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仰韶考古發現與研究簡議

戴向明

中國百年考古始自仰韶遺址的發掘。仰韶文化是中國考古學史上命名的第一個考古學文化，由此開啟的中國史前考古至今也走過了百年歷程。簡要梳理仰韶文化發現與研究的歷史，可反映中國考古學，特別是新石器時代考古在不同時期研究取向，研究內容、方法和觀念等方面的變化。

一

1921年受北洋政府聘請的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主持發掘了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其后提出仰韶文化的命名，這在后來被視為中國考古學的開端。仰韶遺址的發掘不僅開啟了中國考古學，而且向世界證明中國有發達的史前文化。但安氏只是對考古有濃厚興趣的地質學家，他沒有掌握系統專門的考古學知識，因此當時的發掘不可能體現出考古地層學，在其后的整理分析中也不可能采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受當時流行的中國文化西來說影響，安特生提出了仰韶文化西來說，他不久之后到甘肅發掘馬家窯、半山、馬廠和齊家等遺址，也是為了證明中國彩陶是從西方傳播過來的[1]。安特生的局限性跟他的專業背景、時代背景都有直接關系。然而，他富有開創性的工作仍是有積極意義的，他通過實踐將源于西方的考古學引入到中國，使之成為一門新興的學科，而完全不同于中國古代的金石學。這門新學科又恰逢其時地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潮相合拍，自誕生之日起就擔當起了重建中國上古史的使命。在時代巨變的浪潮中，有多位中國年輕學子負笈海外，到英美等西方國家學習考古，從1920年代后期開始陸續返國，成為中國考古學的先行者和開創者。

在這群為數不多的人中，首先就要提到被稱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先生。1926年，學成回國的李濟主持發掘了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2]。選擇此地發掘，除了當時一些具體社會條件的制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概是這里有與仰韶遺址一樣的彩陶，李濟想自己親手挖出、親自研究彩陶所代表的中國史前文化，追尋其來龍去脈。作為一個矢志要為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找出源頭的有家國情懷的學者，顯然他和許多同輩學者一樣，對中國文化西來說充滿疑慮而力圖有所突破。但李濟在美國學的專業是人類學，似乎沒有受過專門的田野考古訓練，所以他也沒有掌握科學的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

被視為中國考古學兩個輪子的地層學（又被稱為層位學）和類型學（也被稱為標型學）的發展成熟，是到1930和1940年代由另兩位考古學家完成的。地層學成熟的標志是梁思永發掘“后崗三疊層”[3]，梁先生赴美留學是在哈佛大學學習考古學和人類學，應該有更好的考古學基礎和理論方面的素養。類型學的成熟則是始于蘇秉琦對寶雞斗雞臺“瓦鬲”的研究，彼時雖有瑞典學者蒙特留斯的《先史考古學方法論》譯介到國內，但蘇先生似乎完全是靠自己的摸索而建立起一套類型學方法的[4]。這樣，在中國考古學誕生不久，中國學者就在實踐中掌握了考古學所倚賴的兩大方法，并使之適合于本土的發掘和資料的整理分析，為戰后學科的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37年抗戰爆發前，國內有影響、成規模的考古活動主要是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北平研究院兩家機構完成的，再有就是地質調查所對北京周口店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從人才培養、隊伍建設和積累起一套田野發掘方法與技術等角度來看，以中研院在殷墟長達十年的發掘與研究最富成效，因此那時的殷墟考古被視為中國考古學的搖籃，是名副其實的。1930年代另一項重要的工作是山東章丘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的發掘，確認了龍山文化，并由此引發出了梁思永、尹達（劉耀）等學者有關仰韶和龍山的年代與文化關系等方面的討論[5]。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1940年代夏鼐先生通過在甘肅的田野工作，訂正了仰韶（馬家窯文化）與齊家文化的年代早晚關系[6]。

從抗戰開始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受連年戰亂干擾，10余年間缺乏大規模系統的考古工作。因此在中國考古學誕生后的最初30年里，有關仰韶文化的重要發現與研究主要限于仰韶、西陰村等少數遺址。在此期間，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嚴文明先生的認識，殷墟的發掘和研究已經體現出聚落考古的理念，并開始致力于中國文明起源的探討[7]。這使得中國考古學在形成初期就有了一個很高的起點。

二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俱興，考古學也很快迎來了蓬勃發展的時代，仰韶文化的重要發現、重要工作也是接踵而至。1950年代開始隨著機構設置、隊伍建設的重新起步，做了許多考古調查，發掘了一些重要遺址。在仰韶文化方面，首先最值得一提的是西安半坡遺址的發掘和研究[8]。當時受蘇聯影響，為探討氏族社會發展狀況，對半坡遺址進行了大規模揭露，以現在眼光看，也可以說是新石器時代考古中最早的聚落考古實踐。但限于當時的發掘和認識水平，從發掘到資料的整理分析都存在不少失誤，特別是沒有理清年代學的基礎。其后廟底溝遺址的發掘有很大的提高，但材料的報道仍很簡略[9]。這兩個遺址的發掘確立了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此后有關兩個遺址的分期、類型的分期和兩者的年代關系成為相當長時間里新石器時代考古探討的前沿問題。此外，需要特別提到的是，這個時期重要的發現還有1950年代末發掘的陜西華縣元君廟仰韶墓地，后來由張忠培先生最終整理完成的發掘與研究報告，為通過墓地分析來研究社會組織結構樹立了一個典范[10]。

到1960年代，隨著遺址發掘的不斷增多，有關仰韶文化類型和分期問題得到廣泛討論?！拔母铩逼陂g考古工作一度陷于停頓，到1970年代以后逐漸恢復，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是對陜西臨潼姜寨遺址近乎完整的揭露，這在以探討文化類型、分期和年代關系為主要內容的時代，再次顯現了中國考古學從早期就有的、通過大規模聚落考古來全方位研究古代社會的傳統[11]。此外，六、七十年代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研究領域，就是圍繞已經發現的仰韶、大汶口文化一些墓葬資料來探討社會制度，特別是母系與父系、母權與父權的問題，不過在當時政治氣候影響下，這方面的討論大多有“以論套史”的教條傾向；但另一方面也顯示了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對社會問題的持久關注，正是基于這一點也才會有對姜寨仰韶聚落的大規模發掘。最近，張弛先生撰文指出中國考古學從一開始就具備了“文化史”與“社會史”兩種研究取向，可謂切中肯綮[12]。

然而，無論如何，不管是受有限材料制約，還是考古學天然需要先有一個完善的時空框架，抑或學界整體認知的階段性，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最主要的工作仍是不斷獲取新發現和新材料，不斷完善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架構和譜系關系，多數人仍然主要致力于“文化史”的重建。正因如此，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在總結上述工作成果基礎上，蘇秉琦先生逐漸形成并完善了他的區系類型學說[13]，并成為其后相當長一段時期里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指導思想和主要研究內容，此研究脈絡至今仍余緒未斷。

“文革”結束后的1980年代是一個思想解放、各種思潮混雜碰撞、新思想與舊傳統交錯并行的時代。反映到中國考古學、特別是新石器時代考古上，突出表現有如下幾點：一是前述區系類型思想指導下的廣泛實踐，各主要文化區及其文化發展序列得以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二是以嚴文明先生對姜寨仰韶早期聚落研究和隨后集大成的仰韶聚落與墓地研究為代表[14]，將中國聚落考古提升到了一個高峰，且與世界上任何實際的聚落考古研究案例相比都毫不遜色，并為此后中國的聚落與社會考古研究創建了經典范式。三是從美歐傳入的過程與后過程考古學新思潮對中國考古學界，特別是當時的年輕學人產生了強烈沖擊，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篇幅所限，這里不展開討論。

三

到1990年代，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開始出現了一些新變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聚落考古理念及實踐的悄然興起，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此后的聚落考古，既有本土總結的經驗與路徑，也有國外傳入的一些新觀念、新方法，包括張光直先生的講座和隨后出版的著作[15]，以及對西方區域系統調查的介紹和中外學者在此方面的合作所帶來的影響。

從半坡到姜寨，以及諸如元君廟、北首嶺、橫陣、史家等墓地，皆集中于陜西關中的半坡類型，這些重要的發現為仰韶早期聚落與社會的研究提供了近乎完美的資料，而其學術價值也生逢其時地被一些卓越的學者所闡釋，成就了中國早期聚落與社會考古研究的經典。到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發掘的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16]，又展示了仰韶晚期驚人的聚落內涵和發展水平，從而使人們認識到從仰韶早期到晚期社會結構的變化。但當時有關仰韶中期聚落的資料還比較欠缺。這種缺憾從19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以來得到一定的彌補，這首先得益于在河南靈寶鑄鼎塬的考古調查[17]和西坡遺址的發掘[18]，中外合作在伊洛盆地開展的考古調查[19]，以及我們在晉南運城盆地實施的區域系統調查[20]，這些工作成果也都是通過踐行聚落考古的理念和方法取得的。最近鞏義雙槐樹等大型環壕聚落的揭示，又為研究中原腹地仰韶晚期社會發展狀況填補了重要的新資料。憑藉這些接連不斷的考古新發現和幾代學者的努力探討，學界對仰韶文化及其社會演變的認識也日益充實和豐滿起來。

中國考古學在短短百年的發展歷程中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這個看似冷門的、小眾的學科，卻在各個時期都吸引了一些一流的大腦投入其中，使之在各階段都顯示出了很高的水準，在中國人文學科中獨樹一幟，長盛不衰。這其中隱含的奧妙是發人深省的。值此中國考古百年紀念之日，我們追憶以往幾代學人篳路藍縷的不懈探索，也期待來日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