動與道德的統一?！皩捜荨焙汀罢薄笔莻€體品德的正反兩個方面，做人既要寬容，又不能沒有原則，在正直的基礎上要盡量寬容。

“自強自律”是個體品德中主體的人生態度，“自強”也是中華民族精神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精神在個體身上的體現與要求。在人生長途中，任何人都要自力自強，這是人主體性的集中體現，也是人生與事業成功的可貴品質。如果說“自強”是外求的主體精神的品質，那么“自律”則是內求的主體精神品質。我們的人生拓展和事業成功都離不開“自強”的精神和修為，我們心理和精神強大的主體表現是“自律”，“自律”是“自強”的心理支撐和表現。在人的精神與道德生活中，“自律”尤為重要?！暗赖率侨祟惥竦淖月伞?，形成自我控制能力是全部道德修養的要義，因此，具有“自律”的品質是一個人道德人格高尚的綜合體現。

三、培育個體品德的當代價值

那么，當代社會為什么要重視個人品德或者私德建設呢？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1.注重個體品德培育符合中外古今人類道德生活的內在規律

道德是人的道德，人是道德的主體，道德的主體雖然有時也表現為群體，但大多是以個體的形式存在的，道德生活永遠都不可能離開個體這個客觀實在的主體，因此，道德雖然會應用于人際與群己、群際交往中，但這種交往仍然是人與人的交往，因此可以說，個體品德或者個人私德是道德生活的體，而人際、群己道德是用，前者是本，后者是末，這就是《大學》中所說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的道理，這里明確講修身為本，包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修身功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本體，后者是其發用。明明德是本體，親民（新民）、至善是發用。內圣是外王的根本，修身的道德內容雖然可能包含很多，但這個修身的主體一定是各個人之個體，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個體品德是齊家的家庭道德、治國的政治道德、平天下的社會道德的根本。重視道德、重視修身、重視私德，是以儒家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良傳統，強調修身、反求諸己、修身為本肯定是修己身而非他人之身，仁者愛人、義以正己、嚴于律己、寬以待人、政者正也、正己正人等都是中國傳統講求私德和個人修養的基本精神。生活實踐也告訴我們，由品德好的人組成的家庭、單位，關系一般比較和諧，矛盾比較少，這有利于家庭穩定、事業發展。古代中國由于實行君主專制制度，加之對君主的制度約束又比較少，因此，君主個人私德或者個體品德的好壞往往成為政治成敗、社會是否清明的關鍵，所謂“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之說即是強調君主的個體品德對國家興亡的重要性。所以，中國歷史上長期具有盼明君賢臣的傳統，雖然不同于今天重視外在制度監督的政治制度，卻也反映出中國人長期以來對私德的重視。對于普通人來說也是如此，立身為本，一個人要成事，先要做好人，一個品德不好的人，人們不僅不會信任他，而且也不愿與之交往?！爸袊鴤鹘y社會的道德建設總體上是由個人的私德涵養和家庭道德建設支撐著的?！保?1］從以上歷史經驗來看，私德或者個人品德實在是道德生活的根本與基礎。

西方的倫理學傳統最初也是重視個體美德的，亞里士多德被看作西方倫理學的創始人，其著作《尼各馬可倫理學》主要探討的是人的美德，其重視美德的傳統被視作“亞里士多德傳統”。這一傳統的要旨就是強調以“行為者”即以人的完整性作為道德選擇和評價的最后根據，這實際上就是強調個體品德在生活中的始基性、根源性和重要性。自啟蒙運動以來，近代西方基于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認為社會不能給人們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否則就是一種精神專制，因此，使人們走向“自我完善”甚至“成圣成賢”的美德傳統受到漠視，只要求人們有符合社會秩序的“正確的行動”。同時，在倫理學理論上也出現了各種規范倫理學的設計，可歷史已經證明這種規范倫理的設計之間充滿著矛盾和沖突，不僅不能保證人們行動的正確，在道德生活中也不能給人們提出完善的要求，僅是一種“底線倫理”，這在某種意義上，是把道德降為法律，甚至有人公開主張道德法律化，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取消了道德。道德如果失去了指引人們追求至善的價值引領作用，僅僅變成一些行動的規約，就會成為無價值根基和向善目標的戒律，這也許就是西方近代規范倫理學失敗原因之所在。正是基于對這一情況的反思，20 世紀50 年代末，西方倫理學界形成了所謂的“美德倫理學運動”，重新呼吁回歸重視美德的“亞里士多德傳統”，體現了對完整的人的美德或者個體品德的重視。

2.注重培育個體品德是對現代中國道德建設偏頗的糾正

公德、私德概念的分殊區隔源自梁啟超先生寫的《新民說》一書，他為了區分這兩個概念，先寫了《論公德》一文，最初的動機是想批評中國人自私和缺乏公共意識，這是他對當時國民性反思的結果，也是他的重要訴求之一，即“新民”必須是有公德之人，舊民只知有束身寡過的私德，卻不知有公德，“知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1］（P65）?！肮轮竽康?，既在利群，而萬千條理即由是生焉?！保?］（P66）這是他對甲午海戰中國戰敗、保種強國時代危局反思的結果，是對日本強調社會公德經驗的借鑒，也是對當時學術界普遍所持中國人比較自私且缺乏公共精神流行觀點的吸納。之后兩年，梁啟超先生又寫了《論私德》一文，認為公德還是離不開私德，甚至認為公德與私德只是一個相對的分析概念，私德實為公德之基礎?！肮抡咚降轮埔?，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是故欲鑄國民，必惟培養個人之私德為第一義；欲從事于鑄國民者，必以自培養其個人之私德為第一義”［1］（P197）?？梢哉f，梁啟超先生的認識較前更趨于科學合理。

在梁啟超力倡公德之后，中國近現代的歷史背景和時代需要并沒有多少改變。救亡圖存衍化為革命，無論是國內革命戰爭，還是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都需要革命組織和政黨用傳統公的意識與公德來動員其追奉者為民族國家或黨派的利益獻身，這成為壯大革命組織、開展革命斗爭的重要思想武器。這種思想，首先要求黨員向黨效忠，再而要求民眾遵從黨所設定的目標，以此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在這種大公觀念的影響下，我們所謂的公德長期以來被看作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道德、階級道德。中國共產黨執掌全國政權以后，實際上仍直接把這種革命道德延續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道德及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道德。我們雖然已經取得了政權，但仍延續了戰爭時期道德的動員、凝聚、教化功能，在道德的價值取向上特別重視國家和社會整體的需要和利益，并且立足于國家和政黨的需要對民眾提出了一些合政治與道德為一體的規范要求，即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五愛”為全體國民公德，并以政協綱領和國家憲法的形式加以確定、宣示與教化。但在這樣一個幅員遼闊又具有深遠道德文化傳統的大國，民眾的道德生活不可能僅憑五條政治道德原則來指導，道德要為政治服務，但道德也要指導民眾的日常生活，這也是它的主要功能。當代中國建設“公民道德”，而“公民”實際上是一個法權概念，即具有一個國家國籍并享受相應權利、履行相應義務的人，那么“公民道德”也就是在守法層面上，能夠履行社會基本道德義務的人，相當于筆者曾撰文指出的“常人”之德、中人之性，實際上它的要求是低于“君子”道德層次的，更是低于圣賢層次的。這種偏向導致現代中國在道德建設中較長一段時間不太重視個人品德和私德的培育。有的學者就認為道德建設的缺失原因之一在于“以國家道德替代公德，侵蝕私德”，應該“繼承傳統儒家優秀的道德傳統，加強個體的私德培養”［12］。當然，我們在此強調私德建設的重要性，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否認現代社會對社會公德建設的重視?，F代生活公共性日益增強，陌生人交往日益增多，因此要重視私德與公德的辯證統一，克服僅重視社會公德或者國家政治道德，而忽視個體品德或者私德建設的偏頻?！皞€人品德建設是當今中國道德建設的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保?3］其不僅是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完善，也是一切道德建設的根基，不能轉化為個人品德的一切道德建設，都只是空中樓閣而已，這是因為一切道德建設都要以個人作為道德主體，個體也是家庭、職業、社會公德的承擔者與體現者，個人品德的好壞嚴重地制約著公共道德的建設。梁啟超早就說過：“斷無私德濁下，而公德可以襲取者?！保?4］（P12）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曾深刻地指出：“私德不講究的人，每每就是成為妨礙公德的人，所以一個人私德更是要緊，私德更是公德的要本”，因此，一定要“把自己的私德建立起來，建筑起‘人格長城’來”［15］（P724）。有學者認為，在當代中國公民道德建設中，私德具有更根本的意義，這是因為“公德是外在的社會道德規范，受客觀的社會關系的制約，體現著社會整體的利益，而私德則始終與個人的道德認識、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等相聯系，反映著個人對公民道德的認識與心理態度，是個人內在的德性。外在的公民道德規范只有內化為個人的德性才能發揮其作用”［13］?！拔覈F實生活中出現的種種不道德現象，大多不是由于社會道德失范，而是與公民的私欲惡性膨脹、德性缺失密切相關?！保?3］這種觀點非常有啟發性，啟發我們在當前的公民道德建設中一定要重視個人品德或者私德的培育。

3.注重培育個體品德有利于提升中華民族特別是干部的道德素質

私德或者個體品德是有道德之人的素質，是人格的主體基礎，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只有加強每個人的個人品德或者私德建設，才能為全民族道德素質整體提升奠定堅實基礎。因此，在當代道德建設中不僅要重視公民政治道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道德建設，還要重視個體品德培育。

完善的道德結構必然是私德與公德的統一，長期不重視個體品德培育，必然會影響中華民族道德素質的提升。有調查顯示，大多數人認為雖然時下社會倫理狀況不佳，但自身道德尚好。言下之意就是別人道德都不好，唯獨自己有好的道德，試想如果每個人都有好的道德，那么為什么由個體組成和交往的倫理關系卻不佳，這不是自相矛盾的嗎？一部分國人在出境游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大聲喧嘩、不愛護環境、不遵守公德規范等問題表面上看是公德的缺失，實際上卻暴露出某些國人自身道德修養不好、個體品德較差的本質。中國國力的增強，使文化自信心大大增強，但要提高中華文明的世界影響力，恢復和弘揚“禮儀之邦”的文明形象，就必須依靠社會不斷地進行道德教育，加強個體品德修養。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讓世界各國人民尊重中國人，才能真正從精神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古代社會，士農工商四民都比較重視自己的私德，士即知識分子，作為四民之首，更是非常重視自己的私德修養，對全民作出“厚德載物”之示范引領。在現代社會，知識、地位都并不等于私德、素質和品位。私德是公德的基礎，從近代有留學制度以來，以前很多人都是自覺學成歸國報效，而現在很多人都是學成而不歸，甚至為外國服務。有些人在國內天天大談愛國主義，卻將家人和財產轉移到國外，這些現象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長期缺乏“私德”的培育。章太炎先生說：“吾于是知優于私德者亦必優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無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較然明矣?！保?6］（P288）從日常生活小事來看，即使是一些高等學校教師集中居住的社區，也常常存在亂扔垃圾、不認真做垃圾分類的問題，這種行為本身表面上涉及公共環境衛生的公德內容，但實質上卻反映了某些人不能在小事上做到儒家之“慎獨”，即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不能做到為小善而拒小惡?？梢?，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道德素質的目標依舊任重而道遠。

公德固然重要，但如果忽視了個體品德或私德的培育，重公德輕私德，就會出現很多社會問題，也不利于黨員干部道德素質的培養。如由于個體品德的缺失，某些人表面唱高調，私下卻生活糜爛、個人修養極差。習近平在2018 年兩會上提出的“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就要求干部必須明確政治之大德，守社會之公德，嚴格培育修養自己的私德。明大德是根本，有統率之功；守公德是規制，具保障之力；嚴私德是基礎，成動力之源。這三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學術界有學者將明大德主要闡發為對黨忠誠，守公德主要是用權為民，嚴私德是強化操守，并將嚴私德的具體要求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對待家庭要修其家廉，二是對待親情要修其黨性，三是對待友情要修其原則，四是對待子女要修其美德［17］。這種概括闡發是非常準確的。習近平總書記2014 年3 月9 日在參加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安徽代表團審議時的講話中提出“三嚴三實”，即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做到“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又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18］?！皣?以 修身”“嚴以律己”講的都是私德?？梢娮⒅貍€人品德或者私德培育，必將有利于提高干部道德素質，必會贏得人民群眾的尊重與信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