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童《罌粟之家》的意象交疊與話語蘊藉

王俊虎，張陸洋

(延安大學 文學院，陜西 延安 716000)

蘇童是當代新歷史小說以及先鋒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其作品內容多以具體的歷史事件作為依托，展現歷史背景之下人物的真實存在狀態。塑造獨特的“香椿街”和“楓楊樹”，是蘇童文學的出發點，他常把自己對歷史及人物命運的思考隱含在作品背后，其小說呈現出鮮明的時代性?！独浰谥摇肥翘K童以故鄉楓楊樹為背景書寫的一部鄉村發展史及時代的變遷史，隨著時間的推移來展現劉氏家族的興衰成敗，以此來暗喻一個階級的滅亡。小說中沉草、劉素子和演義為劉氏家族的第二代，也是被吞噬的一代，他們都以悲劇收場；而以劉老俠、陳茂為代表的老一輩，則是蘇童筆下多重欲望催生的產物，是壓抑下一代的“罪魁禍首”，其自身也難逃厄運。故事的表層意在書寫劉氏家族的生活變遷，實則以此為依托來刻畫故鄉楓楊樹乃至時代背景下的人性與欲望；將真實的歷史作為基點，來展現一個階級的滅亡與鮮活的個體人物一步步陷入愚昧最終墮落的結局。

“小說中的審美意境是通過多種意象架構起來的，其中的情感和思想、語言和敘述都是與自然相呼應的?！盵1]在《罌粟之家》中，蘇童將敘事節奏在“罌粟”“饃饃”等特定的意象中緩緩展開，在審美意象的映襯之下，呈現一個作家獨特的審美關照。蘇童對意象的敘述并非是單一的，而是將多重意象交疊起來同具體的時代生活發生關聯，形成了他筆下獨特的文學情境。蘇童運用含蓄、含混的手法，呈現了意象的多重意義生成的可能性，帶來了多重的審美效果。

一、復雜意象的多重交疊

(一)農村圖景下的“惡之花”

文學作品的書寫要追求獨特的審美價值以及深刻的思想內涵，其中便離不開獨特的審美意象以及審美場景的構建。在現當代小說中，罌粟花作為敘事元素常常被提及，且被賦予不同的文學內涵，用以展現作家獨特的情感體驗。在《罌粟之家》中，罌粟花作為蘇童筆下的典型意象被反復提及，乃至有學者認為：“小說由一組組畫面的碎片、一組組雜亂的意象組成，而小說的推進動力完全靠碎片與碎片的碰撞，意象與意象之間的碰撞?！盵2]26在《罌粟之家》中，罌粟花是以“惡之花”的形象出現的，蘇童將罌粟的“美”與“惡”一同書寫在文本之中。小說中，罌粟花的“美”與“惡”，一方面象征地主階級的表面絢爛與內在頹廢，另一方面展現時代變遷下農民的生存狀態及世相。

首先，小說中五次渲染罌粟花這一意象，將歷史的“鴉片”同真實的社會環境相融合，罌粟花香味的迷惑性指向欲望和頹廢的鄉村圖景。罌粟花第一次出現是在描述故鄉的風景之時，“30年代初，楓楊樹的一半土地種上了奇怪的植物罌粟，于是水稻和罌粟在不同的季節里成了鄉村的標志”[3]4。罌粟和水稻成了作家筆下故鄉楓楊樹的典型標志，作為分割了整片楓楊樹土地的兩種植物，它們以“善”和“惡”對立著。第二次出現是在沉草回家路途中，“一路上猩紅的罌粟花盛開著，黑色佃戶們和稻草人一起朝向馬車呆望”，“沉草心煩意亂，聽見膠木輪子轆轆地滾過黃土大道”，“我不知道是什么東西貼著膠木輪子發出了神秘的回聲”[3]9。 沉草作為知識分子，是作家筆下有著自我意識的人物，但他的故鄉與他似乎格格不入，故鄉帶給他的只有心煩意亂與擺脫不掉的悲劇命運結局。沉草回家時車輪發出的聲音有著雙重隱喻，一方面表達故鄉企圖占據他的生命意識所發出的贊歌，另一方面是對沉草的青春時光即將被罌粟碾碎散發出來的悲鳴。第三次出現是在沉草回家之后，“在罌粟的包圍之下他感到自己已經與原來的世界相分離，他被推到與自己截然相反的生命軌道之中，他暈厥了”[3]11。這是沉草與罌粟真正的接觸，同時也為他最后沉迷于罌粟之中做了鋪墊，以“暈”為隱喻。第四次出現是在講述沉草已經坦然接受了罌粟，這時候的他已經完全喪失了自我意識，即將與罌粟結合在一起。第五次出現是寫沉草與罌粟徹底融為一體時，他通過吞食罌粟最終達到征服的欲望。文學話語蘊藉著作家的情緒與情感，蘇童在文本中用大量篇幅描繪罌粟花的圖景，將充滿罌粟花的圖景同筆下的人物聯系起來，旨在從“罌粟花”這一意象出發，扎根于史實，反映時代生活中人與物的深切關聯。

其次，作家通過對罌粟花的描寫，絕不僅僅停留在對鄉村景色的描寫或者是對人物的表面映襯上，而是立足于意象背后的蘊藉進行深刻挖掘，描繪真實的社會原貌。罌粟花帶給劉氏家族的富裕以及地位的攀升，迷惑了農民，使農民產生了欲望，用罌粟代替了糧食。但種植糧食是農民的使命，然而罌粟花所帶來的財富，卻使得農民甘愿委身于罌粟花之下，也意味著屈服在帶來罌粟花種子的劉老俠身下。農民本應是自己的主人，應當在自身的勞作之中獲得生存的意義，但卻在欲望的驅使下做了“下等人”。蘇童從這一角度出發，將地主階級同農民階級的關系映射在土地與罌粟花上，展現農民與地主之間的依附關系和對立關系。

最后，作家將罌粟花與沉草合為一體，我們可以從兩者身上同時看到“美”與“惡”。罌粟花的外形顏色與沉草的新型知識分子身份是“美”的展現，罌粟花麻痹神經的作用與沉草地主階級的腐朽是“惡”的體現，作家將兩者串聯起來構成小說文本的深層結構，以罌粟花象征地主階級(沉草是地主階級的典型)。含蓄作為文本話語蘊藉的典型形態之一，使作家能夠在有限的話語之中蘊藉無限的意味，讓讀者能夠在有限之中讀到無限。小說通過寫罌粟花的成長與沒落和沉草的出生與死亡，一方面來“暗喻罌粟花的誘惑給這個封建地主之家帶來了最后一夜的輝煌，亦引其走向終結”[4]的命運結局，同時也展現了土地革命時期舊有勢力的必然滅亡。

(二)孤立無援的心靈“叫喊”

《罌粟之家》的開篇，是以演義的叫喊開始的，“放我出去，我不偷饃饃吃了”[3]1。貫穿文本的“饃饃”是演義的生命本真，同樣也是農民階級的本真。演義對“饃饃”的瘋狂追求，屬于生命的原始狀態，他一生都在追逐的“饃饃”如同農民一生都在追逐的糧食的豐收。演義一家原是農民，他的身上延續著劉氏家族農民的血脈(他的返祖現象不難看出農民階級的本性)，而劉老俠卻對之摒棄。為了生存而非生活的演義是舊地主階級的代表，“饃饃”對他來說，不只是食物，更是活下去的動力。而劉家壓抑著他的本性，這不僅是對演義個人的壓抑，也是對整個農民階級的壓抑，越是壓抑其反彈效果就越明顯，演義一次又一次地發出“餓”的叫喊，其實是對生命本性的召喚，也是對生存欲望的懇求。作家以演義個人的農民本性來暗喻整個楓楊樹的農民——被壓抑的生存欲望。

蘇童在開篇用一句話塑造了“演義”這個人物形象，小說情節由此展開，其中“饃饃”是作家筆下令人深思的審美意象，呈現著蘇童一貫的寫作風格——用具體事物表達作家對現實的感悟，即對封建地主家庭抹殺人的本性的嘲諷。蘇童把演義在劉氏家族以及罌粟環繞的環境下的妥協視為一種自我保護，因為演義的返祖現象導致他被孤立，只有“饃饃”帶來的飽腹感才能夠滿足他心里的安全感，然而演義最終還是因為“饃饃”而死。文中寫到“演義的棺材里堆滿了雪白雪白的饃，那是實實在在的一種殉葬，他們說白癡演義應該瞑目了，他的饃再也吃不完了”[3]16。在這里，作家把自身的價值判斷移植到楓楊樹“看客”的話語之中，借演義的死亡一方面顯示“看客”的冷漠態度，另一方面也是對拋棄農民本性一味追求財富的故鄉人的一種深切警示。作家將演義的生命同“饃饃”這一意象結合在一起，所要表達的不僅僅是一種生存欲望，更是要展現特定社會背景之下的地主階級企圖抹殺自身以及農民階級本性的行為。

在《罌粟之家》中，多元意象及多種意象的交疊，讓讀者領略到了作家心中獨特的故鄉場景。作家以審美的視角構建文本脈絡，以審美圖景蘊含他對時代的見解，表達自身獨特的感受，同時賦予具體可感的事物和人物以歷史的厚重感及復雜性，使小說有了多重闡釋的可能性。

二、人物形象背后的多重意蘊

(一)男性形象的雙重含義與共同的命運悲劇

在《罌粟之家》中，男性形象是小說的主要敘述對象，一方面以男性形象的話語蘊藉去展現一個特殊時代里的男性地位，另一方面又將男性形象放在階級矛盾沖突之中去展現男權的爭奪。此外，“蘇童用欲望化的敘事，消解了農民參加革命的崇高目的,擊碎了知識階層的啟蒙神話……”[5]這種處理，增添了小說人物形象的多重性與復雜性。

沉草與演義這兩個人物，是小說中能夠形成對比的一對形象之一。在作家筆下，演義是滿口說著“我要殺死你、我餓、我要吃饃饃”的“農民形象”；而沉草是劉老俠傳承家族意識的載體，即使他非親生，但被“賦予了”地主階級血脈的他被劉老俠視為己出，成了“知識分子型”地主。蘇童以沉草的生命軌跡為線索，將沉草的知識分子形象置于家族和時代的雙重矛盾之中，呈現出人物角色的復雜性。作家一方面以演義為反面人物，甚至作為一種敘述視角去襯托沉草，他所要展現的不僅是新時代下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關系及各自的命運，更要以此來暗喻兩者共同的命運悲劇。

演義是蘇童筆下的“反抗者”，代表著人民最本質的要求，用話語喊出了農民內心反抗的渴望。作家一方面借演義與被迷惑的楓楊樹鄉民的愚昧作對比，凸顯其追求生存欲望的本能，另一方面與沉草所代表的地主階級加以對比，突出在地主階級主導的時代下其作為附庸的悲劇命運。反之，“誕生于故事開首的嬰兒一旦長大將成為核心人物，這在家族史中是不言而喻的”[3]9。沉草是作家筆下重點渲染的人物，小說開篇以直白的話語點明了沉草的身份地位，并把他作為敘事的中心，將文本圍繞著他的生命軌跡而展開。然而，作家想要揭示的不僅是沉草的個人命運，而是其背后所代表的階級的興衰，以他的死亡來標志地主階級的滅亡，也以其人生的不幸來反思知識分子存在的問題。一直在外念書的沉草，本應是追求新思想的人物，以新型知識分子的形象在小說中出現，但在蘇童的筆下，沉草卻是病態的，是被自我與他人所支配的工具。作家借沉草在劉氏大院里殺死了自己的哥哥、在茅草亭子里殺死了自己的父親、在罌粟缸里殺死了自己的圖景，來暗喻鄉村舊式地主階級滅亡的內部原因。

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關系，是現當代小說家書寫的重要話題之一，蘇童也不例外。蘇童筆下的劉老俠和陳茂就是金錢和權力的欲望化代表，以劉老俠和陳茂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構成的敘事視角，來展現兩者之間的依附關系和對立關系，是小說的另一個對比視角。劉老俠是第一代地主，他把罌粟帶回了故鄉，帶領農民走向了種植罌粟的道路。這不僅使劉氏家族興起，同時也開啟了故鄉楓楊樹富裕興盛的景象。然而，蘇童筆下的劉老俠，是具有多重意義的人物形象，他既是劉氏家族的興起者，又是使家族徹底衰敗的人物，同時也是封建階級瓦解與新時代到來時期頑固地主階級的典型代表。蘇童通過對劉老俠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示了地主階級走向滅亡的歷史軌跡。

劉老俠的權力被陳茂所打破，陳茂用實際行動顛覆了他的權威。無論是使翠花花懷了他最上心的兒子——沉草，還是到最后用嗩吶革了他的命，無不體現著農民階級的覺醒與反抗。顯然，陳茂作為與地主階級對抗的人物形象的代表，其“革命”行為中，被作家賦予了“革命”與“報復”的雙重含義。陳茂不僅有對劉家人的復仇心理，也有不純的“革命”動機，即為了滿足自身的欲望，企圖擺脫低賤的身份。作家以此揭露農民階級參加革命的盲目及從眾心理，啟發讀者思考。此外，陳茂還是文本中“性”欲望的集中體現者，文本中多次用“狗”來描述他，劉老俠說他是“狗”，翠花花說他是“狗”，沉草也在他身上看到了“狗”的影子。作家一方面通過“狗”的意象來展現了主人與奴隸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清晰的價值判斷——“狗”即下等人。即使陳茂捆起來了劉老俠、踢開了翠花花、占有了劉素子，卻始終逃脫不出他自身所謂的階級地位。陳茂見到沉草時，喚一聲“少爺”，放棄認同親屬關系的他，進一步被捆綁在低人一等的意識里，這不僅是一種階級對立關系，還是陳茂自我與超我之間的一種矛盾關系。

蘇童筆下的沉草和演義、劉老俠和陳茂是兩對彼此對立的悲劇人物，他們是各自階級的代表，但在罌粟彌漫的鄉村中，不約而同地都走向了死亡。作家把沉草和演義的悲劇命運的導火索指向了“網球”，一方面“網球”代表了沉草對新生活的向往，同時也呈現了演義的本性——把它當成了饃饃。當沉草失去“網球”的時候，演義也失去了生命。小說展現的不僅是沉草所代表的地主階級的衰敗及演義農民本性的被壓抑，更表達了作家對特定時代里不同人物的人文關懷。另一對人物劉老俠和陳茂，他們的悲劇命運在文本結尾展現得淋漓盡致。陳茂被自己的親生兒子殺死，接著又被重新吊到茅草亭子的木梁上。生前風光的陳茂被吊在木梁上，而他的東家躺在地上欣賞著他的“驕傲”，這一場景充滿了諷刺意味。雙方雖然都是以死為結局，但是劉家還是勝在了觀眾視角的死亡姿勢上。劉老俠與陳茂的關系，看似作家鑒于歷史的本質來揭露權力欲望的爭奪與實現，實則展現了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階級對立關系，同時也反映了當時農村的頹敗及人物的悲劇命運。

(二)女性角色相互映襯下的現實反思

小說以男性話語為主構思全文，但女性角色的刻畫也很出彩，體現了蘇童小說的經典建構模式，即通過塑造女性形象，借以表達男權的爭奪，同時展現女性在舊時代的卑微地位，思考社會文明進程中的角色轉變。

“作者精心組織自己的文學文本，正是為了通過話語實踐，在特定的讀者群體中造成強烈的感染效果，以便實現自己在想象之中調整社會權力關系的意圖，而讀者閱讀文本也是為了在想象之中調整自己的存在狀況以及自己所身處其中的社會權利關系?！盵6]74蘇童筆下的《罌粟之家》，不僅僅從男性的視角來看社會關系的變化，同時也將社會關系的某些變化放在女性的視角之下來觀看，以更全面地展現完整的社會大背景。小說對兩位女性著墨不多卻又不可缺少，小說中的兩個階級都與她們有著密切的關系，她們并不僅只起到了承接文本的作用，也體現了作家對女性角色的思考，她們的命運呈現了舊時代女性命運的共同特征，即在掙扎之中存活，卻又終究逃不出死亡的命運。這種舊時代女性人物的悲劇命運，同樣值得讀者去思考。

翠花花是蘇童筆下“放蕩”女性的代表，她是文本中男性形象相互連接的樞紐型人物。翠花花原是城里的妓女，被劉老信帶回家，又被送給了劉老太爺，劉老太爺死后，她嫁給了劉老俠，婚內又與陳茂發生關系。蘇童把她書寫成為男性欲望的發泄者以及疏通人際關系的工具，她的一生與文本中的男性人物捆綁在一起。然而，她的出現卻破壞了固有的綱常倫理。翠花花大膽地追求自己的欲望，并未被“規矩”所束縛。作家從這一角度出發，肯定了女性追求自我存在的現代意識，但在向人物內心發掘的同時，也不難發現她是一個缺乏自我意識的形象。她依附于男人，在陳茂身上得到了快樂，還在劉家中得到地位與權力，欣然地享受生活，安分守己。在劉老俠受批斗的時候，她主動去幫忙，劉老俠卻推開她說：“沒你的事，給我滾回去?！盵3]50接著她又去搶陳茂的槍，陳茂也對她罵了一聲“臭婊子”，抬腳踢在她的乳房上，然后對她說：“沒你的事，給我滾回去?！盵3]50在與劉老俠和陳茂的關系中，她雙重受辱，卻絲毫沒有斗爭意識，她是作家筆下舊時代的可憐人物，她的可憐不僅在于她身處封建家族中的卑微地位，更在于她對自己悲劇命運的無動于衷。

此外，文中的另一位女性人物劉素子，則是與翠花花截然相反的形象。冷峻又孤獨的劉素子，在罌粟之家中，別具一格。性格的差異，正是兩個女人之間發生矛盾沖突的根源所在。作為階級對立補充的劉素子，不僅能夠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女性身份的卑微，還具有反抗意識?！霸诮y治者這邊，她只是一件物品, 因此隨時就可犧牲，作為交換條件，換取統治階級生命的延續；在受壓迫的群眾中,她成了對于上層報復發泄的工具?！盵7]這是由女性地位的卑微所決定的，她成了實現男人欲望的最佳媒介，不僅使父親獲得了土地，同樣也使姜龍和陳茂獲得了向地主階級復仇的快樂，而她自己所要的卻一無所獲，最終在迷失中走向死亡。然而，身為女性的劉素子，卻又女扮男裝，以男性的形象示人，體現著她強烈的反抗意識，也呈現了作家對社會轉型時期女性形象的倔強書寫。與翠花花相比，劉素子是更為典型的人物。

翠花花和劉素子都是作品中作家著重描寫的女性形象，一位是市井風塵中的小人物形象，一位是冷峻孤獨的形象。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她們都難以逃脫女性悲劇性的命運。如果說翠花花是通過男人獲得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那么劉素子則是通過自己的反抗意識得到自我解脫(吊死的命運)。小說中的兩個女性相互映襯，體現了20世紀初女性地位的卑微、生活處境的艱難以及尋找自我存在的苦痛歷程。翠花花體現了對生存欲望以及性欲望的渴求，而劉素子則表現為對男女平等的訴求和對女性社會地位改變的抗爭，她的抗爭似乎停留在表面，但在文章的結尾處，劉老俠的一句“好閨女，男人都不如你”[3]58，使她的抗爭意識落在了實處，報之以肯定的態度。作家以性別對比為內在敘事立場，將女性話語潛藏于男性話語之下，其中包含對女性地位、女性價值及其瑣碎生活的具體刻畫，以此對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生存現狀進行深刻書寫，彰顯女性話語的重要意義，對舊時代里的女性地位進行了深刻反思。

三、結語

蘇童曾說：“以前的小說文本通常是將人物潛藏在政治、歷史、社會變革的線索后面，表現人的處境。我努力地倒過來，將歷史、政治的線索潛藏在人物的背后?！盵2]27-28在《罌粟之家》中，作家立足于人物關系，借以歷史的氛圍和情調，展現人物之間的生存境遇，把自身的思考放在歷史的框架之中，呈現著鮮明的時代色彩，同時“運用內視角的外化不斷強化‘我’在場的聲音”[8]，淡化了小說的虛構成分，增加了故事的真實性，將鮮活的生存景象，生動別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此外，蘇童的小說《罌粟之家》的審美意蘊集中地體現在話語蘊藉之中，“作家從完全游離于歷史事件書寫規范之外的藝術加工，解構‘歷史’之于‘人’的復雜性，進而形象還原‘人’之于‘歷史’的復雜性，以洞察的姿態提出源于歷史的人性思考”[9]。通過立足于歷史史實、書寫歷史真實的筆法，來展現時代的復雜性；同時，蘇童以單一的意象展現一個時代的背景，也以人物蘊藉著多重復雜的社會關系，讓讀者感受到在歷史之下的鄉村圖景及其背后隱藏的人性圖景。

作家馬爾克斯曾說：“優秀的小說是現實的詩意再現?！盵10]41立足現實思考的作家蘇童，以劉氏家族內部和地主與農民的種種矛盾關系，來展現城鄉以及人物的變化；他把歷史深藏在人物背后成為依托，以一種“小型敘述”的方式，把人性原原本本卻又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體現了他在小說敘事中獨特的人性關懷，同時也啟發讀者由過往歷史來對當下社會現實做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