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視域下新型鄉村德治建構的若干問題

姜 珂

引言

“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脫貧攻堅取得勝利后，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這是‘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保?］這意味著未來的“三農”工作將持續面臨“兩大挑戰”，即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如何應對“兩大挑戰”，將是對鄉村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一次全新檢測。創新鄉村治理方式、提高鄉村善治水平為新時代鄉村治理勾勒出了新的圖景，而鄉村善治作為一項長期工程顯然承擔著更高的價值，那就是給予農民美好生活向往溫暖的觀照。置于哲學的語境中，善治富有濃重的倫理底色，這就使得鄉村德治成為“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的柔性基礎。所謂在朝美政、在鄉美俗，德治自古而今在我國鄉村治理的藍圖中占據著關鍵一席。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鄉村結構的特殊性使得村落天然具有倫理共同體的特質，諸如一村之人總會延續共同的偏好、旨趣、生活方式，共享記憶、習俗、文化等；另一方面在于傳統禮治的解體、人倫道德的崩壞、質樸鄉風的消失、風俗文化的斷裂等問題已成為制約鄉村現代化轉向的隱形枷鎖。故此，探索新型鄉村德治的價值與重構，既是對提升鄉村善治在實踐維度的作為，亦是對實現鄉村振興在現實和理論維度的呼應。

一、新型鄉村德治建構的重大意義

人無德不立，國無德不興。故此，新發展階段黨全面領導“三農”工作需要以鄉村德治為“發力點”。新型鄉村德治既為實現鄉村振興輸出了厚重的倫理支持，又為保障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與銜接城鄉一體化發展搭建了隱性橋梁，并最終為推進農村治理能力現代化與精神文明建設奠定了堅實根基。

1.新型鄉村德治的建構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倫理保障

2021 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保?］脫貧攻堅戰役的全面勝利預示著在新發展階段中國將步入后脫貧時代。但是，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這意味著相對貧困、返貧等問題將成為未來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征途中的新挑戰。然而，“農村的相對貧困和各項資本的相對短缺并不完全是由資源和資本決定的，而是與村落本身有著莫大的關聯，諸如鄉村文化、人倫關系，村民心態等”［3］。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擺脫貧困的首要意義并不是物質上的脫貧，而是擺脫意識和思路的貧困……落后的思想不根除，即使暫時擺脫貧困也有可能再次返貧?！保?］（P170-171）鄉村似乎早已不再是田園牧歌的世外桃源，而是淪為了野蠻生長的“思想荒漠”。思想貧困、精神貧困既是演繹貧困問題的表征，也是造成人類貧困的根源。在昔日的扶貧工作中，村民的“等、靠、要”問題一直以來都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最大難題；這些暫時被壓抑的、缺乏主體意識的貧困群體，亦是來日構成返貧危機的最大隱患。20世紀初，在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斗爭中，梁漱溟等學者將鄉村視作立國之本，并且掀起了鄉村自救運動、鄉村建設運動。雖然鄉村建設運動在當時并不是一條通路，但是思想貧困、文化貧困等理念卻得到了學界關注?！啊雀灰?，有何加焉？’曰‘教之’?！保ā墩撜Z·子路》）唯其如此，一個國家方能實現“善人為邦百年”（《論語·子路》）的宏志。毋庸諱言，若想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思想貧困、精神貧困問題，則需要充分發揮新型鄉村德治的教化力。

2.新型鄉村德治的建構是確保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道義支撐

當我們談及現代化之時，不得不面對一個略微悲觀的現實，那就是現代化帶來了城鄉之間的差距。學者汪民安一針見血地指出：“‘現代’一詞，意味著現在與過去的斷裂?！保?］（P3）這種“斷裂”顯然不僅僅是地理維度的阻隔，而是制度、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元維度的差異。在以城市為核心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村、農民似乎一度淪為“歷史的棄兒”。為了消弭城鄉差異帶來的“后患”，黨的十八大第一次提出了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的重要思想；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至此，在一系列的惠農政策下，農民的生活狀況出現了劇烈翻轉，具體表現為農民“種田不交稅，上學不付費，看病不太貴，養老不發愁”［6］（P127）。但潛藏在城鄉之間的隔閡并未消失，農民融入城市依舊會面臨來自文化落差的隱形阻力。高速的現代化進程不僅顛倒了城鄉的位次，亦使原本驕傲的鄉村文化蒙上“落后”的塵埃，鄉村文化逐漸隨著鄉村體制、鄉村結構的嬗變而變遷，隨著鄉村同質化、鄉村敗落而凋敝。有學者將改革開放后四十多年間城鄉格局的變動劃分為三個階段，即：“1978—2002 年，城鄉對立階段鄉村文化的衰落；2002—2012 年，城鄉統籌階段鄉村文化的變異；2012 年至今，城鄉融合發展的鄉村文化的自覺?！保?］在衰落期，傳統的行為方式、“禮治”規范、價值信仰被沖擊，鄉村文化隱匿在現代化的進程之中；在變異期，“以城統鄉”的大背景下，鄉村文化被城市文化同質化、庸俗化、扭曲化；在自覺期，要喚醒鄉村文化自覺，增強鄉村文化自信，重塑鄉村文化。恰如儒學思想所推崇的“文以載道”“為政以德”，“文”與“德”之間天然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毋庸諱言，若想賦予村民對生活的價值感、快樂感、幸福感，賦予鄉村文化新色彩、新生機、新靈魂，則需要充分發揮新型鄉村德治的感召力。

3.新型鄉村德治的建構是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韌性根基

2021 年中央一號文件表明，將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作為黨對“三農”工作全面領導的著力點，要“推動形成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2］。新發展階段的農村不是完美的、理想化的，而是充滿了矛盾沖突、充斥著混沌失序。加強新發展階段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既是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也是農民提高自身素質、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客觀需要。老子曾辯證地感嘆：“大道廢，有仁義?！保ā兜赖陆洝罚┓从^當下，之所以要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是因為農村在步入21 世紀這個經濟發展“歷史最好時期”后，農業生產大幅度提升、農民生活大幅度改善、農村基礎建設大幅度完善；與此同時，卻反差性地出現了農村鄉風失調、農村社會失序等問題，例如社會道德滑坡、過度人情往來、村霸與宗族惡勢力出現等。造成鄉村精神文明落寞的因素是極為復雜的，例如傳統規則意識的消解：在傳統“熟人社會”村落中，村民之間彼此相熟，依“禮”而治，重規矩、尊傳統；處于“半熟人社會”的現代農村既留存了傳統村落的人情負擔，又消解了對規矩、傳統的普遍尊重與信仰，以至于會出現老年人自殺率飆高、鉆制度空子“搭便車”、缺乏集體意識、無序競爭等問題。又比如消費主義的沖擊：當市場經濟顛覆了傳統農本位的價值自信，較量攀比的非理性訴求在村民的內心躍躍欲試，鋪張浪費的人情往來、彩禮支出、婚喪豪擲以及超出經濟能力的蓋房建房、購置機動車，甚至聚眾賭博等非理性消費問題亦隨之在鄉村此起彼伏。鄉村的“喪魂落魄”使其無法承載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大量農村青年人義無反顧地離開鄉村，“回歸故里”則成為退而求其次的無奈之舉。毋庸諱言，若想重塑規則意識，重整村民陋習，重振鄉村風貌，需要充分發揮新型鄉村德治的調節力。

二、新型鄉村德治建構的應有視域

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以德為政，方能眾星拱之。德治作為理性的國家治理手段，在我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根基。然而，德治模式并非一成不變，其作為上層建筑會隨著社會結構和社會體制的顛覆而轉型。

1.借鑒古代鄉村德治模式的合理成果

依“禮”而治是古代鄉村德治的底色。自秦朝以降，大一統專制皇權的政權格局得以確立。帝王作為金字塔頂端的權力擁有者，其絕對權力在廣袤的“天下”中是有限度的，它沒有辦法滲透到傳統社會的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這正是“皇權不下縣”的現實境遇?；蕶嚯m然并不直接參與村落的治理，但鄉村絕非權力真空的“盲區”，依“禮”而治的傳統使得鄉村能夠在皇權的掌控下穩定運轉。何為“禮”呢？“禮是社會公認合式的行為規范……是合式的路子，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性的服膺于傳統的習慣?！保?］（P52-55）置于古代鄉村的歷史框架中，所謂禮，無論是鄉賢所掌握的“規范知識”，還是家族所遵循的倫常規范，抑或是村落中的鄉規民約等，皆是傳統儒家思想的延續和轉化。禮治的運行貼合了古代鄉村的社會結構。在傳統中國，家是最基礎、最穩固的構成要件。在“家—天下”的等級格局下，傳統的家戶具有復合的職能，它既是基本的“社會單位”，也是繳納賦稅的“經濟單位”，還是肩承義務的“政治責任單位”。家戶職能的復雜性催生了家族成員對家的強烈認同感、依賴感和責任感，這就塑造了家戶、家族自我治理與自我約束的能力，家族內部各成員遵循著諸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倫常禮法。家戶穩固，國家“不僅能夠獲得財政、兵役，而且能夠獲得秩序和忠誠”［6］（P27）。正所謂“家齊”方能“國治”。古代鄉村在“以儒為禮”統攝下，家戶內部可自我管理，家族糾紛可由“家長”裁決，這就是古代鄉村的德治模式。

2.汲取近代鄉村德治模式的內在價值

思想改造是近代鄉村德治的歸宿。塞繆爾·亨廷頓曾直白地將農村比作現代化變革中的“鐘擺”，這一略帶滑稽的比喻揭示了農民群體內生的兩面性，那就是農民往往既保守又革命，故此“一個處在現代化之中的國家的政府的穩定，端賴它在農村推行改革的能力”［9］（P311）。正因如此，近代中國在現代化的變革中，無論是清末時期的變法還是民國時期的運動，農村改革皆為戰略性要點，是謂之“得農村者得天下”。而在近代農村改革的實踐中，“中國鄉村德治理論和實踐活動的核心指向是改造舊的國民性”［10］。深入歷史維度觀瞻，便能透析改造國民性的合理性。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曾這樣描述：“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保?1］（P607）這種解體，不僅是舊制度的解體，更是傳統理念的坍塌。為了在支離破碎的現代化進程中探尋出路，“改造舊的國民意識”有了更為具象的表達，即改造農民的小農意識。小農意識不僅在于資本之“小”，更在于格局之“小”。恰如學者王露璐所釋義，傳統小農為“耕種‘小’塊土地的生產方式；缺少市場交換和人際交往的生產關系；自私狹隘、自由散漫的道德意識”［12］（P59）。誠然，小農意識并非沒有可取之處，其成就了傳統農民純潔質樸、樂天安命的人格。但是在近代中國由傳統邁入現代的改革中，小農意識則不可避免地被視作落伍的“殘羹”。對于小農意識的改造問題，近代諸多學者和革命家皆做出了各種努力，諸如：米氏兄弟在河北翟城，推行日式教育新風，開辦育正學堂；晏陽初在河北定縣，推行“平民教育”，使鄉民形成初具現代性的“智識力”“生產力”“團結力”；梁漱溟力推文化改造，并以“文改”為基礎推行鄉村自救、鄉村改造運動等。

思想改造雖初現于民國，但至新中國成立初期仍持續發力。毛澤東曾感嘆：“最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保?3］（P11）所謂教育農民，不僅僅是在知識層面提升農民文化素養，更是在意識形態層面破除封建思維的桎梏。彼時的鄉村德治在實踐維度延續了近代“破舊立新”的方法，通過對農民進行教育，使傳統的、舊的、落后的思想被摒棄，社會主義的、新的、進步的思想被根植。具體的教育方式是多元化的，既有常規的學校教育，也有相應的宣傳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還有包括了樣板戲、故事會等的文化教育。通過這種以“改造”為主旋律的德治方式，獲得了土地的農民在對集體經濟、公有制經濟產生認同感的基礎上，逐漸萌發了現代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的意識。近代鄉村在“破舊立新”的思潮下，農民的小農意識面臨改造，傳統習俗面臨更迭，這就是近代鄉村的德治模式。

3.融合現代鄉村德治模式的成熟經驗

由傳統禮治轉向“德法相濟”是現代鄉村德治的依憑。費孝通先生在談及傳統鄉村的治理問題時曾大膽地論證：“這是個‘無法’的社會……但是‘無法’并不影響這社會的秩序，因為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保?］（P52）“禮”是村民們內化于心的規則，是傳統鄉村人際交往最基本的遵循。在傳統的村落中，村民們遇到糾紛往往會依“禮”而自行裁決，訴求法律則被視為有失體面。因此，傳統的鄉土社會是“有禮”而“無訟”的社會。新中國成立后，在確立了以保障人民主權為本的憲法的基礎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逐步落成，法治得以從城市延伸到農村，“送法下鄉”亦成為現實?，F代鄉村不再是雞犬相聞的“熟人社會”，而是彼此并不完全相熟的“半熟人社會”，這一根本性的變革無疑使得傳統的禮治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現代的法治能夠把傳統的禮治取而代之。延承制度經濟學的理念，非正式制度“以傳統倫理文化為基礎，以風俗、習慣等為表現形式，以社會輿論等非強制性手段保證實施”［14］，與正式制度同為構建人類制度框架的核心要素。這恰恰與當今現實不謀而合，處在轉型中的現代鄉村依舊對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執念”，村民仍然對傳統的文化、規則和習慣有著天然的依戀和認同。村民對于非正式制度過度認同會造成法治的“缺失”，這在民法領域尤為顯著，故此就需要德治去填補法治的被動“缺席”。需要注意的是，鄉村德治并非對傳統禮治的單向復歸，它是對傳統禮治的創造性轉化、繼承與實踐。

由家長治理轉向能人治理是現代鄉村德治的動能。鄉村自治是以村民為主體的治理方式，農民能夠對村莊事物進行自我管理、教育和服務，并自發實現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傳統村落的自治以家戶為邏輯起點，傳統小農或以自身為生產經營單位進行自我管理，或以血緣為紐帶在家族內部進行統一管理。在傳統倫常的約束下，家庭或者家族中的大家長成為“天然的權力者”，對家族成員進行分工、教化和管理?，F代鄉村早已打破了家族聚合的邊界，鄉村基層治理不再拘泥于傳統的“家長治理”，而是轉化為現代的“能人治理”。所謂“能人治理”，是指有能力的人通過選舉成為村委成員，管理整個村莊的運行。然而，被選舉出來的基層治理者可能既不具有普遍的家族權威，也不具有實際的行政權力，能否取信于村民，不僅取決于他們的治理能力，還取決于他們的“道德能力”?！暗赖履芰Α币蠡鶎又卫碚卟粌H要有高尚的修養，還要有自我約束的意識，更要有將村民和村落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格局?；鶎又卫碚呶ㄓ凶龅健耙缘路恕薄暗虏偶鎮洹?，方能獲得村民的信任和尊重；有了村民的認同，基層治理者才能夠引導村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激發他們內生的自覺性和責任感。

由傳統鄉賢治理轉為新鄉賢治理是現代鄉村德治的生機。鄉賢參與治理自古就是鄉村德治的重要環節。在傳統社會，鄉賢權威確保了古代鄉村能夠在“禮”的規制下平穩運行。伴隨著大一統的專制皇權的政治格局確立，傳統鄉賢隨之出現，其作為皇權的代理人，在鄉村治理領域形成與皇權上下分治的格局。在處理村落事務時，傳統鄉賢的影響力不在于其是否掌握政權，而在于其后天形成的權威。后天權威的構成既來自年齡和經驗匯聚的長老權力，也來自知識和教育匯聚的“知識特權”，而且“知識特權”是形成傳統鄉賢權威的最重要因素。這里的“知識”并非能辨五谷的“自然知識”，而是通曉“禮”“義”“信”的“規范知識”。依照孟子對于社會分工的觀點：“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保ā睹献印る墓稀罚┱蛉绱?，掌握“規范知識”的傳統鄉賢，就成了具有制裁權的代理人，參與裁決鄉里事務，保障鄉村作為共同體的整體利益。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新鄉賢治理獲得了更加寬廣的平臺。他們不再是拘泥于政壇的“特權階層”，既可以是體制內的鄉鎮領導干部、優秀黨員、退休干部等“為官者”，也可以是體制外的經濟能人、私營企業創業者、種養殖能手、文人學者等“新精英”，以多元化的角色參與鄉村治理、投身鄉村建設、振興鄉村文化?，F代鄉村在“三治融合”的框架下，法治的缺失得以彌補，村民的主體意識得到喚醒，這就是現代鄉村的德治模式。

三、新型鄉村德治建構的主要內容

新型鄉村德治的建構整體上應立足當代中國鄉村發展的具體實情，瞄準全面提升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在繼承中國傳統鄉村德治模式、近現代鄉村建設經驗，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和新農村建設的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及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德文明為基本遵循，啟迪全體村民的倫理覺悟和道德良知，培育孝親敬老、愛家愛國、崇義尚禮、勤勞節儉、質樸誠信、善待自然、敦風化俗的鄉村倫理文明。

1.中華傳統德治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當代鄉村在現代化的洗禮下，既充滿了對現代性的向往，也留存了對傳統的依戀，這與鄉村自身獨特的社會屬性不無關聯。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文化的精髓，是道德建設的不竭源泉。如馬克思所言：“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保?5］（P669）故此，新型鄉村德治的高質量重構，并非現代與傳統的決裂，而是對傳統鄉村德治的繼承、延伸與升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孕育了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國人民崇高的價值追求，要以禮敬自豪的態度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統鄉村德治以儒學為“禮”之本源，當代鄉村德治亦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善治之源泉。在理念維度，充分發掘傳統善治的理論資源，對孝悌愛親、重義守信、勤儉持家、和諧共濟等優質理念進行新的詮釋與弘揚；在制度維度，保留部分傳統的自治組織，如紅白理事會、議事會等；在實施維度，尊重與保護鄉村有價值的傳統節日、習俗等。

2.善治為民的價值導向

國家要發展，農村必須發展；國家要富強，農民必須富裕。故此，新型鄉村德治要以農為本，讓農村和諧文明，讓農民安居樂業。中國共產黨一直將為億萬農民謀幸福作為重要使命。新中國成立之后，為了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愿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與探索，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亦隨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經歷了由農村互助組、農村合作社、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時期到家庭承包經營、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新時期的蝶變。20 世紀末，家庭經營的慣性歷經數度反彈，最終沖破了公社體制的壁壘。杜潤生先生曾這樣評價公社體制的局限性：它“背離了農業生物學的特性，使農民疏遠土地，無從建立持久不衰的勞動興趣和責任感，從而影響他們的生產積極性”［16］（P98）。這與部分學者的觀點不謀而合，即家庭才是中國農村的本源和底色。因此20 世紀80 年代后，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開辟了一系列圍繞家庭經營、鄉村自治的經營模式和治理模式。隨著村民自治重新“登場”，鄉村德治具有了再次演繹的空間。相較于往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鄉村的變化是日新月異的，此變化體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活、城鄉關系、村民需求等多重維度，這就對作為上層建筑的德治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新型鄉村德治不僅要與鄉村自治法治相互建構，更要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相互成就。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要在實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時，注重發揮好德治的作用，推動禮儀之邦、優秀傳統文化和法治社會建設相輔相成。要繼續進行這方面的探索和創新，并不斷總結推廣?！保?7］（P137）中國共產黨推行新型鄉村德治的最終歸宿，是使農民能夠過上更好的生活。因此，要在“善治為民”的理念下，讓農民的意識逐漸由傳統轉向進步，讓鄉村的面貌逐漸由落后轉向興旺。

3.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價值聚合與引領

誠然，家戶制是鄉村的底色和基礎，但家庭經營亦有局限性。小規模的孤立經營固然在傳統時期能夠實現農戶自給自足的質樸訴求，卻無法承載現代化浪潮中農民對于美好生活的期待。故此，把單個家庭整合起來的農村社區將成為新發展階段農村建設的主流。所謂農村社區，其功能是“解決農村社會生活問題……建立家庭之間的社會聯系，實現對分散孤立的家庭社會的社會整合”［6］（P114）。農村社區的建構基于農民根本訴求的變化，即農民對于公共資源的需求越來越高，諸如公共服務、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公共文化等。這一變化暗示著現代農民正在逐漸褪去傳統小農的“舊衣”，并開始用更加理性的方式應對現實世界。顯而易見，其對新型鄉村德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重塑現代農民的共同價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型鄉村德治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是凝聚中國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礎；屬于“社會意識范疇……是由一定社會崇尚和倡導的思想理論、理想信念、道德準則、精神風尚等因素構成的”［18］（P13）。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一方面，可以凝聚現代農民的價值共識，強化現代農民的道德認同，做到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使其不僅具有公共需求，還能具有公共精神；另一方面，可以彌合城鄉之間的文化落差，讓農民既能保有“鄉愁”，也能立足城市。具體到實踐中：在理念維度，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念引入鄉村道德體系，引領鄉村文化建設，引導鄉村傳統文化“雙創”；在實施維度，堅持貫穿結合融入，落細落小落實，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鄉村的培育、踐行與弘揚，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能夠滲透進入鄉村日常生活，成為現代村民日用而不覺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

四、新型鄉村德治建構的實踐路徑

鄉村德治有著高度復合的架構，它既是理念維度的善治之念，亦是方法維度的規則之治；不僅如此，它還需要傳統鄉土倫理作為歷史之源。故而，建構新型鄉村德治，既需要從理念與方法向度進行多重探索，還需要完成傳統與現代的合理對接。

1.村規民約之規訓：教化鄉里，規約比鄰

中國幅員遼闊的地理特性造就了中國鄉村的復雜性，村落之間的差異不僅于宏觀維度體現在南方與北方的巨大分疏，也于微觀維度體現在家族、宗族等自然村落的聚合。這就使得以統一的道德模式去規范所有村落猶如天方夜譚。如何在普遍的道德準則下構建具有差異性的道德規范，是當代鄉村的德治必須面對的挑戰。美國學者羅伯特·芮德菲爾德曾以大傳統和小傳統的概念來厘定社會文化生活中存在的兩種不同層次的傳統。所謂大傳統是社會精英所代表的文化，由學堂或廟堂培育而出；所謂小傳統是普通市民、鄉民所代表的文化，由民眾自發萌生而出。大傳統與小傳統像是“兩條思想與行動之河流；他們雖然各有各的河道，但彼此卻常常相互溢進和溢出對方的河道”［19］（P97）?；氐街袊l村，無論在舊時與當代，皆存在著大小傳統之間的分野與融合。而村規民約，就是當下流轉在村落中的小傳統，是“活”在村民心中的規范倫常。顯然，村規民約是回應這一挑戰的最佳選擇，它在當代鄉村德治中蘊藏著強大的生命力。一方面，作為小傳統的村規民約，既承接了大傳統的普遍價值，不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理念相互抵牾；又具有獨特地方色彩，天然獲得村民情感、良心、心理的認同。另一方面，作為小傳統的村規民約具有教化、規約的隱性功能，其可以輔助維持鄉村社會秩序，調節鄰里矛盾糾紛，約束村民言行舉止，勸誡民眾向上向善。

2.鄉賢治村之引導：以德服人，以技樹人

偉大時代呼喚偉大精神，崇高事業需要榜樣引領。鄉賢作為國家權力與鄉村之間的“緩沖帶”，歷來就承擔著“承上接下”的治村之責，諸如秦漢時期的“鄉三老”制度、明朝初期的“申明亭”制度、明清時期的“保甲”制度等，皆為歷代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方式。新鄉賢作為鄉村風尚的引領者，鄉村文化的傳承者，仍然可以利用其影響力提升鄉村德治。一方面，新發展階段的新鄉賢是“半熟人社會”的模范，可以“克己修身”，發揮示范引導作用。無論是傳統鄉賢還是新鄉賢，“賢”是他們共同的品質。新鄉賢具有“重善”的品質，“克己復禮”方為“仁愛”，有“仁愛”之德，故而“人恒愛之”“人恒敬之”；新鄉賢具有“重義”的情懷，既能“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又能“立人”“達人”，施恩與眾；新鄉賢具有“重突破”的精神，既有“自強不息”的魄力，又有“知行合一”的毅力。固然新發展階段的農村處在“半熟人社會”的人際結構中，但新鄉賢仍然是眾所周知的“人物”，是村民仰望和效仿的對象，具有示范性的影響力。在新鄉賢“重善”“重義”“重突破”示范影響下，村民可以激發出“向善”“向好”“向上”的源動力。另一方面，新發展階段的新鄉賢是德才兼備的綜合人才，可以教化村民，提升村民的綜合素質。新鄉賢除了具有“賢”的品質，還具有專業的技能。因此，新鄉賢的教化能力既體現在“以德勸人”的道德能力，更體現在“以技樹人”的專業能力。無論是本土鄉賢、“離土”鄉賢抑或“歸土”鄉賢，都應當具有傳“技”于鄉里的氣魄，將專業的技術、知識、方法帶給村民，豐富村民生活，打開村民視野，擴寬村民格局。

3.家風家法之潤澤：家和族睦，愛教有道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道德養成的起點?，F代化的變革并沒有褪去農村家戶制的底色，也沒有割斷村民對于家族的本能依賴，家庭跨越了傳統與現代的時間洪流，成了國家治理永恒的基礎構成單元。正所謂天下之本在家，一家仁而后一國興仁，有了家庭內部的和諧有序，才能有國家運轉的興旺昌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家風好，就能家道興盛、和順美滿……廣大家庭都要弘揚優良家風，以千千萬萬家庭的好家風支持起全社會的好風氣?！保?0］在中國農村，家風是一個家庭“長期積淀而成并傳承數代的風尚和作風，是家庭或家族成員共同遵守的價值觀念、道德情操、行為規范乃至人生情趣的集中體現”［18］（P88）。傳承優質家風，既是對鄉村文化的特殊表達，也是對鄉村德治的特殊呈現。一方面，家風家法是一種家庭“法律”，維持了一個家庭的和諧運轉。例如，南北朝時期的《顏氏家訓》在“序致”中開宗明義地表達了編寫家訓的目的，即“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規物范世也，業已整齊門內，提撕子孫”［21］（P116），并在《教子》《兄弟》《治家》等篇章明確了族人為人行事的標準規范。又如，宋朝時期的《袁氏世范》之《睦親》篇確立了族人處理父子關系、兄弟關系、親戚關系以及嫁娶和治家等問題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家風家法作為一種家庭教育，塑造了一個家族的道德秉性。如三國時期王昶所著的《誡子書》就勸誡族人要擁有“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21］（P81）的謙讓品格，“耳可得而聞而口不可得而言”的慎言品格，“行成于內而名著于外”的修內品格。又如，《顏氏家訓》在《教子》《慕賢》《勉學》等篇章皆教育族人要懂得慎言慎行，勤學重思。這些優質的家風家法理念讓家庭成員相互影響、共同提高，并在為家庭謀幸福、為他人送溫暖、為社會做貢獻的教化中提升村民的精神境界，優化村落的風貌風尚。需要注意的是，要對傳統家風中的等級尊卑、性別歧視等落后思想以及封建糟粕始終保持警惕心。

4.儀式展演之感召：禮俗相交，同心同德

深入觀察鄉村生活的細枝末節，便不難感知村民精神世界的空虛與無奈?，F代化的改革為農村帶來了高樓公路，為農民帶來了豐富物質資源，與此同時也將原本存在于城市的焦慮、壓力、空虛等“精神疾病”輸送到農村。之于農民，一方面他們的文化需求、精神需求隨著物質生活的完備而日益漸增；另一方面傳統鄉村的公共性文化隨著鄉村社會格局的變化而逐漸消解。這一結構性沖突，使得鄉村生活黯然失色，也使得村民丟掉了“鄉愁”。較之城市，公共性文化在鄉村承擔著更為特殊的角色。法國學者莫里斯曾探討了集體記憶與集體行為的關聯，他認為“存在著一個所謂的集體記憶和記憶的社會框架……我們的個體思想將置身于這些框架內，并匯入到能夠進行回憶的記憶中去”［22］（P69）。集體記憶不僅是碎片化的時間回憶，還承載了一個群體共享與傳承的共同情感、價值觀念；集體記憶并非留守在過去，而是能夠以典禮性、儀式性的形式為載體再現，并發揮出規訓群體的權威力量。借由集體記憶的概念再次觀察中國鄉村，便能發現傳統的公共性文化諸如廟會、民俗節日、祭祀活動等是一個村落集體記憶的具象載體，它勾連著歷史的回憶與舊時的道德記憶，能夠喚起村民對于村落的歸屬感與認同感。筆者曾對位于江蘇省連云港市的MS 村進行走訪考察，該村將每年農歷三月初三定為“孝善節”。在這一天，MS 村會延續傳統的方式舉行盛大的祭祀、慶?；顒?，通過大量的傳統戲劇、節目傳達孝善理念，在為村民消災祈福、提供歡愉的同時感召村民要常葆孝善之心。傳統的儀式、節日比如MS 村的“孝善節”，在當代鄉村德治中仍能發揮余熱。它填補了鄉村公共性文化的缺失，使村民生活獲得意義感；它喚起了村民的集體記憶，使鄉村文化重現生機；它引導著村民向上向善，使鄉村風貌再現風采。

結語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也在農村。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廣大農民謀幸福視作重要使命。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廣大黨員同無產階級與農民群眾團結一致，建立了魚水情深的緊密聯系；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完成了土地改革，使農民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運，成了自己的主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率先在農村拉開改革開放的大幕，持續推進農村全面深化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將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組織推進了人類歷史上規?？涨?、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脫貧攻堅戰，創造了9899 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 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 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的中國奇跡［23］（P1）。鄉村是中國的命脈根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篇章。故此，農村作為現代化進程中的“穩定器”與“蓄水池”，在新發展階段仍具有不可忽視的現實價值。在新發展階段全面推進新型鄉村德治的高質量建構，不僅是對鄉村善治體系的完善，對新發展理念的補充，更是對鄉村振興的助力，對人民美好生活愿景的勾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