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夏縣師村新石器時代遺址2019～2020發掘收獲

吉林大學考古學院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運城市文物保護中心

運城盆地位于南流黃河向西轉彎處，地處“以關中（陜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的中部。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優勢和人文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探索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重要核心區域之一。

1926年，李濟對運城夏縣西陰村遺址進行的發掘“是國人從事考古發掘工作的第一次”[1]。李濟據此指出“考較現在我們所有的材料，我們還沒得著十分可靠的證據，使我們斷定在中國所找到的帶彩陶器確發源于西方”[2]，直接抨擊了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西來說[3]，成為了中國學者在運城盆地進行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肇始。

經過近百年的探索，學界對仰韶文化的研究取得了全面系統的認識。實際上，安特生發掘的仰韶村遺址從早到晚包含了半坡文化、西陰文化、秦王寨文化、泉護二期、三里橋文化等在內的多種遺存[4]，李濟揭示出的西陰村遺址主要包含有西陰文化遺存以及少量的半坡文化時期遺存[5]。張忠培把以關中地區從半坡文化到泉護二期文化為代表的時期稱作“仰韶時代”，這一時代經歷了史前社會的繁榮與向文明時代的轉變[6]。

學界認識到，在西陰文化（或稱廟底溝文化）之前的仰韶早期，晉南地區的考古學文化走出了與關中、豫西地區不同的道路，由棗園文化轉化為“東莊類型”，受到西來的半坡文化影響的“東莊類型”演進為西陰文化[7]。西陰文化急劇地向四方遷徙擴張，成為當時最強勢的文化，推動“史前中國躍進到了經濟大進步、社會組織及社會制度大變革、思想大革新和文化大繁榮的空前盛世”[8]。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運城盆地在仰韶時代“西陰化”的進程中所處的重要地位不斷顯現出來，該地區仰韶早期遺存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成為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聚落遺址是考察古代社會問題的重要依據。調查材料顯示，運城盆地東部發現的仰韶早期聚落遺址共24處，然而，僅依據調查材料無法區分仰韶時代早期的棗園文化和東莊類型遺址[9]，缺少大規模發掘的仰韶早期聚落遺址材料。

2019至2020年，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運城市文物工作站（文物保護中心）聯合對運城夏縣師村遺址進行了田野考古發掘，發掘面積共2694平方米，出土了仰韶早期、東周時期和宋金時期遺存。

師村遺址出土的仰韶早期遺存最為豐富，是目前發現的運城盆地年代最早、距離鹽池最近的仰韶早期聚落遺址之一。為研究該時期運城盆地仰韶早期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建筑與聚落、生業方式以及與自然資源的關系等問題提供了重要資料。

一

師村遺址位于山西省運城市夏縣縣城西南15公里處，209國道東南，裴介鎮師村西北約1公里處，地處青龍河故道的河曲地帶，是運城盆地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仰韶早期聚落遺址。

師村遺址的發掘出土了豐富的仰韶早期遺物，主要屬于東莊類型。以陶器為大宗，按用途可分為陶容器和陶制品，另外還有一定數量的石器和骨蚌器等。

陶容器的質地可分為泥質和夾砂兩類。泥質數量較多，其中，以泥質紅陶為主，還有部分泥質紅褐陶和黃褐陶。夾砂陶主要有夾砂紅陶和灰褐陶等。器表除素面外，還有器表施紋和施彩兩種裝飾方法。器表施有弦紋、繩紋、附加堆紋、戳壓紋等。彩陶均為黑彩，主要包括直邊和弧線三角形、直線、圓形、圓點、平行四邊形等基本紋樣（圖一），及其組成的復合紋。陶器包括平底、尖底、圜底和三足器等，器類有小口尖底瓶、甕、缽、碗、盆、罐、鼎、器蓋等（圖二），陶制品有陶紡輪、小口尖底瓶模型等。石器主要由磨制或打制而成，器類有工具和石制品兩種，工具包括石鋤、石斧、石鉆、石鑿、磨石等，石制品有石球、石珠、石雕蠶蛹、綠松石墜飾等。骨蚌器包括骨簪、骨錐、蚌飾等。

圖一 陶缽和彩陶片

圖二 陶罐

本次發掘揭示出的仰韶早期遺存，為探討運城盆地仰韶早期遺存的分期與年代、文化面貌及其與西陰文化的關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師村遺址部分單位的年代大體相當于棗園文化第二、三期。如，師村H168：1罐，子母口外敞、唇面斜直、鼓腹、最大腹徑靠上的特征酷似翼城棗園遺址第二期H13:3罐，H168：2缽與翼城棗園H13:8相類。師村H276：2盆，寬沿斜折；H276：1罐，子母口外敞、微鼓腹等特征分別酷似翼城棗園遺址第三期T3②：7盆、T3②：9罐[10]。

師村遺址部分單位的年代與靈寶底董“仰韶文化二期”相當[11]。如，Q2：42小口尖底瓶口與底董H46：1及三門峽南交口[12]H55：1相類。

師村遺址出土的部分陶器亦可在芮城東莊村遺址東莊類型遺存[13]中找到相似者，例如，師村H71：3夾砂灰褐陶罐，寬折沿斂口、深鼓腹的特征與東莊村H113：1：1罐相似，腹飾弦紋的特征與東莊村T105：4：5罐相同；T0537③：5尖底瓶模型，體細長、口呈直腹盆形的特征與東莊村H113：1：17相似。師村H158：1罐，小平底、上腹微鼓、下腹斜收的形態介于東莊村H104：4：10和H115：4：31之間。G7：20小口尖底瓶口與東莊村H117：1：1相類。

有趣的是，我們發現有師村H158打破H168等層位關系；另外，東莊村H117：1：1很可能是西陰文化重唇口尖底瓶的祖型[14]?？梢?，師村遺址仰韶時代早期遺存大致經歷了棗園文化棗園遺址第二期至東莊村仰韶時代早期遺存所代表的階段。

有意見指出，底董遺址“仰韶文化二期”的年代屬東莊類型早期，底董與東莊村遺址仰韶時代早期遺存的年代基本上涵蓋了東莊類型的始終。此前，學界對運城盆地腹地屬仰韶時代早期棗園文化至東莊類型時期的遺存尚未有系統認識[15]。如是，師村遺址仰韶早期遺存的發掘，不僅填補了運城盆地仰韶時代早期遺存發現的空白，而且其年代跨度和文化特征代表著運城盆地該時期的文化面貌。

與晉南和豫西地區其他區域的東莊類型遺存一樣，師村遺址仰韶早期遺存亦明顯受到了半坡文化的影響，例如，師村遺址發現有與東莊村遺址斂口鼓腹罐形小口尖底瓶相似的瓶口沿Q2:41。另外，在師村遺址發現了與東莊村遺址斂口盂形小口尖底瓶口相似的瓶口沿G7：20；師村H158：1甕下腹急收的作風與西陰遺址西陰文化甕形罐、曲腹缽[16]接近，清晰地顯示出師村遺址向西陰文化發展演進的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師村仰韶早期遺存中發現有與后岡一期文化相似的鼎足。實際上，在東莊村遺址仰韶早期遺存中就發現過鼎足[17]。仰韶時代早期，后崗一期文化在黃河以北占據了汾河流域和張家口地區，在晉中地區的上土河遺址中就發現有后崗一期文化遺存[18]。地處運城盆地的師村遺址仰韶早期遺存中發現的鼎足或與后崗一期文化的西進有關。

師村遺址顯示，仰韶早期的運城盆地位于黃河流域兩支最重要的考古學文化半坡文化和后崗一期文化強勢影響形成的漩渦之中，呈現出多元的文化面貌，激發了自身的發展機制，向西陰文化轉化。這也成為師村遺址仰韶早期聚落產生的文化背景。

二

2019至2020年的考古發掘與勘探結果表明，師村遺址是運城盆地仰韶時代早期的一處重要聚落遺址。我們使用常規考古勘探與多學科手段相結合，聯合吉林大學地探學院黃大年團隊，利用航磁掃描、電阻率掃描、探地雷達等多種科技方法對師村遺址進行了考古勘探和數字測繪。

發掘和勘探結果顯示，師村仰韶早期聚落遺址面積約3.5萬平方米。聚落被夯土圍墻環繞，圍墻外側有夯土臺基，內側為房址（圖三）。圍墻內外發現有墓葬和灰坑（圖四）。

圖三 一、二號墻基鳥瞰

圖四 灰坑H168

兩座墻基（Q1、Q2）均環繞在聚落區域的東南，形制規整，大部僅存基槽，剖面呈倒梯形。Q1早于Q2。

Q1現存部分寬約1.8米，殘深1.5米，基槽內堆積可分10余層，土質致密堅硬，應為人工夯打而成。在Q1的部分區域清晰可見約20厘米高于地表的平夯而成的版塊。

Q2位于Q1以南，Q2西北段發現一寬約6米的缺口，或為圍墻的門址所在，并發現有類似“甕城”的結構。

Q2現存部分寬約2.8米，距地表深1至3.5米，發掘區內揭露部分長約50米。Q2東段與Q1平行，在發掘區揭露出約30米。有趣的是，在發掘區的西南部的一段Q1墻基呈半徑為6米左右的半圓形向南凸起與Q2相依，Q1和Q2的相依的部分墻基的寬度沒有發生變化，兩墻基內填土的顏色不同、界限清楚、清晰可辨。Q2中段方向與東段垂直，長約10米左右。Q2西段方向與東段一致，長約10米左右。

Q2基槽底部的深度不同，最深處距地表深約3.5米，最淺處深約1米。Q2基槽底部呈現出規律的“波浪狀”起伏，基槽深度每隔約10～15米達最深。

Q2基槽內填土均經過夯打，夯土最多達30余層，在Q2基槽的每段波浪狀區域內填土的土質土色存在明顯區別。Q2很可能是在確定墻基區域后，采用分段施工的辦法開挖基槽，每段中部挖掘最深，每段兩端挖掘最淺，各段的淺端相連構成墻基槽，各段填入不同質地的填土，并逐層夯實。

Q2東、中段與夯土基址（TJ4）相連。夯土基址（TJ4）被仰韶、東周和宋代遺跡疊壓或打破。從已發掘的部分來看，TJ4應為西北依靠Q2東、中段起建的一處大型建筑的基址?；繁砻娑逊e為依次相連、人工夯打而成的夯土塊。夯土塊平面形狀有長方形、方形和不規則形等，邊界清晰，應系人工夯筑而成。經解剖發現，基址起建的原始地表起伏不平，存在由自然或人工形成的凹坑。剖面顯示，師村遺址仰韶早期的先民們在原始地表搬運土方、填平坑洼、逐層夯筑建成了該基址。

灰坑包括袋形、直筒型和不規則形等。如H168平面呈橢圓形，剖面大致呈直筒型,出土2件完整的陶器，紅陶缽倒扣在弦紋灰陶罐上。

房址有圓形和矩形兩種，如F1，方向為北偏西35°，殘長約9米,地面殘留有直線形的木骨泥墻痕跡，應為一座矩形房址。F2的年代早于F1，為圓形房址，僅殘存部分墻基，直徑約5.4米。在二座房址西北約10米處，發現一座相對年代晚于F1、F2的仰韶早期不規則形灰坑H248，該坑底距地表最深處5.3米，口徑達6米以上。H248中發現了大量紅燒土和被火燒過的木骨泥墻、居住面殘塊。H248中填埋的建筑堆積殘塊可能與房屋等建筑的廢棄有關。

墓葬為土坑豎穴墓，包括多人合葬和單人葬（圖五）。如M10，為一東西長、南北窄的長方形土坑，最長邊為東西向。墓內發現自西向東排放有5具人骨，皆為仰身疊肢二次葬。最西部人骨頭向西，顱骨殘損嚴重；其余四具人骨，頭向均朝北，面向南，埋葬在西向人骨以東，四具人骨頭自西向東依次平行排列于墓坑的中、東部。

圖五 多人二次合葬

師村遺址仰韶早期聚落填補了運城盆地仰韶早期聚落遺址發現的空白。師村遺址發掘揭示出的仰韶早期夯土遺存，是黃河流域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夯土，對研究我國夯土版筑工藝的起源與發展具有重要價值。師村遺址發現的圓形和方形房址，在年代較晚的仰韶時代中期三門峽南交口“仰韶文化二期遺存”中也有發現[19]，但不明二類房址的年代早晚關系。師村遺址發現的圓形房址早于矩形房址的關系，或為探討這二類房址出現的相對年代關系問題提供了線索。雖然，師村遺址發現的多人二次合葬墓（M10）的葬式和形制在晉南和豫西同類遺存中并非孤例，但是師村遺址仰韶早期先民打破房址挖墓埋葬死者的現象引人深思，為我們考察師村遺址聚落的變遷、先民的葬俗及人群關系提供了線索。

三

運城盆地南部、中條山北麓有我國著名的內陸鹽湖和池鹽產地——河東鹽池。師村遺址西南距鹽池約7公里，是目前大規模發掘的距離鹽池最近的仰韶早期聚落遺址。2019和2020年的發掘中，出土的部分仰韶早期遺物頗引人注目，為探索當時居民與運城盆地自然環境的關系和對自然資源的改造利用提供了重要參考。

師村遺址出土的一件東莊類型時期的石雕蠶蛹（H237：5），形態逼真，造型精美，工藝嫻熟，引人矚目，是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石雕蠶蛹形象。該石雕蠶蛹長約2.4厘米，寬約0.9厘米，經地礦學鑒定系采用鮞狀灰巖雕刻而成，石雕整體呈黃褐色帶有天然黑褐色斑點。石雕通體刻有螺旋狀的橫向弦紋，使用簡潔的刻劃紋勾勒出蠶蛹的頭和尾部，形態酷似現代家桑蠶蛹，但較?。ǚ馊?，1）。

運城地區有“黃帝正妃嫘祖養蠶繅絲”的傳說。1926年，李濟發掘山西夏縣西陰村時，曾出土半個碳化的蠶繭（封三，2）。李濟指出：“我們最有趣的一個發現是一個半割的，絲似的，半個繭殼。用顯微鏡考察，……那割的部分是極平直。清華學校生物學教授，劉崇樂先生替我看過好幾次，他說：他雖不敢斷定這就是蠶繭，然而也沒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蠶繭的證據。與那西陰村現在所養的蠶繭比較，它比那最小的還要小一點。這繭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會是后來的侵入，因為那一方的土色沒有受擾的痕記；也不會是野蟲偶爾吐的，因為它是經過人工的割裂。當著我最初發現它的時候，我知道這意義很重大，就非常注意這件事，但是我沒找著第二個?！盵20]

囿于當時的田野考古工作情況，我們難以確指西陰遺址出土蠶繭的具體年代。師村遺址發現的仰韶早期石雕蠶蛹及其共生關系與文化屬性顯示，距今6000年以前，地處黃河中游的運城盆地先民們已經了解、喜愛并崇尚桑蠶，暗示著運城盆地仰韶早期東莊類型的先民們很可能已掌握了養蠶繅絲的技術。

綜上，師村遺址仰韶早期聚落遺存的發現，填補了運城盆地考古學文化發現的空白。在考古學文化譜系研究上，為研究晉南地區新石器時代仰韶早期東莊類型向西陰文化的演化過程及其與周邊文化區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在聚落考古研究方面，為研究陜晉豫地區以及黃河流域仰韶早期聚落形態提供了重要材料；在生業方式研究方面，為進一步探索鹽業生產及其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的影響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在多學科交叉研究方面，開啟了田野考古與物理勘探、化學分析等相關領域相結合的“關鍵技術”研發的新實踐和新思路?？梢哉J為，師村遺址仰韶早期遺存的揭示將為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養蠶繅絲”以及生態環境、生業方式、文明起源等問題的研究提供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