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危機·自救：全面抗戰爆發前的山西國貨運動(1931—1936)

劉 越

(上海大學 文學院，上海 200444)

一、問題提出與主要資料

自清末至全面抗戰爆發前夕，中國社會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發生多次國貨運動的浪潮。西方列強尤其是日本對中國的入侵，促使中國民眾的民族意識愈發覺醒，使用國貨的呼聲越來越高。而當時的中國洋貨盛行，國貨幾無生存空間，這不僅使國內企業生存困難，更使得大量資金流向國外，不利于本國經濟發展。近十幾年來，史學界針對1920—1930年代國貨運動的學術研究成果可謂頗豐，近來更有以新文化史角度詮釋民國時期上海的百貨商場與民眾的消費文化。然而，學界對于國貨運動之研究，大多局限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對于內陸省份研究卻明顯不足，尤其是一直以晉商著名的山西省爆發的國貨運動更是少有關注。1930年代，隨著日本逐漸對華北各省進行蠶食，處在抗日前線的山西省時刻有被侵略的危險，擁有強烈國家意識的軍人徐永昌成為山西省主席，國貨運動在山西開始興起。山西省的國貨運動為發展山西本省經濟做出重要貢獻，也為應對日本侵略提供了一定物資與經濟保障?；诖?，本文以1930年代全面抗戰爆發前的山西省國貨運動為研究對象，以時任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對國貨運動的態度及措施為主要內容，主要基于完整保留下的《徐永昌日記》，輔之以臺灣“國史館”館藏檔案、徐永昌及其同僚的回憶錄、函電、政府公報與社會報刊，以“國貨運動”為主線，重點論述在1930年代的山西，如何在徐永昌的領導下推行國貨運動，并展現其主要貢獻，以期進一步深化有關國貨運動的研究。

二、內外交困的復雜局勢與國內應對

1927年的“五三慘案”發生后，日本對中國的威脅逐漸超過西方各國，成為國民政府嚴加防范的對象[1]，同年“田中奏折”提出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野心日益膨脹。在日本對華采取猛烈進攻態勢之下，全國范圍內的國防與經濟發展計劃由此展開，國家自救運動正式啟動，而發展國貨與抵制洋貨(尤其是日貨)成為增強實力以御外侮的重要途徑。

充足的資金與先進的技術是保證商品質量與銷量的關鍵，與西方企業相比，中國民族企業無論在資金還是技術方面都無法與西方企業匹敵?！盎鸩翊笸酢眲Ⅷ櫳泴ι虾５慕洕鸂顩r發出感慨：“上海為亞東國際貿易之唯一市場 ……數十年來，洋貨輸入，金錢流出，至不可以數計，吾國貧弱之源，實在于此?！盵2]10資產豐厚的實業家都發出如此感嘆，其他小企業的發展境遇也就可想而知。

面對上述所提及的種種問題，以建立“現代國家”為目標的國民政府則無法再對風起云涌的國貨運動熟視無睹。1928年6月6日，時任國民政府內政部長的薛篤弼致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提出使用國貨的倡議。例如在中央黨部，凡黨部人員均應積極宣傳國貨，首先從自己的家人親朋開始，勸說他們少用洋貨而多用國貨。中央黨部還要組織各級黨部分別趕赴城鎮鄉村當中，親身宣傳使用國貨的意義與價值所在①。1928年7月13日，提倡國貨議案由薛篤弼提交后得以通過，隨后下發國民政府各行政部門予以執行②。

國貨運動是由民眾發起，而與此有著密切利益相關的民族企業，相較于政府來說則更為積極。1933年，上海中國國貨公司成立，方液仙擔任公司總經理，他在公司章程中對提倡國貨的背景做出了說明,“乃自海通以還，外貨輸入，與日俱進。長此以往，民生安得不弊，國勢安得不蹙”，要想從根本上推動國貨發展，只能“端賴積極生產，努力振興國貨，庶足為根本之解決”，為了方便人們挑選質量上乘的國貨，故成立中國國貨股份有限公司，待“他日公司營業蒸蒸日上，實為國貨前途之光榮”[3]19。

綜上所述可得，伴隨著日軍與洋貨的侵入，中國在政治、經濟與外交方面接連遭遇巨大困境。面對此種復雜局勢，政府與民間均將推行國貨運動視作一項重要舉措，希望借此發展民族工商業，借以增強國家經濟實力。但以上所述均以中國為整體的敘述對象，下文以山西為例，討論其推行國貨的種種措施。

三、徐永昌與山西國貨運動

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閻錫山等反蔣勢力在北京“另立中央”，與中央政府成南北對立之勢。9月18日張學良率東北軍南下，目標直指平津一帶，并要求晉軍于津浦一線的部隊“迅速撤退”③。在雙方夾擊之下晉軍很快被擊敗，而閻錫山也被迫離開山西，山西省內部出現暫時性的“權力真空”。盡管出身晉系的商震早在1929年便出任山西省主席，其能力較強并得蔣介石賞識④，但此時的商震卻并未得到閻錫山與山西本省士紳的認可。1931年8月11日，真正被視作是閻錫山接班人的徐永昌被任命為山西省代理主席，10月3日正式上任。

嚴重的民族危機成為徐永昌推動國貨發展的出發點。1931年9月19日徐永昌在日記中寫道：“今日真國家存亡之關鍵，奉天事件乃喚醒吾人迷夢之事件也?！盵4]466在徐永昌看來，日本侵略中國的根源是中國國力太弱，要想改變中國“國勢衰?！钡臓顩r，具體來說可以分成兩條途徑，一為治標，即“強制國人用國貨，以誘導其愛國心”，二為治本，即“改善教育與明是非”[5]1。

山西在明清時期是聞名天下的商業大省，但在1930年代，山西經濟卻是破敗不堪。徐永昌曾在晚年所著回憶錄中如此記載：“我常想紙煙、煤油、洋布、洋針、洋線、洋洗臉盆、洋糖等，將農人、工人以及小商人以血汗換得之錢，一一吸吮而去……使本國勞動者無工可做，企業家無業可興，這便是我們國家的直接致窮之道?！盵6]226

山西經濟的破敗帶來了一連串的問題，工商業者破產或失業，農民則有貨賣不出，生計沒有著落。徐永昌看到了問題的根本，即工農商業的破敗不但使得經濟面臨崩潰，而且會創造出大量的失業人口，“失業者眾，社會如何能安”[4]484，如果社會充滿了生計無著落的失業者，不待日軍前來攻打，山西便早已崩潰。要想改變局面，振興國貨則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

如上文所言，是否發展國貨決定著山西是否安定，而山西在徐永昌心中的戰略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其安定與否關乎全國。他認為山西對內可以“控制黃河流域各省”，對外可以成為“北方之一核堡也”[6]229。山西一省的安危關乎整個華北地區是否穩定，“先使山西安定，然后才談到北方安定之根據點作用”[4]521。此后徐永昌更是將此觀點進一步延伸，“山西不唯是華北之核堡，亦且為大江以北之要塞”[5]359，要想實現華北地區乃至整個長江以北地區的穩定，抵御日軍南下帶來的強大軍事壓力，就要先發展山西。作為山西省主席，相較于之前的閻錫山只關注山西一省，徐永昌則立足山西，關注全國。

四、發展國貨：從紙面政策到切實推行

(一)政治動員

改革是觸動現有利益群體的事情，想要達到效果，政府必須從自身做起。1931年11月，徐永昌上任一月之后即下令山西省內的“凡屬公務人員，對于服食等日用品除無國貨代替者外，其余皆需選用國貨……違者以違背公令論”[4]477。但凡是國貨，“只要有，雖不好，也得用”[6]226。1933年，山西省政府實業廳服用國貨委員會成立，該機構以“絕對服用國貨為宗旨”，其工作之一就是要“宣傳勸導服用國貨”。如果加入該機構，其成員“本良心之主張均有使用國貨之義務”[7]234，若有違背，則由大會公議取消其會員資格。

此后徐永昌將使用國貨的命令擴展到其他部門。1932年，他規定商會“民國二十一年以后，山西不準再有日貨”，對報館要求其用紙一律“改用國產，紙價不必計”[4]479。對此,徐永昌的老部下趙正楷晚年仍記憶猶新，“當時全省公教機關，除非無國貨可資代替之必需品外，倘有采用外貨者一律嚴厲處分”，即使是省政府舉辦宴席也“絕不用魚翅、海參等外來產品”[8]146。政府舉辦的宴席上最珍貴的一道菜僅是一道由被稱為“猴頭”的當地土特產做成的菜而已。

面對愈發嚴峻的民族危機，徐永昌認為時人普遍存在一種叫作“自己不努力，只是嫉妒別人”[9]174的病，并認為要想治療這種病，唯有“自責”二字。對于如何發展國貨，他一貫主張從內部著手，在發布禁止政府公務人員使用洋貨之后，他將此項命令的適用范圍擴展到山西省普通公民身上。他認為“國事衰危，非過激思想所能救，余以為治標莫如強制國人用國貨，以誘導其愛國心，先強制公務人員用服國貨，并提倡一般人民用國貨”[5]1。從強制政府內部使用國貨到提倡一般民眾使用國貨，在發展國貨一事上，山西省的政府動員能力可以說發揮到了極致。

(二)禁修公路

按正常邏輯判斷，修整公路與發展交通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但徐永昌卻不以為然，對于修建公路一直持否定態度。徐永昌認為修公路百害而無一利，持如此觀點的原因：其一，公路和汽車密切相關，但“汽車、汽油皆是外國物”，而其“只能運載奢華品”，多修公路的結果“即無異為歐美奢侈品及汽車汽油開辟市場”[6]235。其二，公路的修建會帶動汽車數量的增加，而新型交通工具的發展又會損害依靠傳統交通工具生存的人的利益。1933春，關中及河東地區已遭遇數年干旱，其“災情之重為民國以來所僅見”，各地的物資紛紛送往河東及關中地區進行救災，但徐永昌卻認為“汽車運價太貴，尚不如人力車之合算”[5]6。

徐永昌反對修公路的原因非常明確，他在日記中多次提及此事，1934年徐永昌曾與何應欽有過一番對話，談話時曾提到國貨與公路問題，他在日記中抱怨道：“我前年在南京與何敬之談修汽車路之害，何漫不經意，且云中國人多地大，不比外國有幾萬失業者，即大不了，中國此等問題不算事也。余頗驚其顢頇，大意?！盵5]66與相對冷漠的何應欽相比，徐永昌反對修建公路的觀點完全站在失業者等社會邊緣人群的立場之上，后來他甚至產生過取締修建公路的想法，在其數次日記中他都將“公路之取締”[5]290作為政府應辦之事。

(三)思想動員

教育是塑造公民品格與思想最為根本的方式，徐永昌在大力提倡政府與民眾使用國貨的同時，下令將使用國貨的內容添入教科書內。自1934年8月起，徐永昌在日記中多次提到教育與使用國貨之間的關系，“不服用國貨國必亡，不改革教育種必滅”[5]150，“消極的救國是服用國貨，積極的救國是要改革教育”[5]370。他要求在承擔著“國民教育材料”任務的中小學教材中要編入“國民愛國，第一必須服用國貨”[5]81的內容，并進一步要求在國語課本中的第五到第八冊的前三課內容中加入“愛國”“服用國貨”和“愛人”。[5]288而且教科書也得“先用國紙”[5]143來印刷。這樣既對教科書的內容進行了改革，使其內容充滿著“愛國”思想，又將發展國貨的思想融入其中，可謂一石二鳥。

在改革教科書內容的過程中，“國貨”作為一個符號黏附到可以塑造國民記憶的教科書上，徐永昌認為,“我以為最好于每一教科書上，開首即訂此一頁，展卷可見，即養成兒童用國貨之道德觀念也”[9]189。教育的實施主體為教員，徐永昌為此還專門召開教員暑期培訓班，培訓的重要內容便是訓練教員要使用國貨，尤其是“應將購用國貨之利，及不能不購用之理由，普遍宣傳”[9]191，使其成為學生的固有道德。

在既往研究中，已有學者對國民政府所采取的修建中山陵、舉辦總理紀念周、發起新生活運動等行為所著力營造的神圣公共空間與各種儀式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因素進行探討⑤。按此來看,徐永昌所采取的措施也在努力營造一種教育領域的公共空間，在這個空間內經過“愛國培訓”的教職員通過使用經過改良過的“國紙”教科書將包含有“愛國、服用國貨、不吸煙、不打牌”[5]258的課文內容傳授給學生，在教育過程中，學生接受“愛國”和“愛國貨”教育的同時,又在受教育過程中主動地完成了自我價值觀的再塑造。

在學校課堂之外，社會同樣是引導學生使用國貨的重要場所。當時有報紙記載：“學生服用國貨，五月五日在海子邊自省堂舉行第一次宣誓典禮……同時各校童子軍出發街市服務，勸導行人，一律服用土貨國貨?！盵10]11在典禮上，演講者向學生們傳授中國之所以衰弱都是由于“中國人不用中國貨”，如果不愿意亡國，“就得決心服用土貨和國貨”。進而要求學生不但要自己用國貨，更要推動親朋好友都使用國貨，若是不使用國貨便是“不愛國的國民，不配做我的父母兄弟”，而若是使用洋貨，“便是自殺”[11]3。

學生是容易受演講所鼓動的，演講者通過將“愛國”與“使用國貨”聯系起來對學生灌輸此概念，號召學生與不用國貨的行為作斗爭，利用語言構建起了強大的輿論壓力場。正如美國學者葛凱對國貨運動的闡述一樣，民族危機使得政府有意識地通過國貨運動將消費民族化，并加上了民族主義的視覺想象[12]27，在這種輿論環境下如果不使用國貨不但會被扣上不愛國的帽子，甚至會被學校開除。

(四)與新生活運動的互動

隨著山西省國貨運動的發展，由中央政府倡導的新生活運動與之相融合，許多縣城內新運會將發展國貨作為推行新生活運動的重要工作。例如盂縣新運會認為使用國貨是“推行新運至必行工作”，偏關縣新運會直接以“提倡服用國貨及推行新生活，為救亡圖存，復興民族之基本要圖”[13]43-44為宗旨。一些地區的新運會不但要求成員“所有新舊外貨衣服，一律不準服用”，還派遣成員趕赴各機關和學校成立新生活服務團，“期由城內各機關學校團體，以身作則，再推及民眾云”[14]35。新生活運動與國貨運動的巧妙結合同樣表明，山西地方推行的國貨運動與中央所號令的新生活運動融為一體，前者成為后者所進行的工作內容之一，這也可以說是國家與地方合作的范式。

1930年代的山西國貨運動的確取得了一定效果。通過政府的強制性政令與輿論性宣傳，服用國貨宣誓禮與興辦國貨年等活動在山西省各縣紛紛展開，且參與群體不斷擴大,“除全市小學校師生……各機關團體代表二百余人，軍警憲士兵軍樂隊等各一排，亦均出席參加”[15]1。反映出使用國貨在山西漸成流行趨勢。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山西省各縣紛紛建立起了國貨或土貨商場，銷量也十分可觀。在抵制洋貨方面，山西的西北火柴廠和西北洋灰場所生產的產品均廣受好評，在全國范圍內銷量都非常高[16]684-685，而就山西省洋貨輸入的數量來看，1935年山西省的洋貨輸入價值人均為3.387元，較20年代下降了0.613元[17]19。從數據上看，徐永昌所采取的發展國貨的種種舉措是取得了一定效果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時間段內的國貨運動已是一項國家提倡、全民參與的國家性運動，在發展國貨一事上，可以說是中央與山西、國家與地方的通力合作。

五、余論

根據曹樹基研究民國時期山西鼠疫一文可知，在帝制社會當中，政府幾乎不承擔公共衛生的職能，即政府對社會實行有限管理，諸如公共衛生等現代政府工作的重點問題并不在其考慮范圍內。[18]178-190將曹文觀點進行延伸可得，即使是在較晚清已有進步的民國時期，1920年代的山西政府也并未對發展國貨一事進行過多關注，不是政府在發展國貨一事上占據著主導地位,而是商界。直到“九一八事變”以及徐永昌成為省主席之后，山西省政府才給予使用國貨一事較多關注?？梢哉f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成為山西省政府轉變的一個標志，此后的發展國貨運動也成為中央與地方通力合作的事件。

1930年代的民族危機與經濟危機是全國性的，這就決定了發展國貨一事不再只是含義廣泛的“國家”的事情，而是具體到全國各省都應當關注的事情。徐永昌曾于1932年10月南下入京，在拜見諸多中央軍政要員與蔣介石夫婦時，他多次提及發展國貨一事，期望中央能予以支持。徐永昌意識到單憑山西一省的力量是不夠的，要想“創辟以國貨抵洋貨之路，當以廣東作一機車以引動各省”，原因是廣東省的“技術財力與一般工商之知識皆優于他省”[5]531。徐永昌并未將山西視作“獨立”發展的省份，他著眼于全國，希望全國各地共同振興國貨，在誰也無法逃脫的民族危機面前，唯有共同迎接挑戰。

危機之下，國家希望借發展國貨以實現自強之目的。1936年3月，蔣介石電令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要求“行政院各部會以及市政府自股長、科長以上人員，皆須著中山裝制服……夏季用黃色斜紋布，冬季用里呢一律皆用國貨為要”⑥。4月，蔣介石再度下令，要求“軍政各機關以后印刷品紙張須全用國貨……以后如有其機關再購用上等洋紙者，應由其主管者負責受處”⑦。由此可見，山西與中央兩者之間存在互動與調適。

洋貨盛行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及日軍入侵帶來的民族危機構成了對國家政權穩定與安定的威脅，正如徐永昌所說,唯有“備戰、外交、自強三事”[6]352才能救中國，使用國貨也就成了一件保衛國家與挽救經濟危機的方式與手段。此后政府愈發關注使用國貨之事，對社會各項事務的介入愈發明顯，權力愈發下沉，在中國由傳統帝制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轉變過程中，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有實現自強并增加政府對地方社會秩序與民眾行為習慣的控制與整合的意圖。

中國近代產生的諸多問題，在傳統時代多被政府所忽略。隨著西方民族國家觀念的傳入，近代中國在構建現代化政府的同時也發現了諸多之前忽視的問題。發展國貨一事體現的是中國政府權力不斷下沉、民眾生活被包裹進國家機器當中的過程，而這個過程至今仍未結束。

注釋：

①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函國民政府為薛篤弼提出提倡國貨辦法建議書，1928年6月9日，國民政府001-110010-00036-001，臺灣“國史館”藏.

②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咨國民政府為提倡國貨請分令各部院會遵辦，1928年7月20日，國民政府001-110010-00036-008，臺灣“國史館藏”.

③閻錫山電復徐永昌接傅電張學良已飭部開天津并望我津浦軍撤退，1930年9月21日，閻錫山史料116-010101-0090-292，臺灣“國史館”藏.

④1931年1月，蔣介石曾向張學良發電稱：“如無相當之人，不如暫留商震為主席較妥也?！薄妒Y中正電張學良晉省委中無成見如無相當之人不如留商震為主席較妥》，1931年1月5日，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90106-00009-069，臺灣“國史館”藏.

⑤詳情見李恭忠.中山陵：一個現代政治符號的誕生[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陳蘊茜.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⑥蔣中正電翁文灝行政院各部會及市政府股科長以上人員須著中山裝制服并皆用國貨，1936年3月2日，002-080200-00419-006，臺灣“國史館”藏.

⑦蔣中正電行政院軍事委員會通令軍政各機關印刷品紙張須用國貨如再購用上等洋紙應由其主管官負責受處，1936年4月1日，002-080200-00420-003，臺灣“國史館”藏.