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倫理傳統與儒家道德記憶

韓玉勝

道德記憶是向玉喬教授提出的一個頗具原創性的倫理學學術范疇，集中體現了向教授近十幾年來在倫理學領域的道德思考和研究心得。目前，《道德記憶》這本專著已經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該著作深入、系統地闡釋了“道德記憶”的理論內涵、基本觀點、主要范式以及展現形式等關鍵問題。這是一部能夠給倫理學研究者帶來思想啟發和學術思考的經典之作，筆者感受最為深刻的一點是，向玉喬教授以“道德記憶”為視角對人類社會道德生活以及倫理傳統進行了生動而形象的詮釋。他認為，“道德記憶”指的是“人類記憶思維活動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是人類道德生活經歷在腦海里留下的印記或印象”［1］（P31-32）?？梢哉f，道德記憶是人類倫理道德生活得以承續的關鍵精神因素，寄托了人類過一種可能道德生活的精神訴求。筆者擬以儒家倫理傳統與儒家道德記憶為題，立足道德記憶這一學術范疇來探討儒家倫理傳統的敘事邏輯及其現代性轉化問題。

一、慧命賡續與傳統儒家的道德記憶

人們一般將孔子視為儒家創立者或者將儒家起源追溯到以孔子為代表的學派，但儒家思想來源并非全部為孔子“前無古人”的空前獨創，亦不是孔子“后無來者”的絕后獨學，而是一個慧命賡續、傳承發展的文化歷史傳統。從歷史來看，孔子在中國古代文明演進過程中扮演著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橋梁作用，他既“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承繼先前的美德政治理念以及禮樂文明制度，又開創了一套致力于君子儒、圣人儒的修齊治平的思想傳統。儒家思想傳統的一個顯明特征就是重倫理、講道德。蔡元培先生說：“我國以儒家為倫理學之大宗。而儒家，則一切精神界科學，悉以倫理為范圍”［2］（P1），儒家傳承發展了一個一以貫之的慧命賡續的倫理傳統。

儒家倫理傳統得以賡續的手段是道德記憶。儒家構建道德記憶、延續倫理傳統的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構建道統以樹立倫理信念?！暗澜y”指的是儒家傳道的脈絡和系統，這一概念最早由韓愈系統提出，“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3］（P4）。其實，道統意識是儒家一以貫之的精神傳統，它是以堯舜之道、周孔之道、孔孟之道為主體的歷經后儒不斷演繹的慧命相續的動態記憶系統，儒家所說的“道統”從本質上而言就是“德統”，主要傳承和記憶儒家所信奉的倫理信念。二是詮釋經典以承載嘉言懿行。經典指的是那些具有典范性、權威性的經久不衰之作，“一個能夠傳承久遠的文化傳統必然包含著一個經典內核，具有一套經典的體系，而這套經典體系也決定了這個學派的主要特質和性格……儒家所傳承的以‘五經’或者‘六經’為核心的經典體系，不是一家一派的、一個宗教的經典，而是一種文明的經典，即中華文明的經典”［4］（P159-162）。儒家通過對儒學經典體系的詮釋將嘉言懿行不斷傳承與發展，以強化儒家的倫理認同與道德記憶，并通過經典學習與傳頌來達到“溫故而知新”的道德記憶效果。三是知行合一以強化倫理實踐。儒家重視歷史意識、闡釋倫理問題、強化道德記憶不純粹是為了理論闡釋，儒家學者傳承“道統”的道德記憶活動最終是要付諸現實生活中的道德實踐，“人類進行道德記憶活動，不僅是為了通過回憶的方式使自己的道德生活經歷在腦海里再現出來，而且是為了通過回憶的方式使自己的道德生活經歷為現在和未來的道德生活提供經驗與教訓”［1］（P62）。因此，儒家通過傳承道統、詮釋經典、知行合一等方式使得這一頗具道德色彩的思想傳統不斷延續，乃至為整個中國文明史增添了濃重的道德記憶。

從倫理學原理的角度來看，儒家的道德記憶與對倫理和道德二者關系的理解密切相關。倫理與道德是兩個既相互區別又密切關聯的概念，倫理指的是人類社會生活中長期形成的那些約定俗成的倫理關系（倫）及其所應遵循的道理（理），道德則體現了人類通過實踐理性把握“‘倫’—‘理’”的自覺程度。道德記憶是人類實踐理性把握客觀倫理關系的重要方式，行為主體只有自覺認可某種倫理關系，發自內心遵從其中的道理，自覺自愿去記憶這種倫—理，才能真正將其轉化為相應的道德行為。儒家尤其強調道德記憶與倫理關系的密切關聯，試圖通過強化道德記憶來維護人倫關系。比如，父子關系是儒家特別重視的人倫關系，它所蘊含的“理”就是父慈子孝，這是人類在長期社會實踐過程中形成并為人們所認同和遵循的倫—理。在儒家看來，父子關系具有賦予生命、傳承生命這么重要的意義，人們應該好好地去記憶和善待這一倫理關系。為此，儒家圍繞“孝”設置了一系列健全的禮制體系來增強道德記憶。儒家的“孝”包括養、敬、安、卒四個難度逐漸增加的階段（“養敬安卒次第難”），《禮記·祭義》說：“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泵献诱f：“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保ā睹献印るx婁下》）那么，儒家為什么特別強調給父母送終、祭祀是難事、大事呢？這是因為，父母在世尚有來日以當面盡孝，這是天經地義，或許算不上難事、大事；然父母去世后，躬身事親只剩歸途，盡孝之事難以從容應對，而且隨著時間流逝很容易被淡忘?；谶@種認知，儒家提出“三年之喪”“追養繼孝”“慎終追遠”等一系列旨在增強孝之道德記憶的理念，試圖通過喪祭之禮營造一種“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倫理信念，“孝子通過誠心齋戒全身心投入祭祀儀式之中，借助想象力量與逝者產生超時空的情感互動，以此來祭奠祖先，追思往事，內心銘記祖輩德行與教誨，并努力踐行使之成為薪火相傳的精神信念”［5］，以此達到增強道德記憶的功效。在儒家那里，倫理為道德立法，道德為倫理正名，倫理關系規定道德記憶，道德記憶強化倫理關系。

道德記憶可以分為個體道德記憶與集體道德記憶，“個體道德記憶是關于個體道德生活經歷的記憶”［1］（P212），“集體道德記憶是關于集體道德生活經歷的記憶”［1］（P216），這兩種道德記憶方式有所區別但又緊密相連。在個體道德層面，儒家道德記憶表現為一種對人性的道德期許與自我道德實現，就是通過行為主體的道德修養讓自身達到“人之為人”的應然狀態，過一種合乎倫理的生活方式。儒家倫理以人性為基礎開辟了兩條殊途同歸的自我實現路徑：第一條就是孟子以“性善論”為基礎的“加法”路徑，他認為人的道德實現就是要“推己及人”“擴充善端”，人性的自我實現是一個善行的積累過程；第二種是荀子以“性惡論”為基礎的“減法路徑”，荀子認為應當通過“化性起偽”“隆禮重法”來制約人性之惡，用禮儀和法則來規約人性。孟子講性善，荀子言性惡，前者重在正向引導，后者側重防患未然，最終都是引導人向善，即均充分肯定人向善的能力和趨勢，人皆具備自我實現的道德能力。也就是說，在儒家看來，人的道德實現主要依靠人自身的道德努力，即不斷學習和領悟先賢修身立德的道德經驗以增強自身向善的道德能力，通過不斷實踐將其轉化為自身較為穩固的道德記憶以構成主體向善的精神品質。在集體道德層面，儒家道德記憶表現為對德化社會秩序的不懈追求。作為一種積極入世之學，儒家道德修養不僅是一種獨善其身的精神追求，也有兼濟天下的社會情懷。比如，儒家在家族內部流傳的家訓家風、“以成吾里仁之美”的鄉規民約、致力于王道理想的政治訴求，這些都是儒家在參與公共生活中表現出來的集體道德記憶，就是對于集體生活和諧有序的道德化追求。

需要注意的是，儒家的個體道德記憶與集體道德記憶緊密相連，個體道德記憶是集體道德記憶的根基，集體道德記憶是個體道德記憶的延伸。在儒家那里，個體道德記憶嘗試建構一種合乎倫理道德的心靈秩序，集體道德記憶嘗試建構一種合乎倫理道德的社會秩序。心靈秩序就是人類通過意識或者意念形成的一種內在的、和諧的秩序，在儒家看來，心靈秩序與社會秩序是統一的，心靈秩序有條不紊，社會秩序才會井然有序，只有人內心道德上的普遍認同才能形成外在化的一種有序的社會秩序。儒家試圖將道德的功能發揮到最大普遍性，就是希望無論從人的內心，還是從外在社會秩序的維持，都能夠通過一個統一的標準、理念，將仁義道德從人的思想貫徹到人的行為，進而貫徹到整個社會的秩序。儒家通過道德把整個社會，無論是人心還是社會秩序都能夠整合起來，試圖以道德來整合社會秩序的意識非常強烈，甚至將仁愛的道德之心嘗試推廣到自然萬物，將自然萬物視為命運共同體。這就是天人合一、“民胞物與”、親親—仁民—愛物的思維邏輯。

因此，道德記憶是儒家慧命賡續的倫理傳統得以延續的精神力量。它不僅使得儒家倫理精神不斷歷經傳承、發展、演繹而形成了體系完備的理論形態，更使得儒家倫理以文化心理的社會形式引導著人們的道德實踐活動。

二、道德教化：儒家倫理傳統的道德記憶方式

儒家倫理傳統得以延續的道德記憶方式是道德教化，儒家通過開展道德教化的形式把儒家倫理價值觀念根植和深化于行為者內心，進而轉化為行為者自覺的道德行動力量。所謂教化，就是教育、感化，這是儒家尤為推崇的一種教育形式，即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是讓學習者簡單學習記憶文化知識，更重要在于讓他們學習記憶倫理道德，讓人們在潛移默化的學習過程中通過過去的道德記憶來變化氣質、涵養德性。

恪守角色記憶與定位道德責任。儒家闡釋倫理道德立足于人生在世的現實社會，以“入世”“在世”的態度審視人的道德生活，儒家認為人在所處的社會中所扮演的各種特定角色以及約定俗成的各種關系樣態決定了他們所應承擔的道德責任，這就是倫以及“倫”所規定的“理”。這些特定角色又不完全孤立，而是通過社會關系緊密聯系在一起，角色呈現為關系，進而決定責任，角色、關系與責任在儒家那里一脈相承、融為一體。著名漢學家安樂哲將儒家倫理稱之為“角色倫理”，他說：“在儒家思想之中，這些特殊角色不僅僅是我們關系的表述，它們也具有指示性，示意著家庭與社會角色本身含有的規范意義，向我們指明恰當作為的方向?！保?］（P1）儒家的道德規范不是理論論證的邏輯結論，而是由于人所扮演社會角色決定的一種社會事實，是對人的存在狀態以及社會關系的實踐經驗的記憶傳承與自覺認可。

基于這種對經驗事實的認知與認可，儒家開展道德教化的首要目標就是要恪守角色記憶、定位道德責任，并努力將其上升為一種為人們所普遍遵循的社會化訴求。所謂角色記憶就是指行為者對自身扮演角色、所處社會關系的倫理認同與實踐傳承，這也是儒家一以貫之的道德訴求。身處禮崩樂壞時代的孔子周游列國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正名”，要正名分、明貴賤、別善惡、治綱紀，讓人們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關系?！墩撜Z》中記載了很多孔子批評魯國大夫孟孫、季孫和叔孫三家僭越的事例。比如，《論語·八佾》中記載，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孔子看來，三家的所作所為是以大夫身份僭越禮制，不具有倫理合法性，《雍》本是天子祭祀祖先完畢后撤席時所唱的詩篇、八佾本是天子所應享用的舞樂等級，名分混亂導致的嚴重后果就是名不正、言不順，甚至出現臣弒君、子弒父的禍亂現象。孟子也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保ā睹献印る墓稀罚┧?，“教以人倫”是儒家教化的首要目標，人倫不存無異于禽獸肆虐，恪守人倫角色是人之為人的基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儒家看來，忘記人倫底線與界限最終必將造成角色失位、社會動亂。因此，儒家自始至終的一個倫理信念就是要守護那些約定俗成的倫理角色及其倫理關系，儒家道德教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強化人們對于各自所應扮演倫理角色的道德記憶，以此定位所應承擔的道德責任。

塑造榜樣記憶與開展教化示范。儒家開展道德教化活動的一個關鍵因素是道德榜樣，其為個體道德修養以及整個社會移風易俗起到了示范與引領作用。道德示范是儒家倫理的一大特色，“儒家倫理看重的，不是去制定這樣那樣的規則、規范，而是強調在道德生活中樹立榜樣”［7］（P89），“更多傾向于‘示范’而非‘規范’，‘教化’而非‘命令’，‘引導’而非‘強制’”［7］（P79），“道德基于人心，成于示范教育與自我修養”［7］（P80）。從這個意義上講，儒家倫理可稱之為一種示范倫理學，示范的前提是塑造可以起到垂身示范作用的道德榜樣。道德榜樣不是為行為者確立道德規則，其更多地屬于美德倫理學的范疇。道德榜樣讓人們將一定的美德觀念熔鑄到思想行為當中轉化為較為穩固的道德記憶，使之成為人們自覺向善的精神力量。

一是君子修身之道與自我道德修養。儒家所說的道德榜樣主要指的是圣人和君子，但圣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境界一般人很難達到，君子成為儒家倫理中實操性較強的人格范型?！叭寮乙允ト藶槟繕嗽O置了基于人性本善的道德本體，以君子鍛造了修身養性的成德之路”［8］（P51），儒家的圣人主要提供方向性引導，君子則是有據可循、有方可達的道德榜樣。此外，儒家還推崇具有某些具體道德品行的賢人、仁者、智者等道德榜樣，認為這些道德榜樣在自我修養方面都起到了“師者”的表率作用，引調他們的嘉言懿行是人們提高自我道德修養不可或缺的道德經驗，值得我們不斷去記憶和踐行。

二是開展場域教化與群體道德示范。儒家道德教化的示范性還表現在一些集體性活動，通過在一定場域內讓人們集體參與教化活動實現教化目的。中國古代有著名目繁多的教化活動，有國家層面的圣諭、圣言，有社會層面的鄉約、社規、社學，家族層面的族規、族約、家訓。場域教化的目的主要有兩個：其一，彰善，對一些值得贊揚的善舉進行公開表彰，將其確立為一定社群或者地域范圍內的道德榜樣以供人們效法；其二，懲惡，對違反約定俗成倫理道德的惡行進行公開譴責，通過批評這些反面典型達到引以為戒的效果。當然，儒家道德教化獎罰的依據不是律法，而是借助社會輿論來揚善抑惡以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儒家這些具有教化意義的集體活動就是以共同體的名義來見證和記憶道德，以道德記憶來引領社會風俗。道德記憶記錄和儲存了人類歷史上的優良傳統，并使之不斷反復、實踐和更新，推動類人道德生活的進步。

通過實踐道德記憶達到知行合一。道德記憶是關于道德實踐和道德行為的記憶，“人類道德生活最后總要通過一定的道德實踐和道德行為表現出來，這不僅折射出人類的道德實踐和道德行為能力，而且反映道德作為一種實踐理性而存在的根本特征”［1］（P34）。從這個意義上說，道德記憶絕不是純粹的理論表達，它承載的是人類過去最值得記憶的道德實踐和道德行為，并蘊含著要求人們將其傳承發展的實踐訴求，“人類在漫長道德生活中留下的道德記憶為我們在當下向往、追求和踐行道德提供了歷史合法性和合理性資源”［1］（P35）。但無論道德記憶多么美好，只有將其付諸實踐行動，轉化為當下人們的實際道德行動，才是真正發揮了道德記憶的橋梁作用。

道德記憶的實踐特質在儒家表現得尤為明顯。儒家不刻意追求道德規則的完美設計，更多考察行為者的道德品性養成，強調在道德實踐中做到知行合一。王陽明對知行合一關系有過經典表述：“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元來只是一個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契但著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卻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涂，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保?］（P222）即是說，王陽明的良知之教“肯定了良知是每個人成圣的內在根據，同時也突出了人的道德的主體性和道德主體的內在完滿性”［10］（P21-22），但知行合一是陽明心學的精髓所在。隨著陽明學的廣泛傳播，陽明后學逐漸偏離了王陽明的心學宗旨，“其人多能以赤手縛龍蛇”（《明儒學案·泰州學派》），王艮甚至提出“滿大街都是圣人”這一論斷。陽明后學對王陽明致良知學說傳播影響力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使人們充分認識到自身的道德能動作用，但也因過度強調成圣的現成性而忽視了功夫修養，淪落為只知圣人之名卻不踐行圣人之實，這也是陽明后學逐漸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儒家那里，知行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學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9］（P14）。因此，雖然儒家充分肯認古代先賢的道德經驗應該并且可以被記憶，但明確指出這些道德經驗并非僅靠理論記憶就能發揮作用，道德記憶最終是為了道德踐行，記憶道德最終是為了踐行道德，道德記憶在儒家看來不是一個理論問題，更重要的意義在于躬身實踐。

總的來看，道德教化是儒家倫理傳統的道德記憶方式，儒家通過道德教化來守護角色記憶與定位道德責任、塑造榜樣記憶與開展教化示范，通過實踐道德記憶達到知行合一。

三、珍惜儒家道德記憶，傳承發展儒家優秀倫理傳統

作為一個擁有兩千多年歷史、以倫理道德為特色的思想文化傳統，儒家給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中國人的思想行為烙上了深刻的道德記憶，現在依然深刻影響著當代人的道德生活。珍惜儒家道德記憶、傳承發展儒家優秀倫理傳統是一個富有時代意義的重要話題。

儒家倫理傳統的現代性遭遇。儒家自誕生以來就不乏批評與非議，先秦道家、墨家、法家對儒家尤其儒家倫理道德觀念均有不同程度的批評，而后一直到明清之際都有對其質疑與批判，但儒家作為主流文化形態的地位未曾動搖。對儒家造成致命打擊的是，近代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社會性質的根本轉變，儒家自此喪失了以往輝煌，甚至淪落為無處安放的“游魂”。儒家文化的現代轉化是當今中國必須解決的時代命題?，F代性社會至少給儒家提出如下兩個挑戰：

第一，現代理性祛魅對儒家美德倫理的解構?，F代社會的精神內核是對神圣性事物與事件的祛魅，它是以啟蒙理性和工具理性來衡量傳統價值的現代意義，在倫理道德領域表現為“規范倫理”優于“美德倫理”，甚至“底線倫理”優于“美德倫理”。人們的道德觀念更多時候停留于遵守基本的道德規則，不愿意付出更多的道德熱情去追求美德而成為一個道德榜樣。加之現代社會生活復雜性造成諸多“好人不得好報”的道德現象，美德倫理在現代社會的生存危機更加突出。但塑造人格與追求美德恰是儒家倫理的關注焦點，儒家在“先立乎其大”處著眼，認為只要道德人格確立起來，人們自然不會違法亂紀，自然符合社會的道德規則。如此，就會造成人們感覺儒家道德要求過高，無力為之而不愿去承受這些道德記憶。

第二，大數據時代對儒家道德教化的挑戰。大數據已成為人們道德生活不可回避的時代潮流，人們獲得道德信息與形成道德記憶的途徑更加快捷便利，數字化與圖像化、影視化相結合構成的道德信息因其具體、形象、生動而更具吸引力，“在大數據時代，人類刻寫道德記憶的大量工作可以通過數據處理的方式來進行，道德記憶也能夠借助有效的數據處理方式而得到長久保存”［1］（P272）。較之那些形成于傳統社會的儒家道德記憶，大數據形成的道德記憶更容易被人們接受，也就更容易參與到人們實際的道德活動當中，甚至人們很大程度上會依據這些數據道德作為評判社會道德現象的標準。如此，就會容易造成儒家道德記憶在現代社會逐漸被邊緣化的傾向，如果不能找到適合現代社會的有效教化形式，這些歷經千年的道德記憶極易被淡忘。

珍惜儒家道德記憶。儒家所倡導的這些看似要求過高的理想主義道德記憶在現代社會是否真的毫無價值可言？一般來說，道德記憶承載了人類值得保存的道德智慧，“道德記憶如同一間儲物倉庫，存放已經發生的善惡事實，后人則根據時代的需要，有選擇地從倉庫拾取素材來建構新時代的善惡價值體系”［1］（P268）。道德記憶的大部分內容是人類對于美好道德生活實踐和向往的精神結晶，它的理想特質自然不可避免。儒家道德記憶也不例外。我們認為，為儒家道德理想主義進行辯護和守護是非常必要的，很多時候不是道德標準過高或者過于理想，而是人們的心態決定了不愿意去身體力行，只想追求符合基本規則的安逸，不想過多付出贏得美德。

儒家的道德記憶是成就人之道德品性的美德記憶，它內在蘊含的向善信念和從善決心的道德要求，對于我們如今應對現代性社會存在的道德無力、道德冷漠等現象有重要意義，儒家道德記憶值得我們去捍衛和堅守，因為“道德記憶是人類應該世代傳承的珍貴財富，更是推動人類不斷向善、求善和行善的強大動力。珍惜道德記憶，追求崇高道德，這是人之為人所應有的道德修為、道德品質和道德境界”［1］（P273）。比如，上文提到的大數據時代造成對儒家道德記憶的挑戰正好可以證明，“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如果我們不想成為道德譴責的對象，那么唯一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服從道德的要求，過合乎道德的生活”［1］（P273）。儒家道德記憶能夠為我們與現代性道德困境進行抗爭提供有益借鑒，值得我們去珍惜。

傳承發展儒家優秀倫理傳統。珍惜儒家道德記憶，就要傳承發展儒家優秀倫理傳統，將那些對人們現代社會生活依然有借鑒價值的倫理傳統傳承發展下去。實際上，道德記憶在倫理傳統中扮演著“連接人類道德生活的過去和現在的橋梁或紐帶”［1］（P35）的角色，道德記憶的存在使得倫理傳統得以存在和延續?！暗赖掠洃洸粌H使人類堅持不懈地過道德生活的努力具有歷史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礎，而且使道德規范能夠在人類社會生生不息、綿延不絕。因為有道德記憶，人類才擁有了源遠流長的道德文化傳統，并且形成了尊重和繼承優秀道德文化傳統的美德?！保?］（P117）儒家為現代社會留下了許多優良道德記憶，值得我們去繼承和發展。比如，在家庭領域，“重視家訓家風建設是古代中國家庭的優良傳統，因而我們就擁有了很多珍貴的家庭道德記憶?；诩矣柤绎L而建構的家庭道德記憶是每一個家庭的歷史根基”［1］（P151）。中國傳統家訓的內容主要是儒家倫理道德，其對當代家風家教建設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比如，在當代中國鄉村社會，一些地區就出現了較為嚴重的“道德失憶癥”——它“是指鄉村在其現代化過程中，由于對在過去的歷史空間中所經歷與擁有的道德生活經歷和道德文化傳統的‘遺忘’而形成的一種負面社會道德現象。就我國而言，鄉村道德失憶癥主要表現為鄉民們對傳統孝道等優秀鄉村道德文化傳統的‘遺忘’”［1］（P191）。我國實行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推進鄉風民風建設，中國傳統鄉村地區那些淳樸的道德文化傳統是可以利用的重要的思想資源。當然，傳承發展儒家優秀倫理傳統并不是簡單把過去的倫理道德原封不動地照搬出來，而是將它留傳的道德記憶與時代精神相結合，實現其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總的來看，道德記憶是一個立意高遠、形象生動、涉面甚廣、兼具理論與現實關懷的創造性學術范疇?；谶@一學術范疇，我們可以從一個嶄新視角考察儒家倫理傳統。不僅如此，這一范疇對于我們當今如何開展倫理學研究也啟發了深刻的學術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