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利奧蘭納斯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流變

楊康恩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科利奧蘭納斯》是莎士比亞創作的最后一部悲劇，塑造了以科利奧蘭納斯為代表的眾多鮮活的人物形象。一般認為，莎士比亞創作該劇參考了古希臘作家普魯塔克(公元46—公元120)的《希臘羅馬名人傳》。英國作家麥克利什指出，莎士比亞的《科利奧蘭納斯》同時參考了古羅馬歷史學家李維(公元前59—公元17)的《羅馬史》。[1]36因此，對李維、普魯塔克以及莎士比亞筆下的科利奧蘭納斯故事中的人物形象進行對比分析，考察人物形象在流變過程中產生的變異情況及其原因，對于研究莎士比亞戲劇的獨特魅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李維、普魯塔克和莎士比亞的科利奧蘭納斯故事中，人物形象發生了主要變化的是以集體形象出現的平民、母親伏倫妮婭以及科利奧蘭納斯。

一、平民形象的流變

在《羅馬史》中，李維并沒有對科利奧蘭納斯的故事做專門的描寫，而是把科利奧蘭納斯的故事作為羅馬“第一次撤離運動”的一部分進行講述。李維用了大量的篇幅講述了貴族對平民的壓迫，對貴族兩次違背諾言導致平民撤離羅馬，并且強調平民在撤離羅馬期間的遵紀守法，只取用維持生存的物資，平靜地駐扎在圣山(The Sacred Mount)。在科利奧蘭納斯逃亡伏爾斯之后，伏爾斯平民也并不好戰，只是在科利奧蘭納斯設計挑撥之下才想攻打羅馬。[2]122-130

《希臘羅馬名人傳》中的平民形象也是類似的。普魯塔克對于平民與貴族和元老院的矛盾有詳盡的描述，矛盾集中在貴族對平民的剝削；元老院偏袒貴族,對平民被欺壓的情況視而不見。平民被逼無奈，選擇離開城市，聚集在圣山。在此過程中，“他們并沒有發生暴力和破壞的行為”[3]404。因此，李維和普魯塔克筆下的平民形象是安分守己的弱勢群體。

在莎士比亞筆下，平民則是以烏合之眾形象出現的。莎士比亞把平民聚集的地點改在羅馬，把離開城市的被動出走行為，轉化為主動攻擊元老院的暴動行為。在這里，莎士比亞建構了具有暴力性特征的平民的負面形象。

平民的負面形象的另一個特征表現為非理性的狂熱。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中，雖然涉及平民受到護民官的煽動，但是也不乏對平民的理性特征的描寫，例如在科利奧蘭納斯落選執政官的情節上，就是平民理性思考而非被煽動的結果。本來贊同科利奧蘭納斯做執政官的平民，看到他在貴族中所引發的熱情后，“平民的情緒開始有所變化……一個人如此強烈地維護元老院的利益,在貴族中間產生這么大的影響力，要是把執政官的職位和權柄授予他的手里，人民仍舊保有的自由權利就會受到他的剝奪和侵害。結果他們拒絕接受馬修斯，另外兩人當選”[3]412。在莎士比亞的筆下，平民的理性變為了非理性的狂熱狀態。在科利奧蘭納斯被羅馬平民罵作叛徒，他對平民同樣咒罵后，平民狂熱地喊道：“把他送到山巖上去!把他送到山巖上去！”[4]455當科利奧蘭納斯在最后一場咒罵伏爾斯人時，受到煽動的伏爾斯平民同樣狂熱，“撕碎他的身體——立刻殺死他”[4]505，體現了平民在非理性狂熱狀態下的沖動、急躁等特征。這些特征，不屬于個體，而是他們在一種“集體邏輯”[5]4支配下表現出來的“心理群體”[6]14特征，具有這些特征的平民儼然是一群烏合之眾。

莎士比亞之所以對平民建構這種帶有明顯負面特征的烏合之眾形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從戲劇創作方面考慮，平民的負面形象可以產生戲劇性的悲劇效果。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悲劇中，相比于之前的悲劇，“一種對悲劇實際效果的興趣脫胎而出”[7]15，而莎士比亞無疑是當時最富有戲劇效果的劇作家。從莎士比亞改編后的戲劇效果來看，平民是作為科利奧蘭納斯這個英雄人物的對立面來設置，他們與科利奧蘭納斯的沖突貫穿了該劇的始終。如果把普魯塔克筆下所描繪的正常平民形象作為英雄的對立面，并不足以產生一個好人“遭受不該遭受不幸”[8]97的效果，而科利奧蘭納斯的悲劇也就變成了罪有應得。相反，設置平民的烏合之眾形象，給科利奧蘭納斯對平民的偏見一種合理性的解釋，在引起觀眾的“憐憫與恐懼”的同時，也賦予“對與錯”這種傳統的二元對立觀念以一種形而上學的辯證關系。

其次，平民的負面形象有著與莎士比亞時代相關的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即當時的社會對平民的歧視，以及對連綿不絕的農民起義中平民所表現出的粗暴殘忍的毀滅性力量的恐懼心理。自10世紀起，就在稱呼上對社會成員進行了區分，“有權有勢的貴族(貴人eorls)和地位卑下的農民(賤民ceorls)”[9]61。在1381年農民大起義的相關記載中，有這樣的描述：“叛亂分子以前屬于農奴中最卑微的一群人，如今像領主一樣進進出出，豬倌竟高踞于士兵之上，盡管他們不是騎士而是粗鄙的鄉巴佬?！盵9]108這種心理在14世紀和15世紀的數次農民起義中發展，在16世紀社會的持續動蕩中達到高潮?！氨┝Τ霈F在每一層面上……非政治性的殘暴罪行和同樣殘酷的懲罰更是家常便飯……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在城鎮，都常有地方暴動和騷亂，間或發生大規模的叛亂?！盵9]132充斥于動蕩社會中的暴力，無疑對那個時代的不安全感和恐懼心理有著顯著的影響。

二、伏倫妮婭形象的流變

在李維的《羅馬史》和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中，伏倫妮婭都是只在勸說科利奧蘭納斯退兵時出現的。所不同的是，《希臘羅馬名人傳》在講述科利奧蘭納斯成長過程時，涉及了伏倫妮婭對他的影響。

古代羅馬人非常注重榮譽觀念，因為戰事頻繁，通過戰爭獲取榮譽便成了古代羅馬人獲取榮譽的最普遍的方式。在此背景下，元老院“給予勝利者舉行凱旋式”[10]247也成了一種獎勵方式。被寡母從小帶大的科利奧蘭納斯，也非常重視榮譽，其重視程度要遠超平常的羅馬人?！八洺Ｗ晕页?心中一直在思考豐功偉業……認為自己應該獲得更大的榮譽與更高的頌揚?！盵3]403然而，不同于他人“創造榮譽在于炫耀自己，馬修斯獲得榮譽的終極目標是要取悅母親”[3]403。

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中，科利奧蘭納斯獲取榮譽的目的是為了取悅母親，間接說明了伏倫妮婭對科利奧蘭納斯的影響。在莎士比亞筆下，這種影響是被直接刻畫的。

莎士比亞在第一幕第三場增加了對科利奧蘭納斯的家庭生活的描寫，除了梁實秋所說的為了建構一種與悲劇氣氛相對的松弛效果之外，還能夠顯示伏倫妮婭對科利奧蘭納斯的影響。這種影響在莎士比亞增加的這個家庭生活的場景中，到處可見：伏倫妮婭“因為想到名譽對于這樣一個人是多么重要,要是讓他默默無聞地株守家園,豈不等于一幅懸掛在墻上的畫像？所以就放他出去追尋危險,從危險中間博取他的聲名。我讓他參加一場殘酷的戰爭；當他回來的時候,他的頭上戴著橡葉的榮冠”[4]389。要是她有十二個兒子，“也寧愿十一個兒子為了他們的國家而光榮地戰死,不愿一個兒子閑棄他的大好的身子”[4]389；當知道科利奧蘭納斯受傷時，也絲毫不擔心，反而認為，“那樣才更可以顯出他的英武的雄姿,遠勝于那些輝煌的戰利品”[4]390；在科利奧蘭納斯得勝歸來之時，伏倫妮婭才會告訴科利奧蘭納斯：“現在只有一個愿望還沒有滿足,可是我相信我們的羅馬一定會把它加在你的身上的?！盵4]414顯然，這個愿望就是科利奧蘭納斯順利當上執政官。因為在當時的羅馬，執政官掌握著羅馬共和國的最高權力，“被認為是全國最高榮譽的官職”[11]33。在這里，可以看出伏倫妮婭對于軍功的追求、對榮譽的渴望以及對科利奧蘭納斯更高的期待。母親的言傳身教，激勵著科利奧蘭納斯不斷地獲取榮譽。

在羅馬共和國時期，最年長的男性承擔著“家長”(Paterfamilias)的功能,對他們的子女擁有絕對的權威(父權)，包括教育甚至是生殺予奪之權。婦女受其丈夫控制，處于“夫權”之下，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12]438莎士比亞塑造了伏倫妮婭驅使科利奧蘭納斯建功立業、追求軍功、參選執政官等情節的同時，也塑造了伏倫妮婭的“強母”形象。這種“強母”形象所體現出來的權威性，填補了缺失的父權的功能，是父權的一種表征。因此，可以說莎士比亞筆下的伏倫妮婭形象是父權的化身。

同時，伏倫妮婭也是國家利益的化身。在科利奧蘭納斯面臨個人尊嚴與集體沖突時，伏倫妮婭兩次利用母親的身份，逼迫科利奧蘭納斯做出符合國家利益的選擇。在科利奧蘭納斯競選執政官時，因為對平民的蔑視——他認為向平民祈求同意是對自己尊嚴的侮辱，不愿展示自己身上的傷疤以獲取平民的支持。在科利奧蘭納斯出言不遜激怒平民,貴族與平民險些爆發暴力沖突后，伏倫妮婭勸說他為了“避免流更多的血”，為了“招撫一個城市”，“不妨采用權謀，示人以詐”，認為這樣的行為“對于榮譽并無損壞”。雖然科利奧蘭納斯表示，“它的恥辱是我終身不能洗刷的”，一旦這個計劃失敗，平民“就要把這個馬修斯的體膚磨成齏粉,迎風拋散了”，伏倫妮婭為了國家的利益卻依然軟硬兼施地逼迫科利奧蘭納斯去向平民道歉。伏倫妮婭把國家利益置于科利奧蘭納斯的個人尊嚴與生命之上，逼迫科利奧蘭納斯做出符合國家利益的選擇。[4]447-452在科利奧蘭納斯帶領伏爾斯人圍攻羅馬時，伏倫妮婭再次把國家利益置于科利奧蘭納斯的生命之上，不惜帶領全家向科利奧蘭納斯下跪的方式，利用家庭倫理逼迫他讓步，使他成為國家利益的化身。

梁實秋認為，莎士比亞在《希臘羅馬名人傳》的基礎上，增加了第一幕第二景的家庭生活描寫，“是為與強烈的悲劇氣氛作一對照，借以發生松弛之效”[13]8。用這個原因來解釋莎士比亞對伏倫妮婭的精心塑造，顯然是不夠的。莎士比亞把李維和普魯塔克筆下的一個普通的母親，改變成了父權和國家利益的化身，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

首先，從戲劇創作來看，劇作家“應該尋求與個性相契合的環境，并且把它定性為具體的情境，使主體的命運與個性潛能相一致”[14]98。以父權和國家利益化身的伏倫妮婭，是莎士比亞設置的戲劇情境的一部分。伏倫妮婭對科利奧蘭納斯的影響以及推動，代表了特定的歷史環境對科利奧蘭納斯的影響。這種影響的內在力度也與科利奧蘭納斯追逐榮譽、驕傲的性格特征相適應。在這種情境下，劇中科利奧蘭納斯所表現出來的無處不在對榮譽的追逐與驕傲的性格才更具合理性。

其次，莎士比亞塑造的伏倫妮婭的“強母”形象，同樣也受到其所處時代社會文化的影響。一方面，在1560—1640年英格蘭社會價值觀念方面出現了變化：一方面，從“家族社會”的思維模式向“公民社會”的價值標準轉變；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導致戶主繼承了牧師的威望和權力，導致當時社會出現了“父權制再度加強”[15]134的現象。伴隨著父權的加強，女性受到了極大的排斥和限制 ,“父權制社會中家庭的主要功能是促成子女的社會化 ,使其適應社會文化對性別角色與性別氣質的界定……母親若在兒子成年后還頻繁干預其社會事務,會被視為導致兒子不幸的根源”[16]。莎士比亞塑造的伏倫妮婭，影響并推動著科利奧蘭納斯走向悲劇的結局，被視為造成科利奧蘭納斯悲劇的原因之一，顯然是受到了莎士比亞時代對女性偏見的社會文化的影響。

三、科利奧蘭納斯形象流變

相比于《羅馬史》，《希臘羅馬名人傳》中的科利奧蘭納斯具有更多性格特征，“節制、剛強和公正”，同時又“專制、傲慢和蠻橫”。但是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中，科利奧蘭納斯并不排斥向普通平民展示他的傷痕，在競選執政官當天，“馬修斯像一般候選人那樣，現實身體上依然清晰可見的刀疤和傷痕”[3]412。在這里，科利奧蘭納斯能夠接受競選執政官必須用委婉的語氣懇求平民的同意這一慣例；他對于平民的憎恨，也是由于平民對他的拒絕引發的。在此之前，科利奧蘭納斯針對的對象只是嘩眾取寵、煽動民意的護民官。

因此，普魯塔克筆下的科利奧蘭納斯所表現出來的最突出的性格特點是率直而非驕傲，這種率直造成了他“難以交往和目空一切的習性，無論哪一方面來看都會觸怒到大多數的人民”[3]438?？评麏W蘭納斯與其他的貴族將領并無太大的區別，他的所作所為換成任一強硬派貴族成員都是有可能做出來的?？评麏W蘭納斯的悲劇，主要源于當時貴族和平民的階級沖突，具有一定的歷史因素。

莎士比亞對于科利奧蘭納斯的改動最大之處，就在于把他驕傲的性格推向了極致，使得科利奧蘭納斯悲劇的性質發生了改變。莎士比亞為《科利奧蘭納斯》設置了一個最為典型的情境——“情景和性格在一開場就清晰地樹立在舞臺上，在最初情況之后，便依據邏輯展開情節”[17]139?？评麏W蘭納斯被置于一種固定不變的極度驕傲的性格之中，對于平民的憎恨和厭惡是針對整個平民階層，且貫穿始終的。導致科利奧蘭納斯悲劇結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伏爾斯大將奧菲狄烏斯在劇中表達了他的觀點：

也許因為他的一帆風順的命運,使他沾上驕傲的習氣,損壞了他的完善的人格；也許因為他見事不明,不善于利用他自己的機會；也許因為他本性難移,只適宜于頂盔披甲,不適宜于雍容揖讓;剛毅嚴肅本來是治軍的正道,他卻用來對待和平時期的平民。[4]482

奧菲狄烏斯把科利奧蘭納斯被驅逐的原因歸納為三點：驕傲、缺乏判斷力和不懂得馭民之道。然而，科利奧蘭納斯并非是失去了判斷力導致他沒有抓住做執政官的機會。雖然不情愿，但科利奧蘭納斯還是來到了廣場請求平民的同意；雖然他嘴上說著“寧愿死，寧可挨餓，也不愿向別人求討我分內所應得的報酬”[4]427，但是他并沒有失去判斷力，也極力地抓住機會，他為此安慰自己“待我憋著這口氣演完那下半本吧”[4]427。雖然科利奧蘭納斯極力壓制自己向平民請求，但他堅持沒有向平民展示傷疤。那樣會讓人覺得科利奧蘭納斯所受的傷，只是為了換取平民的贊嘆，這種爭取榮譽的目的性有損他的驕傲。

因此，科利奧蘭納斯在平時并不缺乏判斷力，能夠壓制自己的情緒，唯有在他的驕傲被侵犯時，才會失去判斷力。劇中有兩處科利奧蘭納斯與平民的沖突——由于被罵作“叛徒”，他的驕傲讓他難以壓制自己的情緒，失去了判斷力，繼而對平民破口大罵……第一次沖突的結果是科利奧蘭納斯被羅馬人驅逐，第二次沖突的結果是科利奧蘭納斯被伏爾斯人殺害。

英國學者布拉德雷在《莎士比亞悲劇實質》(1902)一文中指出，在莎士比亞的悲劇主人公身上，“我們看到一種顯著的片面性,一種對某一特殊方向的癖性,一種在某些環境下對于朝這個方向靠近的力量的抵拒的完全無能為力,一種使整個存在跟一種興趣、目標、熱情或癖性等同起來的致命的傾向”[18]33。顯然，在科利奧蘭納斯身上，這種片面性就是他的驕傲，他的整個存在都已經成了驕傲的化身。驕傲——這個我們人人身上都會存在的天性——也就成了科利奧蘭納斯悲劇的根源，使科利奧蘭納斯的悲劇超越了歷史的特殊性，具有了更普遍的意義。

關于莎士比亞作品反映普遍人性的特點，曾被許多評論家闡釋。18世紀的英國文學評論家塞繆爾·約翰遜認為，莎士比亞作品永恒的魅力就在于反映了普遍的人性，他“所描寫的人物，其語言行動均受普遍的情感和原則的支配，能激勵一切人的心，這是普遍人性的真實產物”[19 ]175。約翰遜的這種看法，“對梁實秋的文學批評觀有深刻的內在的影響”[19]176。梁實秋認為：“莎士比亞的重要作品，沒有一部其主題不是與人生有密切關系的。莎士比亞把握住人的基本情感，所以他才成為‘不是某一時代的，而是為一切時代的’?！豆防滋亍穼憦统?，《麥克白》寫罪惡，《奧賽羅》寫猜忌，《李爾王》寫憤怒，這全是人類的基本情感?！盵20]694從這個意義上說，也可以說《科利奧蘭納斯》寫的是驕傲。

以上幾部劇作的主人公最初都是一個英雄，在情節上也都屬于“英雄隕落”這一類型的故事。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哈姆雷特》寫的是復仇對英雄的損害，《麥克白》寫的是欲望對英雄的損害，《奧賽羅》寫猜忌對英雄的損害，《李爾王》寫自負對英雄的損害，《科利奧蘭納斯》寫驕傲對英雄的損害。從整體上看，它們共同講述了一個主題：英雄的脆弱性。這一點，在莎士比亞劇本里也多次強調，例如《理查二世》里，理查將王冠交給波林波洛克后，看著自己鏡中憔悴的臉說道：“一道脆弱的光輝閃耀在這臉上，這臉兒也正像不可恃的榮光一般脆弱，瞧它經不起用力一擲，就碎成片片了?！盵21]78理查感嘆的不是臉的脆弱，而是命運的脆弱，哪怕他曾經是不可一世的君王。在脆弱性這一點上，英雄與平民無異。

上述劇中所共同展現的英雄脆弱性的主題，同樣與莎士比亞時代的歷史背景有關。在十四、十五世紀的“英法百年戰爭”和“紅白玫瑰戰爭”期間，當時的英雄人物無論是貴族統領還是國王，都隨時面臨著死亡的威脅，以至于到了亨利八世在位期間，舊貴族基本滅絕。[22]12戰爭所帶來的巨大破壞力和生命的輕易被摧毀，必然構成當時英國人民“感覺結構”[23]57的一部分。這種“感覺結構”作為當時文化的一部分，具有“使溝通得以可能的深層的共同性”[23]57。這連年征戰的年代與莎士比亞所生活的16世紀并不遙遠，因此，在他的戲劇作品中，這種“感覺結構”就被自然地吸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