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中國經濟年鑒》編輯運營及啟示

徐佳佳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江西 南昌 330000）

晚清年鑒作為西方工具書被引入中國。至20世紀30年代，中國年鑒已經逐漸根據社會發展和自身需要，形成具有本土特點的內容和運營機制。民國政府實業部編輯的《中國經濟年鑒》［1］的產生和發展不僅受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是統計學和年鑒學在晚清民國互鑒的結果。作為我國早期年鑒中的一部經典官修年鑒，其內容編輯和運營在官修年鑒中具有較強的代表性。透過對民國《中國經濟年鑒》個案的分析，可以進一步了解民國年鑒編輯出版和本土化過程，為當前官修年鑒的發展提供歷史經驗。

一、民國《中國經濟年鑒》產生背景

（一）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經濟危機與“統制經濟”的發展。南京國民政府1927年在形式上實現全國統一，并設立了實業部掌管全國經濟工作，推動社會經濟發展。但是受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及中國國內政局長期動蕩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中國民生凋敝，經濟秩序紊亂。時任實業部部長陳公博說，“（現階段的中國經濟）大規模的各種機械的生產固然談不到，就是一般的金融狀況亦極紊亂不堪，又年來的天災人禍，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國際資本主義的壓迫，中國的社會經濟更陷于危境”。［2］為了挽救瀕于崩潰的國民經濟，打開工作局面，實業部要求對全國經濟基本面有準確的了解。為此，實業部著手組織編纂《中國經濟年鑒》，對國內經濟情況進行摸底，并通過該年鑒警醒世人“實業部有鑒于此，爰編中國經濟年鑒一書，作懲前毖后之助”。［3］

對于中國經濟應該何去何從，當時南京國民政府內部多數人主張走“統制經濟”的發展道路。1932年，民國經濟學家羅敦偉從學者轉身成為國民政府實業部統計長。他在《中國統制經濟論》等書中表示，統制經濟是解決民族資本之凌亂散漫，社會秩序之紛亂無章，政治社會之變化莫測的一劑良方。為此，他投入大量精力開展《中國經濟年鑒》編纂工作，為實施“統制經濟”提供資料支撐。

除羅敦偉外，陳公博也認為“統制經濟是民族資本主義的唯一出路”。對于如何實現“統制經濟”，陳公博認為應當以客觀的調查資料為依據，編纂《中國經濟年鑒》則是搜集這些客觀調查資料的最好辦法。因此，自任實業部部長后，陳公博高度重視該年鑒的編纂工作，“我是現政府責任的一員，而且是主張統制經濟的，因此，自長實業部以來，對這個基本工作，非常重視。固然，因為環境與經濟的關系，不能立刻實行全國的總調查?？墒强傁朐诳赡芊秶鷥?，對于這個基本工作（編纂《中國經濟年鑒》）努力”。［4］至此，《中國經濟年鑒》的編輯出版工作上升為國民政府當局實施統制經濟政策的一項基礎工作。能夠為當局政府需要，借助行政力量推動工作，是《中國經濟年鑒》能夠短時間開展并完成的重要背景原因。

（二）統計學的傳播和統計工作的開展。晚清民國，統計學逐漸被引入中國，并對中國早期年鑒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盧靖等早期年鑒學者翻譯并引入中國的都是統計年鑒，如《新譯世界統計年鑒》《世界教育統計年鑒》等。盧靖認為晚清中國的落后就是文化的落后，沒有統計就是關鍵因素之一，“其所以不知比較之故，又豈不原于無統計”［5］。此后，圖表等統計類資料被廣泛運用于本土年鑒的編纂當中，成為本土年鑒的一個重要體例和編纂手段。到20世紀30年代，本土專業的統計年鑒大量出現，如1933年出版的《山西統計年鑒》和《河北統計年鑒》等。本土年鑒對統計理論的借鑒為《中國經濟年鑒》的內容設置提供了思路。以調查統計為基礎，編輯一本數據清晰、準確的年鑒成為《中國經濟年鑒》編輯部的共識，“而本部同仁，更認定調查統計為一切經濟建設的基礎工作，所以自始至終保持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努力地分任編纂”。［6］

隨著統計理論的廣泛傳播和使用，國民政府開始設置和完善各級統計機構，將統計工作納入政府日常工作中。國民政府主計處于1931年成立，作為中央統計部門，主計處成立之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統計法規和統計工作規范，包括明確統計機構的職能設定、人員的配置、統計方法、統計數據的收集標準等。主計處下設的統計局還會開展調查，推行統計方案，編制統計報告，為政府施政提供參考等。［7］除主計處統管全國統計工作外，民國政府各級機構都成立了統計部門，“中央各機關的統計組織最高者為統計處，僅有交通部與內政部設立之；其次為統計室，中央各機關大部分均設之。地方政府及其各機關的統計組織。各省或直屬于行政院的市政府設統計處，即統計長辦事處”。［8］民國政府統計機構的健全，為《中國經濟年鑒》搜集統計資料和數據提供了機構、人力、物力保障。

（三）民國時期本土年鑒的成熟。民國時期，中國已經開始自主出版本土年鑒。尤其是到20世紀30年代，伴隨中國近代出版業的進步，中國人自主編輯出版的年鑒種類、數量都出現大幅增長，年鑒業迎來發展的黃金十年。［9］根據對民國文獻數據庫中民國年鑒的統計，民國時期出版的年鑒已達1000余冊，出版時間大多集中在1930年至1937年，其中1935年到1936年達到高峰?？梢哉f民國時期的本土年鑒迎來第一次高潮。［10］在年鑒種類和數量大幅增長的同時，20世紀30年代社會各界對年鑒的認知不斷深化，年鑒理論研究水平也不斷提高。民國政府對年鑒的價值和作用就十分認可，如民國政府內政部編纂的《內政年鑒（1935）》序言中介紹“年鑒者，綜合一年來行政狀況，一一撮其大要，或列為圖表，以供現代之研究，而備后來之取鑒者也”［11］，十分肯定年鑒的作用。為此，民國政府出版了一批官修年鑒，如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經濟研究室編輯的《全國銀行年鑒》，民國政府財政部編輯的《財政年鑒》等。民國政府對年鑒的認可及前期編纂過程中積累的經驗都為《中國經濟年鑒》的編輯出版打下了基礎。陳公博在介紹該年鑒出版背景時就說到，“我們知道自本年鑒編纂以來，不僅各機關都努力工作，而且我國年鑒事業風起云涌”。［12］可以說，民國時期年鑒事業大規模的發展，為《中國經濟年鑒》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行業環境，打下了較為扎實的工作基礎。

二、民國《中國經濟年鑒》的主要內容及特征

（一）發展概況和主要內容?！吨袊洕觇b》由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主持編纂，上海商務印書館負責出版和銷售?！吨袊洕觇b》共出版了3冊，即《中國經濟年鑒》1934年卷，1935年卷，1936年卷?！吨袊洕觇b》雖然被命名為“經濟年鑒”，但其內容并沒有局限于金融、生產、消費等狹義經濟領域，而是囊括了與經濟相關的行政、人口、地理、土地等廣義經濟領域，“本年鑒系經濟年鑒，雖由實業部編纂，但內容并不限于本部管轄事務之范圍”［13］。3卷《中國經濟年鑒》內頁都較多，其中《中國經濟年鑒（1934）》有1500頁，《中國經濟年鑒（1935）》為1560頁，《中國經濟年鑒（1936）》為1093頁?！吨袊洕觇b》的印刷出版較為考究，《中國經濟年鑒》“四開本布面精裝，采用上等新聞紙印刷，三冊《中國經濟年鑒》共五千余冊”。［14］

此外，商務印書館在1934年還出版了一本《中國經濟年鑒》樣刊，內頁有55頁，簡要介紹了《中國經濟年鑒（1934）》的目錄、主要內容、廣告價目表和預訂消息。

（二）內容特征。

1.框架結構清晰，內容豐富?！吨袊洕觇b》采用章節目框架結構，目下設子目。有的章節層次比較多，會設置子子目，如《中國經濟年鑒（1935）》第一章為“經濟行政”，這一章分為“上編一般的”和“下編特殊的”?！吧暇帯惫苍O置了“實業行政之現狀”“土地行政之現狀”“水利行政之現狀”等八節，“下編”設置了“復興農村政策實施狀況”“首都建設之進行概括”“上海市建設之進行狀況”等七節。節下面設置了目，大部分目下面設置了子目，一些內容較多的子目下面還設置了子子目。如第一章“經濟行政”的“上篇一般的”設置了“實業行政之現狀”節，“實業行政之現狀”節設置了“農業行政”目，“農業行政”目下又設“促進農業改良”子目，這一子目下面又設了“農業推廣”等子子目。雖然層級比較多，但整體框架結構條分縷析，內容還是比較直觀的。

在這種框架下，3卷《中國經濟年鑒》根據行業屬性，橫排了17到20個不等章節，覆蓋了跟經濟有關的絕大多數行業。如《中國經濟年鑒（1935）》正文有二十章，還有兩個附錄“通訊專員一覽表”“書報介紹”。這二十章內容圍繞經濟，覆蓋“經濟行政、人口、財政、金融、土地、租佃制度、水利、國際貿易、物價及生活費、商業勞工、邊疆經濟”等方面?？梢哉f，《中國經濟年鑒》是記錄當時中國“財政經濟之現狀、國計民生之要圖”的唯一巨著［15］。

2.續編只錄新增內容，篇目設置靈活?！吨袊洕觇b》續編收錄內容范圍比較有特色，極少為保證篇目的完整性收錄回溯和其他重復內容，同一欄目只收錄當年新增的內容和數據?！吨袊洕觇b》編輯部堅持“我們并不像普通年鑒一回一回的將重要材料重復刊印，而加以新材料的補充?！磕甑男驴?，一律不與舊本重復，僅將得到的新材料加以編纂而力求與上年銜接”。［16］《中國經濟年鑒》續編之所以不收錄重復的內容，一方面是“為節省印刷的成本和增加讀者的購買力”［17］，另一方面則是出于對年鑒屬性的思考。按照中國經濟年鑒編纂委員會的構想，“編纂計劃以五年為一度的去周轉……到第六年才完全改編”。［18］他們認為該年鑒名義上是年鑒，但實際上是“一本中國經濟全志”，許多內容是“專家們數十年心血的結晶”，不可能每年都全部更新，五年間每年的年鑒只需收錄更新內容，合編五卷之后成為新的“中國經濟全志”。

《中國經濟年鑒》對內容收錄的創新，使該年鑒續編的篇目設置較靈活?！吨袊洕觇b》的編纂者并沒有要求每卷篇目保持一致，而是可以根據當時社會發展變化情況，以突出當年經濟工作的亮點為原則，靈活調整篇目設置。如“（《中國經濟年鑒（1935）》）比較第一回年鑒增加了五章。計土地，水利，合作，物價及生活費，邊疆經濟等，均獨立成章”。［19］一些當年成績不突出或者新材料較少的章節會被撤掉，一些成績多且資料豐富的內容會被升格為一章。如“第一回年鑒中的地理章及華僑經濟章因為新材料少，續編沒有加以補充。租佃制度章，第一回的材料，完全根據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十多年來的調查，本回開始編纂的時候，以為不容易獨立成章，原擬列為土地章中間一節。后來因喬啟明先生借重金陵大學多年的調查資料加以整理，不僅篇幅很多，而且其中的資料也非常珍貴，因此獨立成一章”。［20］這種做法顯示出該年鑒工作者對篇目的編排能夠從實際出發，并具有一定的創新，編纂手法逐漸成熟。

3.學術化的定位?！吨袊洕觇b》雖然是官修年鑒，且收錄了較多的政府機關提供的資料，但《中國經濟年鑒》并沒有因此降低其內容的研究價值，相反該年鑒大量的分析內容展現了較為明顯的學術化傾向。一是收錄較多學術論文和評論。如《中國經濟年鑒（1934）》中“人口”章收錄了較多的論文，如言心哲的《中國鄉村人口靜態之分析》，許世謹的《中國各大城市之出生率與死亡率》等。這些學術論文被收錄后，圍繞章節主題和內容的需要重新進行了刪節和編排，凸顯了年鑒的專業性和學術價值。二是采用學術視角和態度，論證嚴謹?！吨袊洕觇b》有大量針對法律條文和公文進行的分析，這些內容多由專家撰寫，闡釋問題的角度不同于公文和新聞報道，偏重于學術研究。如《中國經濟年鑒（1935）》在介紹蘇區土地政策時，并不僅限于記錄這一政策出臺的時間和適用群體、具體做法等信息，而是結合該政策出臺的背景及實施效果，著重探索其成功和失敗的原因及對當國民政府制定土地政策的啟發。同時，這些結論的得出，撰稿者是通過引經據典，帶著學術研究態度經過詳細論證得出的。同時，羅敦偉介紹《中國經濟年鑒（1934）》的編纂過程時，強調對于引文要一律添加注釋，“附注來源，已備閱讀者的參考，這是我們用學術態度去工作的第一點”，使得該年鑒在格式上更顯嚴謹。

4.善用圖表體例，文獻反復加工。受統計學影響，《中國經濟年鑒》采用了較多圖表，有的章節內容甚至就是圖表?！吨袊洕觇b（1934）》介紹“本刊以刊布全國各種經濟統計資料為主，內容計分十七大類，六百余萬言，除了小部分事實之敘述外，悉為統計數字圖表”。［21］縱觀《中國經濟年鑒》的文本，這里對統計圖表數量的表述略有夸張。因為雖然《中國經濟年鑒》廣泛運用了統計圖表，但《中國經濟年鑒》的文字部分仍比較多，它仍是一部綜合年鑒，不能算專業統計年鑒。但與同時期其他綜合年鑒相比，《中國經濟年鑒》對圖表的收錄和運用又是比較多的。而且這些圖表的種類比較豐富，有不同樣本的統計比較圖，如“新幣之化驗圖”［22］；如有年度數據比較圖，如“長江沿岸各地平均水位分析表”［23］等。這些表有的針對同一個對象，從不同角度進行比較；有的則列舉不同對象，分析他們的共同點，信息量都比較大。

同時，《中國經濟年鑒》使用的圖表除少部分直接引用自政府機構，大部分都是該年鑒編輯們二次加工編制的，如“茲將實業部最近核準增股之采礦權、小礦權、探礦權列表如下”，所列的表格內容就是該年鑒編輯根據政府機構上報的材料重新編制的。羅敦偉認為《中國經濟年鑒》“也不依樣畫葫蘆地去抄各官署的統計”，編輯年鑒“不是機械的把統計數字像流水賬似的刊布出來。差不多每一個表、圖，甚至于一個極小的數字，都經過編者一番審慎的工夫?！墒强偹惚M了把一切資料條理化、完整化、系統化的職責”。該年鑒編委會對來稿中的大量政府公文、法律條文、論文等一次文獻也較少直接照搬，一般都會進行細致的整理和分析，挖掘文獻的內在價值。而同時代出版的一些官修年鑒，如民國鐵道部編纂的《鐵道年鑒》就大量收錄了一次文獻，可見《中國經濟年鑒》在材料的使用上更加嚴謹和高效。

三、民國《中國經濟年鑒》的編輯運營

《中國經濟年鑒》形成上述鮮明的內容特征與其編輯運營機制有關。

（一）明確編輯思路，組建編輯團隊。羅敦偉認為《中國經濟年鑒》的編輯應該圍繞兩個目標，一是“希望能夠把一切已經調查所得到的數字加以整理，并且加以補充”［24］，如對人口、土地這類已有較多資料的內容，編纂中應著重整理、分類和分析；二是“使從事調查統計的機關，人員，能夠因為本年鑒的發刊，而增進調查統計的興趣與工作的效能”［25］，即通過編纂工作的開展提高統計的使用效率。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年鑒》的內容和讀者定位都是比較專業的。

為完成這個目標，實業部組建了一支由專家、學者和各級政府工作人員組成的編輯團隊。實業部成立了中國經濟年鑒編纂委員會來統籌編輯工作?！俺龑嵭?，分省調查工作，委國際貿易局何炳賢局長董其事外，同時成立經濟年鑒編纂委員會?！环矫鎻氖掠趯嶋H調查，一方面從事于統計數字的搜集”。［26］中國經濟年鑒編纂委員會按照工作內容，將工作人員分為三類：一是中國經濟年鑒編纂委員會主稿委員，這類成員多為有名望的專家學者或政府部門負責人；二是是編訂委員，主要負責組稿和修訂工作，這類人員大部分為各行業研究人員和學者；三是編輯，負責日常年鑒工作的校對、排版和聯絡工作。這部分工作人員主要為實業部和相關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除實業部和各級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的工作內容具有一定強制性外，相關專家學者的工作都屬于兼職性質。

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專家學者承擔了大量組稿編校工作。如《中國經濟年鑒（1934）》“水利”章，主稿委員為茅以升，編輯有鄭肇經、汪胡楨等5人，協助者為王庚，以行業專家和研究人員為主?？v觀《中國經濟年鑒（1934）》的《本年鑒各章編纂工作人員及機構一覽表》，專家學者和具有專業背景的政府工作人員數量非常多，這一安排保證了該年鑒內容的專業性。

此外，還有大量的社團、企業和個人為《中國經濟年鑒》提供資料，間接參與了編纂工作，“直接擔任編纂的雖然只有一百余人；可是全國各專家各大企業組織各關系乃至于各省市縣的公法團體，差不多都間接為我們努力?？峙抡f直接間接參加編纂的人員在萬人以上?！保?7］《中國經濟年鑒》的編纂隊伍是很龐大的。

（二）材料收集?！吨袊洕觇b》搜集材料主要有以下幾個途徑：1.機關單位供稿。這是《中國經濟年鑒》資料的主要來源。實業部會通過公文的形式，要求各政府機構按要求搜集和報送資料。這些資料有的是文字形式，有的是需要填寫的各類表格。如，1932年實業部就發函給湖南省建設廳，要求該廳匯同民政廳和財政廳，派員搜集《中國經濟年鑒》的部分資料。［28］1932年北平市政府下文要求公安局搜集和寄送《中國經濟年鑒》的資料給實業部，并按照要求填寫表格。［29］2.專家研究成果和其他收藏資料。在《中國經濟年鑒》的編纂過程中，編委會對專家已有的成果和私人收藏的一些文獻資料也很看重，并將其與官方資料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比如《中國經濟年鑒（1935）》就大量收錄了喬啟明收藏的調查資料。3.實地調查。實業部有時候還會直接派出通訊員對部門內容進行實地調查和核實。實業部特別安排了“實業建設兩廳，市政府社會局及本部附屬機關，每處指派一辦理統計人員為本年鑒的通訊專員，現下此項通訊專員已遍布全國”。但在《中國經濟年鑒》的編纂過程中，由于人手不足，實業部直接調查和核實內容并不多。但是中國經濟年鑒編委會十分看重這一渠道，羅敦偉介紹“實際調查工作，本來不屬年鑒的范圍，不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因此，對于幾件極基本的調查工作，定要在最短期間，設法促其實現”。［30］

（三）組稿編輯。對于搜集到的內容，編委會會分類寄給不同章節的主稿委員。主稿委員會對負責的章節內容進行重點把關，如果發現各章內容有重復和沖突之處“再交主稿委員斟酌修正之”［31］。中國經濟年鑒編委會對于來稿資料中的統計數據會重點核對。編委會收到稿件后會讓相關章節的機關工作人員初次核對統計數據，然后讓相應統計部門負責人再核對，“不過我們除開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分別加以核算，整理之外，而且個賬的數字都還請本部統計長辦公處重新核算過”。對私人收藏的材料和成果，編委會也會認真修改，并注明出處，“私家底統計或估計，只要是比較可靠的，我們差不多與官署的統計同等重視。而且一律附注來源，以備閱讀者的參考”，十分嚴謹。［32］

對于組稿編輯工作，編委會遵循兩個原則，一個是遵循客觀，力避主觀；另一個是審慎和細致。前一個原則要求編輯們對素材的選擇力求客觀，過于主觀的內容不用。后一個原則不僅要求編輯們仔細核對內容，減少差錯，減少有爭議的內容。比如《中國經濟年鑒（1935）》中對于東北四省內容的處理就較為謹慎，“自九一八事變以后東北四省事實上尚未收回，故關于該四省之經濟資料除摘要錄入外，其有關經濟行政者，暫付闕如”。［33］

（四）出版發行?！吨袊洕觇b》編纂運作的各項費用主要來自于實業部撥款，這部分經費主要用于購買一些辦公用品。羅敦偉介紹，“用費方面，也力求撙節，除文具紙張極少數參考書報外，很少開支”，參編人員實業部是沒有付稿酬和勞務費的，屬于“純盡義務”。［34］但隨著工作的推進，費用仍持續增加。1933年，實業部就要求審計部追加經費預算［35］，但實業部最后并沒有加追經費，《中國經濟年鑒》的經費是比較緊張的。因此，中國經濟年鑒編委會將印刷、出版和發行等工作交由上海商務印書館負責，經費也由該館承擔，“即印刷發行，也以友誼情商，請上海商務印刷館合作”。［36］

之所以選擇商務印書館合作，有三個考量：一是商務印書館主動要求合作，且愿意承擔印刷費。二是商務印書館實力雄厚。無論是出版的數量、種類還是質量以及運營能力，在20世紀30年代依然稱雄于當時的出版界。三是商務印書館有出版年鑒的經驗。商務印書館早已發現年鑒的價值和商機，且1924年2月出版了《中國年鑒》，并取得了商業成功。

因此，商務印書館在拿到書稿之后，很快就對《中國經濟年鑒》制定了商業化的出版運營思路。首先是開展廣告招商和圖書預訂工作，通過這兩項收入彌補印刷出版成本。根據《中國經濟年鑒》樣刊的記錄，在《中國經濟年鑒》上刊登廣告需要支付五百元至五十元不等的費用，具體費用視廣告刊登的位置和版面大小而定，“封底面，特等，全面，需支付五百元”［37］?！吨袊洕觇b》定價15元，提前預訂為10元，這個定價不低，因為1930年上海市民的人均月收入只有15到20元，《中國經濟年鑒》走的是精品化銷售策略。其次是借助商務印書館龐大的發行、銷售網絡開展銷售工作。商務印書館不僅在上海本地有銷售網點，在南京、九江、武昌、廈門、濟南、廣州、香港等30個城市還設有分館和銷售點。國內外的讀者不僅可以到這些分銷點直接購買，還可以通過郵局代購，購買渠道非常多。

商務印書館的營銷很成功，《中國經濟年鑒》的銷量可觀。1934年《中國經濟年鑒（1934）》在出版4個多月后就再版了，“以篇幅如此之多，售價與成本比較雖甚低廉，而以國人購買力而論，總不能不說是一部高價的書籍，竟能如此迅速的再版，實在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38］。

除了商業銷售，一些政府機構和組織也會主動認購一定數量的《中國經濟年鑒》。如民國浙江省民政廳就要求所轄各級機關，根據中國經濟年鑒編委會的要求，認購《中國經濟年鑒》。［39］這些為收回《中國經濟年鑒》的成本，擴大該年鑒的使用群體，促進本土年鑒的普及有一定作用。

（五）傳播與使用?！吨袊洕觇b》的編者們借助報刊等傳播媒介，通過刊登工作進度、出版消息、書評等各類消息通訊對該年鑒進行了傳播。民國時期，刊登這類內容的報刊大致有三類。第一類是政府公報類刊物。包括由民國政府機構主辦的各類公文公報，如《建設公報》《北平市市政公報》，主要刊登《中國經濟年鑒》的編輯進度和出版消息等。第二類是統計類專業報刊。如《經濟統計月志》《統計月報》等。這類報刊多為當時各級統計機構、學會所創辦，是探討統計工作和年鑒理論的專業刊物，受眾多為統計工作者和學者。第三類是大眾報刊。如《中國社會》《經濟周報》等。這類報刊多為報館、出版社和群團組織創辦，多將《中國經濟年鑒》視為科普讀物，內容介紹比較簡單。同時，民國一些刊物對《中國經濟年鑒》的主編羅敦偉進行了專訪，如《商務印書館出版周刊》刊登的《中國經濟年鑒編纂的經過及今后的計畫》［40］。這些都在客觀上對《中國經濟年鑒》進行了傳播。

廣泛的傳播促進了《中國經濟年鑒》的使用。該年鑒使用范圍大致有：1.教學?！吨袊洕觇b》被民國不少學校購買，并用作教科書被廣泛使用。如《安徽教育周刊》刊登《訓令第八七四號：令本廳所屬各機關：酌量認購中國經濟年鑒》［41］，介紹安徽省教育廳要求廳屬機關認購《中國經濟年鑒》，將其作為教科書。2.收藏。民國時期，一些高?；蛘哒畽C構的圖書館將《中國經濟年鑒》作為一種重要工具書，購買之后充實館藏。如《南開高中》刊登的《校聞：圖書館消息：新書：實業部中國經濟年鑒》［42］，介紹了南開高中圖書館購買《中國經濟年鑒》的情況。3.研究?！吨袊洕觇b》以其內容的專業性和權威性成為民國許多學者的研究對象。如《一周間（上海1934）》中刊登了《關于中國經濟年鑒金融章的探討》，文章對“金融章”進行了細致研究。4.日常生活參考?！吨袊洕觇b》中收錄了較多的法律條文和數據，被司法、勞保等行業廣泛參考。如1935年，上海一則勞資糾紛的解決過程中，對于勞資糾紛的原因進行分析的時候，就引用《中國經濟年鑒》的內容，“依照中國經濟年鑒二十四年續編所載，大致如下：A與團體交涉有關之勞資糾紛?！ㄈ┢渌??！保?3］

總體來說，《中國經濟年鑒》的編輯運營機制是較為成熟的，不僅編輯運營環節較為順暢，取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也比較好，這是同時代國內外年鑒中都是少有的。

四、四點啟示

通過對《中國經濟年鑒》內容特點和編輯運營機制的分析，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發。

（一）開展多學科對話，促進年鑒發展。分析《中國經濟年鑒》的發展過程，可以發現在我國早期年鑒的發展過程中，統計學扮演著重要的作用。統計無論是作為一種方法，還是一種理論，對民國本土年鑒的編纂產生了全面的影響。首先，早期年鑒學者翻譯和引入的主要年鑒種類就是統計年鑒。其次，大量年鑒廣泛采用統計圖表，并將統計作為一種研究工具廣泛運用于民國各類年鑒，甚至出現了本土的專業統計年鑒。而年鑒作為工具書，對記錄和傳播我國早期統計成果，推廣和普及統計理論，促進我國統計事業發展也起到了積極作用。兩者無論在內容，還是事業發展等方面都產生了互鑒。

除了與統計學，我國早期年鑒與新聞、編輯出版等學科也開展了廣泛的交流對話。近代新聞、編輯出版業的發展促進了年鑒的傳播，并通過讀者的反饋倒逼年鑒內容的調整，促進年鑒的本土化。而年鑒的發展，也為新聞業提供了新素材和內容，豐富了出版種類。民國時期，《申報》刊載了大量年鑒出版消息、評論，促進了年鑒的普及；而對年鑒的傳播，也為申報館豐富出版品種，出版《申報年鑒》提供了素材和思路。

可以說我國早期年鑒的快速發展與多學科的交流對話密不可分。但可惜的是，雖然年鑒和統計學一樣，都是晚清時期傳入中國，并在民國時期被廣泛傳播和使用，但與統計學在民國時期已經被高等教育體系認可，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不同，時至今日，年鑒學仍未真正建立起來。究其原因，與年鑒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忽視基礎理論建設，沒有構建完備的年鑒理論體系，較少繼續吸收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論有重要關系。因此，透過歷史經驗，我們應當積極、審慎地展開年鑒學與其他學科的跨學科對話，加快構建年鑒發展的基礎理論體系，推進年鑒學科的建設，為年鑒事業在當代的穩步發展提供理論支持。

（二）借助市場力量，促進官修年鑒發展。通過對《中國經濟年鑒》發展情況的分析，可知官修年鑒不僅可以依靠行政力量，還可以利用市場力量推動其發展?！吨袊洕觇b》雖然是民國實業部編纂的官修年鑒，但其在出版和發行方面并沒有重點依靠行政力量，而是借助商務印書館開展了商業化運營。

一直以來，學界對當代官修年鑒發展是否需要引進市場存在較大的爭議。部分學者認為官修年鑒作為政府機構主持編纂的工具書，讀者應當限定為政府工作人員和少數研究者，不需要通過市場化的營銷促進年鑒的發展，一部分學者還認為官修年鑒的市場化可能造成內容娛樂化，影響官修年鑒的權威性。但透過《中國經濟年鑒》發展的個案，我們可以發現良好的市場化運作，不僅沒有影響該年鑒的學術水準，還為該年鑒的出版提供了資金支持和平臺渠道，促進了該年鑒的傳播和使用。所以對于當前官修年鑒是否要借助市場力量，不能一味否定。如果編纂者對年鑒價值、作用、內容和質量有著較強的把控，對出版市場有充分的了解，那么借助市場的力量對年鑒進行營銷，未嘗不是促進當代年鑒傳播普及，解決當代年鑒“大而不強”利用率較低的一種可行辦法。

（三）重視年鑒人才，加快編輯團隊的組建。年鑒的編輯出版能否成功與是否擁有一個專業、廣泛的編輯團隊有重要關系。優秀的編輯團隊不僅能夠從微觀上保證年鑒的編輯質量，還能夠從宏觀上為年鑒發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吨袊洕觇b》擁有一個數量龐大、既專業又高效的編輯團隊，這樣不僅保證了該年鑒獲得較為全面的數據和內容，還可以保證內容編輯的專業和出版的及時高效。同時，這個編纂團隊對民國時期年鑒的發展趨勢有著較為敏銳的觀察，不僅充分利用了統計資料，還能夠根據自身的需要，制定內容偏重學術化的市場定位，讓該年鑒在出版市場脫穎而出。我國當前的年鑒發展，尤其是官修年鑒的發展恰是缺少這樣的編輯團隊，大多數官修年鑒的編輯團隊較少吸收各界專家作為成員，大多是由地方志工作機構中的年鑒處（年鑒社）工作人員完成，不僅人數少，而且缺乏對年鑒的發展缺乏廣闊的視野。而且官修年鑒中各機關報送的材料，也多由各單位的工作人員兼職完成，對內容的把關大多從公文的角度進行，缺乏年鑒編輯的專業視角。這些都是造成當代官修年鑒普遍內容不精、質量不高的原因。因此，借鑒《中國經濟年鑒》組建編輯團隊的經驗，加快當代年鑒人才培養，廣泛鼓勵各行業專家學者加入編纂隊伍，為當代年鑒提供專業保障，可以成為增強當前官修年鑒的專業性，促進當前官修年鑒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

（四）提高內容質量，樹立年鑒內容核心優勢。雖然是官修年鑒，但中國經濟年鑒編委會并沒有將該年鑒的編輯工作當做任務來敷衍和搪塞，而是一開始就樹立了編纂精品年鑒的意識，并制定了強化年鑒內容的學術性，以凸顯競爭力的編纂思路。這一思路不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值得肯定。我國的官修年鑒目前存在千鑒一面，內容雷同的問題，其原因與當代一些年鑒編輯者對年鑒宗旨、內容設置缺乏深入思考有關。實際上，在當代年鑒數量急劇增長的情況下，要在眾多年鑒中脫穎而出，贏得受眾的青睞，發揮年鑒的價值，仍然應該重視年鑒內容質量，打造年鑒特色，只有好的內容，才會贏得市場。要做到這一點，當代年鑒，尤其是官修年鑒可以根據自身的實力和優勢，嘗試編輯出不同風格和側重點的年鑒，通過打造年鑒內容核心優勢，提高年鑒的市場競爭力，從而推進當前年鑒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