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社會學的遞歸式綜述與反思

(天津財經大學 人文學院新聞與文化傳播系，天津 300222)

承繼19世紀以來社會學家們在歷史上的第一個研究主題——經濟行為，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馬克思就力圖理解階級關系和政治活動背后的經濟基礎。四十年之后，涂爾干探討了現代社會的分工以及職業行為的內涵。19世紀末，韋伯關注經濟制度和經濟行為方式的起源問題。然而，1920年至1980年間，社會學家們轉移了對經濟行為研究的興趣，開始考察諸如公司和工會等經濟制度，卻忽略了這些組織中的經濟行為。直到20世紀80年代，秉承著經濟社會學的社會建構性理念，社會學家重新回歸經濟行為這一主題，并帶著一種知識社會學視角，探究不同現實的社會建構方式及結果的趨同和差異。因此，帶著對其他類型行為的研究視角，社會學家們開始相信，他們用于解釋宗教、政治、家庭的行為方式，可用于解釋經濟行為[1]。而現代社會表現出大量不同的經濟行為方式，這一現實啟發了社會學家們認為社會過程對于經濟行為多樣性的高度解釋力。這種多樣性引發了“社會情境對于經濟行為的塑造起多大作用？”問題的思考。

這是經濟社會學①研究的基本問題，即人類的物質生產、消費結構和動態如何受到社會結構和社會過程的影響。從歷史上看，以交換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以及為保障其運行的行政制度相繼建構成型，保證了人類不同歷史時期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網絡的正常運行。社會網絡分析和對經濟組織的制度化分析成為后來新經濟社會學關注的焦點，并嘗試對“社會情境對于經濟行為的塑造起多大作用”這一問題作出回答，其間貫穿著經濟社會學在對經濟學理論模型強有力批判的同時找到可替代性方案這一過程。

一、理性行動及其局限

當代經濟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第一種研究路徑——基于“經濟人”②假定的信奉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范式?，F代經濟理論自稱是一種一般性理論，研究如何實現以物質為基礎的人類自身再生產。因此，它被假定適用于所有社會的所有時期。這根源于古典經濟學重視建立基于假設的普遍適用的數理模型，這種學術范式催生了以現代化理論為代表的超越各國具體政治經濟制度的“大理論”(grand theory)[2]。受到“大理論”和經濟學中理性選擇革命的深刻影響，有學者認為對其稍加改造就可用以分析經濟學所未曾涉獵過的社會經濟問題，不過現在已經被主流經濟社會學拋棄[3]。

(一)一般化的理性選擇概念

理性選擇理論家基于“工具理性”的理性行動假設，進一步可以概括為“理性論”和“均衡論”。第一個層面，人類的許多行為無法用理性行為假設來分析。理性選擇解釋是“對各種意圖的解釋”，它不但要求行動者的“理智成為其理性化行為的原因”，而且要求作為其理智基礎的行動者的信念和愿望被理性地持有和主觀地堅持。但在現實生活中，提出能夠滿足這種最優化和有意識的條件的解釋是十分奢侈的要求。正如唐斯(Downs)指出的那樣：“我們如何才能區別理性人的失誤和非理性人的正常行為？”如果假定行動者的信念是已知且理性的，就意味著我們無法區分二者。同時，我們也很難知道一個人的信念是否會被理性地堅持下去。理性在不同的情境下所能提供的解釋力有多少？就這一問題，學者中也存在分歧。而被理性選擇理論家廣泛認可的假定就是：理性的行動涉及功利最大化。當一個人應用他認為“既有效率又有效果的手段追求其目標”時，他的行為就是理性的。

第二個層面，尋求受理性行為假設所驅動的均衡點。諾爾和溫加斯特指出，“理性行動者理論應該尋求前后一致性和普遍適用性”[4]。對許多理性選擇理論家來說，尋找理論的命題就是尋找一種均衡(參見Ordeshook & Shepsle)。理性選擇的均衡概念深受納什(Nash)的影響。如果一個潛在的自動履行的規則使每一個行動者可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就會產生納什意義上的均衡。哈森伊(Harsenyi)對此給出更詳細的定義：“當每一個參與者的策略都是對其他所有參與者的策略的最好回答，那么，這個特定的策略集合體(包含著每一個參與者的策略)就是均衡點”。因此，在理性選擇理論家眼中，均衡來自于個人的有目的的行為。假如有一個符合行動者偏好和規則的均衡點存在的話，我們就可能推導出行動者(假如人的行為是理性的)的行為預測性假設。假如有許多個均衡點，那么，理性選擇的模式就成為不確定的了。假如沒有均衡，那么，世界就會在其基本結構中變得混亂且不可預測。

(二)修正的理性選擇概念

理性選擇理論研究的基本問題是社會行動個體(理性、有穩定偏好)如何形塑社會行動。詹姆斯·科爾曼(Coleman)將這一問題直接表述為從微觀到宏觀，以及從宏觀到微觀的過程?？茽柭噲D通過理性選擇理論來重構社會學理論體系，他提出了社會學領域的理性選擇理論，一種修正版的理性選擇理論。為了彌補理性選擇理論的缺陷，沖破被廣泛質疑的方法論個人主義，科爾曼的策略是通過討論個體如何在與環境互動過程中協調彼此之間的沖突，通過調整自身行動，改變自己對事件的利益訴求。

科爾曼認為，理性選擇理論主要由理性行動理論( Rational Action Theory) 和結構化理論( StructuralTheory) 兩部分組成，前者旨在揭示個體行動的基本原則，而后者討論的是不同個體行動相互作用形成結構的原則。也就是說，通過極度簡化微觀層面的個體行動，更好地分析復雜個體間互動形成結構的過程。在科爾曼看來，理性行動的含義不再是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通過個體內部決策，保證自身能夠在環境中實現“最大限度的生存”。這些思考幫助科爾曼修正了理性行動假設的缺陷。但在社會學中使用理性選擇理論的做法，哈里森·懷特(White)和肯尼思·阿羅(Arrow)都對這種趨勢提出了質疑。類似的情況在政治學的理性選擇理論家身上也可以看到，費雷約翰(Ferejohn)基于對多種均衡的認識，提出了更本質的觀點，“如果我們不從實質上豐富‘理性’本身的概念，或為它增加關于人類本性的額外假設，那么，理性本身就不能充分地解釋為什么選擇這一種結果而不是另一種?！?/p>

這一論點把費雷約翰引向了另一個爭論：理性選擇理論應該由文化理論的某些部分來完善。在新經濟社會學與古典經濟學的這場爭論中，較為成熟、有著相對穩定研究主旨、對象、方法的嵌入性觀點和制度學派觀點都印證了這一結論。比如格蘭諾維特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旨在通過推敲某方面的小規?；尤リU釋其宏觀含義。區別于基于變量的個體分析方法。社會科學的絕大多數領域，都假定行為人作出決策和采取行動時，不考慮其他行為人的行為。無論是基于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計算來分析，還是基于因果關系的動因推理來分析，這些解釋忽略了社會行為人所嵌入的更廣泛的社會互動背景。

二、“嵌入性”的提出

社會學有著質疑理性行為假定的長期和卓著的歷史，理性以外的其他社會因素并不像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的可以忽略不計，社會學家對制度的建構和非理性基礎的強調，使人們認識到影響經濟活動的社會因素反而是更多了，比如非正式的風俗習慣、社會規范和文化傳統等社會因素同樣對行動者的理性選擇發揮著重要影響。馬克思的《資本論》、韋伯的《經濟與社會》和涂爾干的《社會勞動分工論》中，都將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體系視作是由更深層次的、使得現代性得以產生的社會過程帶來的結果。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認為，結構與行動彼此相互建構。社會結構(如經濟等制度)是通過社會行動者的持續行動所構成的。在這基礎之上，經濟行為與社會關系從“嵌入性”概念的提出開始被廣泛討論，“嵌入性”成為經濟社會學對抗、反擊新古典經濟學思想的擴張而誕生的概念?？枴げㄌm尼(Polanyi)和馬克·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提出的嵌入性思想是存在顯著分歧的兩種學術取向。

(一)波蘭尼取向的“嵌入性”觀點

當代經濟社會學理論范式第二種路徑就是完全借助社會學的理論思路和解釋框架來研究經濟問題，而不僅僅停留于對經濟學解釋的補充論證，以卡爾·波蘭尼為代表。波蘭尼對市場與社會的關系，進而對市場制度是如何發展成為組織物質再生產的主導性社會組織形式的問題進行了闡述。他的主要貢獻在于：首先，最早以“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對抗經濟學將經濟狹隘地等同于理性、自利和效用最大化行為?！扒度胄浴闭Z源自其《大轉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書，主要強調經濟行動是一個制度化的社會過程。在波蘭尼看來，市場嵌入于社會是人類歷史的本質和普遍邏輯?！叭祟惤洕ǔ６紳摬赜谌祟惖纳鐣P系當中”。其次，波蘭尼嚴厲抨擊了自律市場的合理性。他認為自律市場作為一種經濟制度并不能取代社會的物質再生產的中心地位。直接將經濟行為與市場劃等號的做法，嚴重扭曲了經濟與市場的本質特性。再次，波蘭尼進一步表示擔憂，國家干預形成了市場社會，但市場原則與社會運行的基礎相互依存后，市場反過來“挾持”國家，號令整體社會。這種擔憂已經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有先見之明，最終還是通過國家干預緩解危機。

在此基礎上，國內學者符平(2009)以“實體嵌入”和“形式嵌入”兩條思路反映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市場與社會關系形態[5]，“嵌入性”觀點也相對應地表現為兩種關系模式，即作為現代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的社會構件而存在的市場，和作為經濟生活非有機組成部分的特定組織形式或純粹的經濟關系和制度而存在的市場，波蘭尼更側重第一種。

(二)格蘭諾維特取向的“嵌入性”觀點

當代經濟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第三種路徑是對原本被經濟學當作既定假設或不變量來處理的權力、制度和文化因素進行分析、論證，旨在說明這些社會因素在市場分析過程中同樣不可或缺、非常重要。這一路徑經由馬克·格蘭諾維特的范式革新而帶來了20年左右的黃金時期，但自本世紀以來逐漸式微。格蘭諾維特將人看作是嵌入于具體的、持續運轉的社會關系(傳統社會關系，如家庭、教會、好友及其他信任關系)之中的行動者，并假設社會網絡維持著經濟關系和經濟制度[6]。在此基礎上，有研究者在后期探討了嵌入在行動者之間的社會關系提高經濟績效和穩定性等諸多情形。比如行動者并不自私地追求眼前利益，而是集中在培育通過信任和互惠充實關系而養成的長期合作關系。

與波蘭尼的嵌入觀點相比，格蘭諾維特取向下的嵌入性實際上是一種“形式嵌入”，即認為市場雖然要受到來自社會方面的諸多影響，但保留了完全的自主性經濟。貝克爾特(Beckert)認為雖然格蘭諾維特的嵌入理論為討論經濟行為提供了契合于現實觀察的直覺基礎以及新穎的分析范式，但作為理性選擇理論提供的另一替代方案，“嵌入性”還遠遠不夠[7]?！扒度胄浴崩碚搶π鹿诺浣洕鷮W的修正能否稱得上一次范式的轉移？一次范式的轉移絕不僅僅是借助一些觀點、概念與描述、觀察，就可以完成社會科學革命的結構轉換。歷史上每次重大的思潮和知識結構都是在一定社會背景中，基于人性觀及延伸出的基本假設，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理論框架(模型)。只有找出替代新古典理論模型的新模型，并在經驗驗證中證明它有更強的解釋力才行。

(三)“嵌入性”觀點的局限性

“嵌入性”理論對社會結構作用于經濟行為機制的解釋是模糊的。吳義爽和汪玲(2010)認為，在分析經濟行為時，格蘭諾維特默認始終有一個社會結構在先，并盡可能簡化了這種社會結構，將波蘭尼那里影響經濟的諸多復雜社會因素簡化到只有社會關系網絡這一單一要素，而且并未考慮到經濟行為對社會關系的訴求是否會影響到經濟行為嵌入社會結構的方式，甚至過分強調了經濟與社會網絡的單方面因果機制，而忽略了相反的因果作用[8]。比如現實世界中個體是否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去刻意營造和維持某種社會網絡，以及個體是否會為了特定的經濟目的而戰略性地嵌入特定的社會結構。

格蘭諾維特的嵌入觀點并沒有對市場的經濟學范疇實現徹底的社會學替代，對“社會化”的認定標準出現二律悖反。比如他認為人際互動中產生的信任是內生于社會關系結構并作用于經濟行為的關鍵變量，但是對經濟制度的崇拜取代了信任，這種對忽視人際互動的批判是“社會化”的體現。但在具體論述關系結構產生信任的機理上，持的卻是源于自利和功能主義的“社會化不足”的邏輯，“未能領悟到所有經濟都置于更大的社會系統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信任和誠實其實是自利的產物，但這種基于自利和功能主義的邏輯恰恰是格蘭諾維特評判的主要對象。

不確定性沒有成為“嵌入”觀點的核心變量?！扒度胄浴崩碚撛趶娬{經濟與人際關系網絡不可分離的同時，明顯忽視了媒介技術對經濟行動的影響。格蘭諾維特探討了制度，探討了人際連帶和社會實體網絡，卻沒有討論大眾傳播對社會結構和經濟行動的影響，而網絡編織的背后是全球化的景觀，是放在全球背景下的互動，不僅勾連著經濟行動的嵌入，還展示了更深遠意義的來自族群、媒介、技術、金融和意識形態的維度。

嵌入性的討論缺乏對政治、文化和制度因素的關照。而當下的社會網絡正以全新的觀念和形態通過知識的形式滲透和參與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實踐中，沒有持續社會關系的社會結構基礎，是無法對如此龐大而復雜的網絡進行社會分析。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真正要緊的問題是：他們所處的社會受哪些因素的影響？為什么他們所處的社會變化如此迅速？這種變化是真的在發生還是人們觀看世界的角度變了？是如何發生的？他們自己是如何自愿或不自愿地卷入全球。

三、制度學派的結構化理論

制度學派是美國新經濟社會學中最有影響的學派之一，一直作為新古典經濟學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對立物在發展和演變。二者在關于如何建構經濟行為與制度環境方面有著系統的和本質上的分歧，其差異的根源在于對理性行為的基本假設。以最小化交易成本和最大化效用(新古典經濟學的不二方法)來探討組織和制度形成，是理性選擇理論的學說基礎。區別于新古典經濟學和理性選擇理論采用的先驗的、外在的理性假設和方法論個人主義，制度學派摒棄它們建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大理論”的追求，轉向強調人的行為更多地出于合法性的考慮，或是認知方面的原因而趨同，這是制度學派的本質特征[9]。同時，理性行為本身的選擇偏好來自制度，而不是一種先驗的、外在的存在。

(一)組織結構的趨同性問題

新制度主義學派要嘗試解釋的一個中心問題是組織結構的趨同性問題，即在現代社會中，為什么各種組織結構越來越相似。為解決這一問題，組織理論提出了結構化理論，這一思路與理性選擇理論針鋒相對，因為同構機制無法用理性行為來解釋。他們認為，組織的制度化過程就是組織遵循一種默認的法定協議，通過采納制度環境強加于組織之上的形式和做法的過程，由此導致組織之間結構的趨同。經過組織間的相互作用與制度化機制形成組織場域的結構化，促使其間的組織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相似性(也就是“制度性趨同”)。這種制度化機制包括：場域中組織之間互動的增加；組織間形成明確的等級結構；場域中的組織相互爭奪的信息增加；一系列組織的參與者之間共識的增長。上述所討論的組織與其生存的制度環境之間的關系可以用“嵌入性”概念來表述，只不過組織理論的分析單位還局限在對以理性化著稱的科層制組織的基礎上。

制度學派最本質的特征是通過人的認知來解釋制度，這是溝通微觀和宏觀的表達手段，即可以從微觀個體著手，試圖理解宏觀制度化結構。制度的存在為人類的社會行為提供框架，也意味著人類行為受到預定模式的限制，比如股市、國際貿易、貨幣體系等控制社會生活的體系，都在一定社會過程中逐漸形成各自的制度規則。這些行動呈現出的交互類型化就是制度化，這種制度化是在共同歷史的發展進程中得以建立的，制度中的行動者在同一過程中逐漸類型化。從經驗上看，人類活動的最重要部分與人類活動的制度化是同延的。這就讓我們思考：制度中的行動者如何通過交互類型化影響與市場的嵌入關系。

(二)角色與制度秩序

在這一點上，知識社會學提供了一種補充視角。行動中的自我和他人都不是獨立的個人，而是類型。角色正是行動者的類型，角色類型的建構與行動的制度化是密切相關的。同時，市場作為一種包含常規、角色和沖突的社會結構，與行動者的社會關系互嵌也是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礎之上。制度通過角色嵌入到個體經驗之中。知識社會學探討了這個問題。角色和制度秩序之間存在著一種基礎辯證關系：角色是制度化知識的表達者和轉譯者；制度秩序決定了角色的特質[10]。兩個視角指向了同一個總體現象，也就是社會的基礎辯證法(社會存在與個體意識)。如果我們將問題縮小到角色的層面上，我們可以說：所有的制度化行為都包含著角色，角色表征著一個關于行為的完整的制度網絡。這樣，社會中宏大的客觀意義世界在個人那里就變得具有主觀真實性了。由此我們就可能去分析某個組織或群體的宗旨、意識以及世界觀在個人意識中的展現方式，進而可以去理解這種交互類型化是如何對市場做出回應。如果以行動者被類型化為角色扮演者，人類行動就在事實上受到了監督和控制。但是，雖然制度化一旦形成就具備持續存在的傾向，但這并不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也就是說，在特定的社會生活領域(不同的角色組成的不同領域的現實)也會出現“去制度化”的現象。

四、結語

上文對經濟社會學的遞歸式反思：由理性選擇的“經濟人”假設和均衡結構論，到借由社會關系和社會網絡緩解或改變自律市場與社會的矛盾，繼而探討社會關系中的角色類型化如何改變經濟組織的結構。正是“嵌入性”這一概念聚焦于區別理性選擇的另一種社會現實：經濟行動必須被看作嵌入在社會關系持續的社會結構中。而現今格蘭諾維特式“嵌入”概念的式微，讓我們意識到將經濟活動中的社會關系(網絡)僅停留在網絡形式而沒有實質的做法，并不適用于全球化的場景之下。我們的考慮應該包含一種全球化和媒介化的背景考量。

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背景，我們需要在原有邏輯上開拓新的視角。前文關于社會關系與經濟行為，制度與角色，結構與行動的問題其實是彼此聯系也是彼此區別的，其中一個普遍的論題是逐漸增強的社會聯結與進一步媒介化的結果。受到媒介產業的全球化現象的影響，20世紀20年代起，媒介產業就從家族企業發展為工業秩序中的大型聯合企業，進而演化為高度集中與壟斷的全球公司。我們看到的是，古典的思想交叉在一起，很有建設性和啟示性意義，毫無疑問這是他們那個時代最前沿的理論，或許也是最適用于他們所生活的年代的理論，直到20世紀的最后幾十年還依然是適用的。然而現在，新的問題出現了，我們需要知道一個實用性逐漸弱化的理論如何在進化的時代很好地為我們所用。當現實發生變化時，我們就要修正理論假設以及與理論相對應的經驗事實的收集。因為這些變化理所當然會影響我們的結論，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超越陳舊的設定。在現實條件下，存在的只有理論上或實踐上有待解決的問題，著手解決問題的理性方法就是運用最適合解決每個實際問題的方法。如果理性可以通過更微妙的觀念化邏輯體現，使得建立在不同場域的制度和市場結構之間的對于理性選擇而言模糊的區分變得清晰起來，那么“大理論”就真正走向了終結。

注釋：

①嚴格來說，“經濟社會學”有新舊之分，近年來在西方出現了關注人類行動者和非人類行動者的“新新經濟社會學”(參見)。本文對此不做嚴格區分。區別新舊經濟社會學最明顯的事情，一是新經濟社會學對正統經濟學不太恭敬的態度?！靶陆洕鐣W”更愿意表明，社會學家對標準經濟學的方法是有看法的。這些看法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取代經濟學的解釋。二是對待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經濟行為的問題?！靶陆洕鐣W”一詞是格蘭諾維特于1985年在華盛頓特區美國社會學協會上的一次談話中提出的。這次談話的基本內容是說，當代經濟年代的社會學與1960年代的“舊經濟社會學”相比，更多關注核心經濟體制，如公司、貨幣和市場等。這種形式的經濟社會學在1980年代開始普及。

②即相信人的行為是理性且自利的，人類的經濟行為發生在一個信息完全、決策獨立、交換自由和固定偏好的世界中。不同的學者發展出不同的概念以不斷修正，如亞當·斯密的“利己心”，穆勒的“經濟人”，邊沁的“理性人”等，但都是在約束條件下最大化自己的“私利”或是“偏好”而忽略了人際互動。功利主義論者(utilitarism)以及新古典經濟學家基本上承襲了這種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